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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流氓
杭州又一个富二代把少女撞飞了。这次是辆保时捷卡宴。
这也没什么，真没什么。要不是上次开三菱那小子把事闹大了，算个啥事呢？中国每年超速撞死人的事天天有。
之所以流氓，是因为这小子是个娘们儿，没担当。竟试图让女友顶罪。即便理由很充分——他是醉酒驾驶，量刑会重，但让女友顶罪？不愧是江南小男人。
大流氓
东突放出话来要袭击全球华人，国家说大家小心。
说老实话，你们本来是能赢得同情和支持的，就跟塔利班之类。自己家地盘被占了，不满，愤怒，妄图改天换日，很好，理想主义者嘛。但是同情在枪口指向贫民的那一刻就消散了，支持在你们胁迫妇女儿童充当人体炸弹时就消散了。
你们只是一帮畜生，打着唬人的旗号试图达成猥琐的目的。
有本事扛着炸药包冲中南海，别他妈像个娘们萎缩不前。
日你嘴！
老流氓
克林顿前腿到，俩美女记者就出来了。
“金正日则在宣传上获得了两场胜利：一方面有机会向朝鲜公众显示他的伟大，因为他与克林顿一起出席晚宴、合影；另一方面，有机会向世界显示，他不是那么坏的一个人，他会释放两名不应该被判12年劳改的记者。”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 一针见血。老老流氓把位子传给老流氓，老流氓准备把位子传给老老流氓孙子。
一帮孙子。
把国人都饿死放炮仗，以前不止一个老流氓干过这事。但到了21世纪还这样，也不啻为奇观了。
为了稳定国内局势，朝鲜最近还出了个纪录片，告诉国人韩国人民是处在如何水深火热中。
流氓赛亚人
最后附上一组宣传照 ，纳粹的。
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第三帝国 。他们和苏联成为后世独裁的榜样，他们的做法被各级流氓瞻仰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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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插播一条消息，据《华尔街日报》说真理报说中石化前老大被判死缓 ，因受贿1.96亿。他在职8年左右，平均每年约2500万，据说是某个老革命的后代。
你知道为啥油价贵吧？再重复一下上一篇文章的观点，别整天像傻逼一样跟着CCAV盯华尔街奖金然后高呼美帝也有贫富差距。差你逼距。
现在是正题，名义上和Twitter有关。
Twitter很火，但也很小众。这并不矛盾，也不仅仅是地域差异（美国火，亚洲小众），就像五四运动那帮人一样，很火，很小众。为何？历史从来都是一小撮人创造的。
先说说技术问题。哦对了，此技术非彼技术。老美先进的东西实在很多，但其实并不仅仅在中国不受待见。比如比我们牛一点点的韩国，就完全无视Googel，又比如比韩国牛一点点的日本，刚看个消息，知道Twitter的仅16% 。
这里不讨论原因，谁有兴趣谁研究。只说个事实而已。
下面是讨论，非技术原因。
有一哥们总跟我唱反调——您老要问了……别他妈问，我这不就说了么——但还保有基础共识。其中一个案例如下：
丫大力推介Twitter ，然后偶表示不屑：“非IT人士的偶漠然飘过……显然腿特垃圾信息更多……碎碎念就是牢骚啊 follow别人没完没了的牢骚……估计8成都是垃圾信息”。偶觉得偶的看法是有根据的，这单词翻译就是猫喵喵叫，狗汪汪叫，羊咩咩叫之类，总之就是小动物磨磨叽叽的发出些声音。设计者初衷就这样。这不歧视我们高等动物么。
然后丫对偶的不屑进行了反驳——如果您逻辑足够好，一定知道偶的逻辑有问题，是俺先找他麻烦，所以不是他总跟我唱反调……至少这个案例不是——
反驳是这么开始的“一个被其认为垃圾信息的集散地的网站每到敏感时期，总会受到天朝的特别关怀。这是为什么捏？”略有思维能力和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他将要说啥，so就不粘帖了，单提一下那个类比——他将从BSP到Wordpress再到Twitter的国内用户群比作“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老三届”，很有趣，虽然不严谨，但大致有些道理。
这里关于为何个人不用Twitter的简单理由（基于此哥们美中用户群论点）——1、个人废话少，不说。2、对接收老美垃圾信息不感兴趣。3、对接收老中敏感信息感兴趣，但敏感的基本都在rss反映了，so……
一个形而上理由——不用Twitter和不信宗教一样，偶认为这俩都是贼他妈有用的东西，但有用不代表偶要用。区别在于，也许某天偶突然就Twitter了，但一辈子也很难宗教。
老美开发了很多东西，到了亚非拉都被异化了。那些窝在小房间折腾出说废话工具的家伙，大概不会想到这玩意能促进地球进步，文明发展。别说中国了，伊朗局势就和Twitter密切相关。
先申明看法，这是非常伟大的信息革命，也是自由主义的里程碑。
然后想呻吟一声，好累啊。
昨天那篇文章写了一个英国美美的纯情，今天电视又看到那个傻逼老美节目，就是找一个家庭或群居生物，告诉他们浪费了多少能源，然后用一年时间改变，计算省下的钱以现金方式奖励。总之就是搞环保。这节目时不时会无意中看到，然后非常不爽的看完。譬如今天是三个群居母体，反正是老美的浪费方式，节目组计算了碳足迹，一年后从住宅面积的90多倍降到50多倍，然后6个滚圆的馒头伴随哈哈大笑汹涌澎湃。
麻痹的，俺们第三世界国家没节约呢，估计也超不过住宅面积一倍，丫省到50倍还真是光荣。
每次看到这种纯情都会有所感触。
回到电脑前，你说巧不巧，就看到南周一篇窃以为很牛逼的报道。这里 。
迂回啊，曲折啊，一篇新闻报道写成这样，是该欣赏还是批评呢？
也许和世界新闻规范不符，但在中国，这就是最好的报道形式。
什么也没说，什么都说了。
好累啊。
我突然慢慢了解到，“人民群众”其实很可贵，就像人们说五四大概会提起几十个牛人，被记住的也就这几十个几百个牛人，但那个年代被淡忘的，也许才华欠缺，也许时运不佳，总之没被记忆的，也曾坐着相仿的努力。如果有幸，五十年后国人回忆1980-2010，也会说起一批人，而如今绝大部分做着同样努力的记者、文人、学者、和甲乙丙丁们，是不会被提起的。
这些人是不幸的，被现在排挤，被未来遗忘。
而他们的不幸，铸就了我们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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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个流传于网上的段子
省级干部是生出奶滴，市级干部是买出奶滴，县级干部是喝出奶滴，乡镇级干部是打出奶滴。
由于使用不规范用文，本人不了解、不知道、不明白、不领会其中意思，也不对其任何可能的意思负任何责任。谢谢。
话说网上段子真是太多了，譬如最近就有据说叫《盛世中国》的歌词改版，有兴趣自己搜吧。
现在说正题。
话说前段时间呐，老外的官们都挺惨的，比如CCAV就曾重点关注英国报销门事件。照爱国者的话说，腐败么，哪都有，只是这老英的腐败给人感觉惨兮兮的。
刘瑜写了篇《“倒霉”的英国议员》 《“报销门”几乎快把人给逼疯》 ，报道称有议员说这是“麦肯锡式迫害”。想到传说中的两会经济（奢侈品店一开会销量就大涨）……英国人民和媒体实在太刻薄了。
对了，刘瑜最近出了本书，《民主的细节》，也广告一下。
穷极无聊的英国媒体开始在全国范围嚷嚷报销事件，俺们三个三千亿扔出去也没屁响（三公花费9000亿）。然后就读到一英国美美（实际上至少中年妇女）写的文章，大意是讲商界里报销都咋整——
一些人形成少报风气，“越资深的高管申报的越少”，因为“他们希望显得正派而诚实”。不过该美美觉得还不够，认为股东们应该要求公司公开报销明细，就像英国议员和英国电台一样。然后，她继续做了一些很有趣的探讨。
1、多报少报本身毫无意义。“在麦当劳招待客户的人，失去客户好感的速度可能比省钱的速度还快”。但去高级餐厅消费的也未必就善于搞定生意。
2、诸如浴缸塞都拿去报销，或者一张地铁票都报的高管，可以认为是吝啬，也可以认为是注重细节。
3、公布后能让公众了解哪些人在干公事花私钱。而这并不一定意味他们高尚，而是有四种可能“他们很有钱；他们很蠢；他们为人正直；他们懒惰而杂乱无章”。作者声称自己属于第四种，总搞不定繁琐手续和票据，结果就没报销了。
4、还会让公众了解小偷小摸行为。而这也不一定意味他们糟糕，“有人拼死拼活精干了一天精疲力竭，打车回家，然后谎称是去参加商务会谈”，“我倒很乐意聘用这些人”
由于解读的多样性，所以她的结论是公布细节未必能更好地研究人性，只是窥探细节本身就很有趣。
这样的思维，通常只属于老外。老外们纯情的就事论事以及合理联想的风格很令人羡慕，因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国产知识分子，都会有意无意往一个方向引，包括我这个无良的文盲在内都不能免俗。报销？当然和腐败有关啦！腐败？民主啊，权力啊……
这是无奈而必要的，但有时我们还是要跳脱出来，用一个“正常人类”应有的思维看待问题，权当给自己做脑部按摩也好。
所以，我一直说，俺们这旮瘩基本是没大师了，因为都在忙着启蒙。从人类智慧角度看实在暴殄天物，一群高智商天天当搬运工。但没办法，不是么？
然后我搜集了网上一些讲老外干部的事——
《德国官员：在中国当官真幸福》 ，大意是一德国市长每周末都要去清烟囱，这可不是为了显示亲民。这家伙原来就是干这行的，当市长后工资太少，只得去赚点外快。当地媒体还给了个“技术过硬”的评价。而这并不是个案，因为当官没钱，很多市长议员之类都搞兼职补贴家用。譬如美国一市长实在没钱了，为每月600美刀去夜总会当门童，结果还被警察抓了，因为违反“不得与脱衣女郎小于0.9米距离”规定。那个在闹运会接火炬的伦敦市长，下飞机时一脸疲惫，原来这厮坐的经济舱……
《前布什政府官员求职难 》，大意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跟着布什混的3000多人很多都失业了，“只有25-30%找到全职工作”。当然这批怎么说也算牛人，早晚还是会有活干的。
然后聊聊我道听途说来的事儿。
老美汽车工人平均年薪14.1万美元，论时薪是俺们的近50倍。为啥改算时薪呢？你也知道中国人民被迫勤劳嘛。但老美并不是都这么有钱，比如教授平均年薪就不到10万。这个道理很简单，你越牛逼，对手就越不牛逼。换句话说，老美深知，咱们工人有力量不是唱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拿这么多钱那帮被剥削的人还整天上街折腾呢（丫们都把公司剥削倒了）。
这时明眼人应该看出来了，咱们人均GDP和老美没差50倍啊（46716:2912=16.0，2008年世界银行数据），即便算上俺们工人阶级地位高的加成，也不至于差这么多。原来老美GDP的80%以上都转化为国民收入，咱们45%都不到。
55%去哪了？这就不好说了，但这45%怎么分有数据。波士顿咨询集团《2006全球财富报告》说，俺们0.4%的家庭占据了70%的国民收入，这只计算了公开资产（金融、房产等）。这0.4%是什么人？谁有兴趣谁研究，我是不知道的。何清涟说很多很牛部门写了个报告，3220个身家过亿的有2900个是什么什么人。 最近老毛外孙女不是在台湾开企业家会议么。
另一个数据是说现在中国财富向富人集中速度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
所以我是从来不觉得如今还有任何改革动力这回事的，对于任何批评国内国际政策失败的言论也嗤之以鼻。因为对他们而言，相当成功。
爱国者是不会关注这些的，因为CCAV正忙着推销华尔街高薪事件。
该死的美国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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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新闻 。
在岭南长大的孩子，相信许多都对黑社会并不陌生——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看了更多港片。我一直记得小学时老师从教室角落废弃书桌里搜出数把西瓜刀的情景，至于进入公众视野的自然是数年前阳江一案，以及破获以吨计冰毒时的轰动。这些并非偶然，至今广州媒体还会孜孜不倦的揭露哪条街上店铺被强制安放老虎机，哪一晚有人被砍伤砍死。
而这些也并非广东专利，黑土地的子民显然更加火爆，而中原的人们也积攒了更多诡计和手腕，从同样操着“鸟语”的闽地到飘着花香的北疆——当然，你也可以用更官方但未必更专业的术语“涉黑犯罪团伙”。
一个听起来很不舒服，但又似乎颇像回事的理论是，黑社会是填补管制空白的润滑剂。如果看看过往案例——18、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初的上海，20世纪中叶的台湾和香港都会发现，黑社会往往在社会急剧变化（发展）产生大量制度管理真空时兴旺发达（像意大利那样黑社会成为一种文化的地方实属个案）。甚至若有幸采访到耄耋之年的上海老人，或者一些研究上海史的学者，他们可能会告诉你黑社会老大杜月笙是如何在那个年代维护了上海的繁荣与稳定。
这是一个危险的论调，事实上，试图证明任何灰色地带合理性的论调都是值得警惕的。在电影《角斗士》中，落魄的罗马将军马克·西蒙斯沦为奴隶，一黑人土著将类似蛆的虫子放在他伤口上，然后告诉他它们正在清理伤口，这样就不会发炎。生长在拥有先进医学，完备卫生系统的将军无奈接受。这是我所能想到的，关于包括黑社会在内的“灰色地带”所能给予的最高评价——可能有用的蛆虫。几乎任何事物都可以寻找到其有利的或者合理的一面，正如在电影《帝国的毁灭》中导演试图让希特勒回归人性，这样的讨论是好的，但讨论者心中应该有明晰的底线，毕竟，酒精和青霉素才是人们需要的更好的选择。
人类对环境的容忍限度往往超出自身想象。这点从数十年来始被制裁始终坚挺的朝鲜政权就可见一斑。无论是极权（朝鲜、缅甸、古巴、伊拉克）、恐怖主义（以巴地区）、战争（中东、远东）还是丛林法则（东非、中非），一个社会终究会继续存在，甚至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也成为很多人拿那句被曲解和滥用的“存在即合理”来掩饰或搪塞的理由。更糟的是，这些成为一些人对自由、民主、平等、天赋人权等普世价值横加指责的论据。总有些人会发自内心的相信这些被刻意扭曲的观点，洗脑者心安理得，被洗者心甘情愿。
这不是事情的真相。事情的真相是极权、恐怖主义和丛林法则，乃至战争往往息息相关。国际社会不会忘记柬埔寨的大屠杀，不会忘记朝鲜炸毁民航客机以及在仰光制造的爆炸案，不会忘记苏联的各种龌龊行径——当波兰宣布禁止切格瓦拉头像时，你应该能感受到这个民族被那面旗帜伤害得有多深。
当杜月笙在上海翻云覆雨，如交际花般游走在国民党政府、各路军阀和各国租界之间，为“上海繁荣稳定”做贡献的同时，他也像捻死蚂蚁一样杀人，当他看上你家女儿时，你只能赔上笑脸。
任何以“有用”为名给龌龊进行的合理化辩解都是需要警惕的，你必须有所信仰，关于美好、正义、公理、善良和博爱。极权主义和丛林法则最终会反噬每一个人，今天的妥协、放纵和协犯，明天终究会被审判。
在开篇那则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黑社会”，还有这个腐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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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受关注程度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之一，我愿意将此文视为中华民族之崛起……即便，不认同。至于，标题的时态……嗯，一个中国式笑话……笑话。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09/may/29/china-internet-deng-yujiao
Are China’s netizens calling the shots?
The growing power of China’s internet activists, who secured the release of Deng Yujiao, has its government on the back foot
Friday 29 May 2009 10.30 BST
For millions of Chinese internet users, nothing could come as better news than the release of Deng Yujiao , a woman who killed a government official, saying she was defending herself against attempted rape . Someone as ordinary as Deng Yujiao, who admitted she killed an official and would usually face the death penalty, walked away on bail after just 17 days in detention. Her early release means she is probably going to be charged for a lesser crime, if she is charged at all.
This news story, with the figures of the “ordinary waitress” and “abusive government official” had the key ingredients to be picked up by internet sources. A grassroots movement railing against Deng Yujiao’s treatment dominated blogs and forums. This movement also began to influence the wider media, hailing Deng as a hero and calling for a fair trial for the waitress and harsh punishment for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responsible. Without the overwhelming attention and pressure from internet users, this would be no more than a common criminal case, a woman who fought off a drunken man attempting to rape her, and killed him in self-defence. This is as close as we Chinese get to democracy.
Chinese netizens are growing in power, through their powers to expose both individuals and the government. The online community is more aware of the net’s power to influence as well as to inform. In the recent prison death in Yunnan province and in Deng Yujiao’s case, members of online communities actually came forward and effectively took part in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attempting to replace state media and the police. In Deng Yujiao’s case, netizens interfered in a number of ways, whether legal or not: visiting her in the psychiatric hospital, probing the crime scene, attempting to protect evidence, and publishing personal detail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ir families.
One can’t help asking, not whether there will be another Deng Yujiao, but when? A senior official admitted that public servants have become perceived as public enemies. He has every reason to say so, not because every public servant is corrupt and lustful, but because the public’s frustration under non-credible single party rule is ascending to a boiling point.
Without political reform, the sword of Damocles is still hanging above the government’s head. The government’s grasp on power may be absolute, but it is also vulnerable to public opinion. It lurches from one extreme to another, transforming students’ peaceful protests into bloodshed and turning requests for an investigation of shoddily built schools by parents whose children died in the Sichuan earthquake into media bans and house arrest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known to stand back in the face of all sorts of challenges. On one hand this allows them to carefully watch the situation and react with a single effective move; on the other, they almost always miss the golden window of opportunity to stem the public’s rage before it becomes critical.
Chinese people’s wealth is no doubt growing by the day, yet so is their demand for more political rights. The government increasingly finds itself in a difficult place under scrutiny by internet users. These days it at least wants to be seen to be governing with a benign hand. Deng Yujiao’s unprecedented release comes at a price; and the price tag reads “legal credibility.” The waitress deserves a fair trial — but a trial nonetheless. Her release is undoubtedly worth celebrating for millions of netizens who care about her, but it also marks a sad day for the Chinese judiciary. Public opinion must be respected but should never shift the course of law. Democracy prevailed? Justice served? Not q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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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毛女》是我国观众耳熟能详的革命样板戏，它曾经激发起人们对万恶旧社会的憎恨，对倍受压迫的劳动人民 的深切同情。无疑，这是一部意义深远的好作品。但是，艺术往往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白毛女》中的喜儿，她的原型是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学名叫杨玉娇。历史的真相是，杨玉娇三刀扎死了黄世仁，逃到了深山里，最后才变成了白毛女。
杨玉娇 ，女，山西省晋城县人，时年21岁，其父杨白劳，为贫下中农，长期受雇于大地主黄世仁。因为山西年年干旱，土地收成很不好，所以，杨白劳欠下了黄世仁很多的租子，被迫将杨玉娇卖给黄世仁当丫头。
杨玉娇到黄府的第二天，她正蹲在一个脚盆边洗衣服，黄世仁带着管家刁老四从外面遛鸟回来，一眼就看见了杨玉环俊俏的面庞，隆起的胸脯，婀娜的身姿，还有肥美的臀部。黄世仁当即上前，提出要求，让杨玉娇提供特殊服务。杨玉娇拒绝了。她说，我是来当丫头的，不是来当小老婆的。黄世仁一听气坏了，从口袋里掏出几根金条，劈头盖脸地砸在杨玉娇脸上，骂道：老子有的是钱，临幸你，那是看得起你。别给脸不要脸。杨玉娇抹着泪，朝里房跑，不想黄世仁跟进了里屋，把杨玉娇强行按在床上，要强行插入前排，当然，黄老板长期抽大烟，身子骨不够硬朗，这个过程得到了管家刁老四的帮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女英雄杨玉娇，顺手操起一把修脚的尖刀，深深插入了黄世仁的胸膛，来回三次，插了个透心凉，这正是，插人不成反被插，肉棒那有钢刀硬？随后，管家刁老四也惊叫着，倒在了血泊中。
杨玉娇一直被反动派通缉，躲进深山长达十年之久。十年里，她盼星星，盼月亮，头发都白了，终于盼来了亲人解放军。解放军把杨玉环从深山里接出来，还给了她自由，还让她来控诉那曾经吃人的社会。并且，最高领导还亲自给杨玉娇挂上了三块大奖牌，表彰她为民除害，除暴安良。随后，晋城县捐款集资，为杨玉娇修建了一座高达十米的牌坊。
杨玉娇一直活到97年香港回归才去世。她后来嫁给了一位历史学家，两个人恩恩爱爱，过得十分幸福。这位历史学家，也就成为了《毛女》剧中大春一角的原型。历史的真相来源于网络，老时不识字，和老时无关。
《那些没能成为阿娇的美女们 》
原文作者不詳。鏈接：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6557611/
高鶯鶯 ，18歲，湖北襄樊老河口市人，在寶石賓館上班期間因為抗拒有權勢者求歡，遭強奸，被從賓館10樓推下摔死。案件中發生警方搶屍體火化、毆打恐嚇家屬、警方偽造證詞、官方偽造證據、知情者離奇死亡等情況。
黃靜 ，21歲，湘潭市臨豐小學音樂教師，被奸殺在臨豐小學宿舍內，當局偽造屍檢報告、毀滅證據、拖延阻礙辦案、恐嚇家屬等。
楊代莉 ，17歲，四川大竹縣萊仕德酒店員工，遭官員輪奸並虐殺，“身上被針刺了很多小孔，幾顆牙齒被打掉，舌頭被咬斷，乳房被割掉，下身被弄爛等”。官方百般阻撓案件調查，引起當地民憤。
孫巾雲 ，18歲，江蘇省灌南縣人，於2006年8月11日夜，在飯店下班回宿舍的路上，遇歹徒攔路強奸，孫反抗遭毒打致死。報案後，其親屬卻被公安局毒打。公安局並不予立案。
尚偉麗 ，19歲，唐河縣上屯鄉丁崗村人，原在唐河縣一家餐館打工，1999年7月，被當地員警陷害侮辱監禁，無法逃生，被逼迫跳樓導致終生高位癱瘓。
楊春紅 ，2005 年2月2日夜，在椒江賓館公款酒宴上，因不情願陪台州眾高官飲酒，在碰杯時，將幾滴雪碧飲料濺到台州水利局局長丁林超的手背，丁林超即示意在旁的工會主席金華斌動手。金當即向楊面部重擊三拳，並用銳器戳穿楊春紅右臉致使鮮血直噴，貫穿性傷三層至口腔，縫59針。楊春紅上告，但2006年6月7日，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將楊春紅抓捕投入監獄。
Tags: 传记 , 官 , 新闻 , 社会 坐井观天 | Comments (0)
一季度新增贷款4.56万亿元，占全年目标5万亿元的91.2% 。
这一个数据就基本解释了大部分问题——中国如何在全球低迷的情况下“一枝独秀”，沪A为何一路冲至2700点等等。
至少按官方宣传的论调，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主要由于缺乏监管，大量不良贷款拖垮金融公司。现在我们是否正重蹈覆辙？缺乏监管不见得比乱监管来得更糟，而中国金融业监管能力是“有口皆碑”的。
所谓来去如风，四月份贷款比环比负增长 ，看来印钞机也是要休息的。
已经有经济学者警告通胀风险——当然这也是好消息，至少对于地产商如此。
通胀和通缩的本质并不复杂。一个社会如果仅需1万亿货币就能保证正常交易流通，现在突然注入5千亿，通货（货币）供应大于需求，于是就通胀了，反之则通缩。现在1季度几乎搞定了全年的事，通胀难道不是理所当然么？
中国经济是要看发达国家脸色的。之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季度数据显示以长三角、珠三角为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增长明显下滑，甚至还有负增长，最近作为改革后经济风向标的广交会成交额也同比下降16.9%之多 。因此GDP增长贡献主要来自中西部。
乐观的人总能看到乐观的事，或者想象的很乐观。高盛在4月底曾发表报告称中国复苏步入正轨 ，之后经合组织（OECD）也做了类似的乐观估计 。国人则更善于乐观，譬如认为这会促进落后产能淘汰，促进中西部与东部发展平衡云云。这倒是很新鲜。我们相信广东和浙江的血汗工厂很落后很糟糕应该淘汰，但什么时候经济落后地区的产能到比经济发达地区先进了？发达国家淘汰的东西扔给珠三角长三角，珠三角长三角再淘汰则扔给粤北、湖南、广西、安徽等等。问问上海人他们扔了多少破烂给苏州，再问问苏州怎么传递这些破烂。经济危机的确有可能促进长三角珠三角的产业洗牌，但若以为中西部能因此受益那就大错特错了。
单以广东为例，一个省就占了全国汽车销量的1/4，家具销售额1/3，邮政业务占1/7，各类电信业务营业额也占大头（中移动1/5、电信1/10）……这只是随便找的一些大概数据。如果加上上海、江苏、浙江，这四个省市恐怕就瓜分了全国一半以上的消费能力。今年中西部居民收入增加了多少？如果最富的地方穷了，内需是不可能扩大的。
当然，你大可以继续把希望寄托在搞基建促三农的投资上，不小心随手翻到些新闻：《县官们的水电站，农民们的抛荒田 》、《审计署：10省市挪用支农资金26.93亿 》。这是标题第二部分：乱派钞票会导致社会危机的一小部分印证。在缺乏有效监管，权力制衡形同虚设的情况下，任何以政府名义的大手笔投资几乎都会带来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并为激化社会矛盾埋下伏笔。南美就是好例子——迈阿密度假的富人，漫山遍野的贫民窟，以及看上去很美的GDP。
如今全球经济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日本创二战后最严重经济下滑折合年率为15.2% ，美国失业率在向10%冲刺，英国面临深度衰退 ，连德国都录得1970年以来最大衰退（折合年率14.4%）——而数月前德国还西欧最坚挺的经济体。照欧盟委员会的说法：“欧洲经济正处于战后最严重、波及范围最广的衰退之中 。”
不过，经济不会用下滑，这些糟糕透顶的数字也可能表明经济危机正在触底。但这就意味着即将反转？恐怕只是一厢情愿 。
中国如今大印钞票已经带来不少负面效应，财政部最近提示收不抵支的风险 ，政府高层也一再表示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问题正在于此，贷款数额已经如此巨大，还能有多少强力手段刺激经济呢？
美国众议员罗恩·保罗在国会上曾发表《国库已经空空如也 》的演讲，类似的声音也许会像猪流感一样快速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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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天才告诉我怎么在RSS中输出视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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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 2009年01月20日 国际先驱导报
转自凤凰网
他不是一个笨总统
八年前的冬天，站在国会山庄前临时搭建的看台上，完成了对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报道。那天，到现在我还记得，很冷很冷，还飘着小雨，但是，当美国国歌响起的时候，这样的寒冷，丝毫没有影响到台下那些人的专注和虔诚。
那天，布什成为了美国总统。
一个忠于自己信念的人
振奋人心也好，感人肺腑也好，我们不能够忘记的一个事实，那就是，政治人物的演讲，往往是出自身边的工作团队。问题在于，一个出色的领导人，才能够吸引出色的人才为自己工作。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让我相信，布什并不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曾经以为的:一个愚笨的领导人，不然的话，为何一批精英会从他担任州长开始，忠心耿耿地在他身边，全心全意地为他服务，为何他能够成为两届美国总统？
迈克尔·格尔森被称为布什的影子。只要是他撰写的演讲稿，布什就会说，“那我不需要看了”。
见到格尔森是2007年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刚刚被提拔为布什的政策顾问。对他的第一印象，觉得这个穿着传统的隐条西装的中年人看上去很保守的样子。而他一坐下来，就向大家解释保守主义，然后讲起当年他为何会跟随布什。他说，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布什愿意为穷人做点事情。
格尔森和布什一样，是虔诚的教徒，准时去教堂，反对同性恋婚姻，对于自己以及周围的人的道德要求很高， 而他认为，这也是保守主义非常核心的价值。在他的眼中，布什是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信念的人 ，这是最吸引他的地方。也是使得他一直追随布什到今天的原因。
很多次，格尔森讲起非洲的艾滋病的情况，讲着讲着就会哭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白宫群英》，就是那种总统周围，充满了理想，希望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情的年轻人的感觉。
虽然布什的口才大家公认不好，但是演讲起来却不一样，这全部是撰稿人的功劳。外界赞扬格尔森的演讲稿写得好，他告诉我们，必须是布什真的这样想和认同，他才能够写出一篇好的演讲稿。
“所有在暴君和绝望里面生活的人们能够知道，美国不会忽略你的被压迫，或者原谅你的压迫者。当你们站起来为自己的自由而斗的时候，我们站在你的这一边。”这是布什在他第二次就职典礼上演讲的一部分，也是格尔森试图让人们明白布什的理念，他对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忠诚。
除了格尔森，我在哈佛的时候，有机会和《华盛顿邮报》记者鲍伯·伍德沃德聊天，这名当年揭露了水门事件的记者，现在正在写一本关于布什的书。因为这个原因，他和布什很有多次谈话的机会，他说，布什不是一个善于玩弄策略的政客，而是一个忠于自己信念的人，你可以说他很固执，或者错误，但是你却不能够质疑他的品格。
一个不会见风使舵的总统
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布什，是2001年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还记得布什走进举行晚宴的会场，不停地东张西望的样子，很是一副没有见过大场面的好奇样子。
还记得有美国媒体把布什的表情和猴子进行比较，发现相似度极大。而关于布什的笑话也实在太多，比如吃小饼干噎了，结果把自己摔伤了。
最搞笑的，还是在去年11月秘鲁的APEC会议上，布什的保镖被拦着不能够进入会场，结果布什回头，硬是把他的保镖拽了进来，之后还很得意地向着周围的摄影机展示胜者的笑容。这样的景象，把我们这些记者看得，先是目瞪口呆，然后是开怀大笑，因为APEC实在是太沉闷了，终于有了一个振奋人心的话题。之后才知道，在门外，美国保镖和秘鲁警卫大打出手，一个美国保镖被打翻在地。
这些事情，会让人觉得，这样的美国总统似乎很不上台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一个讲求策略的政客时代，面对一个直率、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的对手，总是比和一个讲话要绕几个圈子的对手好得多。
布什在离任前的最后一场记者会上，承认自己在任的时候犯过错误，但是依然有很大的成就感，可以昂步回家。我理解他为何这样讲，因为他做的决策，可能是错误的，但却是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信念。当然，这样的执着，并不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在有些善于见风使舵的人看来，实在是吃力不讨好，甚至是愚蠢。
离任前的布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然是被伊拉克记者扔鞋的事情。布什身手敏捷，回应的时候，也不乏幽默。有人说，这两只扔向布什的鞋子，正是他八年执政的一个总结，显示出他的失败。我倒觉得，只能够说，这显示，布什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总统。
任何决策，特别是在国家事务方面，肯定是没有一边倒的好和一边倒的坏的。问题是，领导人愿不愿意承担决策带来的风险。而这样的风险，不单单布什需要承担，换了一个总统，也要面对。格林斯潘现在被看成金融风暴的始作俑者，但或许再过几年，人们对他的评价又会不同。正如布什所说，功过评说，还是待历史来交待。
一个喜爱中国的共和党人
想起毛主席当年说过，他喜欢“右派”，宁愿和共和党人打交道。我想，他的意思可能是，民主党人实在太让人摸不清楚他们在想什么。当年的司徒雷登留在南京，希望能够促成美国和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建交，但是结果还是因为杜鲁门犹疑再三，最终还是决定不建交，黯然回国。最终，和社会主义中国建交的决定，还是由共和党的尼克松拍板。
做节目，讨论的话题关于布什，让我惊讶的是，中国观众的现场网络投票，喜欢布什的人超过了不喜欢他的。看来，中国观众对于布什有着特殊的感情，毕竟在中美关系上，布什在任的八年，是两国关系发展最好的八年。“9·11”之后的反恐战争，让中国和美国从布什口中的“战略竞争者”，成为了“利益攸关方 ”。
在台湾问题上，布什曾经因为台湾问题激怒过中方，但是同样也是在台湾问题上，在布什的口中亲口说出了“不支持台独”。那是在2003年12月，温家宝访问美国，在白宫的小会见室里面。那天，我和摄影师就在现场，当我听到布什的表述之后，到现在我还记得那种听到了重大新闻的兴奋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美之间进入了新的“蜜月期”。
对于中国，看得出来布什的喜爱。在秘鲁的APEC会议上，和胡锦涛主席道别的布什不忘表示，自己和夫人，到时候一定会到中国走走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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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何海宁 发自贵阳 2009-02-25 23:23:07 来源:南方周末
只要你是一般纳税人，申请报税资格时，可能会毫无防备地遇到一个隐蔽的垄断行业，你必须花费1万多元，只为购买一台老式电脑和配套设备。
你没法说“不”，只因为你需要一张装配在电脑上的“金税卡”。
这是一个有着惊人利润的国家特许行业。2007年，金税卡及配套设备销售已有16亿多元。“现在全国一般纳税人如果按300万计算，年新增率为20％，那么，金税卡配套的电脑和打印机的销售可能有60多亿。”一名曾经从事金税卡销售的业内人士估算。
这已沉疴多年。今年初，国税总局一个调查组终于低调前往贵阳听取企业意见。
去年底，国家大力推行税制改革，力图在金融危机之际，减少企业税收负担。在此背景下，国税总局的调查行动更意味深长。“
一个字：贵”
去年7月，贵阳一家投资公司的会计小唐在国税服务大厅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时，看到贴在墙上的一张通知：开据发票的电脑要安装金税卡，上面有服务单位的地址和电话。
小唐去到贵州爱信诺航天信息有限公司，这是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航天信息）在贵州的省级服务单位。
首先要上培训课，学习报税等常用知识。培训费500元／人。“要求要有两个人参加。”小唐说。她们交了1000元。
上课时，老师发了一份销售清单，上列17项产品，包括金税卡、电脑、打印机、U盘、windowsXP操作系统、计算机桌椅、报税清单纸，还有各类杀毒、财务软件。
“老师说，上课看一下要买什么，下课来签合同。”小唐回忆。
教室里有二十多人，是来自不同公司的会计、出纳。现场小声骚动。小唐听到旁边有个女孩叹了口气，说：“我们都已经买好了，现在完了，要重复买了。”
“所有纳税人心里就是一个字：贵。”一家办公设备批发公司的陈总说。
陈总公司在一家电脑城。清单上列出供选择的3款“长城酷睿”电脑，价格都在5000元左右。“这样的配置只要2500多块钱就能在电脑城买到，还带操作系统。实际上，电脑城都不卖这样的配置，前年就已经是淘汰的机型了。”陈总说。
清单产品远远高于市场价。她举例，报税清单纸150元／箱，市场价只要50多元；一个系统隔离卡680元，“在电脑城也就200多，你要我可以马上拿货。”她说。
2月20日下午，陈总从办公桌抽屉里翻出一张windowsXP正版光盘，包装完整无缺，这是她从爱信诺花1080元买下的。但爱信诺的技术人员在上门安装、维护时，却是用盗版光盘。她打开从爱信诺花5080元购来的电脑，系统明显表明，这是盗版市场上流行的“风木雨林”版。“盗版碟市场上两块钱一张。”陈总说，“我们问技术人员，为什么不用正版的，他说你们也知道，盗版的一样好用。我们都笑了。”
在使用的近半年时间里，这台电脑反应速度太慢，陈总只能自己加了一块内存条，马马虎虎用着。
陈总原想廉价接收朋友的一套电脑和打印机，也是从服务单位购买的。她询问爱信诺，得到的答复是，要把设备拿来检测，时间是10天；另外，必须提交这套设备的来源和票据。“天哪，这怎么可能！”陈总觉得耗不起时间成本，而且是老设备，找不到来源凭证。
小唐也遇到类似问题。她们抬着一台同样机型的旧长城电脑去爱信诺咨询，对方一定要来源凭证。
这两家企业“谈判”耗了近一个月时间，无果而终。“我们耗不起时间，就当是一次性被宰一次了。”小唐说。她的遭遇和大部分企业一样：如果不购买足够多的设备，那么就无法拿到税控系统的操作合格证，也无法到国税局办理资格申请。
很多企业不明白服务单位和税务机关的关系，都抱着“怕得罪人”的心态，讨价还价购买了其中一部分产品，大部分都购买了电脑和打印机，而这些都可以从市场上以更低价格购到。
小唐所在公司花费了11000多元，陈总是13000多元。记者从另一些企业查询到，有的花费了18000多元。
以后，企业还要交495元／年的设备维护费。“现在买电脑都是免费维修，这样的收费不合理。”陈总觉得不可理喻。
贵州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企业不多，一般纳税人为1万多户，光维护费就近500万元。每年新增户可能近2000户，金税卡和配套设备的销售可达到近2000万元。如在企业云集的沿海发达地区，这项销售额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购买金税卡的“重重关卡”
2月19日上午，小唐同事小文上网搜索，在全国各地的论坛上，有许多类似投诉的帖子，都是在办理金税卡过程中，遭到百般刁难，最终只能忍气吞声。
新闻媒体也在介入调查。去年底，广州媒体曝光了东莞一家服务单位，有纳税人投诉称，这家服务单位“强行高价搭售电脑。网友认为该行为是‘霸王条例’，垄断敛财”。
东莞企业遇到的难题如出一辙，自家电脑无法安装金税卡，必须购买服务单位5300元，而市场价才2500元的电脑。报道引用一名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话，称这家服务单位是东莞惟一指定单位，但无须购买电脑，只要是符合软件安装要求的电脑就行。“这种问题在全国都很普遍。”贵阳、青岛一些曾在金税卡销售行业工作过的内部人士愿意向记者透露内幕。这其中夹杂着暴利行业的各地利益之争，但也终能使内幕大白于天下。“金税卡就像一把刀，想剁谁就剁谁。”贵阳一名业内人士称。“如果企业自己买电脑，可以动手脚，也可以拖时间，一两个月，企业拖不起。”业内人士称。
他拿出一块金税卡——如同声卡、显卡一般插在电脑主板上的电子设备，他把一只很小的跳线帽按到卡的跳线上，这如同在电路板上形成了一个“短路”，电脑便无法识别金税卡。“我们做手脚的速度很快，一般别人察觉不到。我们就可以跟企业说，你自己的电脑不兼容，烧坏了金税卡还得赔。”
以前，也有一些电脑确实无法兼容金税卡，是因为卡插槽类型已经被市场淘汰。“在4年前市场就没有了，现在通用的插槽速度更快、更稳定。”陈总说。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已不存在。“现在市场上的电脑都可以装金税卡。”业内人士称。
另外的办法是：“反复说要检验，企业跑烦了，也就办了。以前有个企业一连拿了十多台机器来试，都不行，他自己还不相信。”贵阳业内人士说。
如果上网搜索，在不少论坛上有网民自发提供的解决方案，共享与服务单位“斗争”的经验，如何解决“跳线问题”、“软件驱动升级”、“插槽问题”等等。
业内人士称，在培训考试完毕后，企业去领操作合格证时，还可以设一道关卡：如果企业不签销售合同，就无法领证。
矛盾在逐渐激化，特别是在近两年来，金税卡在全国统一进行升级。企业以前在服务单位购买的电脑普遍老化，又必须在服务单位购买新设备。
去年底，国家增值税改革进一步推进，降低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门槛，目的之一便是要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但在大量中小企业申请之际，就面临着同时购买配套设备的“霸王条款”。
配套设备：暴利的来源
金税卡是国家特许产品，是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的核心加密技术硬件，这套系统是国家“金税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90年代，国家开始试点，到了2002年底，已在全国全面推广。
据税务官员介绍，防伪税控系统改变了1990年代虚开增值税泛滥的现象，确保了国家税收。它的加密技术至今无人能破解。
这套系统由航天信息研制，它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等12家航天领域的企业和科学研究院共同出资成立，承担了“金税工程”、“金卡工程”、“金盾工程”等国家重点工程。2003年7月，航天信息在国内A股市场挂牌上市。
目前，金税卡是航天信息的主营业务，它在全国构建了庞大的服务网络，共有36家省级服务单位，七百余家基层服务单位。
一名会计师为记者分析了航天信息的2007年终报表。防伪税控系统及配套设备收入16亿多，但成本才8亿多，毛利约为收入一半。“这说明这项是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处于垄断地位，所以利润高。”
相比另一项计算机销售21亿多，但成本达到了19亿多，毛利只有2亿多。“这更能说明上面垄断项目的利润非常大。”
报表无法完全体现各地子公司在销售配套设备——电脑、打印机等的盈利情况。航天信息在各省的服务单位有多种模式：全资公司、合资公司，或者毫无股权关系的当地企业。近年来，航天信息试图在全国建立服务网络，一些当地企业被迫放弃金税卡业务，产生了商业纠纷。
据业内人士透露，航天信息以全价1410元向服务单位提供金税卡，服务单位的利润主要来源于450多元维护费／年的分成，以及配套设备的高价销售。
航天信息要求服务单位不得搭售配套设备。实际上，业内人士认为这只是“虚招”。
据贵阳业内人士透露，航天信息内部有口头传达的销售指标，2002年至2005年，贵州的配套率是25％，也就是搭售电脑和打印机的比率。“由北京订货，发货过来。我们电脑进价是4200多，卖5000左右，一般加价10％－15％。”
据青岛业内人士介绍，他作为当地服务单位负责人时，配套率是30%－35％。“当时配套率高的地区，能达到70%、80％。做得好的，有些时间段都能达到100％。”
另外，航天信息在逐步开发属于自己的软件，如安全杀毒软件、系统隔离卡、电视棒（用于接收、录制电视节目）。在贵阳的销售清单上，记者采访的企业大部分购买了这些产品。
特许还是垄断？
贵州省国税局流转税管理处官员赵利坤坦言，他接到不少企业的投诉。不过，税务机关只能“多沟通，多向企业宣传”。
早在2005年，国税总局发文“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服务监督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其中禁止服务单位借服务便利或假借税务机关名义向企业强行销售计算机、打印机等通用设备，及其他软件或其他商品的行为。
另外，满足安装条件的企业向服务单位提出安装要求后，服务单位要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开票系统的安装、调试，不能影响企业开票。
这些国家规定在实际操作上形同一纸空文。
按照“管理办法”规定，各地税务机关是服务单位的监督部门，接受企业投诉，每半年组织一次企业满意度问卷调查。
然而，这无法形成有效监督。据贵州省国税局官员介绍，问卷调查反映的问题，他们也只能汇总向上一级报告。
“我们的地位很尴尬，服务单位做得不好，我们也没法取缔，只能提醒。”贵州省国税局赵福增副局长说。
“而且，税务机关要靠服务单位提供金税卡，只能向它妥协。”业内人士称。
这种尴尬监督来源于税务机关没有权力指定当地服务单位。
2000年，国税总局发文“关于推行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防伪税控系统省级服务单位和省内服务网络应由航天金穗高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建立和管理，各级税务机关不得指定服务单位，也不得参与相关的商业经营。
“通知”中所提到的“航天金穗”是航天信息的前身。
许多股评文章在论及这家公司时，往往与“垄断”相挂钩。一篇2007年建议股民增持的文章称：“主营业务是增值税专用发票防伪税控系统及配套设备，在国内具有垄断地位。”
2008年，另一篇股评认为：“防伪税控的垄断地位短期内不会被打破。同时，公司本质上是国内领先的特殊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税制改革尤其是增值税的改革提供了公司重大发展机遇。”在金税卡系统一机多票升级、一般纳税人降低门槛时，这只股票得到了业内的追捧。
与业绩的辉煌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纳税人的苦瓜脸。小唐在高价购买设备之后，愤然写了一封投诉信，寄给国税机关。不过她说：“我也知道改变不了什么，只能发发牢骚。”
很多纳税人依然对国税机关抱有偏见，认为国税机关和服务单位有着“特殊关系”。而这套服务体系也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如国税机关没有告知纳税人，只有金税卡是必买的，其他设备可以自由选择；又如是国税局提示纳税人去服务单位办卡，而非通知服务单位去为纳税人服务。
今年初，国税总局调查组在贵阳座谈时，当地税务官员谈到了“垄断”问题。“我们希望总局能向国务院报告，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统一向航天信息购买金税卡，免费发放给纳税人，免费为企业培训。纳税人已经交了那么多税，不应该还要他们拿钱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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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 2009 02 12
转自崔少明 卫星电视和互联网普及后，资讯泛滥。香港有将近300个电视频道，剔除几个台都转播的重复频道，相信也有200个。
卫星电视和互联网普及后，资讯泛滥。香港有将近300个电视频道，剔除几个台都转播的重复频道，相信也有200个。亲友间谈起，都抱怨太多。我家大概也有60~70个，但除了新闻，收看其他节目每天不够两小时，正考虑裁掉一些。
这些频道主要来自两大收费电视──“有线电视”和“now宽频电视”。有线在15年前启播，约有100个频道，以专用的光纤传送。now大约6年前开播，利用原有的电话线和互联网技术传送，超过150个频道。
两者近年割喉竞争。有线高峰期约有80万订户，但now后发先至。有线被now以亿元重金抢去其英国足球超级联赛的独家播影权，加上残酷的抢客招数，观众显著流失。now去年的接收户数已后来居上。有线欲以娱乐节目来弥补流失的球迷订户。但限于“无线电视”的惯性收视（见下文），效果尚待显现。而且，足球赛远在欧洲，球迷明白，要看就得花钱。何况还有数以万计的赌波客。下了注码的人自然不会吝惜订阅赛事的费用。
但所有媒体都有本地娱乐讯息，内容大同小异，娱乐迷不可能像球迷那样慷慨忠诚。单靠娱乐，有线很难与now抗衡。两者之间的订户流向再持续一两年，有线的户数不一定能维持基本的开支。
前几年，now尚未崛起，有线电视的母公司有线宽频(上市编号1097)一直有盈利。但08年度（香港跟从英国习惯，财政年度由4月1日起至翌年3月 31日止）开始逆转，截至去年9月底的中期盈利暴跌78%。当时香港经济仍然良好，盈利暴跌可信是订户流失使然。有线预料08年度全年会有亏损。而由于 09年度的企业预算才会全面反映金融海啸对广告额的冲击，明年4月起的财政年度将会是媒体的灾难。有线自不例外。
双雄争霸
为了提供竞争，香港每种广播渠道都颁发两个牌照（执照）。最理想的情况是，两个经营者错开市场、实力相若。最不利的是恶性竞争，两个和尚都吃不饱，又或者一台独大，小台长期亏损，大台予取予携，令观众别无选择。
现在大家都担心收费电视也走上这条路，因为免费电视的市场垄断已存在了将近40年，政府至今束手无策。
香港有两家利用大气电波广播的免费电视台──“电视广播”（1967年创办时是唯一利用大气电波广播的电视台。由于当时的收费台“丽的映声”是有线播放的，公众从一开始就把“电视广播”叫做“无线”，简称TVB）和“亚洲电视”（简称“aTV”，由1950~60年代有线的收费电视“丽的映声”演变而来）。
历史上，aTV前身的“丽的映声”是香港第一家电视台，经营了10年后，到了1967年香港骚动那年，政府才发牌给TVB加入竞争。当时经济刚起飞，大众收入不高。丽的收费不菲，只有中上层订阅，不具有左右大众潮流的力量。笔者当时与父亲从内地来港，寄居在友人的店铺里，就几乎没有看过。但TVB一开台就利用大气广播，只要买部电视机，就可以免费收看，很快就成为社会主流。
到了1973年，丽的明白无法用有线的收费电视与TVB的无线免费服务抗衡，从而也改用无线免费广播时，TVB的艺人已成为大众偶像。公众开始对其节目形成依赖，也就是后来说的惯性收视。
长期以来，TVB和aTV各有两个大气频道，一粤一英。但TVB由开播到今天这几十年，粤语频道的收视从未受到威胁。最近连aTV也承认，与TVB的收视是一与九之比。香港以点数计算收视，每一点大约是6万户。换言之，即使晚间时段，aTV也只有大约10万户收看，TVB则很少节目收视低于100万户。
惯性收视
市场一面倒，所造成的恶果是TVB连年赚大钱，aTV则连年亏大本。而且，无论文化界如何骂TVB节目烂，aTV无论如何革新，甚至转手换老板，收视的对比都不变。最近这20年，记忆中aTV只有两个节目收视比较突出：先是10年前的剧集《还珠格格》，接着是2001年的有奖问答游戏《百万富翁》。两个节目都是买来的，前者来自内地，后者的版权来自英国。aTV自创的节目只有社会新闻的调查报道《今日睇真D》（亦即“今天看真些”，D是粤语“少许”的谐音）等个别能够引起谈论。由黄霑等3个大男人主持的《今夜不设防》等清谈节目也曾赢得口碑。但现实是，这些aTV强档即使获得报章热炒，收视一般也只有 6~7点，观众不过50万户上下，仍然远逊TVB同时段的节目。
这种强弱悬殊，香港称为TVB的惯性收视。但如果问港人为什么只看 TVB，恐怕专家也说不清楚。常见的说法是：TVB垄断了有分量的艺人。艺人靠上电视来维持知名度，“出镜”少很容易被观众遗忘。TVB的收视九倍于 aTV，遂成为艺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由于港人只爱看粤语节目，TVB不准旗下艺人在对手的频道上讲粤语，否则一律禁止出镜。表面上，艺人可以用普通话在其他频道上出镜，但谁愿意用TVB的九成收视来换取对手台的一成收视？长期以来，只有个别事业已过巅峰、与TVB闹翻或者红不起来的艺人，敢于挑战这个紧箍咒。
粤语、繁体字和艺人是香港的文化情结。除了内地移民，中年人很少看普通话／台湾国语的影视作品；而男女老少宁看英文都不看简体字。至于艺人，周刊的封面大都以艺人丑闻为卖点。去年离世的“肥姐”沈殿霞就是TVB开台的艺员，足足红了40年，粉丝跨越老中青三代。TVB惯性收视之强，即使有当红艺人跳槽 ，也无法刺激后者的收视，甚至反过来连累该艺人被观众遗忘。
对艺人的这种依附，在内地比较少见。有人会说，内地影视开放的时间短，所形成的艺人效应没有那样明显。但更可能的是，内地的大众文化除了商业面，也还带点认识社会、荡涤心灵的作用。香港的大众文化则几乎纯商业性，看电视只为消遣减压、吸收生活经验，排斥任何严肃的讯息。
12日维新
由于惯性收视，香港的两个免费电视台只有一个在起作用，另一个有如对着空气广播，浪费资源。香港回归11年来，可信是政权转移带动，aTV致力尝试新的定位，为此多次易主，先是由港商转让给内地来港人士，然后在内地人士之间转移，最后由爱国的港商接手。但前后入主aTV的几个内地人在港寂寂无闻，在内地知名度也不高。或因此，这些人被传与军方有关。虽然没有人能够证实，但港人宁可信其有。
aTV由内地人入主后，调整受众对象和广告来源，特别重视内地市场。但无论投入多少资金、如何努力改革，都不见成效。近年更低沉，没有节目能引起话题，士气跌到谷底。据aTV说，该公司累计已亏损了不只50亿港元。香港赔得起这笔钱的虽然大有人在，但都希望赔得有面子。aTV在港已沦为笑谈，赔了钱还被人笑，没人愿意干。目前的大股东查家是前年接手的，原因据说是为国家“捱义气”（两肋插刀）。查家本欲安排aTV上市，但无人问津，最后只好独力支撑。一年多下来，赔了10亿仍无起色，早就想打退堂鼓。最近在aTV“12日维新”夭折后，只答应借出3亿元供日常营运，香港所谓“吊盐水”（打点滴）。目前据说日赔200万，即使打个对折，3亿元也只能撑到今年夏天。而且讲明是贷款，他日的新买主仍须偿还。
这里所谓的“12日维新”，讲的是去年12月初，aTV突然任命新的执行主席张永霖和行政总裁王维基。一对搭挡高调宣布改革，在台上大唱双簧。与此同时，多位副总裁请辞。
张与王虽未曾涉足传媒业，但张是回归前国泰航空和香港电讯两大英资企业最高级的华人，万人仰望的“打工皇帝”；王是大约20年前移民加拿大期间，利用当地的电讯经验回馈香港，白手兴家的上市公司主席。前者是英式绅士，后者是市井“醒目仔”（精明的小子），一个管理菁英和一个创业神童声称卷起袖子大干一番，令人对aTV刮目相看。
不料，这对搭档只维持了12天。还未携手庆祝圣诞，张就宣布王已请辞。王起初否认，扬言抗争到底，但最后改任“顾问”，可信是大股东在幕后出手。王在商场上以挑战巨无霸起家，事后将自己出师未捷身先死自比为清末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百日维新。
爱国与公信力
由于张与王宣布大计时，就aTV的政治定位放言高论，这对双胞胎夭折，也就招来众多的揣测。正如上述，香港回归后，aTV由内地来港人士和爱国港商入主。虽一再易主，但大方向不变：内地的节目大增，内地广告据说高达三四成。但港人看不惯内地节目，民主派就更敏感，把aTV的粤语台谑为“中央十台”，也就是中央电视台除了目前的9套节目外，在香港开办的第10个频道。
aTV失意于香港，想靠内地市场来生存，在商业上本来无可厚非。但牌照是香港颁发的，总共只有两个，用香港的大气资源为外地服务，予人话柄。而在现实里，aTV并未获准在深圳河以北落地，内地的收视和广告主要归于当地转播aTV的有线系统，被好事者视为官方借内地广告来养活aTV，以便利用其对港人搞宣传。这种说法一旦深入人心，aTV也就万劫不复。上文说过，港人看电视主要求消遣，不要说宣传，连教育性都不太接受。
或因此，张与王宣布改革时，指香港的爱国报纸公信力不高，aTV宁可接收率低，也要有口碑。王扬言把aTV办成荧幕上的《信报》。后者以评论分析见长，对两岸三地时有微言。王更自称“香港仔”，誓为港人服务，不做中央十台，“阿爷”（好事者对在位者的谑称）送钱也不要。内地广告商觉得张与王不尊重人，令好事者得出“阿爷”逼走“阿维”的结论。
这个阿维的口没遮拦不限于政治。他在12天的总裁任内，当众问aTV主办的“亚洲小姐”参选人：“你个波系咪真？”（意指曾否接受丰胸手术）“有乜进步空间呀？个波大的呀？”（还有什么进步空间，胸部更大吗？）此言一出，全城哗然，属下的女艺人更指王性骚扰。
由此看，请王维基来改革aTV，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决定，现在快刀斩乱麻反而可以减少痛苦。张永霖透露，aTV将会在2月底前有大动作，外界猜是裁员减薪，为仅有的经费延长活命期。接着在4月大改革，可能将去年新增的数码（digital，内地称为数字）频道租给其他人播放节目，一来开源，二来减轻本身提供节目的压力。
未来变革
张永霖希望港人再给aTV一个机会，看能否起死回生。但aTV来日无多。今年年底，政府将会检讨其过去6年的服务。公众如果不满意，政府有权终止其余下的６年牌照期限。当局以往从未使用这样强的手段来处理广播问题，但aTV的弱势已存在了40年，现在又饱受折腾，放弃经营，将牌照交还政府，又或者反过来，公众不满意其无法与无线抗衡，以浪费资源为由逼政府将牌照移交给其他人，都有可能。
以目前看，aTV想走前一条路，民主派则希望后一种可能。民主派自知没有钱搞电视台，故只求广播不为官方宣传，此外对经营的好坏并不关心。
但除了aTV，TVB今年也可能大变。后者以往凭着东主邵逸夫在电影业的元老地位，得以屹立不倒。但邵老已百岁高龄，近年将大权下放给妻子，与此同时谋求出售股权。邵家一旦退出，能否继续维持对艺人的控制？另一方面，now蚕食有线订户的速度比想象中的要快。双方的对比一旦失衡，非订户之福。这再加上，香港即将会在今年内发出主要供手机收看的流动（内地称为移动）电视广播牌照。用手机看电视虽然不会影响到用电视机收看的市场，但现在的媒体和电讯公司跨渠道经营。取得流动电视牌照后，必定会与免费电视和收费电视提供捆绑式服务以抢客，试图动摇目前各台的收视对比。
总之，香港媒体市场越来越复杂，合纵连横，翻云覆雨，好戏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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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转于一五一十 。
左方:我如何创办南方周末 / 翟明磊
壹报主人按：2008与2009年的冬春之交，中国最优秀的报纸<<南方都市报>>与<<南方周末>> 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流，牵动着每一个关心南方集团的人们的心。优秀报人江艺平再次被撤离南都领导岗位，检查组入驻集团。在此际，我既感到悲凉，也感到无力，只能发表此文以示支持。这篇文章献给那些新闻的理想主义者，因为它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儿来，又将去哪里！文章显示了改革者的命运，广东省委对中宣部的抗命行动。也第一次披露当年南方周末差点被停刊的内幕。
现任的那些宣传官员从中可以读到什么叫历史的耻辱，也可以看到什么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本文由两部分组成，读者首先读到的是由壹报主人撰写的左方简短侧记。此后，便是左方先生的口述实录，由壹报主人根据学者卓丽凤和翟明磊数次深入访谈纪录与的整理而成。我在整理的过程中深深体会，这份从未公布的口述将成为中国新闻人的精神财富，更增加了我将之公开的决心。
这些都是壹报得到港大授权在国内第一次发布。另外我向大家推荐《中国传媒风云录》一书（香港天地书局出版）。这本由港大新闻与媒体中心中国媒体研究中心出的书，纪录了十三位中国传媒先锋人物的曲折命运与不懈努力。左方只是其中的一章。壹报主人有幸参与写就了十二位人物的侧记。
永远的“造反派”
文：翟明磊
“可是，我又没见过左老师，怎么找到他？”我问，报人江艺平微笑：“不要紧，那个智慧的老人，你一下子就可认出来。”
坐在我对面的老头，额头宽大，两边的白发高耸，如同两支白翅膀。
他叫左方，但这不是他的真名。六岁时，他的父亲因为组织抗日游击队，被日本鬼子抓住枪杀了。抗美援朝时，这个十五岁的家中独子抛弃学业离家出走要参军——“为了让我们下一代不再做孤儿。我要保家卫国。”母亲发来三份病危电报，骗他回家后偷走了他的钱，并说如果上战场就断绝母子关系。这个小子马上断绝母子关系，跑进农村。在村里，他为自己起了个新名字，有个伯父是老革命，加入过左联，自名“左文”。于是他也改姓左，村干部指指桌上一份南方日报的“方”字说你就叫“左方”吧。
于是这个名字预示了命运，他成了一个狂热的左翼青年，满脑子革命思想；同时与南方日报结下不解之缘。在文革时成为名震一方的造反派领袖，夺了南方日报的权，可鼓动十万人上街。
于是一生中，两度被监禁，七年冷板凳。三次磨难，没有让他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的人。那是三次淬火，让一支宝剑更加锋利。
深深的七年反思，使曾经极左的他创办了一份反左的改革报纸南方周末，利用自己人生最后的时光创造了一份启蒙民智的刊物。而偏偏，曾被他夺了权的南方日报老总黄文俞 成了最赏识他的伯乐。而他没想到曾经自己冒死揭发的走资派广东省委书记陶铸 竟是打破真理报模式的先驱。世界便是这么诡异。
他说：“我是有三分文气，七分匪气。打江山都是有匪气的。”“我的朋友一当上官，我就不睬他们，我就是这样的人。”“办南方周末，我没有见过谢非，没有一个官员是我的靠山。”只能说保护南方周末是广东改革派官员与左方心心相印。
我问他领导一份报纸的道理。他说：“盗亦有道。庄子曰盗亦有道，先入，后出，均分，知否。”什么意思，他说：“偷东西先进去，偷完东西最后出来。偷了钱财，要平均分配，还要知道哪里有东西偷。”在南方周末早期，清洁工与总编的收入是一样的。在后来，记者的收入高于总编。他不许记者们叫他左总，而是直呼左方。在报社中，记者们怕他，连饭桌上他谈的永远是报纸。市场人员可以和他吵架踢翻电扇；美编骂他的娘，他追着让美编道歉，道完歉，他就完全不计仇。这种胸怀为南方周末迎来各路江湖中的新闻好汉。“总编，要有钱，手中没把米，叫鸡鸡不应。要有权。更要有人格魅力。”
老汉经常有奇想，南方周末找不到新路了，他一拍脑袋，搞个小字辈会议，三十岁以下的跟我开会去，三十岁以上的留下来，在苗圃他与年轻人喝酒论剑，找到了转型之路。
“南方周末这把剑如果磨好了，向谁的头上砍去？”老头大声说：“向权贵资本家头上砍去！”
“我们要重新建立报纸与民众的脐带。为他们鸣不平，呐喊，抚慰他们的心灵。”
这实在是一个永远的造反派，永远的破局者。对现实不满让他夺走资派的权，又让他突破了真理报模式。他的一生永不停息的是对权威的挑战。一个理想主义者，抛弃了乌托邦，回归人性。“我曾是革命者，但我知道革命救不了中国”。炯炯双眼，洞穿了一切。集儒释道于一身，我知道他仍在寻求真理，也总在飞翔。
最后，他说：“我要在家里挂两个大字，没人敢写，哪两个字：‘真魔’。我这一辈子都是真心实意投入的,真着魔了。妄心的佛就是魔，真心的魔就是佛。我是真魔。”
这样一个元气淋漓的老头。一个老魔头。
左方：我如何创办南方周末
我曾是造反派
1966年文革中,我是个造反派,第一个在广东夺权的造反派,我夺过南方日报的权。我可以发动十万人上街。
文革后，尽管我是反江青的，但受到审查。因为我不是“三种人”，没查出什么问题，就让我在南方日报资料室工作，坐了七年的冷板凳。一年审查期间，我看遍了鲁迅全集。在资料室的工作是剪报纸，给编委会写一周报纸动态。这时报社没有人敢跟我见面点头的.——当时批判我，挂的特大标语写的是：“左方是大乱广东多股帮派势力的黑高参。大乱南方日报的挂帅人物。”——谁敢理我。但资料室是和我一派的，他们同情我。省委党校与我互通资料。
在资料室七年，对文革与中国前途有比较彻底的清理。
我得出三个结论：
一，中国文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一战。而巴黎公社是第一战。上百年的共产运动结束了，这个阵营很快就要崩塌。共产主义要改造人性是不可能的。全面资本主义复辟不可避免。八十年代初我已得出了这个结论。
二，为什么那么多人追随文革，包括我自己为什么卷得这么深？为的是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我们又不敢怀疑这个理想，结果长期压抑，造成严重的落差，毛泽东聪明地利用了这个能量。他为造反派创造了走资派这个斗争对象，于是这种压抑的能力释放出来——地下水喷出地面。右派，造反派，改革派这三种人都是社会不安定因素，都是不同时期社会裂缝冒出来的力量。
三，为什么文革这样的血腥？因为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利用了人性的恶，把恶神性化。幸亏我读了大量文学书籍接受十九世纪人性论，阶级斗争意识占据了我的前半生，但人性论拯救我。南方日报社前社长黄文俞是我负责的干校里牛棚的牛鬼蛇神，当时天气很冷，我看到老黄与另一走资派在露天抱着取暖。怎么办？我让他们进房间，阶级立场就出了问题。不叫，他们就会冻死。于是我叫他们建工具房让他们躲进去。黄文俞老了，我的人性提醒不能把他扔下悬崖，十九世纪人道主义的思想拯救了我的灵魂。
整整七年的反思，形成了南方周末的思想基础。我说过:《雷雨》有两个怪圈。一个是侍萍的下一代四凤又成了公子哥玩弄的对象，重复了她母亲的命运。另外一个怪圈，就是周萍、周冲、周朴园，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国外去，他接受了一些民主的思想，所以他就是周冲，周朴园(老爷)当年就是很激进的周冲(二少爷)，一个留德的公子哥居然跟侍萍有过真挚的爱情，而且跟周冲讲我的社会思想比你激进的多。但是周萍(大少爷)，当年是有一个周冲的时期，他也是周冲。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命运老在那里重复？中国知识分子一进入中国国内的文化土壤要么被毁灭，要么被扭曲，被扭曲的周冲就是周萍。吾尔开希在天安门广场是周冲，出了国就是周萍，如果他回来当领导他就是周朴园，我不相信通过暴力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只有改变这个循环圈，只有改变这个土壤,中国才有希望 ，办南方周末就基于这样的想法。
“五四运动”提出了科学跟民主，这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一个开端。但是，由于苏联的十月革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跟民主的启蒙中断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今天要重新走上现代社会，必须要做两个事，一个就是要延续“五四”运动这个科学和民主的启蒙，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素质 ，第二个就是要发展经济，要成为一个强国。这个就是我在资料室冷藏的七年，读了大概有几千本书，思考的结果。
创办南方周末
也正是我在资料室时，报社要我筹办南方周末，当时成立了三人小组，我是组长。
我问过社长丁希凌 ，为什么要我来筹办南方周末，他提出三条，“第一条你是一个敢想敢做的人，你的思维非常的活跃，你很敢想问题。所以，与其用一个不动脑子的人，听话的人，还不如用你。第二条理由，你一直是个实干派。 第三条，你尽管很大胆，但你在原则问题上是守纪律的。”
我又问，不少人反对，为什么你坚持要创办南方周末，丁希凌说：改革后，我有机会出国，看见国外的报纸都是好几叠，而中国的报纸只有一张，这是经济文化落后的表现。南方日报没有广告市场，不可能扩版。因此用四个版承担经济，政治报道，对文化方面没有办法照顾读者，所以是要办一张南方周末来作为补充。还有南方周末要为南方日报未来扩版培养专栏专刊的人才与经验。
1984年创办南方周末时，我五十岁。我主持南方周末一直到94年，60岁退休。
为了确定南方周末的办报方针，我们请了广东新闻界跟文化界的名人来开座谈会。广东著名作家秦牧提出“南方特色，周末色彩”。南方特色意思就是岭南文化。周末色彩就是娱乐性。马上就得到了报社领导的赞同，确定是我们的办报方针。但是，我们编辑部觉得办南方周末的优势不是岭南文化，而是为中国改革最前沿阵地广东的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介绍广东开放新情况、新经验,这才是全国最关注的。第二个就是启蒙。
<<南方周末>>创刊号上，黄宗英下海当经理做头条，邓小平到珠海视察做二条。在新闻界影响很大的有公关小姐等报道。当时广东兴起港台音乐茶座，群众非常热衷影视歌星。我们就把香港和台湾的歌星都介绍进来，这大概就是南方周末最早的追求——认为周末色彩就是娱乐性的。两年后，歌星潮减退了，老办报方针到了86年行不通了——这些题材读者厌倦了。我们当时就把周末定义为“人们在周末所从事、所关心所谈论的一切都纳进我们周末的视野”。也就是说把报纸从纯粹的娱乐变成向社会性转移了。当时创办了阿拉看广州，周末即景等栏目，开始报道研究生被拐的始末等等。第二,我们要搞综合性周刊，大家说这样才有搞头。
真理报当时一统天下
南方周末向社会性追求转移后，面临着办报追求的第二次创造。
49年以后中国的新闻，可以把它叫做真理报模式。真理报等于中国人民日报，苏共的中央报，中国派人去真理报学，把它整套的资料搬到中国来，然后发到各个省，都是按照一个模式办的。它的理论叫做新闻的党性原则。党性越高,它代表的人民的利益就越大。所以，一切都要服从于党性。
第一条它是只对上负责，不对读者负责。真理报模式是没有读者的。
第二个它是不从实践出发办报的。它不是要研究社会，社会出现什么，党没有说话之前你根本不能管。它的办报根据就是党的文件。
第三条，它的办报形式就是一种僵化的文体，和一种假大空的语言。所以，我们行话说“新华体人民语 ”，就是新华社的体裁，人民日报的语言，格式都是一样的。
第四个，它是用国家的钱去办报，然后用国家的钱去订报给读者看。所以它彻底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它认为传媒不是商品,是工具、是喉舌。
南方周末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从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也有5、6年了。这5、6年新闻界都提新闻改革，但是根本没有突破真理报模式。那时讨论什么呢,一个讨论是“短新闻”，怎么把新闻写的短一些。第二个是讨论会议新闻怎么处理，因为会议太多了。怎么写？哪些该写？都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最尖端的问题也就是讨论到究竟应该不应该有社会新闻——这时候丝毫没有触及到真理报模式。
83年当时出现了很多小报。这些小报它都不是机关报办的，是文化团体办的。象戏剧家协会办了《舞台与银幕》。这些小报，是为了赚钱，都是趣味性跟猎奇性的，后来还有一种低级趣味、黄色的东西。像什么《江青的艳闻秘史》。报贩头他就把好多的小报都买来。而且他不仅是给本地报贩，外省又有一些报贩头，他们寄到各个省去，慢慢初步的形成了一个民间的发行网络。
黄文俞影响了我
创办南方周末，有一个人对我影响很大。
黄文俞,四人帮垮台之后他是广东宣传部副部长兼广东教育出版局的局长，担任过南方日报总编辑，他创办了《花城》杂志、羊城晚报，花城出版社还有《随笔》，也就是在他纵容下广东有那么多的小报，我认为他是广东最有思想的一个报人。
我曾问他二个问题。
第一个我问他，我说现在中国新闻界提出新闻改革也快10年了，但是改革的对象究竟是谁？第二个为什么大家都回避这个问题？
黄文俞就告诉我了，改革的对象就是真理报模式。他跟我讲了1957年创办羊城晚报。他只有办党报的经验，怎么办？于是他找了一个叫邬维梓 的特级右派，这个人曾办过解放前的报纸，人称“编辑王”。结果这个被打倒的邬维梓深夜带着解放前的报纸和香港的一些报纸，就抱了一包，到了家里面密谈。给他看解放前的报纸是什么样的。邬讲到解放前报纸新闻主攻，副刊主守的特色。这样才创办了羊城晚报，他还告诉我支持他打破真理报模式的人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
我又问他突破真理报模式核心是什么？他认为以讲真话为核心。你报纸办的再活，只有可读性，只有讲真话你的报纸才有可信性。但是我问他，都讲真话行吗？黄文俞讲了，可以有还没讲出来的真话，但绝不讲假话。就是说有些真话你不能讲的暂时不讲，但是你绝对不能再讲假话，这是个新闻人的办报底线啊。
他还说:“你左方不是去探索什么新路，你就是倒回到原来的新闻传统上面去，我办羊城晚报就是一次跟中国原有的新闻传统的一次秘密接轨嘛。但是你现在可以公开接轨了嘛。”我问他，中国优秀的新闻传统是什么？他说是忧国忧民、关怀弱者群，这就是我们最优秀的传统。他说现在我们的报纸对老百姓是冷漠的，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是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的。我说具体怎么操作？他说真理报模式就是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他说你要打破真理报模式，就要抓住它这个软弱点入手，恢复传媒的商品属性。他说报社需要利润，你就告诉报社我必须要报纸卖的出去才有利润交给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把真理报模式逐步的颠覆过来了。这天我们长谈了四个小时。我整个新闻思想明确了好多。这样南方周末从启蒙和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的追求，转为逐步突破真理报的潜规则，把进行新闻改革作为重点了。这是我们办报的追求，从88年开始一个很大的转变。当时黄文俞老人已经80高龄了。
我后来跟黄文俞讲，南方周末办报方针第一条就是你讲的“有可以不讲的真话，但不讲假话 。”第二条是“新闻主攻、副刊主守 ”。我说第三条是我讲的，先做瓶后酿酒，瓶是新闻形式、酒是新闻自由 。我说办报的最高境界是从容。我说这四条，有三条是从你那里学过来。黄文俞三两个月后就去世了，当时他听了很高兴。这是南方周末的几个精神奠基。也是它的第二次办报追求。
报屁股造反记
南方周末最想要影响的人是谁呢？启蒙要影响的是普通老百姓。我写道：南方周末的读者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关心社会、热爱知识的人。初中文化就是能够粗粗看懂我报纸的人，但是只要关心社会热爱知识，就是我们民族的栋梁，今后中国的希望在这些人，而不是少数的精英身上。我编报纸时对劳动者读者层非常关注，我保存的一封读者信印象最深：一位民工告诉我，我进城后走投无路，剩下一块多钱，买了南方周末喜欢上了，改变了他，有一年春节，他给我们寄来贺年卡，亲手做的。告诉我，他读了十多年的南方周末，现在下岗，再也买不起南方周末了，寄一张贺卡来给南方周末做告别。我很重视拥有这样的读者，我心目中的南方周末是一个默默耕耘的启蒙老师。
当时突破真理报模式，我想了一条策略：报屁股造反，南方周末要有发展，必须报屁股造反，能动的就是专栏，专刊。为什么要报屁股造反。因为一触及新闻主流，必定要讲假话，不讲假话就要牺牲这个东西，我们不讲新闻主流。我们拿的保护伞：说南方周末是南方日报的补充，既然说是南方日报的补充，所以什么政策，会议什么的南方日报登了，我们不登，因为我们是他的补充嘛。放弃把追求新闻自由作为诉求，来突破真理报模式，这是大战略。
第二，我们把报纸引进市场。真理报模式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真理报有上百条潜规则，先打破这个潜规则——恢复报纸的商品属性走进市场。
我自己当过报贩，自己叫卖“最新南方周末了！”。人们一看一个戴眼镜的卖报纸，就围过来。我卖过五次报纸，大学区，西关小市民区都去过。我说南方周末的定位是对的。因为我卖报纸时发现，来买南方周末第一种人是穿汗衫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是读夜大学的回城知青，买了报就往自行车屁股上一夹，二是和我差不多，中下层干部。第三个就是中年低层文化人。但不买我报的人一是港派青年，瞅瞅我就走。二，老大娘老大爷不买。于是我跟南方周末同事讲，原来的定位，现在看来是适合的。但是我们周末报是要进家庭的，要让不买的人不排斥，能不能让时尚青年老大娘也买我的报。我们就想办法，设了三专栏，一个是每周一发型。白天鹅酒店理发师介绍的发型。读者就冲着发型买报纸。设了“父母心”专栏，讲教育。每周一歌，时尚青年最爱歌曲，读者来信写叔叔阿姨你们能不能登个什么歌曲。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打进市场。
宣传部问我们：“南方周末为什么这么花里胡哨，不象个党办的报纸，为什么不改，不象样子嘛！” 我说:“你要我交多少利润，我没有公费订报，我是报摊报，不适应市场完不成指标，没法办。我说我就是杨子荣，我在报摊上，江湖上，所以我要扮成土匪才能打进去。”
谁把南方周末扮成杨子荣的呢，一个功臣是张向春 。我对上面说，我对社长说，你不要给我一揽子配编辑记者，给我一点点人事权，要求不高，你给我的人，我有权不要，我要的人，你也有权不给。 我要来的人首先是张向春。
张向春是资料室夹报纸的工人，他画的画自己夹在玻璃台板下，我看不错。我提名张向春，是因为我要跟小报在一起竞争的，所以我这个版面必须吸引人，当时报摊在地上，人家是站着看标题版面，看中就拿起，拿起来成交可能性百分之七八十。靠的是标题要有悬念，要大，版面装饰要出彩。张向春能画出真正符合老百姓口味花里胡梢的版面。
张向春是工人，所以不能进报社——当时编辑部都要是干部。我和人事部说，我要一名茶水员，要来后与资料室主任交换张向春，因为夹报纸的活茶水员就能干。那没有人倒茶水，扫地怎么办？我们自己干。张向春把报纸打扮成“杨子荣”，有利于报纸打进市场。南方周末能卖出去，张向春占一半功劳。
市场是我操作的一个杠杆。所以从办报开始，我们每期发行量都向编辑部公布，用个黑板写上。每期一升多少，大家都欢欣鼓舞，在那里鼓掌。一跌下来，大家都紧张。就用这个来调动大家的兴致，因为这个发行量关系到我们的生存。因为过去中国都是邮局发的，但是我们开始办的时候，全国邮局是不肯接的，因为它不能赚钱。所以我们完全靠报摊。每个礼拜天都去和报贩头去喝早茶。88年就是这样的。跟他们喝早茶，鼓动他们多买，发到全国去。因为这个渠道很好，因为全国各个报头有联系的，广州大概有四个大报贩头，他们都成为我经常交往的朋友。所以，尽管我们订报基本全部是邮局，但南方周末的订户占40%，邮局的发行大概占20%。40%就靠报贩。
突破真理报潜规则
如果要评价南方周末的话，我觉得它的意义是突破真理报模式的潜规则，为中国的新闻挤出了自由空间。我评介自己，三分文人七份匪气，儒释道都有一点，七分是匪气，打江山的都是有匪气。谁升了官，我就不跟他接触，我就是这样的人。打破真理报的潜规则，也是我叛逆性格决定的。大概从92年之后，我就要追求这样的目标：打破真理报潜规则了。比如说县职的领导是不能批的，我们就专门要批县的领导。一个县委书记他的前任的媳妇去求他给他丈夫介绍工作，他借口说胃疼，那个女的扶他进房间，他就把他的前任也是他恩师媳妇给强奸了。但是如果我标题写某县委书记强奸他恩师的媳妇，中宣部肯定是要追的。当时批一个县的领导我们也有点怕，我们就想用一个很婉转的标题叫《生生的脖子 》，标题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中宣部就不会注意，但读者会传。我就采用这样一种手法。
真理报模式下，公检法是不让碰的，我就从碰派出所开始，后来碰公安局，后来更碰到法院。当时有人就跟我说：你南方周末好大胆，公检法你们都批了，你敢批解放军吗？我心里想——是啊，是不是能碰一碰解放军？后来我就找了谭军波商量，写了一篇《红绿灯下谁是老大 》，批军车，解放军就没话说。我说红绿灯下是你解放军大还是交警大啊？交警非常赞同，全力支持，给了大量的资料、照片。后来把文章写出来了。分管副总编辑审稿时说不行，我说没问题，经过深入调查，资料都是确凿的。当时的副总编辑说，你不怕军区？我说我不怕。他说你不怕，省委书记谢非怕，他说你怕不怕谢非？我说怕。他说那就完了，你登出来你不怕军区，但是谢非怕，你又怕谢非，怎么办？后来我说好办，我先给军区审查。送过去，军区司令员说这个稿绝对不让登，我说我可以不登，你们能不能到编辑部这儿来听听意见，他们来了以后听取意见。后来军区就来了一次整顿。也就是说我们是有策划的，目的不是对军队有什么意见，而是是想打破一个潜规则，其他的报纸说既然南方周末都可以干，我们也可以干，潜规则就打破了。这种潜规则不仅是舆论监督。比如过去中国就是向世界宣布我们中国没有吸毒者，报纸是绝对不让登的。我们后来登《疯狂的海洛因 》，中国不但有吸毒，而且有贩毒、种毒。没想引起江泽民的注意，江泽民批示要公安部、教育部、卫生部都要学习南方周末的《疯狂的海洛因》。后来公安部派人来要报纸，说江泽民要他们学习，说吸毒问题要从儿童教育开始。这样也就把一个禁区给打破了。过去的报纸绝对不能谈性的，认为是资产阶级下流的东西。我们专门开了一个“性与你”，不是我们对性有兴趣，而是我们要打破这个潜规则——报纸不能谈性。所以，实际上南方周末是通过不断的打破真理报模式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别的报纸说南方周末登了，也就跟着来了，实际上是为中国扩大新闻自由了。尽管我讲先做瓶、后酿酒，酒是新闻自由、瓶是新闻形式，但实际上我还是不断的在酿酒。但是，我不把新闻自由作为正式的办报诉求，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跟政府冲突。所以我给编辑部提出来先做瓶先搞新闻形式的改革，不要提出要向政府要新闻自由，但是不公开地做，打破它的潜规则本身就是新闻自由了。
生存策略
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了，南方周末不断的打破真理报模式，为什么能生存？我觉得第一个是广东的大背景。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领导应该说都是思想比较开明，加上他面临港澳，接受新的思想比内地的领导要早一些、快一些。他能容忍我，大概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我们的办报策略。因为我们始终注意不触及政府的底线。所以我很明确的提出南方周末要“四个维护 ”。第一个是维护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个是维护现行的政治体制，第三个是维护党的现行政策，第四个是维护社会的安定。这不是我的一种伪装，是我真实的办报方针。 因为一碰就死了，你就办不下去了。
那么，既然“四个维护”，你还怎么还能搞活呢？怎么突破真理报模式呢？黄文俞临终前，我和他说，如果说真话有两种，一种是可说的，一种是不可说的。如果我们仅仅是根据政府认为可以说的说，我认为阿猫阿狗都会办报。把不可说的有一部分变成可说的才是办报人的本领。所以，我对黄文俞这个话是有所发展，我把不可说的真话划成两个东西，一个是硬雷区、一个是软雷区。
硬雷区我绝对不碰，你说我公开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煽动群众反对改革开放这样的文章我不给你登，我守住这“四个维护”。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话中央、政府为什么不让你讲呢？因为他怕副作用过大。所以我觉得这些是软雷区。第一你要把握好舆论导向，你不要反对政府，你是在政府允许甚至在他提倡的范围内作为主导思想去写这个报道。另外你掌握一定的度，你不是挖得越深越好，有时候你要掌握一定的度。中国产生很多负面的东西你不要说是改革开放造成的，改革开放是好的，这样来讲导向就对了。所以，我借这四个维护，保证了我们的办报安全。我们还有很多具体的策略，比如说我异地监督 ，我监督外省的我不监督本省的，因为本省的直接捅到省里面，省里面的领导直接管我。但我监督外省的你不能直接管我。当时的形势上只能这样做，这是一种策略。敏感的题材用平庸的标题。不敏感的用耸人听闻的标题 。在标题安排上，不要是这个题材悲伤的时候，你再加上一个很骟情的标题，很容易出事。敏感的问题放在不敏感的版面。读者来信放在中缝里面，但篇篇读者来信都在说南方周末做的对，我的目标就是冲中宣部唱对台戏。反面材料正面导向。导向上不能不做妥协，要相信读者，导向上讲维心的的话。揭发的度上还有技巧，敏感的人谈不敏感的事，敏感的事让不敏感的人谈。胡绩伟的名字六四后不能出现，我就约胡绩伟的游记——有什么不可以的嘛。我登胡绩伟的家事，他老婆为什么嫁给胡绩伟——<<我讨了个富婆>>。王蒙不做文化部部长了，我就谈王蒙研究《红楼梦》。
我还“鸡讲鸡话，鸭讲鸭语”，中央往往一些口号下来，它有它的解说，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说法。我更多的采用知识分子的说法，这就是“鸡讲鸡话，鸭讲鸭语”。
办报的人还要学会政治分析，邓小平南巡的消息。我晚上下了班分析，邓小平的消息，谢非敢泄露吗，只能是邓小平本人。邓小平为什么把捅出去，是为了吸引香港传媒的注意。肯定他要讲话，为什么要出口转内销，他需要消化的过程，肯定是对当前的左不满。可能中国大的转折点到了。
我就试着发一篇《论奴性》，这是放一个政治汽球。放出来，没有反应，我就说以前的一些题材你们都可以写，不要担心。但是当大家都因南巡纷纷反左时，一旦都反左，我就要求编辑部原地踏步——不做被枪打的出头鸟。我都是从文革学来的。大家反左我就收兵了。你再清理也不能整到我。反正诸如此类的一些办法、策略，确保了南方周末的生存。
第三条，我们是个百万读者的大报，这也是我们生存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毕竟它要镇压我们的时候，要考虑老百姓的反应，因为我们是拥有百万发行量。一份报纸大概有6个读者读。我有六百万读者，这是我们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保障——不然我们早死掉了。
另外，我们给南方日报上交了相当多的利润，为了这个利润，南方日报千方百计地保护我们。我跟日报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可以领取利润的10%作为南方日报的奖金。这个合同基本上是每年跟南方日报定一次，现在的情况我不知道了。主要还是定利润额。因为每年利润额每年都会升高。95年，交了900多万，96年要交1700万。最高的时候好象是3900多万，接近4000万的利润。这样基本上快占集团利润的百分之百了。人家问我南方周末为什么不死？能做到全国独树一帜，人家不敢干的事你们都干了。按我的看法主要是这四条。
死里逃生记
93年之前，我们没有受过政府任何批评，都是表扬的。相反是省里面的先进集体，省委两次赠给我们“精神文明单位”。广东的气氛跟我们很融洽。
93年我们发行量达到一百万，正要办十周年庆典。
93年10月份，我们第一次受到政府的处分。这个处分很严厉，就是停刊整顿。起因是我们登了一篇文章：《袭警案 》。就是老百姓把一个警察给杀了。后来查明这个警察做了很多坏事，老百姓才杀他的。文章是江西铁路局的一个作家写的。这篇文章登出来以后，公安部通过公安厅问我们，你们讲的这个案究竟出在哪一个具体的派出所。后来，我们才去问这个作者。结果承认是虚构的。
公安部长本来就有意见，因为我们总是批评公检法，这次算抓到把柄了——因为我们自己承认是假的了。他就告到中央，中央政法委书记批了，叫中宣部对我们进行严肃处理。这样，当时中宣部管新闻的常务副部长徐惟诚 请示了部长丁关根 ，决定要我们停刊。
事后才知道，徐惟诚下杀手还因为我们报道了王蒙。王蒙从文化部长下来以后，新的文化部就连篇地批判他，他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坚硬的稀粥》。讲的是一家人一向老爷子当家，每天早上喝稀粥,大家吃厌了,这时让大儿子出来改革早餐,换换花样,但是下面几个小家,有的有了孩子,有的刚结婚,有的没结婚,大家都交一样的钱,起了矛盾。最后还是老爷子当回家,还是吃稀粥。这时候文化部办的文化报定它“改革不成功，影射邓小平”，整版整版地批王蒙。我当时很生气，说你不是要搞文革了吗？我就写了一篇叫做《王蒙的日常生活 》，就说王蒙当时在研究《红楼梦》。
我还专门要了王蒙一张照片登在那里，文章登在一版左上角。我们在北京发行20多万，所有报刊叠着卖，露出的左上角都有王蒙的照片。结果北京市的报摊铺天盖地都是王蒙的照片。当时文化部那些人思想很左，气得不得了，说我们公开地跟他们打对台戏。他们就告到徐惟诚那儿了。
徐惟诚就跟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王强华 讲，听说有一家报纸叫南方周末，这个报纸很坏，是不是把它停了算了？王强华告诉他，这是一个百万的报纸，读者影响很大，而且他们是有正式期刊号的。你没有一个很有力的理由，是没法停它的。所以，徐惟诚就把这个事情放下来了。
刚好，有两份告状信，一封是公安部的，就是袭警案失实的事；还有一封是安全部的。安全部的告状信说我们泄密，原因是我们登了一篇文章《白领阶层的黑色行动 》。
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北京有一个外商服务中心，专门管给外国雇佣中国人。他在那里抽钱。这样很多人就绕开它私下跟外商接触。大概有产生了很多矛盾，我们这篇文章就是报道这个事情。但是，文章中写了“外商服务公司是安全部办的”。当时定位这个是国家机密。我们把这个事情公开了，安全部就认为我们泄密了，也要求中宣部处理我们。
因为这两个事，所以徐惟诚认为这是个铁钉子，就让我们宣布停报。这个停报的事——他不发文字，他打电话。打给省委宣传部，是一个分管新闻的副部长邹启宇 接的电话。他就说“你要停南方周末这样一个重要的报纸？你们打电话不行，是不是发个公函来？”他说“不用公函了，这是会议的决定。他说有会议纪要，但不便发给你们。”后来邹启宇副部长说，停报这么大个事，只是一个电话，我们没法执行。结果就顶回去了。
后来他们第二天又打电话来了，说中宣部对你们广东省宣传部没有正式公函就不执行我们的指示，我们非常生气，说你们必须执行，只允许南方周末再出一期，就告读者开始停刊。这样省委宣传部觉得没有再谈的余地了，就马上发出通知。
南方报业集团提出不停刊行不行？那个副部长就讲说我们已经跟中宣部申请过，他们说不行。
这样，我们当时最头疼的问题是，我们停刊了，我们邮局有很多订货，我们该怎么办？这是个很头疼的事。另外一个是告读者书怎么写？有人就主张，干脆把中宣部停刊这个事说出来，有人说绝对不行，这样宣传部会很有意见。
后来，我想了一个晚上，这个事，究竟省委书记谢非知不知道？因为如果仅是中宣部的意见，省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还可以说情。所以，我早上起来就去报社，今天是南方日报的社庆，老社长都来了。
我就找社长刘陶 ，我问他谢非知不知道这个事？如果不知道，我觉得报社应该争取。刘陶告诉我，谢非出国了。他说昨天晚上已经跟主管工作的委省副书记黄华华 通过电话，黄华华说他不知道。
因为是社庆，把历代的南方日报的领导和老同志都请回来了。黄文俞也是老领导，他就用手招我上主席台。黄文俞就很亲切地跟我说“你胆子很大，这次你踩着地雷了”。但是黄文俞这么一讲，当时主张办南方周末，现在退下来的老社长丁希凌 叫起来了，说南方周末没有错，不管谁要停南方周末都是错误的。他还说“你不要紧张，以后你们再出刊的时候，你们不是一百万，是二百万的发行量”。
他说每期南方周末他都看，但是他说没看出有任何的问题。在主席台里面就议论开了。由老丁先发炮，就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但我当时采取的是低姿态，我就说我们有错误，因为毕竟是失实了。我说我们会总结教训，之后就没说别的话。不管他们很激昂地在支持我们，但是我始终采取很低调的态度。
保卫科通知我，说国家安全厅要找我谈话。我知道又是那个事。
安全厅有一个老同志，恐怕也是个比较高级的干部来调查泄密事件。我蛮紧张,双手都发抖,但他主动向我递了一支烟,我马上镇定下来。我就解释，这个稿子是公安部长审过的，而且特意让作者北京日报记者交给南方周末发表。原来安全部办了这个外商服务中心，但是出了麻烦总是公安部劳动部去解决，于是公安部与安全部产生了矛盾。我一看公安部长都审了，我就发了。
这老同志跟我讲他是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他不管出差到哪里，礼拜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上街头买南方周末。”你这篇文章登出来之后，我看过，完全符合事实。但是唯一的错误就是这句话，这是一篇好文章。但我现在不是吓唬你，你是可以拘留15天的。他说只要安全部说要把你拘留，我们也没办法保你，你自己要有个思想准备。”
那时候我晚上睡觉，突然间听到警车响，我不知道是不是来抓我，我一下子就醒来了，根本没法睡觉。
第二天，社长刘陶找我，说我们的报纸不用停了，说谢非同志有批示。谢非同志的话大概是这样的:“要处理一张报纸，首先要分清它是好报还是坏报。如果是一张好报，哪怕是一篇、两篇、三篇、四篇、五篇、六篇，”——他讲到了六篇文章——“如果有问题，都是具体文章的问题，中宣部对南方周末编辑部怎么处理都可以，但是报纸不能停。”
谢非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呢？大会散后，这些老同志又在一起开会了，照例要给南方日报提些建议。这天大家都在那里谈南方周末这个报纸不该停。这时候广东前任省委书记，人大主任林若 ，他也是南方日报的老领导。他就讲什么文章错误那么严重？一篇文章就要停报，拿文章给我看一看。后来就赶紧把文章给他看了，他看完以后说“你们公检法的问题少吗？就算批了你一个小警察，批错了又怎么样？”“我们改革开放，经济搞好了，说我们是广东文化沙漠，我们办了一张好报纸又要停，广东省就是不敢顶，不停它又能怎么样 ？”大概林若讲了这样的话。
黄文俞听了以后，讲“你是当过省委书记，是大官，你讲话口硬，你是秀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只有做检讨的事。但是南方周末要停刊，告读者书必须由谢非签名，以对历史负责。谢非不签名，你们不要登。”他说话也是很硬的。
这些情况都是南方日报一个退休的副社长黄每 透露给我的，他还说：“我今天要来给你传达这个事，不是我们几个老人在那里胡说八道。这是中国广东几代新闻界老共产党人对你的支持，你有了这几句话，你的撤职应该心安理得”。我说如果撤职，我心里很安，能得到这么多老前辈的支持。
林若打电话给黄华华，把这次会上所有人的话转给黄华华，黄华华就转给谢非，谢非接了电话后，就把他带出国的那些智囊都找来，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讲了。大家就说这些人把我们广东人都逼得没路走了。又说我们是广东文化沙漠。我们办好一张报纸又要停刊。这次我们不能再退让，不停。
谢非就说不停，那得有个理由啊？他这几句话是他的智囊给他讲出来的。
后来就把谢非的意见报了中宣部，中宣部就说谢非，你就这么一句话不行。你们如果不停，需要广东省委的正式文件、正式报告。他停我们报，只是个电话，没有正式文件；但是我们不停，他就一定要省委的正式公文。省委还专门开了常委会讨论。给中宣部的报告是省委宣传部起草的。我后来听参加会的人告诉我，当时大家也很激动。这个报告里面有一句话“以上意见是否得当，请批示”。后来这些常委们说报纸是我们的，请谁批示？删去。
可见这时候南方周末能生存，里边有中央和全国的两种力量，就是“左”的跟“改革”的力量在抗衡。
中国的事情就跟钟摆一样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 “反左”的声音强起来了。但93年又反过来了，93年夏天的时候就治理整顿，这一年又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左”的力量非常强，卷土重来。所以说，中国事情是钟摆效应，大家都是命运共同的。
谢非有一个意见就是叫南方周末在头条写出一篇检讨文章，但是报纸不停，要争取主动。要省宣传部长于幼军 跟分管南方周末的副总和南方周末的主编上北京直接向中宣部汇报，给个面子。所以，我就写了《沉痛的教训》。文章登出来，我差不多收到有一千多个读者来信。有90%赞扬南方周末这种大报气度，说失实的报纸多了去，只有南方周末为一篇文章的失实，在头条里面做这么深刻的检讨。读者说以后会更爱南方周末。但是只有百分之七八的人说，我们从这篇文章里面听到你们痛苦的呻吟。即使南方周末今后再办下去，也不会再是我们的南方周末了。他知道我们是受到严重打击写下来的，以后南方周末方针一定要变。
正因为这样，我就跟编辑部讲我们的方针一点也不能变，该讲的话还是要讲。有人问我“你在整顿期间，这样行吗？”我说你们知道台风中心是最安全的。中宣部杀我们，谢非保了，没杀掉。他能又杀一次吗？但我们这时候调整我们的方针，我们将大量地失去我们的读者。我觉得我当时挺有胆量的，其实也是在文革中学的政治智慧。接着就整顿了。
这次事件对我们是个教训——必须有新闻从业人员素质。我们以前是采编合一的，现在成立专门的记者团队，要把南方周末往新闻这方面去转了。于是我们做了一次真的整顿，而不是应付中宣部。而且我也做了三次检查。
广东宣传部部长于幼军找报社社长，说左方应该要撤职了，但是，刘陶社长说一个报纸出现新闻失实，如果不是有意的，是经常会出现的。他说左方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已经检讨了三次了，已经超规格了。他说如果为这个事撤他的职，以后谁再敢当总编辑？刘陶说我的水平就这么高，小于，你没经历过，处理一个人容易，平反难啊！但是以后你要给老左平反的时候就难了。把这个事情就顶过去了。
接着我们主动进攻，请中宣部领导吃饭，跟他们讲，说因为这个事，我们推迟了我们的十周年庆祝，现在准备办了。请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派领导来参加我们这个会。那时徐光春 副部长就笑了，说好大胆的南方周末，我们杀你们不死，你们居然要我们来给你们祝寿！后来，我到中宣部的副部长徐心华 的房间，开心见诚地把我的思想都跟他吐露了。我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我说中国的新闻一定要转型的。我说我们转型，让中国的新闻更平稳地过渡。
南方周末为什么这次能死里逃生。
第一，大多数官员是这样的:当你触犯这种规则的时候，他因为有这种职务行为要批评你、通报你。但是他们作为读者身份的时候，绝大多数官员都是喜欢我们报纸的。实际上处理我们报纸的那个邹启宇 副部长，他处理完，专门在春节给我们拜年。他跟我讲，他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在阅览室看报，所有的报纸都是没有人碰过的、干干净净的。只有南方周末翻的很惨。他说所有的人见面都讲你们广东出了一张南方周末，他感到自豪。所以，不要看成我们跟政府对立、跟官员对立，没这回事。中宣部副部长徐心华和徐光春。他们说报纸办得不错，每期他们都带回去，家里人很喜欢看。
还有一种就是非常顽固的坚守真理报模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突破了就是资本主义。这种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更多的是利益上的东西。你触犯了某个集团、某个部门的利益，他们要向中宣部告你们的状，中宣部又不能不处理，它是个执行机构。而且又有政法委书记的批示，他们是不能不去执行的。所以南方周末很多是触犯了这种既得利益。
但是南方周末从来没有后台。你问到谁在支持南方周末？我说南方周末没有后台。谢非保过我们，但是我从来没见过谢非，谢非从来没给我们任何指示；包括刘陶也没向他汇报我们南方周末的事情。
而且省委宣传部从来就是中宣部不下指示，它从来不批评我们，中宣部一下指示，他就照章办事，要压我们。但是没有中宣部的指示，完全是出于广东省自己的，我还没碰到过。中宣部有一个审读委员会 。你问到审读小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都是一些老新闻工作者，退休的人。因为思想开放的人不可能愿意做这种“文化警察”。他挑选那些最“左”的，也是真理报模式的捍卫者，他请这些人来做审读。
<<南方周末>>出事是破坏既得利益者与意识形态的真理报模式，南方周末能死里逃生是因为改革派官员保护我们。
94年我就退休了,但江艺平接手时提出：要左方陪我跨世纪。所以我反聘回来协助江艺平工作。直到1998 年才完全退出。在江艺平手上，<<南方周末>>才真正地开花结果。
新闻改革四个阶段
回过头来看中国新闻改革的路：
第一个阶段就是突破真理报模式。
《南方周末》的任务,第一就是突破真理报模式。当时学苏联很痛快。意料不到搞掉这么难。打破真理报的潜规则是通过报屁股造反达到的。在这种体制下只能走这条路。第二，我们把报纸引进市场。真理报有上百条潜规则，打破这个潜规则。首先恢复报纸的商品属性走进市场。
但第一阶段真正市场功臣是黎元江 。他是真正大规模地使报纸市场化，第二个是《华西都市报 》，接着就是南方都市报。关健是第一任南方都市报老总，他来问我要办南都报，要不要去。我说要去，这是个伟大的事业。他说为什么？我说南方周末了不得就是在真理报模式打开一个洞，只有都市报才是真理报模式的融解剂，才能彻底融解， 办南方都市报就是按黄文俞提法，“只要无害，就是赚钱”。都市报纸可能带来不少新闻垃圾，不要怕，因为只有通过这个才能把真理报融解。他一上来就搞了变性人的新闻。上了一版头条，还连载。不少人说关健 怎么堕落到这个程度，我为他辩护“关健是玩浪者，我们是海边散步的人，玩浪的人是生死问题，我们可以说三道四，但心情是很不一样的。他登这个有什么了不起。报社不给他资金，他只有向市场讨生路。”
第一个阶段是南方周末与都市报完成的，这第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九八之后。如果第一阶段是“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不说假话。”第二阶段南方都市报的“满足读者的知情权”已把新闻自由做为办报诉求，也就意味着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阶段要有三个条件，一是真理报潜规则打破，第二条件是报纸进入市场。第三个条件互联网出现，第四新一代新闻人进入主导地位，高举新闻自由的旗帜。这个阶段是风险大大增加。我只是写检讨而已，他们不是写检讨的问题，而是要坐牢，新闻与体制正面冲撞，领军人物是程益中 ，李大同 ，焦国标 。
这个阶段要重新建立新闻与民众的脐带。真理报时代传媒是很软弱的。“南都案”，“冰点”事件，老百姓都没有介入。而香港报媒出了事，老百姓是介入的。因为中国内地老百姓不知道传媒是代表他们的。新闻工作者使命不是异地监督，不是搞大案要案。而是民生问题，关心民众，维护权益，关怀他们，脐带才能重建。我讲的是“凉亭效应 ”，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传媒救不了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凉亭，你老百姓来这来歇一下，抚伤口，替你呼唤不平，对民众做的是这样的事情。民众会慢慢感受传媒与他们的利益是联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并没否定广州禁摩政策，而是替摩托仔的苦衷讲话。广州政府敢于处理南方都市报，摩托车仔会造反的。南方周末写深圳的女儿国。揭发黑工厂，有个女工出卖肉体才有工作岗位。我要抢救他们吗？不是，要给他们一点抚慰，还有爱他们的人在。只有这样新闻才能扎下根。我们才是有力量，如果老百姓意识到这个，他们才不敢这么放肆镇压传媒。脐带接起来，新闻才有力量，这力量不是我们的文章，而是我们文章后面的民众。七八年到九八盼了二十年时间，完成第一阶段，现在第二阶段也有十多年，但第二阶段的任务还未完成。
第二阶段新闻改革其实是与中国改革的最大问题联系的。因为中国改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权贵跟经济的结合可能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危险，所以我记得钱钢 问我，南方周末有一天刀往谁头上砍去？我说大刀向权贵资本主义头上砍去。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开始露头了，官倒之后接下来就是圈地运动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中国发展最大的阻力。十多年来,这个问题不但没有遏制，反而会更疯狂，变成一个社会大问题了，这是必然的。南方周末先磨剑，如果真的有一天剑磨出来的话，南方周末的刀有一天举起来的话，就是要向权贵资本主义头上砍去。中国最危险的就是权贵资产阶级。
第三个阶段：淡化传媒行政色彩，逐步走上主编独立。这是十多年以后的事，南方报业总经理说他还是搞不清自己是企业，机关，还是事业。这个问题要搞清。必须淡化行政走上采编独立。要渐渐淡化党的领导。
解放报禁。第四阶段。台湾陈映真 和我谈过一次，他说：“台湾开放报禁前四个月我们都很兴奋，准备资金，人才，开放报禁，果然出现了很多报纸，人家都赞好，但卖不出去。我才知道开放市场不是给你办报的机会——没法和原来已占有大量资源的报纸较量。”真正到了第四阶段，报纸应当及早从体制内脱胎。
（全文完）
附左方简历 ：
左方先生是中国大陆著名周报南方周末的创始人。他1950年参军，在军队服役７年；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分配到南方日报，长期任文艺编辑；1983年受命筹备办南方周末；1984年2月南方周末创刊后，历任副主编、主编，直至1994年退休。1994年至1998年返聘为南方周末工作。本文根据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卓丽凤博士和中心访问学者翟明磊先生访问左方先生的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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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体育画报》中文版一篇报道新鲜出炉，以及包括CCTV网 、网易、虎扑 、广东地方电视台等的转载报道，易建联年龄之谜基本画上句号，而中国男篮年龄门事件继续升级。
小易今年24了。
在之前，我挺看好易建联在NBA的发展，甚至认为他有机会超越姚明——这一切不仅由于其更出色的运动天赋，更因21岁似水年华。年龄意味着太多太多，对一 个篮球运动员而言25岁左右就应该达到一定的高度，未来可能更成熟，但很难再有飞跃。21岁表示仅仅在NBA混了一年多的易建联，还有两三个赛季的时间增 加肌肉，改善技术，适应强度密度。24岁？来不及了。
即使近一周来状态低迷，易建联个人场均数据依然比上赛季有所进步，并且在很多场次都是球队可以信赖的第三攻击点——这对一名二年级菜鸟而言是可以接受的表 现，尤其在哈里斯和卡特已经垄断了大部分球权的时候。到了赛季后半段，易建联有机会成长为一个场均15+8的优秀内线，或者再经历一个夏天。
这意味着一个光明的未来，22岁，场均15+8。三年左右的时间，无需中国球迷爱国，易建联都有机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全明星，甚至成为NBA最好的4号位之一——毕竟当邓肯和加内特老去，波什与布泽尔也并非多么出类拔萃。
当突然长了3岁后，这一切可能只是海市蜃楼。15+8，不再是易建联的腾飞点，而是他的极限。前车之鉴是王治郅，虽然没有NBA级别的身体素质，但无疑王 是真正的中国一哥，战术素养和技术极佳。易建联从未像当年王治郅一样彻底统治CBA联赛，可惜王登陆NBA时已年近24——和易建联年龄相仿。没有球队会 为一个24岁的菜鸟付出太多。
自生自灭下，只能空叹青春不再，回CBA蹉跎岁月。
易大概不会沦落至此，毕竟身体天赋摆在那，但也好不到哪去了。
中国年龄门事件已经有了太多太多，体操加几岁，篮球足球减几岁，怎么占便宜怎么改。为国争光，为省争光等滥俗观念催生着一个接一个的骗局。奖牌会给脸上贴 金，但奖牌不会给骗子脸上贴金，当掌权者们一次次玩弄骗术赚来地位名望时，为之埋单的却是无辜的运动员——“大人”们就这样言传身教的帮助下一代茁壮成 长。
没有诚信的国度，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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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泰多名上访者被政府强制收治精神病院，家人称事先均不知情，当地政府表示信访压力大
■ 核心提示
今年10月，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时，被镇政府抓回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被放出。记者调查发现，在新泰，因上访而被送进精神病院者不是个别。
部分上访者及家属称不曾被通知精神鉴定，不过政府手里握有他们的鉴定书。家属反映，政府不经家属同意甚至未通知家人，便送上访者入院，而当事者坚称自己没病，并因此质疑政府限制人身自由。
相应医院承认许多“病人”是上访者。而当地政府表示信访压力巨大，若出现越级上访，会受上级处分。
□本报记者 黄玉浩 山东泰安报道
10月19日早晨8时30分，泰安汽车站。
57岁的农民孙法武一下车，就四处张望寻找。约好的同伴还没到。
突然，一辆面包车“嗖”地停在老孙面前。车上下来三人，将他半包围了。
老孙认得其中一人，新泰市泉沟镇信访办主任安士智。
“干什么去？”
“北京打工去。”
“打什么工！你是去上访。不能让你走！”
两男子一左一右上来，老孙掏出手机报警，被劈手夺下。随后被塞进面包车。
两小时后，泉沟镇大沟桥村村民孙法武，被带进了镇派出所，关在一间屋里。
次日上午11点，老孙又被推进面包车。发觉车往新泰市区方向开去，老孙嚷嚷着，这是要去哪里？
没人搭理。
车最终停在一个院子里。老孙抬头：新泰市精神卫生中心（下称新泰精神病院）。
基本不识字的老孙，隐约识得这几个字。
两人架着他往前走，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迎上来。
强制“治疗”
老孙央求说，我没病，让我回家；院长说让你家人找你们镇政府吧
那天的事，老孙想起来就说头痛，“脑袋要炸”。
10月20日那天，当抬头看见“精神卫生中心”字样，2007年的记忆在脑子里复苏。
老孙冲着那医生大喊:“我没病！我是上访的！”
那天很多“病人”听到了这喊声，包括后来跟老孙关系密切的老时。
“医生说，我管你有没有病，你们镇政府送来的，我就按精神病来治。”
被押着经过了三道铁门，进入病房区。
老孙听到医生喊了声：来几个人帮忙，把他绑起来！
然后几个“格子服”冲过来，将老孙按倒在床上。
“手脚全绑在床腿上，外套蒙在了脑袋上。”老孙听到有人说快灌药，接着脸部被捏住，嘴被动地张开了。
医生捏了他下颌，几粒药“自己下去了”。
被绑在床上，老孙仍不时喊着我没病，让我回家。
当晚7点左右，主治医生朱风信来给老孙打了一针，之后老孙“没了意识”。
朱医生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镇政府带来鉴定书，只能按精神病治。
老孙醒来时，发现松绑了，脑袋“沉得像个铁锤”，腿发软。想去小便，一下床，一头栽在地上。
次日清晨，老孙观察病房。窗户被一根根钢筋细密地焊住。又想了想，要出去必经三道铁门。
老孙后来说，从没想过要逃，逃不出去。
上午，院长吴玉柱来查房，老孙央求，我没病啊，让我回家吧。
院长说，谁送来的谁签了字，才能让你走，让你家人去找你们镇政府吧。
手机被没收了，怎么通知家人？老孙没想出什么办法。
老孙的“冤屈”
上访几年，事情没结果，儿子被人砍了，老孙开始上访
老孙入院的第二天下午，“病人”老时靠近了他。
那是“放风”时间，大家都在院子里活动。不“放风”时，大家都要待在病房区。
老时后来说，一般新来了人，他都去偷偷问问情况，而他听到了老孙喊“是上访的”。
老孙跟老时说，我的事冤着呢……
老孙是新汶矿务局小港煤矿职工，去年底正式退休。
而因镇煤矿长期采煤，老孙所在的大沟桥村地面大面积塌陷，地没法耕种了，村里大量房屋也斑裂毁坏。1988年起，泉沟煤矿向大沟桥村多次补偿。
按补偿标准，老孙家可获4万多元。但据老孙及村民徐学玲等人讲，全村300多户都没领到补偿款。
而村干部称已发放，具体到老孙，说老孙盖了印章了。老孙坚称造假。
2001年起村民选出数名代表去上访，老孙是代表之一。
2003年11月，新泰市纪委调查组调查后，认为孙法武等村民的补偿款已发放。调查报告显示，村里“尚欠孙法武1块4毛钱的房屋斑裂补偿”。
老孙等人不服，2004年9月28日他们向新泰市纪委递交了审计该调查报告的申请。
三天后，当年10月1日晚，十多人闯入老孙家打砸。当时老孙没在，老孙的儿子、新婚第五天的孙贵强被砍成重伤。
据孙妻张学芳回忆，那些人喊着，“再上访弄死你们全家”。
自此，家里白天黑夜关着家门。而案发后，警方一直未能破案。
孙法武再次踏上信访之路，“市、省、中央不停地跑，不停地递材料”。
村民补偿费的事和儿子的事至今无果，而老孙“不停地跑”，不停“被拘”。
2004年12月26日，老孙从国家信访局门前被“接回”新泰，因“扰乱社会秩序”被拘留14天。
2005年1月14日，泰安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老孙作出1年零9个月的劳教决定，理由是“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大声吵闹滋事，扰乱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老孙被送进了山东省少年劳动教养管理所劳教。
2007年7月12日，再次赴京的老孙，再次被“接回”。
这一次，时任泉沟镇信访办主任的陈建法说，你不能再上访了，你有精神病。老孙称，当时一民警让他签字。
“我怎么成了精神病？”老孙拒绝签字，随后被塞进一辆车送到泰安市肥城仪阳乡精神卫生中心。
“开始天天吃药，打针”。老孙对药物敏感，“头一直晕，站不起来”。老孙说，后来主治医生孟庆顺给停了药。
孟庆顺11月24日接受采访时说，当时是陈建法替老孙办的手续，费用也是泉沟镇政府出的。
那次，老孙被“治疗”3个月零5天。在家人多方投诉，而老孙答应不再上访后，被放出。
这是老孙2007年对“精神卫生中心”的记忆。
秘密的记录
老时秘密进行着自己的“任务”，迄今，他记录了18名被关进医院的上访者
对于老孙的经历，老时说，他在偷偷记录这些事，准备向外举报。
84岁的老时是天宝镇的退休干部，因与邻居宅基地纠纷长期没得到解决，曾多次到北京上访反映镇政府不作为。
2006年6月14日，老时被天宝镇信访办人员从北京“接回”，直接送进新泰精神病院。
后出于多种因素，天宝镇政府和医院后来多次通知老时出院，但老时不走了。
“你们强行把我送进来，又吃药又打针，必须申请权威机构对我进行鉴定，给我个说法，我才出去。”
没有讨到说法，老时就一直待着。至今已两年5个月。这期间，他利用“放风”时间搜集材料，发现“很多上访的人被关进来”。
老孙做了许多记录，记在纸片上，甚至旧药盒上。
老时说，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护士不让“上访病人”间交谈。
老孙能证实的是，他有次跟一个女上访者说话，护士说：你们上访的人再在一起说话，就绑起来多灌几次药。
两年多时间里，老时秘密记录了18个因上访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
老时还写日记，2006年6月的一篇日记老时写道：“一些精神病人老是打我，只要我和医生、护士顶了嘴，等他们走后，几个病人一定会打我，掐我脖子。肯定是这些医生指使的。”
日记和记录的纸片，老时藏在褥子底下。
老时告诉老孙，关进来没多久，他便让家属捎进来一部手机，他曾偷偷往外打电话举报，都没成功。
老孙发现，老时把中纪委的举报电话写在了内衣口袋上。
听说老时藏有手机，老孙要借来报信。但手机嘟嘟响，无法拨出，而老时也不知原因。
信息传不出去，老孙“只能待着”，但“悄悄抵抗”。
进来第二天开始，每次吃药，他都将药压在舌下，等护士走了再吐掉。
徐学玲手拿自己妹妹被打的照片。今年5月，她因上访被关进肥城仪阳乡精神卫生中心一周。
护士很快发现，后来吃药会检查舌头。老时和“上访病人”李元亮也这样说。
“病友”之间
“上访病人”李平荣说，一定帮我带个信出去，让他们来救我
老孙试图传信息的时候，家里人正四处找他。
10月19日老孙离家后，家人发现老孙电话打不通了，后来孙妻张学芳找到了谷里镇的张成用等人，张曾跟老孙约好19日一早在泰安会合后进京上访。
张成用说，他打听到老孙被镇里带回去了。
10月22日，张学芳找到了镇信访办主任安士智。
安说，你丈夫有病还上访，扰乱社会秩序，我们把他送去精神病院了。
张学芳要求安拿出老孙有精神病的证明，被拒绝。
张学芳又去找代镇长陈建法，说大街上那么多有精神病的人你们不送，偏送他？
陈说，别人没上访， 他上访了。
10月26日，张学芳带着5个亲戚到了新泰精神病院。
她被允许见老孙，但要隔着铁门。
当时，老孙正在院里“放风”，突然听到铁门另一侧有人喊他。
他蹲下来，通过铁门下面半尺高的缝隙，看到了妻子张学芳的脸。
老孙让把手机递给他，打了110，说自己去上访被镇政府强行关在精神病院了，需要解救，110说不管上访的事。
张学芳对老孙说，你放心，我要去北京告，我一定救你出去。
27日，张学芳再次来看老孙时，老孙把老时的名单和日记偷偷交给她，并说了老时的叮嘱：拿到北京去喊冤，还我们一个公道。
送走妻子，老孙也像老时一样注意“上访病人”。
10月31日下午，老孙看见三男两女架着一个40多岁的妇女进来，那女子一直挣扎，大喊“我没精神病，我是上访的”。
3天后，“放风”时，老孙得知该女子叫李平荣，因丈夫工伤处理的事进京上访被关进来，家人尚不知情。她求老孙帮忙带个信出去，传给她在外地上学的孩子，“让他们来救我”。
老孙从老时那里借来烟盒纸和笔，又一次“放风”时，他给了李，李写下了她家地址和亲人的电话。
李写好后，先将烟盒纸扔到院里一个角落。之后，老孙假装瞎逛，去捡起。
11月3日，张学芳探望老孙时偷偷将烟盒纸带出。但迄今没能联系到李的家人。
鉴定与“癔症”
工作了34年，其中29年患精神病，单位还没让我病退？老孙耿耿于怀
在等待被“营救”的日子里，老孙缠着医生要看自己的“鉴定书”，被拒绝。
根据老时的记录，“上访病人”有几个共同点，一是进来时家属不知情，二是不知何时被鉴定过，更没见过鉴定书。记者了解的情况大致如此，除了徐学玲。
46岁的徐学玲，是大沟桥村的致富能手，经营着一家店铺。2006年，她的妹妹徐加玲（聋哑人）在泉沟煤矿被保卫科长打伤，因对当地公安机关处置不满，徐学玲此后四处上访。
2008年5月14日，徐学玲被从北京“接回”，关进肥城仪阳乡精神卫生中心一周。
被送出后，徐坚持要说法，镇政府给了她一份“精神疾病鉴定意见书”。这份日期为2008年3月29日的意见书，委托人是新泰市公安局，鉴定地点是泉沟镇政府。
徐学玲说，她根本不知鉴定这回事。她回忆，3月29日，镇信访办副主任薛青刚跟她说，省里派了调查组来查你妹妹的事。她记得，当时见到了镇党委副书记高伟和三个陌生人。高伟跟她说，这三位是省里下来的，你把案子跟他们说一下。徐讲述了妹妹的事，并询问三人单位和姓名，对方说有事你找镇里就可以。
鉴定书称徐学玲“思路清晰、言谈切题，未见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讲到伤心处则痛哭流涕……”诊断结论“癔症”。
山东安康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的张金响是鉴定人之一。他接受采访时称他们是受当地公安机关委托，他称“臆症基本不影响其民事行为能力，发病时可能产生社会危害”。
11月25日，记者在泉沟镇信访办见到了老孙的鉴定书：“不满村干部侵吞群众房屋斑裂款，多次到省、中央上访……又哭又叫十年……其妻张学芳、子孙贵强等证明：孙法武1979年头部被砸伤患精神病语无伦次……”“意识清，定向力正常……涉及心因时痛哭流涕、泪流满面……诊断：臆症性精神病。”鉴定机关为山东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时间为2006年3月。
张学芳说，家人均不知老孙被鉴定过，更不用说做证明。“家里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他有精神病？”
徐学玲称，几十年来，村里人从不知老孙犯过精神病。
从记者处得知2006年3月的“鉴定书”后，老孙回忆，2006年初，被劳教期间他与一名干警发生冲突，该干警打他并让他当众下跪……当晚他想自杀被发现，随后绝食抗议；后来两名干警带他去济南说去看病。
当年3月，老孙被提前释放，但他并不知是因“有精神病”。
对于被称有29年精神病史，老孙耿耿于怀：我工作34年，29年精神病？
不上访保证书
“我有精神病，不能再继续上访。”签字后，老孙得以回家葬母
11月10日，隔着铁门，老孙又听到妻子的喊声。
80岁的母亲病危了。
这天早晨，孙母跟张学芳说，做了个梦，梦见银海（老孙的乳名）一直在叫娘。
52岁的张学芳慌了神，她去给信访办主任安士智跪下了，边哭边磕头，说，让他见他娘最后一面吧。
安说，老孙是上级安排送进去的，需要请示。他让张学芳回家等消息。
于是张又跑去找老孙。
老孙跑去找院领导，领导说找你们镇政府去。
当天下午5点，孙母逝世，老孙未能回家。
12日上午，老人遗体要火化，按当地风俗，作为长子的老孙必须到场。
送丧的亲属一直等，老孙一直没出现。
张学芳穿着孝服去镇政府找安士智，被门卫拦住，她跪在了镇政府办公大楼前。
1小时后，安士智出现了，说要老孙回，张学芳须在一份保证书上签字：我丈夫孙法武有精神病，再犯了要向精神病医院送。
张学芳签了字。
随后，安士智带她到精神病院。老孙被要求在另一份保证书上签字。
老孙问保证书写了什么，安念了一遍，老孙又让医生念了一遍：我有精神病，不能再继续上访。
安后来跟记者说，签保证书是为了让老孙不再上访，不再“扰乱社会秩序”。
11月12日中午12点，老孙签了字，离开精神病院，去给母亲送葬。
老孙4岁丧父，跟母亲生活了半个世纪，“没见上最后一面”。
医院的无奈
院长承认医院里有些人是上访户，他说很多现象“医院无能为力”
11月25日，新泰精神病院院长吴玉柱承认，医院里有很多人是上访户，都是各镇政府付费的。
老时记录的那个上访者名单，能看清的名字，都得到了吴的证实。
吴玉柱说，在新泰，被政府强行送到精神病院“救助治疗”的上访人员很多。
他说，有许多人一看就不是精神病人，医院就拒绝收，但政府送人大部分时候带着鉴定书。“都是同行，我们也不好推翻那些鉴定。每次还有公安的人来送，我们更不好说什么。”
“医院也有苦衷。”吴玉柱称，医院经济压力很大，每个人吃住每月1000多元，而许多镇政府都拖欠，例如老时的费用，天宝镇两年多都没交。
根据2001年11月卫生部有关规定，“临床症状严重，可危及生命或危害社会治安等情况应属紧急收治范围。”
对于老时、老孙他们属哪种情形，吴玉柱说，我国还没有对精神病人管理的专门法规，很多现象，“医院无能为力”。
镇政府的“压力”
当地镇政府称，若处理不好越级上访的事，“上级就会找我们”
泉沟镇镇长助理陈建法也表达了“无奈”：“信访压力巨大”。
陈建法说，老孙和徐学玲的事，不是镇政府有能力解决的，而若处理不好他们越级上访的事，“上级就会找我们”。
他称，孙和徐都是“信访钉子户”，每年进京上访十多次。每次他们一到，市驻京办就打回电话，市里就责令镇里快去接人。
“每一次都得去三五个人，吃住花销，不是一笔小数目，全由镇里出。泉沟镇仅在这两个上访者身上，这些年花费在10万元以上。”
为了不让徐学玲再上访，今年8月9日，镇政府与徐的妹夫李天平签了协议，一次性支付“苦难救助金”4万元，并协调煤矿付了16万元医疗费及抚慰金。
陈建法说，这可能是一个坏的例子，因为徐加玲的情况应不用赔那么多钱。
对于老孙被强行收治，泉沟镇信访办主任安士智出示了一份新泰市公安局的“建议书”：“鉴于孙法武已经司法鉴定系精神病人，具有一定现实危害性，为减少社会危害，特建议泉沟镇人民政府给予救助治疗。”
而陈建法说，把人送进精神病院，不是镇一级政府能够完成的。
安士智称，新泰市实行信访属人属地管理，信访工作是对党政一把手的最重要的一项考核，“出现越级上访，党政一把手要受到处分”。
根据我国信访条例的规定，采用“走访”形式上访，“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不过条例没有对“越级上访”的禁止性规定，更无处罚建议。
来自新泰市信访局网站的消息，新泰今年狠抓信访工作。今年3月4日，新泰的信访工作会议上，市委书记辛显明提出，围绕全国“两会”召开和奥运会，切实做到“五个严禁”，其中“严禁发生赴省进京丢丑滋事事件”被列为第一条。
同样来自新泰信访局网站的一篇“经验交流”文章写道：针对个别信访人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的心态，牢固树立依法打击的意识，做到“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一批、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集中办班培训‘管’掉一批”，营造“依法上访受保护、违法上访遭打击”的导向和浓厚氛围……对精神偏执的信访人也进行人文关怀，协助其进行司法鉴定，经鉴定精神异常的送医院治疗。”
据当地媒体报道，新泰市因信访成绩突出，曾被山东省授予先进称号。
据该报道，新泰曾因“越级上访不断，被省里亮了‘黄牌’”，后来“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把各项信访目标任务分解量化到单位和人头，实行责任追究制、一票否决制和黄牌警告制，全市上下共同参与，齐抓共建”，新泰成为“首批‘平安山东’建设先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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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强制收治规定
因为我国于1985年着手起草的《精神卫生法》至今未出台，目前没有针对精神病人权利保护的专项法规。
按《民法通则》规定，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若送精神病人强制治疗，需向法院提出申请并由法院宣告。
《刑法》规定：精神病人造成刑法上的社会危害，由家人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必要时可由政府强制医疗。
2001年11月卫生部规定：“临床症状严重，对自己或周围构成危害者；严重不能适应社会；伴有严重躯体疾病的精神病人；严重自伤、自杀、拒食、外跑等可危及生命或危害社会治安者应属紧急收治范围，并应给予特级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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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时代杂志中文版 》
据*公民记者北京时间12月2日晚得到的消息，中宣部开始部署新一波打压媒体的会议日前闭幕，会议上来自中央政治局的指示显示，北京意识到2009年不但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也是政治发展和社会治安的瓶颈。政治局会议引述来自国家安全部和总参谋部的情报部称，2009年国内外反华势力都在积极策划活动， 中国政府面临严重挑战和危机，各方面务必不能麻痹大意，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政治局会议部署了近期工作，其中中宣部和国安部以及公安部的国保都获得专款，部署工作应对危机。据*记者获得的独家消息，宣传部将先下手为强，对各大媒体 进行一轮新的打压。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等到2009年各种事件爆发时再去威胁、打压媒体，可能就晚了。这次列入严打黑名单的媒体，包括南方报业、南风窗、 中国新闻报道、新京报等共六家开明的报纸、杂志，以及除了新浪等几乎所有的网站。在中宣部上个月底闭幕的会议上列出的黑名单中，还出现了全国十五名活跃的 媒体工作者的名字，他们都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知名媒体人。这些黑名单中包括了《南方都市报》的主管江艺平女士，江女士是中国最有名的编辑，她负责《南方都 市报》的评论版面。中宣部已于近日下密令，要求撤换江艺平。这是继今年中宣部下令对付《南都周刊》副主编长平后，再一次对中国最敢言的媒体南方报业所下的 毒手。据说在南方报业集团中，虽然有很多敢言的编辑记者，但长平和江艺平则无疑是两位最有名望的代表人物，对他们的处理，不但可以让南方报业大伤元气，也 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
这次“严打”以网络媒体为主，其中搜狐已经成为主要目标，据说中宣部已经下令关闭搜狐两个比较活跃的时政栏目，而在香港的凤凰网，也有一个栏目（口述历 史）被强令关闭，除了新浪网，受到波及到还有网易、雅虎等门户网站。据北京中宣部姓陈的处长介绍，这一次不但是杀鸡儆猴，而是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他们在 2009年还敢不敢放肆。他说，这次除了新浪网之外，所有的门户网站都将有栏目和编辑被整顿，倒不是他们怎么样，而是就是要给点颜色他们看看。他补充说， 你要知道，这是在中国，互联网是有国界的，不是你胡作非为的地方，互联网必须是在党的领导下，互联网也是党的网，是党的喉舌。
据*北京公民记者深入了解，这波对媒体的严打将分三个阶段，持续到明年的四月份，在明年最敏感的日子六月四日前两个月完成打压到各项部署。他们希望到那时，所有的平面媒体和互联网都将老老实实，自觉维护北京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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