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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U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一般译为美国公民联合会，更直接的译法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前身是NCLB（National Civil Liberties Bureau），距今已有近百年历史。1920年正式更名，以“捍卫和维护个人权利与自由，确保美利坚合众国的每一个人都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为宗旨，如今已经发展成为由两个非营利组织组成（ACLU及其基金会），会员逾50万人的机构。
他们有一句名言——“因为自由不能保护自由本身”Because freedom can’t protect itself.
因此，当弗吉尼亚州禁止黑人和白人通婚时，他们站了出来；当原教旨基督教学校禁止跨肤色恋爱时，他们站了出来；当最高法院认为出版社会主义书籍有罪时，他们站了出来；西弗吉尼亚一所学校开除其拒绝宣誓效忠美国耶和华见证会学生时，他们站了出来；当纽约州教育局干涉电影放映时，他们站了出来……
他们致力于消除种族歧视，维护言论自由，捍卫宗教自由，甚至曾为3K党和纳粹份子辩护，“ACLU捍卫任何人的权利，哪怕这个人的观点为他们所痛恨”。
好莱坞影星Tim Robbins曾这么说：
“我不是在盲目爱国心趋势下追随我们的国会和总统的美国人；我是相信质疑——尤其在生命危如累卵时——我们的领袖的美国人；我支持ACLU是因为我们分享着同样的信仰——否决权和异见是自由与民主的基石。”
——baboon注，以下为转载，略有修正。
ACLU早期历史和领导人
August 5, 2009 at 9:31 pm · Filed under ACLU, USA
(本文主要参考In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A History of the ACLU 但经过了我的编译和总结，也参考了其他一些资料)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帆风顺的，100 年前的美国就是这样的例子。
1914年， 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其实这是一场欧洲的战争，美国只是在旁边看着。到了1917年，美国政府感觉到利益和胜利都向自己招手，于是对德国宣战。美国是一个传统上执行孤立主义的国家，加上欧洲和美国的亲缘关系，大部分的美国人是不愿意帮助任何一方的。美国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也将这场战争解读为帝国主义战争，因此也宣传让美国不要介入，让劳工阶层不要参军。
在美国国会已经宣战的情况下，国内依然有反对意见，美国政府自然很生气。为了和谐反对意见，美国政府和国会陆续通过了一系列严厉的法令，如间谍法 ，这些法律看上去是为惩罚通敌卖国的，其实落实下来，就是抓反战人士。美国很多社会主义政党的全部的分支，能够在一夜之间全部被司法部门的没有搜查证的执法人员捣毁。当时美国的一些所谓的爱国商人，还组织了一个爱国联盟，其实就是私人武装，宣扬爱国，暴力迫害持有反对意见的人。他们居然在1917年7月3日，为了第二天国庆大典的和谐气氛，在全国各地冲入剧院，沙龙等人聚集的地方，一举抓捕六千多可疑人士，全部在未经正常程序审判的基础上投入监狱，而这是美国宪法的人身保护条款明令禁止的。美国的大学也失去了独立性，不够“爱国”或者反战的教授不被允许任教。以自由和独立著称的纽约时报，在CLB (ACLU前身) 成立的时候，在报纸上写道：“监狱在等着这些人呢。言论自由当然是重要的，但是也是有限度的。一个国家在卷入战争的时候，好的国民应该为国家的好处和福利着想”。华盛顿邮报也为政府的这些袭击打气，说在此关键时候，对于对自由的侵犯的指控是吹毛求疵。就这样，从上到下，全国一致的在迫害持有反对意见的人。
每天，全国数不清的人被秘密警察和爱国私人武装逮捕，报纸上充斥着支持战争的言论。任何反对战争的人都和受共产国际这种外部势力挑唆划上等号。就连非常支持战争非常爱国的某个导演，因为在拍摄美国版开国大典的时候，不小心把英国的形象塑造的高大了一点，让美国军队不够光荣正确，也按照间谍法被判刑。美国邮政宣布审查邮件，并拒绝邮寄任何有反战言论的出版物。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公共信息部，用现在的话说叫真理部，用大家都知道的说一百次谎言就成了真理的方法，向社会宣扬战争的好处。国会也坚持多数人的民主的概念，宣称只要有大多数人同意了，国家意志就可以毫无障碍的强加给任何公民。连因为宗教原因不愿参与战争的一些基督徒，也被关押受审，侵害了第一修正案规定的他们实践宗教的自由。
ACLU的创始人Roger Baldwin原来是St Louis（圣路易斯）当地的一个律师，当时我们学校社会学系的一名教授。他到了东部海岸之后，亲眼见到了这些情况，决定成立一个旨在保护公民权力的机构。当时这个机构的名字叫做CLB，公民自由局，专门为那些因为违反间谍法而受到迫害的被告辩护。CLB 当时成立的宗旨就是要维护公民权力，一方面，CLB 立志于从政府和狂热爱国分子手里，争取异端的言论自由；另一方面，CLB 又要和实用妥协主义做斗争（有些进步党人和改革派，认为赋予政府更多的权力让政府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就可以制造一个完全美好的未来，为此他们不惜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如读历史的大家所知，第三帝国和当时的日本走了第一条路，变成了法西斯和战争狂；苏联和一些其他国家走了第二条路，成了1984国 ，一批一批的人被清洗。只有美国好像天生受到上天的眷顾，不偏不倚的走了中间这条路，巧合乎？
或许因为Roger Baldwin和我们学校历史上的关系，我可以在图书馆查阅到很多ACLU的书。有本书这样写道：“Roger认识到，民主并不是自由的同义词，多数人的意见并不能消除少数人拥有异端的权力，他感到只有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出发，才能改变现状。因此，他把维护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当成CLB的宗旨，而不考虑这些言论本身的内容和对错。“Baldwin是一个温和的，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创办CLB之后，他要邮寄印刷材料，还提前和美国司法部打招呼，在确信材料没有违反上面说的间谍法之后，才开始印刷。因为邮局拒绝邮寄一些邮件，他还事先问了邮局这样的出版物有没有问题，邮局说没有问题。即使是这样的小心，最后邮局还是偷偷的把他邮寄的3500份材料拦截了。虽然Baldwin告上了邮局，但在当时，这种案子只能是不了了之。就是这样的一个温和的推动公民权利的人，也被联邦政府看上了。1918年，美国司法部门切断了CLB的电话，并且胁迫房东驱逐CLB。八月，联邦执法人员持枪闯入办公室，开始抄家。友善的Baldwin几乎是温和的协助了他们的抄捡，联邦公诉人如获至宝的在日后拿这些抄捡来的材料诉讼CLB颠覆国家政权，这是后话。
政府看不惯Baldwin，而Baldwin却依然继续工作，那么，政府必定会找理由继续惩罚Baldwin。终于，他们发现按照征兵法，Baldwin是一个应该到征兵局注册的人，而Baldwin却没注册。就这样，他们弹冠相庆，逮捕了Baldwin，在一场毫无理由的法庭辩论上，宣布胜利，并且把Baldwin关进了监狱，时间是一年。其实，没有任何一个监狱能锁住一颗自由的心，Baldwin 把这段经历看作是“去政府度假”，他在自己的计划表上，写下了在监狱期间要做的事情，要写的文章，直到一年后出狱。
Baldwin在1919年出狱后，开始了组建ACLU的历程。ACLU成立的初期，有两种人，一种是坚决的自由斗士，在原则上决不妥协，认为和当时混帐的司法部门协商简直是与虎谋皮；另一种是坚定的渐进主义者，一次一次的把各种各样的case上诉到最高法院。前一种，让ACLU在这么多年，即能够为共产主义者辩护，也能为3K党辩护，从不因为言论的内容而区别对待；另一种，则不断的取得一些小的进步，解开冰冻三尺的严寒，一次不行，两次，通过一个个著名的判例，让政府终于被宪法牢牢约束（ACLU是最高法院的老主顾，每年，除了美国政府外，和最高法院打交道最多的，就是ACLU，一年ACLU要处理近万件的案子，其中的核心案例，通常最后都是最高法院裁定）。而Baldwin作为ACLU早期的领导，在原则和实践两个层面都能处理好，实在是一位划时代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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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
——约翰·肯尼迪
二千年以前，最自豪的夸耀是：“我是罗马公民”，今天，自由世界最自豪的夸耀是：“我是柏林人”。
世界上有许多人确实不懂，或者说他们不明白什么是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根本分歧。让他们来柏林吧。
有些人说，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潮流。让他们来柏林吧。
有些人说，我们能在欧洲或其他地方与共产党人合作。让他们来柏林吧。
甚至有那么几个人说，共产主义确是一种邪恶的制度，但它可以使我们取得经济发展。“让他们来柏林吧。”
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
我愿意我的同胞们——他们与你们远隔千里住在大西洋彼岸——说，他们为能在远方与你们共有过去十八年的经历感到莫大的骄傲。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城镇或都市被围困十八年仍葆有西柏林的这种生机、力量、希望和决心。
全世界都看到，柏林墙最生动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失败。但我们对此并不感到称心如意，因为柏林墙既是对历史也是对人性的冒犯，它拆散家庭，造成妻离子散骨肉分离，把希冀统一的一个民族分成两半。
这个城市的事实也用于整个德国——只要四个德国人中有一个被剥夺了自由人的基本权利，即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么欧洲真正持久的和平便绝无可能实现。
经过保持和平与善意的十八年，这一代德国人终于赢得自由的权利，包括在持久和平中善所有的人民，实现家庭团聚和民族统一的权利。你们住在受到保护的一座自由之岛上，但你们的生活是大海的一部分。因此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请求你们抬起目光，超越今日的危险看到明天的希望；超越这道墙看到正义的生平来临的一天；超越你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看到全人类。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当所有的人都自由了，那时我们便能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在和平与希望的光辉中这座城市获得统一，这个国家获得统一，欧洲大陆获得统一。当这一天最终来临——它必将来临——时，西柏林人民将能对这一点感到欣慰：几乎二十年时间里他们站在第一线。
一切自由人，不论他们住在何方，皆是柏林市民，所以作为一个自由人，我为“Ich bin ein Berliner”这句话感到自豪。
——约翰.F.肯尼迪 1963年6月25日于西德市政厅柏林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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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个流传于网上的段子
省级干部是生出奶滴，市级干部是买出奶滴，县级干部是喝出奶滴，乡镇级干部是打出奶滴。
由于使用不规范用文，本人不了解、不知道、不明白、不领会其中意思，也不对其任何可能的意思负任何责任。谢谢。
话说网上段子真是太多了，譬如最近就有据说叫《盛世中国》的歌词改版，有兴趣自己搜吧。
现在说正题。
话说前段时间呐，老外的官们都挺惨的，比如CCAV就曾重点关注英国报销门事件。照爱国者的话说，腐败么，哪都有，只是这老英的腐败给人感觉惨兮兮的。
刘瑜写了篇《“倒霉”的英国议员》 《“报销门”几乎快把人给逼疯》 ，报道称有议员说这是“麦肯锡式迫害”。想到传说中的两会经济（奢侈品店一开会销量就大涨）……英国人民和媒体实在太刻薄了。
对了，刘瑜最近出了本书，《民主的细节》，也广告一下。
穷极无聊的英国媒体开始在全国范围嚷嚷报销事件，俺们三个三千亿扔出去也没屁响（三公花费9000亿）。然后就读到一英国美美（实际上至少中年妇女）写的文章，大意是讲商界里报销都咋整——
一些人形成少报风气，“越资深的高管申报的越少”，因为“他们希望显得正派而诚实”。不过该美美觉得还不够，认为股东们应该要求公司公开报销明细，就像英国议员和英国电台一样。然后，她继续做了一些很有趣的探讨。
1、多报少报本身毫无意义。“在麦当劳招待客户的人，失去客户好感的速度可能比省钱的速度还快”。但去高级餐厅消费的也未必就善于搞定生意。
2、诸如浴缸塞都拿去报销，或者一张地铁票都报的高管，可以认为是吝啬，也可以认为是注重细节。
3、公布后能让公众了解哪些人在干公事花私钱。而这并不一定意味他们高尚，而是有四种可能“他们很有钱；他们很蠢；他们为人正直；他们懒惰而杂乱无章”。作者声称自己属于第四种，总搞不定繁琐手续和票据，结果就没报销了。
4、还会让公众了解小偷小摸行为。而这也不一定意味他们糟糕，“有人拼死拼活精干了一天精疲力竭，打车回家，然后谎称是去参加商务会谈”，“我倒很乐意聘用这些人”
由于解读的多样性，所以她的结论是公布细节未必能更好地研究人性，只是窥探细节本身就很有趣。
这样的思维，通常只属于老外。老外们纯情的就事论事以及合理联想的风格很令人羡慕，因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国产知识分子，都会有意无意往一个方向引，包括我这个无良的文盲在内都不能免俗。报销？当然和腐败有关啦！腐败？民主啊，权力啊……
这是无奈而必要的，但有时我们还是要跳脱出来，用一个“正常人类”应有的思维看待问题，权当给自己做脑部按摩也好。
所以，我一直说，俺们这旮瘩基本是没大师了，因为都在忙着启蒙。从人类智慧角度看实在暴殄天物，一群高智商天天当搬运工。但没办法，不是么？
然后我搜集了网上一些讲老外干部的事——
《德国官员：在中国当官真幸福》 ，大意是一德国市长每周末都要去清烟囱，这可不是为了显示亲民。这家伙原来就是干这行的，当市长后工资太少，只得去赚点外快。当地媒体还给了个“技术过硬”的评价。而这并不是个案，因为当官没钱，很多市长议员之类都搞兼职补贴家用。譬如美国一市长实在没钱了，为每月600美刀去夜总会当门童，结果还被警察抓了，因为违反“不得与脱衣女郎小于0.9米距离”规定。那个在闹运会接火炬的伦敦市长，下飞机时一脸疲惫，原来这厮坐的经济舱……
《前布什政府官员求职难 》，大意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跟着布什混的3000多人很多都失业了，“只有25-30%找到全职工作”。当然这批怎么说也算牛人，早晚还是会有活干的。
然后聊聊我道听途说来的事儿。
老美汽车工人平均年薪14.1万美元，论时薪是俺们的近50倍。为啥改算时薪呢？你也知道中国人民被迫勤劳嘛。但老美并不是都这么有钱，比如教授平均年薪就不到10万。这个道理很简单，你越牛逼，对手就越不牛逼。换句话说，老美深知，咱们工人有力量不是唱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拿这么多钱那帮被剥削的人还整天上街折腾呢（丫们都把公司剥削倒了）。
这时明眼人应该看出来了，咱们人均GDP和老美没差50倍啊（46716:2912=16.0，2008年世界银行数据），即便算上俺们工人阶级地位高的加成，也不至于差这么多。原来老美GDP的80%以上都转化为国民收入，咱们45%都不到。
55%去哪了？这就不好说了，但这45%怎么分有数据。波士顿咨询集团《2006全球财富报告》说，俺们0.4%的家庭占据了70%的国民收入，这只计算了公开资产（金融、房产等）。这0.4%是什么人？谁有兴趣谁研究，我是不知道的。何清涟说很多很牛部门写了个报告，3220个身家过亿的有2900个是什么什么人。 最近老毛外孙女不是在台湾开企业家会议么。
另一个数据是说现在中国财富向富人集中速度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
所以我是从来不觉得如今还有任何改革动力这回事的，对于任何批评国内国际政策失败的言论也嗤之以鼻。因为对他们而言，相当成功。
爱国者是不会关注这些的，因为CCAV正忙着推销华尔街高薪事件。
该死的美国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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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等闲之辈】新闻连剥/屁话连篇 ，屁话出品，必属精品。
亚细亚广场新开张的一家“人民大饭堂”餐厅，据广告是史上最美好的饭店，不少人趋之若鹜，俺也不得不光顾一回。
人民大饭堂正门立着一个牌坊，上书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为人民服务。一进大厅，见服务员人数比起其它餐厅来要多出很多倍，个个忙忙碌碌聚在一起谈工作，却没几个招呼客人的，我们只好自己选一桌坐下。落座后服务员过来，为我们办好了暂坐证，并热情地告知我们：大家既然来了，就别拿自个当客人，今天你们是这里的主人，服务员都是你们的仆人，千万别客气。看来这饭店的确名不虚传。
菜单拿上来，那叫一个丰盛，看得主人们眼花缭乱，直流哈喇子。在仆人的热情推荐下，我们点了改革成果套餐，坐等上菜。不一会，稀里哗啦摆上几个菜来，却和菜谱上描绘的菜式颇有出入，数量也相去甚远，主人们惊诧不已。旁边另一桌的主人见我们大惊小怪，俱都失笑，告诉我们此处规矩历来如此：厨师先选好菜吃饱了才端上桌，上菜之后主人只能欣赏，不能吃。我们听了不免又吆喝起来：点了菜不能吃这是那门子的道理？果然，看桌上饭菜虽有，却无筷勺；仆人们精心摆好饭菜，让我们摆几个“刨食”拍照留念之后，把饭菜全端去一边的包厢里自己享用去了。
我等正咆哮唏嘘，一个仆人拿着账本过来叫我们买单。俺说啥都没吃到买什么鸟单？仆人当即义正辞严地指出：依法买单是每一个主人应尽的义务，买单光荣，吃霸王餐是要受到我餐厅法律严厉制裁的。卧槽泥马，我们水米未沾牙，倒变成吃霸王餐的了，这上哪说理去？俺发怒道：叫你们老板来！话音未落，一伙身着制服的打手围将上来，仆人再次向我们义正辞严地指出：非法上访，一次刑拘，二次劳教，三次判刑，或者关进精神病院，你还要见我们老板么？我们见这阵势立马气馁，只得乖乖交钱以求自保。
出门时见餐厅门口聚集了一帮主人，高呼抵制口号；心想居然还有好汉敢于出头抵制这家黑店，看来是我们过于软弱了，大家齐心协力，或许能赶走这些恶仆，索回我们花的那些冤枉钱。仔细一瞧，哪里是抵制什么黑店，却是在抵制欧罗巴广场的法兰西餐厅，原因是该餐厅经理说了几句人民大饭堂的坏话，顺便还抵制西餐，理由是西餐不合我们的胃口，我们吃了会生病拉肚子。这群主人唾沫四溅地演讲完毕，赶紧回屋啃仆人们丢下的骨头去了。
常言道饭后百步走，刚欣赏完一顿美食，当然要散散步以助消化。我们空着肚皮在亚细亚广场漫步，眼前人民大饭堂牌坊上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在夕阳下闪耀着盛世的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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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聂绀弩个人档案
《聂绀弩：放荡形骸第一》
聂绀弩现传于世的照片中，有一张和妻子的合影：他歪头咧嘴笑着，眼神中流露出几许狡黠，酷似一个“喜欢恶作剧的老顽童”。与聂绀弩相识的人都说，这是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作为知交，作家冯雪峰对聂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他有着儿童似的天真，也儿童似的狡猾。”
上世纪50年代初，冯雪峰奉命组建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商榷古代文学编辑室的负责人选时，冯力排众议，点将聂绀弩。从此，古代文学编辑室里，便有了“一种非常特殊的，与那个时代极不相称的精神氛围”。
由于习惯夜里看稿，同事们都已上班多时，聂绀驽才着一袭睡衣，在走廊里慢慢悠悠地刷牙漱口，满嘴白沫。然后，又趿着拖鞋踱进编辑室，和大家一起东拉西扯，国家大事，马路新闻，谈笑风生，无所不及。
好友黄苗子日记里提及聂绀弩，形容他：“放浪形骸第一，自由散漫无双。”正如其同事回忆，他的屋里，到处堆放着书籍、报刊、稿件等，烟缸里积满了抽了半截的烟头，桌上叠着没来得及洗的碗筷盘碟之类，有时，还摆着一盘未下完的残棋。
聂绀弩好下围棋，在朋友圈子里极为出名。“文革”中，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身陷囹圄，却念念不忘下棋。他将一件格子布衬衫撕成“棋盘”，将平素“打牙祭”才能吃到的米饭省下来，搓成“棋子”，又设法弄来墨水，染成蓝白两色。谁知这副“饭棋”瞒过了看守，却没能瞒过饥饿的老鼠。为此，聂懊丧许久。
随后，他和牢友又捏制了一副“土棋”。然而好景不长，在一次突击搜查牢房中，“土棋”被搜查者们踩得粉碎，聂本人还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多年后，聂谈及此事，仍不失诙谐：“数番挨打，唯此次不冤也！”
诙谐归诙谐。据说这个“湖北佬”一旦发起脾气来，足以令人瞠目结舌。有一次，他和妻子的几个女友下棋，对方七嘴八舌地对付他，他输了棋，竟气急败坏，大发雷霆，连棋带盘扣到了妻子女友的头上。
不仅妻子的女友领教过聂绀弩的脾气。上世纪80年代初，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聂的诗作合集，请了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一个高级官员作序。一位名作家前去拜访聂绀弩，问起此事。聂绀弩却倚案而立，厉声切齿道：“妈的个×，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
在聂绀弩的字典里，似乎完全没有“纪律”、“权力”、“等级”这类名词概念。对于所谓人情世故，他也同样不屑一顾。
早在1949年后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当时主管文艺工作的周扬，要在北京饭店接见聂绀弩和楼适夷。到了出发时间，聂绀弩仍高卧在床，楼三番五次叫他也无结果，只得动手掀他的被子。他坐起来，睁开睡眼说：“周扬？他来听我的报告还差不多。”说罢，又钻进被窝大睡去了，楼只得一人前往。
“文革”后，许多朋友为聂绀弩的冤案奔走，有人帮忙拿到了上级批示的平反文件，送到聂眼前，他不但不感激，还“带着冷笑”讥刺道：“见到几张纸，就欣喜若狂；等真平反的时候，你们该要感激涕零了吧？”来回踱了几步，他又抛出一句名言：“你们这些没划右派的，可耻！”
孩童多半贪嘴，聂绀弩也不例外。他时常呼朋唤友，吃遍北京有名的饭店餐馆。曾有一次，他突然间馋虫大动，便拖上楼适夷，走进一家高级餐馆。大快朵颐之后，聂绀弩突然站起来说：“吃饱了，我走了，你付钱。”便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聂绀弩晚年卧病在床，依旧念念不忘美食。一个朋友从远方来探望，他已虚弱得说不出话。友人告辞，他突然开口道：“下次带点好吃的东西来。”
即使是离世，他也表现得与常人不同。1986年3月26日，病床上的聂绀弩想吃蜜橘，妻子剥了一个给他。他吃得高兴，连核儿都没吐，连声说着：“很甜，很甜。”便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本报记者 林天宏）
转自《中国青年报》
《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
作者: 章诒和 2009-03-18 15:55:09 来源:南方周末
聂绀弩（右一）陪李健生（右三,章诒和之母）到萧军家医骨伤，在萧宅前留影，中为萧军夫人，拍摄者为萧军
聂绀弩给黄苗子的诗
2008年春夏之交，谢泳从厦门出差到北京，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早茶。边吃边聊，你一言我一语，无主题地东拉西扯。坐在身边的谢泳低声对我说：“最近，我看到一份关于聂绀弩的档案材料，很吃惊。”
我问：“吃惊什么？”
他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
我瞠目结舌，半天回不过神来。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
谢泳说：“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
难以置信！我的脑子全乱了。
图片：聂绀弩给黄苗子的诗】
一年后，我在2009年2月刊纪实版《中国作家》杂志上，看到了谢泳所说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简称“聂档”)，全文十余万字。作者寓真，系山西省资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实说话，以解密了的档案材料为凭，系统又完整地揭示出聂绀弩冤案的真相。“去马来船相上下，长波大浪与纵横”（聂诗），我一口气读完，大恸，大悲。泪如大河，决堤而下。文中之人，我大多认识，甚至很熟悉。但一部“聂档”使他们的面孔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陌生起来。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切都是无法回避，也无可辩驳：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结论——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
诗人邵燕祥看了“聂档”，内心非常沉重。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今天的年轻人，看国外警匪片、国内电视剧，处处有线人、卧底、‘无间道’，谍影重重，英雄孤胆，看得紧张过瘾，甚至心向往之。他们想必是想象自己处于‘正方’，才能这般心安理得。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兄一不是杀人放火的黑道，二不是走私贩毒的帮伙，却在很长时段里，曾经生活在被监控、被告密的恐惧之中……”（《牢头狱霸的前世今生》，载《南方都市报》2009.3.5）
聂绀弩戴上右派帽子以后，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于1960年冬季返回北京。告密行为是从1962年开始的。也就是说，聂绀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通过身边的人及时汇报上去，并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的。长年累月的告发检举，聂的问题性质日趋严重。依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戴浩（湖北人，电影家）、向思赓（湖北人，曾参加左联，1949年后为中学教师）、吴祖光（戏剧家）、陈迩冬（作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钟敬文（教授，民俗学家），他们与聂绀弩有着密切往来，到了“文革”时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有交代检举材料。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先后在出版总署和版本图书馆工作）、黄苗子等。
1962年9月12日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开头是这样的：“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真实地记录下来。”这第一段话里，单是“畅谈”、“破钞”以及“尽最大真实地记录”几个词组，其主动性就不言而喻了。一共写了10页。这里截取聂绀弩谈论反右的片段：“你要杀人，你就杀吧，但是杀了以后怎么办？章伯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只要对国家、对大局有好处，你们要借我的头，我也很愿意。’要借我（指聂）的头，我也愿意，可是我话还是要说的。（着重，声激愤）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要负责，全国都要负责，只有我们不负责，只有我们（手指连敲桌子）！”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记性和手笔，写得形神兼备。
由于坐探当得出色，到了1964年，聂绀弩的反动言行和写作，就被频频搜集起来，摘编成专政机关的简报送到了高层。告密者行文如操刀，字字见血，刀刀入肉。于是，就有了那个“王八蛋”的批示。罗瑞卿还批示道：“聂对我党的诬蔑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
到了1966年春的“文革”前夕，聂绀弩的“反动”言论已有上百页之多。内容有关于写作的，有关于文化的，更多的是对时局的议论。2月18日的材料汇报聂的言论如下：“现在农夫也不好当。从前的农夫向地主纳了地租之外，那块地怎么种，他有完全的权利。现在的农夫一点权利都没有……这样的制度是无法搞生产的。”“现在主要问题是人的权利问题，自由问题……”像聂绀弩这样的在野文人、失意墨客、当代清流，即使发配北大荒，也不可能“出世”。他们打探的是朝廷，挂念的是天下，感兴趣的是政事。聂绀弩只要与同类聚会，三杯酒下肚，那议论与牢骚就一起冒出来了。他思想敏感，独具慧眼，在惊人之语中，有深刻，有调侃，也有偏颇。这是中国文人需要的心理安慰，也是十分渴望的精神释放。
都是几十年的朋友，都是头戴右派帽子，都是有才气的文化人，谁防备谁？ 时局尽管紧张，无奈聂绀弩是“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聂诗）。好友加好酒，他说话就越来劲，话的分量也就越重。1965年8月4日，几个人在聂家一起吃晚饭。饭后，聂绀弩谈兴来了，大放“厥词”。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你想：一个普通人，总不能不看报纸吧，天天看报纸都看到自己怎样伟大，怎样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从个人来讲，不管怎么伟大英明，也总有不伟大不英明之处。从党和组织来说，不管怎样正确也总有不正确之处。都好了，都对了，都正确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辩证的。”我看得出来，寓真公布的档案材料是经过严格挑选、细心铺排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些异常激烈的言论，其实并未刊出。 聂绀弩和我父亲（编者注：章伯钧）一样，在私人聚会的场合，会直呼其名，会拍桌子瞪眼睛地大骂，还会讲脏话。出语刻毒和文风犀利是等量的，都是思想光芒的投射！这才是聂绀弩。
聂绀弩怎么会和这样一些人往来？理由太简单了：因为他只能和这样一些人往来，就像反右之后我的父母只能和罗隆基等人往来一样。1961年，聂绀弩刚从北大荒回京。为自己的工作安排，特意拜访老朋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邵荃麟。邵接待了他：斟了一杯酒，送了两包烟。随后说：“老聂，你不要再找我了，你的事我做不了主啊。”后来，聂绀弩写下这样的诗句：
空屋置我一杯酒，也无肴核也无糖。
其时三年大灾害，谁家有酒备客尝。
举杯一饮无余沥，泪落杯中泪也香。
临行两包中华牌：
老聂老聂莫再来，我事非尽我安排。
独携大赧出君门，知我何世我何人！
知我何世我何人——读着这样沉痛的诗句，我能想象出聂绀弩的狼狈与赧然，能体味到他内心的屈辱和愤然。现实的处境及困顿，他只得与同类为伍了。
因为都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判刑，我与聂绀弩是难友。1978年我出狱后，在聂家有一次痛饮和畅谈。我与他互相交换“案情”。
他问：“小愚，你是因为什么进去的？”
我说：“两条，一是反动言论，二是写反动日记。”
聂大笑。说：“好哇，小愚和我犯一样的罪。我是说反动话，写反动诗词。”
我说：“我的反动话，主要是攻击江青。”
聂大悦。叫道：“李大姐（编者注：章诒和之母李健生），小愚和我恶毒攻击的是一个人！来，为了这个，我们要单独喝一杯。”
我告诉聂绀弩：当时专政机关认为，章诒和光有别人检举的反动言论还不够，要把她钉死在罪行上，还必须有文字。于是，指使剧团造反派出面抄走了我的所有日记、札记、手稿，共17大本。他们终于找到所需的证据。白纸黑字，跑不掉了。聂绀弩也如此！“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还需要白纸黑字的东西。这东西，就是诗了。诗是要人欣赏的，特别需要有鉴赏能力的人欣赏。所以，聂每有新诗，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赠好友。黄苗子既是识者，又是好友。“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篇，不知为何都进入了司法机关。 ”可惜，公安机关的人不懂诗，于是上面又指示：“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诗无达诂，古体诗含蓄、工整、优雅，内涵无穷的寓意。你可以从正面理解，他可以从反面来分析。大量的聂诗，找谁来破译？公安机关负责人还是聪明，说：叫诗的提供者来当诠释者。黄苗子也没有辜负他们，把每首诗里的“反意”都抠了出来。书中，寓真列出许多首诗。这里，仅举三例。
冰道
冰道银河是又非，魂存瀑死梦依稀。
一痕界破千山雪，匹练能裁几件衣。
屋建瓴高天并泻，橇因地险虎真飞。
此间多少降龙木，月下奔腾何处归。
这首诗作于北大荒。前面六句是描写利用冰道运送木材。问题是最后两句，大意是：当年为了保卫大宋江山，杨家将费了许多劲，去找降龙木，降龙木这种宝贝在北大荒这里却有的是。意指在那里劳动的“右派”都是天下奇才。但是，在这月色茫茫的夜里，一任它在冰道上滑走，它们将滑到哪里去呢？
吊若海
铁骨钢筋四十年，玉山惊倒响訇然。
半生两袖多奇舞，一死双冠够本钱。
不信肠癌能损尔，已无狱吏敢瞒天。
只身携得双儿女，新妇飘零何处边？
若海是指黄若海，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1957年的“右派”兼反革命，在劳改中患肠癌，于1960年死去。诗意是：40年来你的身体像铁骨钢筋一样结实，可是忽然就死去了。你这半生是个演员，剧演得好（多奇舞），死的时候又戴着“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真是够本钱了！我不相信单是肠癌就能要了你的命，是那些“狱吏”平日不早向上面报告，不替你医治，才使你丧了命！直到你死了，他们再不敢隐瞒上面了。可怜的是你那孤孤零零的妻子带着一双儿女，他们在这茫茫人海中飘零到哪里去呢？
轱辘体之一
紫伞红旗十万家，香山山势自欹斜。
酒人未至秋先醉，山雨欲来风四哗。
岂有新诗悲落木，怕揩老泪辨非花。
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冻作霞。
1962年秋，聂绀弩与麦朝枢 （“民革”成员，戴过“右派”帽子，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等游香山，麦以诗寄聂，中有“紫伞红旗十万家”之句，聂取之作轱辘体五首，这是其中一首。这首诗似有所指，有可能是影射国际或国内形势，主要意思包含在后面六句。大意是：在这深秋的时刻，秋风飒飒，山雨欲来的前夕，面对这落叶萧瑟的景色，伤感得写不出诗来，也怕拭清我这昏花老眼去辨认那些是非。秋天就是萧瑟的秋天，可是有些人偏要把它说成是美丽的，矫揉造作地把木叶冻作彩霞来装点这萧条世界。
有了言论，有了文字，罪证齐备，抓捕聂绀弩的日子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是有预感的，钟敬文也劝他焚诗，聂绀弩有些慌张，开始烧诗，还跟别人（如黄永玉）打招呼：“你就骂我好了。骂我什么也没关系……说顶讨厌聂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诗呀！”然而，一切都晚了。“四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聂诗），处于绝境的诗人，感到深深的孤独。
用文化人监视、告发文化人，决不是我们这里才有的，也非今天才有。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不少审查官就是19世纪俄国作家。在德国，著名的海德格尔就对老师胡塞尔实施“无形”迫害。我们国家自先秦以来就有了告密制度，最有名的则是朱元璋的锦衣卫。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根源，统治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可能被告发。这样，朝廷才便于监视和控制，政权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翦除异己，以巩固统治。“文革”期间的告密行为是在“革命”“正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只要能够保卫红色江山，无论怎样告密，采取何种方法，哪怕是告发父母，哪怕是暗中窃听，都是好样的，也都是“合法”的。所以，告密者毫无负罪感。有关部门所网罗的告密者，大多是有特长、有才气、有成就，也有些名气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接触到政坛人物、思想精英和文化大家。一旦你被盯上了，那么政治厄运就悄然逼近，自己还浑然不知。
这里，我还要说一句，黄苗子永远不知道，就在他监视密告聂绀弩的同时，也有一个文化人在监视密告他。
的确，聂绀弩平反后，依旧和告密者往来、吃饭、聊天、唱和。难道他不知道是谁出卖了自己吗？不知道黄某人曾给自己注诗吗？我知道他知道，他完全知道。1982年10月25日聂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实感作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或揭发什么的。”我是过来人，对此深有体会。比如预审员问：“你说过周恩来喜欢孙维世吗？”一听，立马知道这句话，我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讲的，又是谁检举的。聂绀弩当然清楚谁是告密者。那为什么他毫不“计较”呢？
作者寓真有十分中肯的分析：一个原因是戴浩、向思赓、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等人的检举是在“文革”中聂绀弩遭关押后，被迫写出的。另一方面是由于聂绀弩的超凡绝俗，大度豁达。但是，我认为他的淡然处之，是因其内心有着更深的痛与苦，不可对人言的痛与苦。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聂绀弩出狱后，常常突然不讲话，一连数日向壁而卧。 有一次，聂的夫人周颖来找我的母亲，说：“你快去看看老聂吧，我实在拿他没有办法了。”
母亲带着我去了。聂绀弩翻身起床，并打发周颖去买熟食。周离开房间，一直沉默的他劈脸问道：“海燕（聂之女）的自杀，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
母亲沉默。
“你知道海燕的遗言吧？”聂绀弩问。
“知道。”母亲答。
“她在纸上写的那句话，我会琢磨一辈子，除非我咽气。”
母亲劝道：“老聂，你不要这样，事情过去了。”
“李大姐，你怎么也说这个话！事情能过去吗？”他用手不停地戳着心脏部位，自语：“永远过不去。永远过不去！”
母亲不做声。
“你不说，我来说！她的遗言就是她的死因，李大姐……你说海燕发现了什么……”母亲听不下去，伸出一只手掌，断喝道：“老聂，不要讲了，我不许你讲。”
所有的人都哭了。有的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惨苦，而聂绀弩每日每夜地面对这个惨苦。你说，他还有心思去“计较”别人吗？聂绀弩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很苦。“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 ”（聂诗），他在世，坚不可摧，他死后，精魂不散。
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
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和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
2009年3月泪书于北京守愚斋
附：
那些告密者中，有些已消失于公众视野，有些还留着把丑陋的老骨头，还有些则已消失于人世了:
《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因病逝世 》《弟弟回忆：他最看不得丑事 》吴祖光也被划为右派，据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了些交代。
黄苗子档案 ，作为主动告密者，积极配合**机关的黄老至今仍活跃于画坛，可惜大概没什么告密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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嘘～～安静
人民睡了
国家利益不靠外援，
赈灾之后，大家都很累
赶英超美创造历史，
闹运之后，大家都很累
嘘～～安静
人民睡了
他们刚刚在大街上抵制了法兰西
又在家里悄悄对三鹿氰胺表达无奈
他们刚刚在家乐福完成扫货，
包括买一送一的利利牛
嘘～～安静
人民睡了
南方日日马后炮
广州仅剩的骄傲
中国最后的声音
你们如此聒噪
安静吧
安静吧
什么
呼噜划破了夜空？
嘘～～安静
就让人民沉睡
Tags: 南方报业 , 国家利益 , 家乐福 , 扯谈 , 日志 , 毒奶粉 , 河蟹 , 自由民主 , 闹运 自吟自谓 | Comments (1)
转自《时代杂志中文版 》
据*公民记者北京时间12月2日晚得到的消息，中宣部开始部署新一波打压媒体的会议日前闭幕，会议上来自中央政治局的指示显示，北京意识到2009年不但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也是政治发展和社会治安的瓶颈。政治局会议引述来自国家安全部和总参谋部的情报部称，2009年国内外反华势力都在积极策划活动， 中国政府面临严重挑战和危机，各方面务必不能麻痹大意，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政治局会议部署了近期工作，其中中宣部和国安部以及公安部的国保都获得专款，部署工作应对危机。据*记者获得的独家消息，宣传部将先下手为强，对各大媒体 进行一轮新的打压。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等到2009年各种事件爆发时再去威胁、打压媒体，可能就晚了。这次列入严打黑名单的媒体，包括南方报业、南风窗、 中国新闻报道、新京报等共六家开明的报纸、杂志，以及除了新浪等几乎所有的网站。在中宣部上个月底闭幕的会议上列出的黑名单中，还出现了全国十五名活跃的 媒体工作者的名字，他们都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知名媒体人。这些黑名单中包括了《南方都市报》的主管江艺平女士，江女士是中国最有名的编辑，她负责《南方都 市报》的评论版面。中宣部已于近日下密令，要求撤换江艺平。这是继今年中宣部下令对付《南都周刊》副主编长平后，再一次对中国最敢言的媒体南方报业所下的 毒手。据说在南方报业集团中，虽然有很多敢言的编辑记者，但长平和江艺平则无疑是两位最有名望的代表人物，对他们的处理，不但可以让南方报业大伤元气，也 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
这次“严打”以网络媒体为主，其中搜狐已经成为主要目标，据说中宣部已经下令关闭搜狐两个比较活跃的时政栏目，而在香港的凤凰网，也有一个栏目（口述历 史）被强令关闭，除了新浪网，受到波及到还有网易、雅虎等门户网站。据北京中宣部姓陈的处长介绍，这一次不但是杀鸡儆猴，而是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他们在 2009年还敢不敢放肆。他说，这次除了新浪网之外，所有的门户网站都将有栏目和编辑被整顿，倒不是他们怎么样，而是就是要给点颜色他们看看。他补充说， 你要知道，这是在中国，互联网是有国界的，不是你胡作非为的地方，互联网必须是在党的领导下，互联网也是党的网，是党的喉舌。
据*北京公民记者深入了解，这波对媒体的严打将分三个阶段，持续到明年的四月份，在明年最敏感的日子六月四日前两个月完成打压到各项部署。他们希望到那时，所有的平面媒体和互联网都将老老实实，自觉维护北京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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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译言 (略有修饰
随同华尔街最负盛名的一些公司，资本主义的某些幻象也轰然崩塌。我们应当如何恢复对自己品牌的信心。
作者：Francis Fukuyama | 新闻周刊
美国最负盛名的几家投资银行破产，一天之内超过一万亿的股票市值消失，美国纳税人为7000亿埋单——华尔街崩溃的状况不能更糟了。然而当美国人问及为什么还得花费如此令人费解的数目防止经济垮掉，没有几个人讨论更无形但对美国却更具潜在价值——金融危机对于美国品牌的破坏。
理念是我们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开始，两个最基本的美国理念统治全球思维。首先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某些幻象——一部分人认为低税收，低管制，支持削减的政府应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里根主义 扭转了政府越来越大的趋势。放松管制 在今天已成为不仅是美国而是全世界范围内奉行的规范。
第二大理念是美国人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崇的民主政治 ，它被视为通往更加繁荣和开放的世界秩序的最佳途径。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不仅依赖于我们的坦克和美元，同样依赖于多数人发现美国式自治政府的吸引力和希望以同样方式改革重塑自己社会的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政治学者Joseph Nye所谓的国家“软实力”。
很难去探究美国品牌的自身特色遭到了多么严重的损害。在2002到2007年之间，当全世界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增长时期，欧洲社民党员和拉美洲民粹主义者指责美国经济模式为“牛仔资本主义”的呼声很容易忽略不计。然而，美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已经脱轨并且可能将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一并拖入泥沼。更糟的是，罪魁祸首是美国经济模式本身：在更少政府监管的颂歌声中，华盛顿难以及时监管金融领域而最终使其对其他社会领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民主政治的形象甚至在更早就受到了玷污。萨达姆被证明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什政府通过将伊拉克战争与更广泛的“民主议程”联系在一起极力想证明战争的合法性；忽然间提倡民主政治成为了反恐战争的主要武器。对于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来讲，美国关于民主的言论听上去更像美国进一步实施霸权的托词。
现在我们面临的抉择远比紧急援助或是总统选战重要。这一次美国品牌已经被严重的损害了，而其他模式——如中国模式或者俄罗斯模式——却看上去更好更有吸引力。恢复我们的良好声誉，重振我们品牌的号召力从不同的角度讲是与稳定金融领域同样具有挑战性。奥巴马或是麦凯恩在完成这项任务时可能各具优势。但对于他们任何一个人，这项任务都将是项艰苦的、长达数年的斗争。同时除非我们清楚理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美国模式中哪些部分是合理的，哪些部分在执行出现问题，哪些需要摒弃——我们甚至不能着手解决问题。
里根主义的根源
许多时事评论员认为华尔街崩盘标志着里根时代的结束。即使11月麦凯恩当选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伟大观点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的背景中。但当背景发生巨大变化时没有几个观点可以一成不变，这就是为什么政治走向从“左”到“右”，又在一代人的循环后恢复原样。
里根主义（或者在英国模式中称为撒切尔主义）在它的时代是正确的。自从1930年弗兰克林.罗斯福新政开始，全世界的政府规模越来越大。到1970年大福利国家因繁文缛节而停滞的经济都证明其严重的功能失调。那时候，电话昂贵且难以获得，空中旅行是富人的奢侈品，大多数人付的低利息税将存款存入银行账户。像家庭抚养子女补助计划这样的项目无助于促进贫困家庭人口就业、维持婚姻的稳定，而最终家庭破裂。里根-撒切尔的改革使得雇用和解聘工人变得更加容易，由于传统企业的萎缩和关闭随之产生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它同样为三十年的增长和诸如信息与生物科技这样的新兴产业的涌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国际上，里根改革举措被誉为“华盛顿共识 ”，在它影响下华盛顿和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动发展中国家放开经济。然而当华盛顿共识不无例外地遭到像民粹主义者委内瑞拉人胡戈.查韦斯这样的人抨击时，它却成功的缓解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的发生在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当时恶性通货膨胀蹂躏着诸如阿根廷和巴西这样的国家。同样的友好市场政策促使中国和印度成为今天的经济强国。
同时如果任何人需要更多的例子，他们可以参考世界上最极端的大政府的例子——中央计划经济的前苏联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到上世纪70年代事实上它们在各个方面落后于资本主义。在柏林墙倒塌后他们的解体证明了这样的“服用兴奋剂”的福利国家最终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
一个时代的终结
像所有的变革运动一样，“里根改革”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因为对于许多追随者来说它成为了一种无懈可击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对于过度福利国家的经验反应。两种被奉为圭臬的概念是：第一，税收减免将实现经费自给，第二，经济市场能够自我约束。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保守派在经济上是保守的——换言之，他们不愿支出超过税收。但是里根主义引入了一种理念，几乎任何减税都可以强烈的刺激经济增长最终使得政府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 （即所谓的拉费曲线 ——税率与经济活动相关曲线）。事实上，传统的观念是正确的：如果在削减税收的同时支出没有减少，最终将形成严重的赤字。因此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削减税收产生了赤字，90年代克林顿政府增加税收出现盈余；21世纪布什政府减税甚至产生了更大的赤字。事实上美国经济在克林顿时期与里根时期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却没有动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这一传统观念。
更重要的是，几十年来全球化掩盖了这一理论中的缺陷。外国人看上去无止境的希望持有美元，这使得美国政府在承担赤字的同时经历高增长，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做到这点。 这就是为什么传闻说副总统切尼告诉总统布什上世纪80年代的教训表明“财政赤字不是问题所在”。
第二个里根时代的信念产物——放松金融监管——被其真正的信徒和华尔街公司组成的见不得人的联盟所推动，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被民主党人奉为圣经。他们认为长期监管，比如像大萧条时期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该法案拆分了商业和投资银行业务）抑制创新并且渐渐破坏了美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只是在由于放松监管而产生的大量诸如债务抵押证券这种革新产品方面是正确的，而恰恰正是这种产品是目前金融危机的核心。一些共和党人仍未掌握这一点，他们所提议的替代紧急援助法案包括对对冲基金更大程度的减税就是明证。
问题是华尔街比起硅谷在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后者由于轻监管而真正受益。金融机构是基于信任的，如果政府认为它们是透明的同时在持有他人钱财时规避风险，这样的机构肯定会兴旺。第二点不同是因为金融机构的崩溃不仅伤害股东和雇员的利益，同样会伤害无辜旁观者 （经济学家冷静地称之为“负外部性”）。
里根改革趋向危险的前兆在过去的十年已被清除殆尽。最早的预警是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像泰国和韩国这样听从美国的建议，服从美国的压力的国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放了资本市场。许多热钱开始涌入这些经济体，产生了投机的泡沫，接着在第一次出现问题的征兆时涌出。听起来熟悉么？期间，像中国和马来西亚这样没有听从美国建议，保持自身金融市场的封闭或是严格监管的国家发现它们自身受到较小的影响。
第二个预警来自于美国累积的结构性赤字。在1997年后作为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开始买进美元从而低估本国货币，保证本国工厂的生产同时保护自身免受金融震荡的影响。这很好的适应了后911时代的美国；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削减税收，资助消费盛宴，为两场昂贵的战争埋单的同时承担财政赤字。这一惊人的持续走高的贸易赤字到2007年已经达到了7000亿美元，这显然是难以为继的。外国人迟早会认为美国不是存钱的好地方。下跌的美元暗示着我们已经到达了那个点。无疑，和切尼的想法相反，赤字是个问题。
甚至在国内，在华尔街崩盘之前放松监管的趋势明显下降。在加利福尼亚，由于2000-2001年国家能源市场的放开电力价格快速上涨已经失控，像安然这样不择手段的公司利用自身的优势赌博。安然公司和其他许多公司因为没有充分执行会计标准在2004年倒闭。由于经济增长，富人和接受良好教育的美国人收入不成比例的增长，而与此同时工人阶层的收入停滞不前，在过去的十年美国出现了不平等。最终，对伊占领的拙劣表现和对卡特里纳飓风的响应暴露出公共部门自上而下的薄弱管理，这缘于从里根政府开始几十年来的经费不足和相应的公务员的低声誉。
所有这些表明里根时代早应当结束了。这不仅部分因为民主党难以推举出令人信服的候选人和论点，同时由于美国与欧洲在很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那里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受教育程度低，工人阶层的市民可以投票给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和其他左翼的党派。在美国，他们只有两种选择，民主或是共和。工薪阶层在美国是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大民主联盟的一部分——这个联盟在上世纪 60年代前总统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时实现。但是在尼克松和里根时代他们开始投票给共和党人，在上世纪90年代转向克林顿，最终在小布什时期回到共和党。人们投票给共和党时，是因为宗教、爱国主义、家庭观和私人拥有的文化议题比经济更重要。
这些选民将决定11月的选举结果，不仅是因为他们集中在例如俄亥俄和宾西法尼亚这样的一小撮“摇摆州”。他们是否将倾向于距离自己更远的哈佛毕业的奥巴马，他更能准确地反映切身经济利益？抑或他们将坚持让自己获得更好认同感的麦凯恩和佩林？1929到1931年大范围的经济危机使得民主党执掌权利。2008年10月的民意调查显示我们可能将重现历史。
被损害的民主
美国品牌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主，美国有支持世界上其他民主政治的意愿。在美国外交政策中这一理想主义倾向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从未改变，从伍德罗·威尔逊的国际联盟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译者注：1941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免于恐惧 等），再到里根号召戈尔巴乔夫“拆掉这堵墙吧”（译者注：语出1987年在柏林布兰登堡门下里根的演讲）。
通过外交提倡民主，帮助民间社会团体，自由媒体和其他类似组织——从未如此备受争议。现在的问题在于以民主的名义替伊拉克战争辩护，布什政府向大众表明的是“民主”是军事介入和政体更迭的代名词。（随后在伊拉克发生的混乱同样无助于民主形象）。自从美国支持了诸如沙特这样非民主的盟友，而拒绝与哈马斯和真主党这样的民选政府合作，尤其是中东地区更是任何一届美国政府的雷区。当我们再推崇“民主议程”时已经没有多少公信力可言。
布什政府的歪曲使用使得美国模式被严重的玷污了。在911之后由于安全的缘故，被证实美国人无奈地打算放弃宪法的保护。在许多非美裔人的眼中关塔那摩湾和阿布格莱布蒙面的囚犯已取代“自由女神”像成为美国的象征。
未来的美国品牌
无论谁赢得一个月以后的选举，新一轮美国和世界政治格局的转变已经开始。民主党人很可能在参众两院占多数。随着华尔街的崩溃影响到普通民众平民主义者的愤怒正在酝酿.在经济的诸多方面要求重新监管的舆论日渐增加。
从世界范围来讲，美国将不会享受现在她所享有的霸权位置,从8月7日俄罗斯侵入格鲁吉亚就可初见端倪。美国通过贸易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重塑全球经济的能力将会消失，就象我们的金融资源一样。作为世界的一部分，美国理念、建议甚至援助将不会像现在这样受欢迎。
在这种环境下，哪一个候选人在重塑美国品牌的位置上占优？奥巴马显然可以从最近的事件上轻装上阵，他的超越党派的风格使得他更容易弥合今天的政治分歧。平心而论他看上去象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不是理想家。但是当他不得不做出强硬选择时其形成合意的技巧将受到严峻考验，不仅得吸纳共和党人还有那些难于控制的民主党人。从麦凯恩这方面讲，前几周他的讲话就象泰迪.罗斯福的一样，抨击华尔街并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Chris Cox辞职。他可能是进入后里根时代以来唯一一个给共和党带来不同气息的党员。但是需要认识到的一点是他尚未下定决心成为哪个派别的共和党人，或者说他尚未给出新美国的清晰定义。
美国影响能够并且将最终被恢复。由于总体上很可能世界将经历经济低迷时期，不清楚的是中国或者俄罗斯模式是否对美国模式明显占优。鉴于我们体系的适应性和人民的毅力，美国从上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严重衰退中恢复了过来。
同样，再次东山再起有赖于我们能够进行一些根本变革的能力。首先，我们要打破里根时代关于税收和监管的老观念。减税不错，但是它不是刺激增长的必要条件否则我们会为此付出代价；鉴于长期以来我国的财政状况，美国人将被诚恳地告知在将来他们不得不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降低监管或者说监管水平未能跟上快速发展的市场，我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整个美国的公共部门——缺乏资金，缺乏专业化素养并且士气低落——需要重建并给予新的自豪感。这一部分工作是只有政府部门才能做的。
当然，当我们经历这些变化的时候存在矫枉过正的危险。金融部门需要强有力的监管，但不清楚地是其他经济领域是否需要这么做。自由贸易仍旧是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发动机，就象美国的民主手段一样。我们应该给工人提供更好的帮助来适应全球形势变化，而不是帮助他们保住饭碗。如果削减税收不是自发繁荣的途径，不受约束的社会开支同样也不是。紧急援助的花费和美元的长期疲软表明在未来通货膨胀将是严峻的威胁。任何不负责任的金融政策很容易雪上加霜。
同时为数不多的外国人有可能听从我们的建议，然而许多人仍能从模仿里根模式的某些方面获益。当然肯定不是从降低金融市场的监管方面。但是在欧洲大陆，工人依旧享有较长的假期，较短的工作时间，就业保障以及一系列其他的保障这都将削弱生产力并且在经济上不可持续。
对于华尔街危机毫无效益的反应表明我们需要做的最大改变应该是我们的政治。里根改革打破了美国政坛自由派和民主派 50年的统治并且为当时解决问题的不同途径开辟了空间。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度新鲜的观念也变成了陈腐的教条。由于质疑的问题不仅是出于理念而是还针对对手的动机使得政治辩论的质量粗鄙不堪。所有这些使得我们在面对新的困难的现实时更加难于调整。因此对于美国模式最终的检测将是我们再次进行自我创新的能力。套用一位总统候选人的话，好品牌不是猪公擦口红（译者注：这是一句美式俚語，形容無論怎樣裝扮，甚至塗上口紅，猪還是猪）。而是首先应当有能卖得出的好产品。美国的民主政治需要为此加倍努力。
作者福山是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政治经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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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言多必得-精品外文翻译》（因众所周之的原因无法打开网页，故没有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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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话说澳大利亚也是跟天朝一样有网管的，超过1万个网站因为涉黄不能在澳大利亚浏览。所以就诞生了上面这个新党了——澳大利亚性爱党。上面的视频可是货真价实的参议会候选人的电视广告哦，不是山寨版！
【新闻链接】
澳大利亚一个打着「我们认真看待性爱」（We are serious about sex）口号的新政党将于明天成立，这个新党派希望能够藉由政党力量反制澳大利亚政府将推出网络净化政策。以性做口号的「澳大利亚性爱党」（The Australian Sex Party）认为，全澳大利亚有400万人接触情色相关商品，他们有信心要在州和联邦大选中赢得几席应该不难。
【澳大利亚性爱党」的诉求包含，推动全国性教育课程、放宽审查制度标准、废除澳大利亚政府现有网络净化政策提案以及支持同性恋婚姻法。
澳大利亚政府上个月提案宣布，将强制要求网络服务业者加装网络行为控管系统，以防止民众接触非法信息，引发自由派和情色业者反弹，业者认为这将大幅影响网络情色商机。
「澳大利亚性爱党」召集人派坦（Fiona Patten）表示，如果网络净化政策一旦施行，将会造成情色工业5年内关门大吉。
她说：「强制加装网络行为控管系统政策是往后退的做法，这样的审查制度标准可能都要比30年前还要严格，」
「当前有很多对于儿童过早性启发以及生长在充斥性环境的忧心，我认为教育才是我们首要运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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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代表布什是这样蛊惑人心的……
“那些生活在专制之下，绝望之中的人们应该知道：美利坚合众国不会漠视你们遭受的压迫，也不会姑息那些压迫者。当你们挺起胸膛争取自由时，美国将和你们站在一起。”
“那些面临着压制、监禁和和流放的民主改革者应该知道：美国对你们的作为了然于心——你们是未来自由国家的领袖。”
“那些践踏法律的统治者应该明白：美国仍然坚守林肯总统的信念：“剥夺别人的自由者不配享有自由，在公正的上帝面前，这种人的统治不可能长久。”
“那些习惯于控制人民的政府领导人应该明白：为了服务人民，你必须学会信任人民。当你踏上这条通往进步和正义的道路，美国将与你同行。”
“美国的所有盟友都应该知道：我们珍视你们的友谊，倾听你们的建议，仰仗你们的帮助。在自由国家间制造分裂，是自由之敌的首要目的。自由国家齐心协力，推进民主，将为敌人敲响末日丧钟。 ”
“自由终将获得胜利，我们满怀信心，向着这个目标前进。历史的发展道路并非无可改变，人类做出的选择才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 ”
“我们并没有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依照自己的意志，推动历史，做出选择。我们满怀信心，是因为自由是人类永恒的希望，是黑暗中的渴求，是灵魂深处的期盼。 ”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用民主的方式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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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精神可以变化，而且必将变化。我们的领导人将会腐化，我们的人民将会变得粗心大意。只要出现一个坏分子，就可以开始迫害人民，好人将成为他们的牺牲品……应该在我们的领导人都是正派的人而且我们自己也很团结的时候，把每一个重大的胜利都用法律固定下来……这次战争结束后，我们将走下坡路，到时候就没有必要每一刻都要依靠人民的支持了，因此，人民将被我们忘记，他们的权利将被忽视，他们也将把自己最初的意愿忘记，而只要有赚钱的本领，就决不想联合起来去争取统治者尊重他们的权利……尚未被敲掉的镣铐，会长期压在我们的身上，而且越来越重，一直到最后，我们的权利将在动乱中，或者恢复，或者消灭。
——Thomas Jefferson
杰弗逊是美国开国元老，第三任总统，地主儿子，民主党创始人，致力于创建有限政府、民主制度、废除奴隶制。《独立宣言》主要撰稿人，他制定的《维吉尼亚宗教法》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基础，创立维吉尼亚大学。
选这段话的原因是看到一篇让胡老师道歉的文章，你问哪个胡？最大那个。现在学者们胆量是蛮大的，这种事我是只敢想不敢写的。
我相信，有一个声音，就会有十个声音，一百个声音，一万个声音；有一颗良心，会唤醒万万个良心；有一份理智，能惠及千百的无知。
我不知道德兰修女对多少人产生了影响，但每每觉得无望之际，都会想起这段话——
人们经常是不讲道理的、没有逻辑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
即使你是友善的，人们可能还是会说你自私和动机不良
当你功成名就，你会有一些虚假的朋友和一些真实的敌人
即使你是诚实的和率直的，人们可能还是会欺骗你
你多年来营造的东西有人在一夜之间把它摧毁
如果你找到了平静和幸福，他们可能会嫉妒你
你今天做的善事，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
即使把你最好的东西给了这个世界，也许这些东西永远都不够
你看，说到底，它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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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根源》
摘自《通往奴役之路》第十二章 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根源（电子版）
一切反自由主义的势力正在联合起来反对一切自由主义。 ——绎勒·范·登·布鲁克 把国家社会主义看成仅仅是对理性的反叛，是一个没有思想背景的反理性的运动，是一个常见的错误。果真如此，这个运动的危险性就比它实际的危险性要小得多。 然而没有什么比这更远离真理，更能把人引入歧途的东西了。国家社会主义学说是一个长期的思想演变的顶点，是远在德国国境之外具有极大影响的思想家们都曾参 加过的一个过程的顶点。不管人们怎样看待他们的出发点的前提，不能否认的是，那些建立新学说的大都是具有强大影响的著作家，他们的思想给整个欧洲的思想留 下了烙印。他们的体系是持续不断地发展时。人们一旦接受了它的出发点的那些前提，就不能逃避它的逻辑。它是彻底的集体主义，所有可能阻碍它实现的个人主义 传统的遗迹，都被清除一空。 虽然是德国思想家领导了这一发展，但绝不能说是他们单独搞的。卡莱尔和张伯伦·孔德和索雷尔在这个连续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与任何德国思想家相媲美。 巴特勒最近在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源》的研究中，对德国国内的这股思潮的发展作了很好的探索。他的研究表明，这股思潮在那里保持一种几乎不变和不断重复 的状态已有150年。这种情况虽然相当可怕，但人们很容易夸大这些思想在1914年以前在德国的重要性。其实，这些思想比其它任何民族和观念更加分歧。并 且总体上讲，它们只代表了少数人，正如在其它国家里一样，受到多数德国人的极大鄙视。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反动的少数人所持的这些意见终于得到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并且，实际上得到全体德国青年的支持呢? 导致它们成功的，不仅仅是国家主义的失败、遭难和波动。更不像许多人主观想象的那样，是由于反对社会主义进展的资本家的反动的缘故。相反地，使这些观点得 势的那种支持恰恰是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它们的得势决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缘故，而是由于没有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缘故。 指导上一代的德国统治者的那些学说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主义，而是反对它里面所包含的自由主义因素、它的国际主义和它的民主主义。正是由于这些越来 越明显因素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障碍，左翼社会主义者才越来越接近右翼社会主义者。把一切自由主义的东西从德国赶出去的正是右派和左派的反资本主义势力的联 合，是激进的和保守的社会主义的融合。 在德国，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联系从一开始就是很密切的。国家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前辈——费希特、洛贝尔图和拉萨尔——同时被公认是社会主义的鼻祖，这 是意味深长的。在马克思主义式的理论的社会主义指导着德国劳工运动的时期，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因素一度隐入幕后。但这为时不久。1914年以来，马克思 主义的社会主义队伍里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一些导师，它们没有领导保守派和反动派，却领导了勤苦的劳动者和理想主义青年，使他们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徒，只是 在这之后，国家社会主义的浪潮才达到了重要的地位，并很快发展为希特勒的学说。1914年的战争歇斯底里——正是由于德国的战败而从未完全治愈的战争歇斯 底里——就是产生国家社会主义的现代发展的开端，并且它在这一时期的兴起大半是靠那些老社会主义者的援助。 *** 也许这个发展的最初的:且在某些方面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已故的桑巴特教授，他的那本臭名远扬的《商人与英雄》一书是在1915年出版的。桑巴特教授起初是 一个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并且迟至1909年还能够自豪地宣称他将其一生大部分的时间用来为马克思的思想而奋斗。对于在整个德国境内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 各种色彩的对资本主义的愤恨，没有人比他做的更多;并且，如果说马克思原理深入到德国人思想中的程序是俄国革命以前其它任何国家前所未有的话，那么这在很 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桑巴特。有个时期他曾被认为是遭受迫害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中突出的代表人物，由于他的观点过激，他不能在大学里得到一个讲席。甚至在上次 大战之后，当他在政治上巴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所著的，仍然保持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的那本书，在德国国内外的影响仍然是 极其广泛的，在许多英美国家的计划者的著作中尤为显著。 在他战时出版的那本书里，这个老牌社会主义者对“德国战争”表示欢迎，认为它是英国商业文明和德国英雄文化之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冲突。他对丧失了一切尚武 本能的英国人的商业观点表示无限的蔑视。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为个人幸福的普遍奋斗最可鄙的了;英国人道德观念中重要的箴铭:公正“可使人事事如意，并能 延年益寿”，对他来讲，是一个“商业思想所宣称。的最不名誉的格言”。正像费希特、拉萨尔和洛贝尔图所阐述的那样，“德国人对国家的看法”是:国家既不是 由个人建立或组成的，也不是一个个人的总和，它的目的不是为任何个人的利益服务。它是一个人民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民是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的。个人 对权利的要求始终是商业精神的一种结果。“1789年的思想——自由、平等、博爱——是典型的商业思想，除了保证个人的利益外，没有任何其它目标。” 1914年以前，在英国人的商业理想，英国人的舒适享乐和英国人的体育运动继续发展的情况下，一切真正的德国英雄生活理想面临着致命的危险。英国人不但自 己完全腐化了——每一个工会主义者都陷入了“享乐的泥坑”——而且开始感染影响其他人，只有战争才帮助德国人想起他们真正是骁勇善战的民族，是一个其一切 活动，特别是一切经济活动都从属于军事目标的民族。桑巴特知道德国人遭到他国人民的憎恨，因为他们把战争看成是神圣的——但他却以此为荣。把战争看成是不 人道的和愚蠢的，是商业观点的产物。有一种生活高于个人生活，这就是民族的生活与国家的生活，而个人的目标就在于为这一较高生活而牺牲自己。对于桑巴特来 讲，战争就是英雄主义的人生观的顶点，反对英国的战争就是反对敌对的理想，即个人自由和英国人享乐的商业理想的战争。在他看来，这种理想最可鄙的表现是 ——在英国人的壕堑里发现的安全剃刀。 如果桑巴特的大放厥词在当时就连大多数德国人都认为太过分的话，另外还有一位德国教授实质上也抱有同样的思想，只不过那些思想从形式上看比较温和，比较有 学者风度因而也就更有效力。这就是约翰·普伦吉教授。他和桑巴特一样，是研究马克思的大权威。他所著的《论马克思和黑格尔》一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学者中的 近代黑格尔思想复兴的开始;他开始时所抱的信仰具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他的许多战时出版物中最重要的是一本小的但同时又受到广泛 讨论、其标题具有深刻意义的书;《1789年和1914年:政治思想史中的象征年代》。这本书专门讨论“1789年的思想”(即自由的思想)和“1914 年的思想”(即组织的理想)之间的矛盾问题。 他和那些把自然科学的理想粗枝大叶地生搬硬套到社会问题上从而得出他们的社会主义和一切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组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像他正确强调的那样， 组织就是19世纪初叶的法兰西的开始阶段中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背弃了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是由于他们狂热，但空想地坚持着自由 的抽象概念。威尔斯(他所写的那本书《美国的未来》对普伦吉有深刻的影响，并且普伦吉把他描写成现代社会主义的杰出人物之一)的著作证明，组织的概念直到 现在才在别的国家恢复了它自己的地位，但特别是在德国，这一概念得到了最好的理解和最完全的实现。因此，英德之战实际上是两个相反的原则之间的一种冲突。 所谓“经济上的世界大战”乃是近代史中精神斗争的第三个大时代。它和宗教改革以及资产阶级的自由革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它是争取19世纪先进的经济生活所 产生的新生力量的胜利的斗争，这种新生力量就是社会主义和组织。 因为在思想领域里，德国是一切社会主义梦想中最令人信服的代表，而在现实的领域中，它是具有最高度组织的经济制度的最有力的建筑师。 20世纪是我们的世纪。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我们却是模范的氏族。人类的生活目标将由我们的思想来确定。世界历史现在正经历一个巨大的奇观，即在我们德 国，一个新颖而又伟大的生活理想已深入到最后的胜利，而同时在英国，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原则却终于垮台了。 1914年在德国创立的战时经济是: 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实现，而且，它的精神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的应有表现，而上是第一个积极的表现。战争的需要已经在德国的经济生活中建立起社会主义概 念，因而保卫我们的国家就为人类产生了 1914年的概念，即德国的组织概念，国家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同 体······在我们还没有真正注意到它的时候，我们在国家和产业方面的整个政治生活已上升到一个较高的阶段了。国家和经济生活构成了一个新的统一 体······标志着人民公仆工作的特性的经济责任感，渗透了一切私人活动。经济生活中德国的新的社团组织，(即普伦吉教授认为尚未成熟或尚未完备的那个 制度)，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国家生活的最高形式。 起初普伦吉教授还期望把自由的理想和组织的理想调和起来，虽然这主要要通过个人对整体的完全自愿的服从才能实现。但这些自由主义思想的痕迹不久就从他的著 作中消失了。到了1918年，社会主义同无情的强权政治之间的结合已在他的脑子里完成了。在战争快要结束前，他在社会主义杂志《警钟》里这样勉励他的国 人: 现在是承认社会主义必须是个强权政治这一事实的时候了，因为它必须是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必须赢得权力;它决不可盲目地摧毁权力。在各民族战争时期，对社会 主义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必然是;什么民族应得到高度的权力，因为它是在各民族的组织中模范的领袖? 同时它预示了一切最后为希特勒的新秩序而辩护的那些概念: 仅从社会主义观点，即组织的观点来看，各民族的绝对自决权利不就是个人主义的经济无攻府的权利吗?我们愿意给予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完全自决的权利吗?彻底的 社会主义只能按照历史所确定的真正的实力分配来给予一个民族在组合中应有的权利。 *** 普伦吉教授表达得如此清楚的一些理想在德国某些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圈子中特别流行，并且，甚至那些理想也许就是从他们那里产生出来的;他们，正像现在他们 的英国同行大声要求的那样，为实现生活各方面集中的有计划的组织而叫嚣。这些人中为首的是著名化学家奥斯瓦德，关于这一点他的一个宣言赢得一定的名声。据 说他曾公开宣称： 德国要把至今尚缺之组织的欧洲组织起来。我现在要对你们说明德国的一大秘密:我们，或者说，日耳曼种族已经发现了组织的意义。在其它国家仍然生活在个人主 义制度下的同时，我们已经获得了组织的制度。 类似的这些观念也在德国原始独裁者瓦尔特·腊特瑙的各个事务所里流行着;虽然如果他了解到他的极权主义的经济学的后果的话，他一定会为此震颤，然而在纳粹 主义思想发展的任何比较详尽的历史中，他是应有一个相当地位的。在上次大战期间和大战刚刚结束时，德国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的经济观念，大都是通过他的著作 而确定的，他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比其他任何大都要多;并且他的一些最密切的合作者后来成了戈林的五年计划执行局中的骨干。与此极类似的还有另外一位从前的 马克思主义者弗里德里希·诺曼的许多学说;他的著作《中欧》在德国也许比其它战时出版的书籍都要畅销。 但最充分地发展这些思想并广为传播它们的任务，是由一位积极的社会主义政治家,德国联邦议会的一位左翼社会民主党员保罗·伦施来完成的。伦施在其早先的一 些著作中把战争描绘成“英国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前进面前的溃退”，并解释了社会主义的自由理想和英国人的概念有哪些不同。但只是在他的第三本最成功的战时 著作(世界革命的三个年头)中，他特有的思想在普伦吉的影响下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伦施的论点是建立在一个有趣的并且在很多方面是准确的历史叙述的基础上 的。这个叙述讲的是俾斯麦所采取的保护措施怎样使德国向工业集中和卡特尔化的发展成为可能，并且，从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种发展代表着工业发展的较 高形态。 俾斯麦在1889年作出决定的结果是德国承担了革命者的任务；那就是说，这个国家在与全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上所外的地位，代表着一种更高级、更先进的经济 制度。既然意识到这一点，就应该察觉到在目前的世界革命中，德国代表着革命的一面，而它的最大对手英国却代表着反革命的一面。这个事实证明，一个国家政 体，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不管它是自由主义的和共和的，还是君主的和专制的，它对那个国家应当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还是非自由主义的这一问题的影响是何等 渺小。或者，说得更明白些，我们对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的概念都是从英国人的个人主义的观点中得来的，按照这种观点，一个政府软弱无能的国家，就是一个自 由主义的国家，而对个人自由的任何一种限制都被理解为专制和军国主义的产物。 在德国，这个经济生活的更高形式的“历史地指定的代表”国家里： 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已经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在那里，一切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都已经建立起来。因此，德国应当胜利地坚守岗位以御外侮，以便能够完成它 的使世界革命化的历史任务，这乃是与任何社会主义政党都有重大关系的一件事。因此，协约国的反德战争，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那些下层资产阶级企图挽救他们自 己的阶级免于衰亡的情形相同。伦施又说，在战前不自觉地开始的，和在战争期间自觉地继续 进行的对资本的组织工作，在战后仍将有系统地继续下去。这并不是由于期望获得任何组织技术，也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己经被公认为社会发展的更高原则。那些在今 天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先锋的阶级，在理论上却是它的死对头，或者无论如何，在不久以前还是这样。社会主义正在到来，而且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己经到来，因为 没有它我们就再也不能生活下去了。现在仍然反对这个趋势的唯一的人们就是那些自由主义者。 这个阶级的人们，他们不自觉地按照英国的标准来思考，包括德国整个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他们对‘自由’与‘人权’，对立宪政体与议会制度的政治观念是从个 人主义的世界观得来的，而英国的自由主义又是这个世界观的传统体现，并且在19世纪50年代、 60年代和70年代为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所采用。但这些标准已经过时并且被摧毁掉，正像过时的英国自由主义被这次战争摧毁掉一样。目前必须要做的事情是 摆脱这些因袭下来的政治思想和促进一个关于国家和社会的新概念的成长。在这个领域里社会主义也必须表现出一种自觉的和坚决的与个人主义的对立。关于这一 点，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是在所谓‘反动’的德国，工人阶级在国家的生活中已经为他们自己赢得了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要坚固和有力得多的地位。” 继此之后，伦施又发表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具有很大的真实性并且值得深思: 由于社会民主党人借助于普选权，占据了他们在联邦国会、州议会、市参议会、商业争议裁决法庭、治病基金保管机构等能够得到的每一个席位，他们就深深地渗透 到国家机构中了，但是他们为此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政府对工人阶级发挥了最深刻的影响。当然，由于社会主义劳工50年来的艰苦奋斗，国家已不再是1867年 那样的国家了，那时普选权才开始实施，然而，社会主义再也不是当年的社会民主主义了。国家经历了社会主义化的过程，而社会民主主义则经历了国家化的过程。 *** 普伦吉和伦施转而又向国家社会主义的直接领导人，特别是施本格勒和缪勒.范.登.布鲁克——在这里只提这两位最有名的人——提供主导思想。关于究竟在多大 程度上可以把施本格勒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个问题上，人们的意见可能有很大的分歧。但现在很显然的是，在他 1920年出版的那本小册子《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里，只反映了德国社会主义者广泛持有的那些思想。关于他的论点只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证明。“在今天以兄 弟间的仇恨互相憎恶的旧普鲁士精神和社会主义信仰是同出一辙。”西方文明在德国的代表人物，德国的自由主义者，是“耶拿战役后拿破仑留在德国土地上的无形 的英国军队”。据施本格勒看来，像哈登堡和洪堡以及其他所有的自由主义改良派都是“英国的”。但这种“英国的”精神将被在1914年开始的德国革命驱逐出 去。 最后三个西方国家所追求的三种生存方式是以三个著名的口号为代表的:自由、平等和共有。它们表现在自由主义的议会制度、社会的民主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社会主 义的政治形式中·····德国人的本能，更准确地说，普鲁士人的本能是：权力属于整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位。一个人要么命令别人，要么服从别 人。这就是18世纪以来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它本质就是非自由主义的和反民主主义的，就英国的自由主义和法国的民主主义的意义来讲的话······在德国 有许多可恨的和不名誉的对立物，但唯有自由主义在德国土地上是遭鄙弃的。 英国民族的结构是建立在贫富之间的区别上，而普鲁士民族的结构却是建立在命令与服从之间的区别上。因此，两个国家的阶级区别的意义是根本不同的。 在指出了英国的竞争制度和普鲁士的“经济管理”本质上的区别，在说明了(自觉地仿效伦施)自从俾斯麦执政以来，经济活动的有计划的组织己经进步性地带有更 多的社会主义形式之后，施本格勒接着说: 在普鲁士存在着一个真正的国家——就这个字的最远大的意义来讲。严格的说，私人是不能存在的。每个生活在像钟表机械装置那样精确地运转的体制中的人在一定 程度上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公共事业的指导权不能操纵于私人手中，像议会主义想象的那样。它是一个职位，并上每个负责的政治活动家都是一个公仆，是 一个整体的公仆。“普鲁士的观念”要求每个人都应当成为国家的公务员——一切工资和薪水都应当由国家来规定。特别是，一切财产的管理都成为有薪水的职务。 未来的国家将是一种吏治国家。但是必须由德国来为全世界解决的不仅是对德国而且也是对全世界的决定性的问题是:将来是商业统治国家呢，还是国家统治商业 呢?面对这个问题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没有区别的，·····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反对我们当中的英国。 与此仅相差一步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守护神缪勒.范·登·布鲁克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我们反西方的战争失败了。社 会主义反自由主义的战争失败了。”因此，同施本格勒的看法一样，他认为自由主义是首要的敌人。他为这一事实感到自豪，今天在德国没有自由主义者，而有青年 革命者，有青年保守主义者。但谁会是自由主义者呢?······自由主义是一种人生哲学，德国青年现在却怀着厌恶、愤怒和十分轻蔑的心情摈弃了它。因为对 它的哲学来说，没有一种东西比它更格格不入、更令人反感和更相对立的了。今天的德国青年把自由主义当作他们首要的敌人。 缪勒.范.登.布鲁克的第三帝国企图给德国人一个适应他们的天性而又不为西方思想所玷污的社会主义。它做到了这一点。 这些作家绝不是孤立的现象。早在 1922年，一个无所偏倚的观察家就谈到过当时在德国可以观察得到的一个“奇怪的、并且在初看起来使人惊奇的现象是”，按照这种看法，这个反对资本主义制 度的战争，是个以精神和经济组织为武器来对抗协约国的战争的继续，是通向实际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德国人民回到它们最好的和最高尚的传统的转变。 反对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反对曾经打败过德国的那个自由主义、是使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结成一条共同战线的共同思想。这种思想起初主要是在精神上与观点 上差不多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德国青年运动”中迅速地被接受，而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融合也在其中完成了。在20年代后期和希特勒上台以前，有一些青年人聚 集在费迪南德·弗里德所领导的《行动报》的周围，他们在知识界成了这个传统的主要的代表人物。弗里德的《资本主义的末日》也许是这样“高尚的纯粹”——他 们在德国是这样被称呼的——的最典型的产物，它之特别使人感到不安，是因为它很像我们在今天的英国和美国看见的那些文献，在这两个国家里，我们可以发现社 会主义的左翼和右翼同样地聚在一起，同样地厌恶一切在原有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东西。“保守的社会主义”(以及在其它圈子中的“宗教的社会主义”)是大批作 者在它之下制造一种使国家社会主义获得成功的气氛的标语。现在在这个国家中占优势的倾向就是“保守的社会主义”。那么，“以精神和经济组织为武器”的反抗 西方国家的战争岂不是在真的大战开始之前就几乎已经成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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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聂绀弩给黄苗子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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