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boon

http://www.infzm.com/content/20091118.shtml

这是一期注定载入中国新闻史册的报刊，被横劈竖砍20载的《南方周末》依然寒梅傲雪。

“奥巴马离京前接受以敢言著称的广东媒体《南方周末》独家专访，还给该刊写信表达对自由媒体的支持。”在《联合早报》的报道中，这篇没有敏感内容，中规中矩的专访依然受到限制传播，“网民能通过《南方周末》的网站，点开扫描成电子版的专访版面，此外其他网站的转帖非常少，或者打不开。《南方周末》也没有将访问放在其网站首页。”

而奥巴马则在致《南方周末》的信中说：“受良好教育的公民是一个高效政府的关键，而自由的媒体对于公民的见识贡献良多。”

据报道，“奥巴马是在美国驻华使馆建议下，点名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美国在奥巴马访华日期临近时才通知中国要求安排，中国外交部接着通知《南方周末》从广州总部派人上京专访奥巴马。”

可以想象，当奥巴马身在京城，却点名要求接受蛮夷之乡的报纸采访，真理报、真理台和那些深谙文革遗风，动辄上纲上线称南方报系卖国汉奸的媒体会否心境苍凉。

哦，大抵不会，这不正给了口实：看，果然有私通……

话说这私通外国的南周煞是凶悍，在奥巴马访谈下面用了半个版面的空白，上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大人物，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得到大国总统的独家专访，放在头版头条方合常理，因此可以想见被阉割后的报道还要在二版委曲求全，南周有多少怨气。于是他们在头版也开了天窗：“不是每一期都有独家专访，但是每一周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

炎夏永昼，寒冬却不总是暗色。

奥巴马此次中国行意外地将上海定为第一站，在与党国高层会晤之前先与所谓学子聊天。这些精挑细选的学子中一人也幸运地成为话题人物，因提问太爱国而被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网友攻击后，陶××在网上洋洋洒洒数千言为自己辩驳，曰：“今日自由胜父辈，下代还会更自由”云，结尾更是催人泪下：“这就是我，一个复旦人，一个××××的选择。”后来万恶的人肉搜索又发现陶君热衷色情网站——其实这倒也无伤大雅，所谓呢喃淫女，×员好逑，只是这×员除了要守法，尚要守纪，不知义正言辞的陶君是否愿意引咎退×。

据历史学家说，那腐朽的清王朝在最盛世时文字狱亦最兴盛，康乾小儿之手段远超前代。作为新社会见证者，吾常不以为然，自阅红楼方信今日的确进步了。

家境中落的潦倒文人曹雪芹，为求免祸，不惜节外生枝地编下许多神鬼故事，不时歌功颂德，用心良苦。今特效颦曹公，拟段文字：

“今之人，贫者日为房贷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官寻迁之事，哪里有功夫考那德赛先生？所以作家们的故事，也不愿给世人当头棒喝，也不定要世人醍醐灌顶，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因此，纵有时指贿责赂，针污责弊之语，亦非反×反×之旨，凡×保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何况今隆恩盛德，远迈前代，正是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堪堪又是廿载光阴，却不知自由非自恩赐。”

Tags: 书, 传媒, 南方报系, 奥巴马,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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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 2009 02 12

转自崔少明
卫星电视和互联网普及后，资讯泛滥。香港有将近300个电视频道，剔除几个台都转播的重复频道，相信也有200个。

卫星电视和互联网普及后，资讯泛滥。香港有将近300个电视频道，剔除几个台都转播的重复频道，相信也有200个。亲友间谈起，都抱怨太多。我家大概也有60~70个，但除了新闻，收看其他节目每天不够两小时，正考虑裁掉一些。

这些频道主要来自两大收费电视──“有线电视”和“now宽频电视”。有线在15年前启播，约有100个频道，以专用的光纤传送。now大约6年前开播，利用原有的电话线和互联网技术传送，超过150个频道。

两者近年割喉竞争。有线高峰期约有80万订户，但now后发先至。有线被now以亿元重金抢去其英国足球超级联赛的独家播影权，加上残酷的抢客招数，观众显著流失。now去年的接收户数已后来居上。有线欲以娱乐节目来弥补流失的球迷订户。但限于“无线电视”的惯性收视（见下文），效果尚待显现。而且，足球赛远在欧洲，球迷明白，要看就得花钱。何况还有数以万计的赌波客。下了注码的人自然不会吝惜订阅赛事的费用。

但所有媒体都有本地娱乐讯息，内容大同小异，娱乐迷不可能像球迷那样慷慨忠诚。单靠娱乐，有线很难与now抗衡。两者之间的订户流向再持续一两年，有线的户数不一定能维持基本的开支。

前几年，now尚未崛起，有线电视的母公司有线宽频(上市编号1097)一直有盈利。但08年度（香港跟从英国习惯，财政年度由4月1日起至翌年3月 31日止）开始逆转，截至去年9月底的中期盈利暴跌78%。当时香港经济仍然良好，盈利暴跌可信是订户流失使然。有线预料08年度全年会有亏损。而由于 09年度的企业预算才会全面反映金融海啸对广告额的冲击，明年4月起的财政年度将会是媒体的灾难。有线自不例外。

双雄争霸

为了提供竞争，香港每种广播渠道都颁发两个牌照（执照）。最理想的情况是，两个经营者错开市场、实力相若。最不利的是恶性竞争，两个和尚都吃不饱，又或者一台独大，小台长期亏损，大台予取予携，令观众别无选择。

现在大家都担心收费电视也走上这条路，因为免费电视的市场垄断已存在了将近40年，政府至今束手无策。

香港有两家利用大气电波广播的免费电视台──“电视广播”（1967年创办时是唯一利用大气电波广播的电视台。由于当时的收费台“丽的映声”是有线播放的，公众从一开始就把“电视广播”叫做“无线”，简称TVB）和“亚洲电视”（简称“aTV”，由1950~60年代有线的收费电视“丽的映声”演变而来）。

历史上，aTV前身的“丽的映声”是香港第一家电视台，经营了10年后，到了1967年香港骚动那年，政府才发牌给TVB加入竞争。当时经济刚起飞，大众收入不高。丽的收费不菲，只有中上层订阅，不具有左右大众潮流的力量。笔者当时与父亲从内地来港，寄居在友人的店铺里，就几乎没有看过。但TVB一开台就利用大气广播，只要买部电视机，就可以免费收看，很快就成为社会主流。

到了1973年，丽的明白无法用有线的收费电视与TVB的无线免费服务抗衡，从而也改用无线免费广播时，TVB的艺人已成为大众偶像。公众开始对其节目形成依赖，也就是后来说的惯性收视。

长期以来，TVB和aTV各有两个大气频道，一粤一英。但TVB由开播到今天这几十年，粤语频道的收视从未受到威胁。最近连aTV也承认，与TVB的收视是一与九之比。香港以点数计算收视，每一点大约是6万户。换言之，即使晚间时段，aTV也只有大约10万户收看，TVB则很少节目收视低于100万户。

惯性收视

市场一面倒，所造成的恶果是TVB连年赚大钱，aTV则连年亏大本。而且，无论文化界如何骂TVB节目烂，aTV无论如何革新，甚至转手换老板，收视的对比都不变。最近这20年，记忆中aTV只有两个节目收视比较突出：先是10年前的剧集《还珠格格》，接着是2001年的有奖问答游戏《百万富翁》。两个节目都是买来的，前者来自内地，后者的版权来自英国。aTV自创的节目只有社会新闻的调查报道《今日睇真D》（亦即“今天看真些”，D是粤语“少许”的谐音）等个别能够引起谈论。由黄霑等3个大男人主持的《今夜不设防》等清谈节目也曾赢得口碑。但现实是，这些aTV强档即使获得报章热炒，收视一般也只有 6~7点，观众不过50万户上下，仍然远逊TVB同时段的节目。

这种强弱悬殊，香港称为TVB的惯性收视。但如果问港人为什么只看 TVB，恐怕专家也说不清楚。常见的说法是：TVB垄断了有分量的艺人。艺人靠上电视来维持知名度，“出镜”少很容易被观众遗忘。TVB的收视九倍于 aTV，遂成为艺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由于港人只爱看粤语节目，TVB不准旗下艺人在对手的频道上讲粤语，否则一律禁止出镜。表面上，艺人可以用普通话在其他频道上出镜，但谁愿意用TVB的九成收视来换取对手台的一成收视？长期以来，只有个别事业已过巅峰、与TVB闹翻或者红不起来的艺人，敢于挑战这个紧箍咒。

粤语、繁体字和艺人是香港的文化情结。除了内地移民，中年人很少看普通话／台湾国语的影视作品；而男女老少宁看英文都不看简体字。至于艺人，周刊的封面大都以艺人丑闻为卖点。去年离世的“肥姐”沈殿霞就是TVB开台的艺员，足足红了40年，粉丝跨越老中青三代。TVB惯性收视之强，即使有当红艺人跳槽 ，也无法刺激后者的收视，甚至反过来连累该艺人被观众遗忘。

对艺人的这种依附，在内地比较少见。有人会说，内地影视开放的时间短，所形成的艺人效应没有那样明显。但更可能的是，内地的大众文化除了商业面，也还带点认识社会、荡涤心灵的作用。香港的大众文化则几乎纯商业性，看电视只为消遣减压、吸收生活经验，排斥任何严肃的讯息。

12日维新

由于惯性收视，香港的两个免费电视台只有一个在起作用，另一个有如对着空气广播，浪费资源。香港回归11年来，可信是政权转移带动，aTV致力尝试新的定位，为此多次易主，先是由港商转让给内地来港人士，然后在内地人士之间转移，最后由爱国的港商接手。但前后入主aTV的几个内地人在港寂寂无闻，在内地知名度也不高。或因此，这些人被传与军方有关。虽然没有人能够证实，但港人宁可信其有。

aTV由内地人入主后，调整受众对象和广告来源，特别重视内地市场。但无论投入多少资金、如何努力改革，都不见成效。近年更低沉，没有节目能引起话题，士气跌到谷底。据aTV说，该公司累计已亏损了不只50亿港元。香港赔得起这笔钱的虽然大有人在，但都希望赔得有面子。aTV在港已沦为笑谈，赔了钱还被人笑，没人愿意干。目前的大股东查家是前年接手的，原因据说是为国家“捱义气”（两肋插刀）。查家本欲安排aTV上市，但无人问津，最后只好独力支撑。一年多下来，赔了10亿仍无起色，早就想打退堂鼓。最近在aTV“12日维新”夭折后，只答应借出3亿元供日常营运，香港所谓“吊盐水”（打点滴）。目前据说日赔200万，即使打个对折，3亿元也只能撑到今年夏天。而且讲明是贷款，他日的新买主仍须偿还。

这里所谓的“12日维新”，讲的是去年12月初，aTV突然任命新的执行主席张永霖和行政总裁王维基。一对搭挡高调宣布改革，在台上大唱双簧。与此同时，多位副总裁请辞。

张与王虽未曾涉足传媒业，但张是回归前国泰航空和香港电讯两大英资企业最高级的华人，万人仰望的“打工皇帝”；王是大约20年前移民加拿大期间，利用当地的电讯经验回馈香港，白手兴家的上市公司主席。前者是英式绅士，后者是市井“醒目仔”（精明的小子），一个管理菁英和一个创业神童声称卷起袖子大干一番，令人对aTV刮目相看。

不料，这对搭档只维持了12天。还未携手庆祝圣诞，张就宣布王已请辞。王起初否认，扬言抗争到底，但最后改任“顾问”，可信是大股东在幕后出手。王在商场上以挑战巨无霸起家，事后将自己出师未捷身先死自比为清末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百日维新。

爱国与公信力

由于张与王宣布大计时，就aTV的政治定位放言高论，这对双胞胎夭折，也就招来众多的揣测。正如上述，香港回归后，aTV由内地来港人士和爱国港商入主。虽一再易主，但大方向不变：内地的节目大增，内地广告据说高达三四成。但港人看不惯内地节目，民主派就更敏感，把aTV的粤语台谑为“中央十台”，也就是中央电视台除了目前的9套节目外，在香港开办的第10个频道。

aTV失意于香港，想靠内地市场来生存，在商业上本来无可厚非。但牌照是香港颁发的，总共只有两个，用香港的大气资源为外地服务，予人话柄。而在现实里，aTV并未获准在深圳河以北落地，内地的收视和广告主要归于当地转播aTV的有线系统，被好事者视为官方借内地广告来养活aTV，以便利用其对港人搞宣传。这种说法一旦深入人心，aTV也就万劫不复。上文说过，港人看电视主要求消遣，不要说宣传，连教育性都不太接受。

或因此，张与王宣布改革时，指香港的爱国报纸公信力不高，aTV宁可接收率低，也要有口碑。王扬言把aTV办成荧幕上的《信报》。后者以评论分析见长，对两岸三地时有微言。王更自称“香港仔”，誓为港人服务，不做中央十台，“阿爷”（好事者对在位者的谑称）送钱也不要。内地广告商觉得张与王不尊重人，令好事者得出“阿爷”逼走“阿维”的结论。

这个阿维的口没遮拦不限于政治。他在12天的总裁任内，当众问aTV主办的“亚洲小姐”参选人：“你个波系咪真？”（意指曾否接受丰胸手术）“有乜进步空间呀？个波大的呀？”（还有什么进步空间，胸部更大吗？）此言一出，全城哗然，属下的女艺人更指王性骚扰。

由此看，请王维基来改革aTV，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决定，现在快刀斩乱麻反而可以减少痛苦。张永霖透露，aTV将会在2月底前有大动作，外界猜是裁员减薪，为仅有的经费延长活命期。接着在4月大改革，可能将去年新增的数码（digital，内地称为数字）频道租给其他人播放节目，一来开源，二来减轻本身提供节目的压力。

未来变革

张永霖希望港人再给aTV一个机会，看能否起死回生。但aTV来日无多。今年年底，政府将会检讨其过去6年的服务。公众如果不满意，政府有权终止其余下的６年牌照期限。当局以往从未使用这样强的手段来处理广播问题，但aTV的弱势已存在了40年，现在又饱受折腾，放弃经营，将牌照交还政府，又或者反过来，公众不满意其无法与无线抗衡，以浪费资源为由逼政府将牌照移交给其他人，都有可能。

以目前看，aTV想走前一条路，民主派则希望后一种可能。民主派自知没有钱搞电视台，故只求广播不为官方宣传，此外对经营的好坏并不关心。

但除了aTV，TVB今年也可能大变。后者以往凭着东主邵逸夫在电影业的元老地位，得以屹立不倒。但邵老已百岁高龄，近年将大权下放给妻子，与此同时谋求出售股权。邵家一旦退出，能否继续维持对艺人的控制？另一方面，now蚕食有线订户的速度比想象中的要快。双方的对比一旦失衡，非订户之福。这再加上，香港即将会在今年内发出主要供手机收看的流动（内地称为移动）电视广播牌照。用手机看电视虽然不会影响到用电视机收看的市场，但现在的媒体和电讯公司跨渠道经营。取得流动电视牌照后，必定会与免费电视和收费电视提供捆绑式服务以抢客，试图动摇目前各台的收视对比。

总之，香港媒体市场越来越复杂，合纵连横，翻云覆雨，好戏在后头。

Tags: 传媒, 新闻,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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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转于一五一十。

左方:我如何创办南方周末/ 翟明磊
2009-01-18 20:00

壹报主人按：2008与2009年的冬春之交，中国最优秀的报纸<<南方都市报>>与<<南方周末>> 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流，牵动着每一个关心南方集团的人们的心。优秀报人江艺平再次被撤离南都领导岗位，检查组入驻集团。在此际，我既感到悲凉，也感到无力，只能发表此文以示支持。这篇文章献给那些新闻的理想主义者，因为它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儿来，又将去哪里！文章显示了改革者的命运，广东省委对中宣部的抗命行动。也第一次披露当年南方周末差点被停刊的内幕。

现任的那些宣传官员从中可以读到什么叫历史的耻辱，也可以看到什么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本文由两部分组成，读者首先读到的是由壹报主人撰写的左方简短侧记。此后，便是左方先生的口述实录，由壹报主人根据学者卓丽凤和翟明磊数次深入访谈纪录与的整理而成。我在整理的过程中深深体会，这份从未公布的口述将成为中国新闻人的精神财富，更增加了我将之公开的决心。

这些都是壹报得到港大授权在国内第一次发布。另外我向大家推荐《中国传媒风云录》一书（香港天地书局出版）。这本由港大新闻与媒体中心中国媒体研究中心出的书，纪录了十三位中国传媒先锋人物的曲折命运与不懈努力。左方只是其中的一章。壹报主人有幸参与写就了十二位人物的侧记。

永远的“造反派”
——左方侧影

文：翟明磊

“可是，我又没见过左老师，怎么找到他？”我问，报人江艺平微笑：“不要紧，那个智慧的老人，你一下子就可认出来。”

坐在我对面的老头，额头宽大，两边的白发高耸，如同两支白翅膀。

他叫左方，但这不是他的真名。六岁时，他的父亲因为组织抗日游击队，被日本鬼子抓住枪杀了。抗美援朝时，这个十五岁的家中独子抛弃学业离家出走要参军——“为了让我们下一代不再做孤儿。我要保家卫国。”母亲发来三份病危电报，骗他回家后偷走了他的钱，并说如果上战场就断绝母子关系。这个小子马上断绝母子关系，跑进农村。在村里，他为自己起了个新名字，有个伯父是老革命，加入过左联，自名“左文”。于是他也改姓左，村干部指指桌上一份南方日报的“方”字说你就叫“左方”吧。

于是这个名字预示了命运，他成了一个狂热的左翼青年，满脑子革命思想；同时与南方日报结下不解之缘。在文革时成为名震一方的造反派领袖，夺了南方日报的权，可鼓动十万人上街。

于是一生中，两度被监禁，七年冷板凳。三次磨难，没有让他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的人。那是三次淬火，让一支宝剑更加锋利。

深深的七年反思，使曾经极左的他创办了一份反左的改革报纸南方周末，利用自己人生最后的时光创造了一份启蒙民智的刊物。而偏偏，曾被他夺了权的南方日报老总黄文俞成了最赏识他的伯乐。而他没想到曾经自己冒死揭发的走资派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竟是打破真理报模式的先驱。世界便是这么诡异。

他说：“我是有三分文气，七分匪气。打江山都是有匪气的。”“我的朋友一当上官，我就不睬他们，我就是这样的人。”“办南方周末，我没有见过谢非，没有一个官员是我的靠山。”只能说保护南方周末是广东改革派官员与左方心心相印。

我问他领导一份报纸的道理。他说：“盗亦有道。庄子曰盗亦有道，先入，后出，均分，知否。”什么意思，他说：“偷东西先进去，偷完东西最后出来。偷了钱财，要平均分配，还要知道哪里有东西偷。”在南方周末早期，清洁工与总编的收入是一样的。在后来，记者的收入高于总编。他不许记者们叫他左总，而是直呼左方。在报社中，记者们怕他，连饭桌上他谈的永远是报纸。市场人员可以和他吵架踢翻电扇；美编骂他的娘，他追着让美编道歉，道完歉，他就完全不计仇。这种胸怀为南方周末迎来各路江湖中的新闻好汉。“总编，要有钱，手中没把米，叫鸡鸡不应。要有权。更要有人格魅力。”

老汉经常有奇想，南方周末找不到新路了，他一拍脑袋，搞个小字辈会议，三十岁以下的跟我开会去，三十岁以上的留下来，在苗圃他与年轻人喝酒论剑，找到了转型之路。

“南方周末这把剑如果磨好了，向谁的头上砍去？”老头大声说：“向权贵资本家头上砍去！”

“我们要重新建立报纸与民众的脐带。为他们鸣不平，呐喊，抚慰他们的心灵。”

这实在是一个永远的造反派，永远的破局者。对现实不满让他夺走资派的权，又让他突破了真理报模式。他的一生永不停息的是对权威的挑战。一个理想主义者，抛弃了乌托邦，回归人性。“我曾是革命者，但我知道革命救不了中国”。炯炯双眼，洞穿了一切。集儒释道于一身，我知道他仍在寻求真理，也总在飞翔。

最后，他说：“我要在家里挂两个大字，没人敢写，哪两个字：‘真魔’。我这一辈子都是真心实意投入的,真着魔了。妄心的佛就是魔，真心的魔就是佛。我是真魔。”

这样一个元气淋漓的老头。一个老魔头。

左方：我如何创办南方周末

我曾是造反派

1966年文革中,我是个造反派,第一个在广东夺权的造反派,我夺过南方日报的权。我可以发动十万人上街。

文革后，尽管我是反江青的，但受到审查。因为我不是“三种人”，没查出什么问题，就让我在南方日报资料室工作，坐了七年的冷板凳。一年审查期间，我看遍了鲁迅全集。在资料室的工作是剪报纸，给编委会写一周报纸动态。这时报社没有人敢跟我见面点头的.——当时批判我，挂的特大标语写的是：“左方是大乱广东多股帮派势力的黑高参。大乱南方日报的挂帅人物。”——谁敢理我。但资料室是和我一派的，他们同情我。省委党校与我互通资料。

在资料室七年，对文革与中国前途有比较彻底的清理。

我得出三个结论：

一，中国文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一战。而巴黎公社是第一战。上百年的共产运动结束了，这个阵营很快就要崩塌。共产主义要改造人性是不可能的。全面资本主义复辟不可避免。八十年代初我已得出了这个结论。

二，为什么那么多人追随文革，包括我自己为什么卷得这么深？为的是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我们又不敢怀疑这个理想，结果长期压抑，造成严重的落差，毛泽东聪明地利用了这个能量。他为造反派创造了走资派这个斗争对象，于是这种压抑的能力释放出来——地下水喷出地面。右派，造反派，改革派这三种人都是社会不安定因素，都是不同时期社会裂缝冒出来的力量。

三，为什么文革这样的血腥？因为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利用了人性的恶，把恶神性化。幸亏我读了大量文学书籍接受十九世纪人性论，阶级斗争意识占据了我的前半生，但人性论拯救我。南方日报社前社长黄文俞是我负责的干校里牛棚的牛鬼蛇神，当时天气很冷，我看到老黄与另一走资派在露天抱着取暖。怎么办？我让他们进房间，阶级立场就出了问题。不叫，他们就会冻死。于是我叫他们建工具房让他们躲进去。黄文俞老了，我的人性提醒不能把他扔下悬崖，十九世纪人道主义的思想拯救了我的灵魂。

整整七年的反思，形成了南方周末的思想基础。我说过:《雷雨》有两个怪圈。一个是侍萍的下一代四凤又成了公子哥玩弄的对象，重复了她母亲的命运。另外一个怪圈，就是周萍、周冲、周朴园，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国外去，他接受了一些民主的思想，所以他就是周冲，周朴园(老爷)当年就是很激进的周冲(二少爷)，一个留德的公子哥居然跟侍萍有过真挚的爱情，而且跟周冲讲我的社会思想比你激进的多。但是周萍(大少爷)，当年是有一个周冲的时期，他也是周冲。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命运老在那里重复？中国知识分子一进入中国国内的文化土壤要么被毁灭，要么被扭曲，被扭曲的周冲就是周萍。吾尔开希在天安门广场是周冲，出了国就是周萍，如果他回来当领导他就是周朴园，我不相信通过暴力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只有改变这个循环圈，只有改变这个土壤,中国才有希望 ，办南方周末就基于这样的想法。

“五四运动”提出了科学跟民主，这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一个开端。但是，由于苏联的十月革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跟民主的启蒙中断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今天要重新走上现代社会，必须要做两个事，一个就是要延续“五四”运动这个科学和民主的启蒙，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素质，第二个就是要发展经济，要成为一个强国。这个就是我在资料室冷藏的七年，读了大概有几千本书，思考的结果。

创办南方周末

也正是我在资料室时，报社要我筹办南方周末，当时成立了三人小组，我是组长。

我问过社长丁希凌，为什么要我来筹办南方周末，他提出三条，“第一条你是一个敢想敢做的人，你的思维非常的活跃，你很敢想问题。所以，与其用一个不动脑子的人，听话的人，还不如用你。第二条理由，你一直是个实干派。 第三条，你尽管很大胆，但你在原则问题上是守纪律的。”

我又问，不少人反对，为什么你坚持要创办南方周末，丁希凌说：改革后，我有机会出国，看见国外的报纸都是好几叠，而中国的报纸只有一张，这是经济文化落后的表现。南方日报没有广告市场，不可能扩版。因此用四个版承担经济，政治报道，对文化方面没有办法照顾读者，所以是要办一张南方周末来作为补充。还有南方周末要为南方日报未来扩版培养专栏专刊的人才与经验。

1984年创办南方周末时，我五十岁。我主持南方周末一直到94年，60岁退休。

为了确定南方周末的办报方针，我们请了广东新闻界跟文化界的名人来开座谈会。广东著名作家秦牧提出“南方特色，周末色彩”。南方特色意思就是岭南文化。周末色彩就是娱乐性。马上就得到了报社领导的赞同，确定是我们的办报方针。但是，我们编辑部觉得办南方周末的优势不是岭南文化，而是为中国改革最前沿阵地广东的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介绍广东开放新情况、新经验,这才是全国最关注的。第二个就是启蒙。

<<南方周末>>创刊号上，黄宗英下海当经理做头条，邓小平到珠海视察做二条。在新闻界影响很大的有公关小姐等报道。当时广东兴起港台音乐茶座，群众非常热衷影视歌星。我们就把香港和台湾的歌星都介绍进来，这大概就是南方周末最早的追求——认为周末色彩就是娱乐性的。两年后，歌星潮减退了，老办报方针到了86年行不通了——这些题材读者厌倦了。我们当时就把周末定义为“人们在周末所从事、所关心所谈论的一切都纳进我们周末的视野”。也就是说把报纸从纯粹的娱乐变成向社会性转移了。当时创办了阿拉看广州，周末即景等栏目，开始报道研究生被拐的始末等等。第二,我们要搞综合性周刊，大家说这样才有搞头。

真理报当时一统天下

南方周末向社会性追求转移后，面临着办报追求的第二次创造。

49年以后中国的新闻，可以把它叫做真理报模式。真理报等于中国人民日报，苏共的中央报，中国派人去真理报学，把它整套的资料搬到中国来，然后发到各个省，都是按照一个模式办的。它的理论叫做新闻的党性原则。党性越高,它代表的人民的利益就越大。所以，一切都要服从于党性。

第一条它是只对上负责，不对读者负责。真理报模式是没有读者的。

第二个它是不从实践出发办报的。它不是要研究社会，社会出现什么，党没有说话之前你根本不能管。它的办报根据就是党的文件。

第三条，它的办报形式就是一种僵化的文体，和一种假大空的语言。所以，我们行话说“新华体人民语”，就是新华社的体裁，人民日报的语言，格式都是一样的。

第四个，它是用国家的钱去办报，然后用国家的钱去订报给读者看。所以它彻底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它认为传媒不是商品,是工具、是喉舌。

南方周末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从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也有5、6年了。这5、6年新闻界都提新闻改革，但是根本没有突破真理报模式。那时讨论什么呢,一个讨论是“短新闻”，怎么把新闻写的短一些。第二个是讨论会议新闻怎么处理，因为会议太多了。怎么写？哪些该写？都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最尖端的问题也就是讨论到究竟应该不应该有社会新闻——这时候丝毫没有触及到真理报模式。

83年当时出现了很多小报。这些小报它都不是机关报办的，是文化团体办的。象戏剧家协会办了《舞台与银幕》。这些小报，是为了赚钱，都是趣味性跟猎奇性的，后来还有一种低级趣味、黄色的东西。像什么《江青的艳闻秘史》。报贩头他就把好多的小报都买来。而且他不仅是给本地报贩，外省又有一些报贩头，他们寄到各个省去，慢慢初步的形成了一个民间的发行网络。

黄文俞影响了我

创办南方周末，有一个人对我影响很大。

黄文俞,四人帮垮台之后他是广东宣传部副部长兼广东教育出版局的局长，担任过南方日报总编辑，他创办了《花城》杂志、羊城晚报，花城出版社还有《随笔》，也就是在他纵容下广东有那么多的小报，我认为他是广东最有思想的一个报人。

我曾问他二个问题。

第一个我问他，我说现在中国新闻界提出新闻改革也快10年了，但是改革的对象究竟是谁？第二个为什么大家都回避这个问题？

黄文俞就告诉我了，改革的对象就是真理报模式。他跟我讲了1957年创办羊城晚报。他只有办党报的经验，怎么办？于是他找了一个叫邬维梓的特级右派，这个人曾办过解放前的报纸，人称“编辑王”。结果这个被打倒的邬维梓深夜带着解放前的报纸和香港的一些报纸，就抱了一包，到了家里面密谈。给他看解放前的报纸是什么样的。邬讲到解放前报纸新闻主攻，副刊主守的特色。这样才创办了羊城晚报，他还告诉我支持他打破真理报模式的人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

我又问他突破真理报模式核心是什么？他认为以讲真话为核心。你报纸办的再活，只有可读性，只有讲真话你的报纸才有可信性。但是我问他，都讲真话行吗？黄文俞讲了，可以有还没讲出来的真话，但绝不讲假话。就是说有些真话你不能讲的暂时不讲，但是你绝对不能再讲假话，这是个新闻人的办报底线啊。

他还说:“你左方不是去探索什么新路，你就是倒回到原来的新闻传统上面去，我办羊城晚报就是一次跟中国原有的新闻传统的一次秘密接轨嘛。但是你现在可以公开接轨了嘛。”我问他，中国优秀的新闻传统是什么？他说是忧国忧民、关怀弱者群，这就是我们最优秀的传统。他说现在我们的报纸对老百姓是冷漠的，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是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的。我说具体怎么操作？他说真理报模式就是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他说你要打破真理报模式，就要抓住它这个软弱点入手，恢复传媒的商品属性。他说报社需要利润，你就告诉报社我必须要报纸卖的出去才有利润交给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把真理报模式逐步的颠覆过来了。这天我们长谈了四个小时。我整个新闻思想明确了好多。这样南方周末从启蒙和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的追求，转为逐步突破真理报的潜规则，把进行新闻改革作为重点了。这是我们办报的追求，从88年开始一个很大的转变。当时黄文俞老人已经80高龄了。

我后来跟黄文俞讲，南方周末办报方针第一条就是你讲的“有可以不讲的真话，但不讲假话。”第二条是“新闻主攻、副刊主守”。我说第三条是我讲的，先做瓶后酿酒，瓶是新闻形式、酒是新闻自由。我说办报的最高境界是从容。我说这四条，有三条是从你那里学过来。黄文俞三两个月后就去世了，当时他听了很高兴。这是南方周末的几个精神奠基。也是它的第二次办报追求。

报屁股造反记

南方周末最想要影响的人是谁呢？启蒙要影响的是普通老百姓。我写道：南方周末的读者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关心社会、热爱知识的人。初中文化就是能够粗粗看懂我报纸的人，但是只要关心社会热爱知识，就是我们民族的栋梁，今后中国的希望在这些人，而不是少数的精英身上。我编报纸时对劳动者读者层非常关注，我保存的一封读者信印象最深：一位民工告诉我，我进城后走投无路，剩下一块多钱，买了南方周末喜欢上了，改变了他，有一年春节，他给我们寄来贺年卡，亲手做的。告诉我，他读了十多年的南方周末，现在下岗，再也买不起南方周末了，寄一张贺卡来给南方周末做告别。我很重视拥有这样的读者，我心目中的南方周末是一个默默耕耘的启蒙老师。

当时突破真理报模式，我想了一条策略：报屁股造反，南方周末要有发展，必须报屁股造反，能动的就是专栏，专刊。为什么要报屁股造反。因为一触及新闻主流，必定要讲假话，不讲假话就要牺牲这个东西，我们不讲新闻主流。我们拿的保护伞：说南方周末是南方日报的补充，既然说是南方日报的补充，所以什么政策，会议什么的南方日报登了，我们不登，因为我们是他的补充嘛。放弃把追求新闻自由作为诉求，来突破真理报模式，这是大战略。

第二，我们把报纸引进市场。真理报模式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真理报有上百条潜规则，先打破这个潜规则——恢复报纸的商品属性走进市场。

我自己当过报贩，自己叫卖“最新南方周末了！”。人们一看一个戴眼镜的卖报纸，就围过来。我卖过五次报纸，大学区，西关小市民区都去过。我说南方周末的定位是对的。因为我卖报纸时发现，来买南方周末第一种人是穿汗衫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是读夜大学的回城知青，买了报就往自行车屁股上一夹，二是和我差不多，中下层干部。第三个就是中年低层文化人。但不买我报的人一是港派青年，瞅瞅我就走。二，老大娘老大爷不买。于是我跟南方周末同事讲，原来的定位，现在看来是适合的。但是我们周末报是要进家庭的，要让不买的人不排斥，能不能让时尚青年老大娘也买我的报。我们就想办法，设了三专栏，一个是每周一发型。白天鹅酒店理发师介绍的发型。读者就冲着发型买报纸。设了“父母心”专栏，讲教育。每周一歌，时尚青年最爱歌曲，读者来信写叔叔阿姨你们能不能登个什么歌曲。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打进市场。

宣传部问我们：“南方周末为什么这么花里胡哨，不象个党办的报纸，为什么不改，不象样子嘛！” 我说:“你要我交多少利润，我没有公费订报，我是报摊报，不适应市场完不成指标，没法办。我说我就是杨子荣，我在报摊上，江湖上，所以我要扮成土匪才能打进去。”

谁把南方周末扮成杨子荣的呢，一个功臣是张向春。我对上面说，我对社长说，你不要给我一揽子配编辑记者，给我一点点人事权，要求不高，你给我的人，我有权不要，我要的人，你也有权不给。我要来的人首先是张向春。

张向春是资料室夹报纸的工人，他画的画自己夹在玻璃台板下，我看不错。我提名张向春，是因为我要跟小报在一起竞争的，所以我这个版面必须吸引人，当时报摊在地上，人家是站着看标题版面，看中就拿起，拿起来成交可能性百分之七八十。靠的是标题要有悬念，要大，版面装饰要出彩。张向春能画出真正符合老百姓口味花里胡梢的版面。

张向春是工人，所以不能进报社——当时编辑部都要是干部。我和人事部说，我要一名茶水员，要来后与资料室主任交换张向春，因为夹报纸的活茶水员就能干。那没有人倒茶水，扫地怎么办？我们自己干。张向春把报纸打扮成“杨子荣”，有利于报纸打进市场。南方周末能卖出去，张向春占一半功劳。

市场是我操作的一个杠杆。所以从办报开始，我们每期发行量都向编辑部公布，用个黑板写上。每期一升多少，大家都欢欣鼓舞，在那里鼓掌。一跌下来，大家都紧张。就用这个来调动大家的兴致，因为这个发行量关系到我们的生存。因为过去中国都是邮局发的，但是我们开始办的时候，全国邮局是不肯接的，因为它不能赚钱。所以我们完全靠报摊。每个礼拜天都去和报贩头去喝早茶。88年就是这样的。跟他们喝早茶，鼓动他们多买，发到全国去。因为这个渠道很好，因为全国各个报头有联系的，广州大概有四个大报贩头，他们都成为我经常交往的朋友。所以，尽管我们订报基本全部是邮局，但南方周末的订户占40%，邮局的发行大概占20%。40%就靠报贩。

突破真理报潜规则

如果要评价南方周末的话，我觉得它的意义是突破真理报模式的潜规则，为中国的新闻挤出了自由空间。我评介自己，三分文人七份匪气，儒释道都有一点，七分是匪气，打江山的都是有匪气。谁升了官，我就不跟他接触，我就是这样的人。打破真理报的潜规则，也是我叛逆性格决定的。大概从92年之后，我就要追求这样的目标：打破真理报潜规则了。比如说县职的领导是不能批的，我们就专门要批县的领导。一个县委书记他的前任的媳妇去求他给他丈夫介绍工作，他借口说胃疼，那个女的扶他进房间，他就把他的前任也是他恩师媳妇给强奸了。但是如果我标题写某县委书记强奸他恩师的媳妇，中宣部肯定是要追的。当时批一个县的领导我们也有点怕，我们就想用一个很婉转的标题叫《生生的脖子》，标题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中宣部就不会注意，但读者会传。我就采用这样一种手法。

真理报模式下，公检法是不让碰的，我就从碰派出所开始，后来碰公安局，后来更碰到法院。当时有人就跟我说：你南方周末好大胆，公检法你们都批了，你敢批解放军吗？我心里想——是啊，是不是能碰一碰解放军？后来我就找了谭军波商量，写了一篇《红绿灯下谁是老大》，批军车，解放军就没话说。我说红绿灯下是你解放军大还是交警大啊？交警非常赞同，全力支持，给了大量的资料、照片。后来把文章写出来了。分管副总编辑审稿时说不行，我说没问题，经过深入调查，资料都是确凿的。当时的副总编辑说，你不怕军区？我说我不怕。他说你不怕，省委书记谢非怕，他说你怕不怕谢非？我说怕。他说那就完了，你登出来你不怕军区，但是谢非怕，你又怕谢非，怎么办？后来我说好办，我先给军区审查。送过去，军区司令员说这个稿绝对不让登，我说我可以不登，你们能不能到编辑部这儿来听听意见，他们来了以后听取意见。后来军区就来了一次整顿。也就是说我们是有策划的，目的不是对军队有什么意见，而是是想打破一个潜规则，其他的报纸说既然南方周末都可以干，我们也可以干，潜规则就打破了。这种潜规则不仅是舆论监督。比如过去中国就是向世界宣布我们中国没有吸毒者，报纸是绝对不让登的。我们后来登《疯狂的海洛因》，中国不但有吸毒，而且有贩毒、种毒。没想引起江泽民的注意，江泽民批示要公安部、教育部、卫生部都要学习南方周末的《疯狂的海洛因》。后来公安部派人来要报纸，说江泽民要他们学习，说吸毒问题要从儿童教育开始。这样也就把一个禁区给打破了。过去的报纸绝对不能谈性的，认为是资产阶级下流的东西。我们专门开了一个“性与你”，不是我们对性有兴趣，而是我们要打破这个潜规则——报纸不能谈性。所以，实际上南方周末是通过不断的打破真理报模式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别的报纸说南方周末登了，也就跟着来了，实际上是为中国扩大新闻自由了。尽管我讲先做瓶、后酿酒，酒是新闻自由、瓶是新闻形式，但实际上我还是不断的在酿酒。但是，我不把新闻自由作为正式的办报诉求，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跟政府冲突。所以我给编辑部提出来先做瓶先搞新闻形式的改革，不要提出要向政府要新闻自由，但是不公开地做，打破它的潜规则本身就是新闻自由了。

生存策略

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了，南方周末不断的打破真理报模式，为什么能生存？我觉得第一个是广东的大背景。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领导应该说都是思想比较开明，加上他面临港澳，接受新的思想比内地的领导要早一些、快一些。他能容忍我，大概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我们的办报策略。因为我们始终注意不触及政府的底线。所以我很明确的提出南方周末要“四个维护”。第一个是维护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个是维护现行的政治体制，第三个是维护党的现行政策，第四个是维护社会的安定。这不是我的一种伪装，是我真实的办报方针。因为一碰就死了，你就办不下去了。

那么，既然“四个维护”，你还怎么还能搞活呢？怎么突破真理报模式呢？黄文俞临终前，我和他说，如果说真话有两种，一种是可说的，一种是不可说的。如果我们仅仅是根据政府认为可以说的说，我认为阿猫阿狗都会办报。把不可说的有一部分变成可说的才是办报人的本领。所以，我对黄文俞这个话是有所发展，我把不可说的真话划成两个东西，一个是硬雷区、一个是软雷区。

硬雷区我绝对不碰，你说我公开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煽动群众反对改革开放这样的文章我不给你登，我守住这“四个维护”。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话中央、政府为什么不让你讲呢？因为他怕副作用过大。所以我觉得这些是软雷区。第一你要把握好舆论导向，你不要反对政府，你是在政府允许甚至在他提倡的范围内作为主导思想去写这个报道。另外你掌握一定的度，你不是挖得越深越好，有时候你要掌握一定的度。中国产生很多负面的东西你不要说是改革开放造成的，改革开放是好的，这样来讲导向就对了。所以，我借这四个维护，保证了我们的办报安全。我们还有很多具体的策略，比如说我异地监督，我监督外省的我不监督本省的，因为本省的直接捅到省里面，省里面的领导直接管我。但我监督外省的你不能直接管我。当时的形势上只能这样做，这是一种策略。敏感的题材用平庸的标题。不敏感的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在标题安排上，不要是这个题材悲伤的时候，你再加上一个很骟情的标题，很容易出事。敏感的问题放在不敏感的版面。读者来信放在中缝里面，但篇篇读者来信都在说南方周末做的对，我的目标就是冲中宣部唱对台戏。反面材料正面导向。导向上不能不做妥协，要相信读者，导向上讲维心的的话。揭发的度上还有技巧，敏感的人谈不敏感的事，敏感的事让不敏感的人谈。胡绩伟的名字六四后不能出现，我就约胡绩伟的游记——有什么不可以的嘛。我登胡绩伟的家事，他老婆为什么嫁给胡绩伟——<<我讨了个富婆>>。王蒙不做文化部部长了，我就谈王蒙研究《红楼梦》。

我还“鸡讲鸡话，鸭讲鸭语”，中央往往一些口号下来，它有它的解说，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说法。我更多的采用知识分子的说法，这就是“鸡讲鸡话，鸭讲鸭语”。

办报的人还要学会政治分析，邓小平南巡的消息。我晚上下了班分析，邓小平的消息，谢非敢泄露吗，只能是邓小平本人。邓小平为什么把捅出去，是为了吸引香港传媒的注意。肯定他要讲话，为什么要出口转内销，他需要消化的过程，肯定是对当前的左不满。可能中国大的转折点到了。

我就试着发一篇《论奴性》，这是放一个政治汽球。放出来，没有反应，我就说以前的一些题材你们都可以写，不要担心。但是当大家都因南巡纷纷反左时，一旦都反左，我就要求编辑部原地踏步——不做被枪打的出头鸟。我都是从文革学来的。大家反左我就收兵了。你再清理也不能整到我。反正诸如此类的一些办法、策略，确保了南方周末的生存。

第三条，我们是个百万读者的大报，这也是我们生存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毕竟它要镇压我们的时候，要考虑老百姓的反应，因为我们是拥有百万发行量。一份报纸大概有6个读者读。我有六百万读者，这是我们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保障——不然我们早死掉了。

另外，我们给南方日报上交了相当多的利润，为了这个利润，南方日报千方百计地保护我们。我跟日报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可以领取利润的10%作为南方日报的奖金。这个合同基本上是每年跟南方日报定一次，现在的情况我不知道了。主要还是定利润额。因为每年利润额每年都会升高。95年，交了900多万，96年要交1700万。最高的时候好象是3900多万，接近4000万的利润。这样基本上快占集团利润的百分之百了。人家问我南方周末为什么不死？能做到全国独树一帜，人家不敢干的事你们都干了。按我的看法主要是这四条。

死里逃生记

93年之前，我们没有受过政府任何批评，都是表扬的。相反是省里面的先进集体，省委两次赠给我们“精神文明单位”。广东的气氛跟我们很融洽。

93年我们发行量达到一百万，正要办十周年庆典。

93年10月份，我们第一次受到政府的处分。这个处分很严厉，就是停刊整顿。起因是我们登了一篇文章：《袭警案》。就是老百姓把一个警察给杀了。后来查明这个警察做了很多坏事，老百姓才杀他的。文章是江西铁路局的一个作家写的。这篇文章登出来以后，公安部通过公安厅问我们，你们讲的这个案究竟出在哪一个具体的派出所。后来，我们才去问这个作者。结果承认是虚构的。

公安部长本来就有意见，因为我们总是批评公检法，这次算抓到把柄了——因为我们自己承认是假的了。他就告到中央，中央政法委书记批了，叫中宣部对我们进行严肃处理。这样，当时中宣部管新闻的常务副部长徐惟诚请示了部长丁关根，决定要我们停刊。

事后才知道，徐惟诚下杀手还因为我们报道了王蒙。王蒙从文化部长下来以后，新的文化部就连篇地批判他，他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坚硬的稀粥》。讲的是一家人一向老爷子当家，每天早上喝稀粥,大家吃厌了,这时让大儿子出来改革早餐,换换花样,但是下面几个小家,有的有了孩子,有的刚结婚,有的没结婚,大家都交一样的钱,起了矛盾。最后还是老爷子当回家,还是吃稀粥。这时候文化部办的文化报定它“改革不成功，影射邓小平”，整版整版地批王蒙。我当时很生气，说你不是要搞文革了吗？我就写了一篇叫做《王蒙的日常生活》，就说王蒙当时在研究《红楼梦》。

我还专门要了王蒙一张照片登在那里，文章登在一版左上角。我们在北京发行20多万，所有报刊叠着卖，露出的左上角都有王蒙的照片。结果北京市的报摊铺天盖地都是王蒙的照片。当时文化部那些人思想很左，气得不得了，说我们公开地跟他们打对台戏。他们就告到徐惟诚那儿了。

徐惟诚就跟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王强华讲，听说有一家报纸叫南方周末，这个报纸很坏，是不是把它停了算了？王强华告诉他，这是一个百万的报纸，读者影响很大，而且他们是有正式期刊号的。你没有一个很有力的理由，是没法停它的。所以，徐惟诚就把这个事情放下来了。

刚好，有两份告状信，一封是公安部的，就是袭警案失实的事；还有一封是安全部的。安全部的告状信说我们泄密，原因是我们登了一篇文章《白领阶层的黑色行动》。

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北京有一个外商服务中心，专门管给外国雇佣中国人。他在那里抽钱。这样很多人就绕开它私下跟外商接触。大概有产生了很多矛盾，我们这篇文章就是报道这个事情。但是，文章中写了“外商服务公司是安全部办的”。当时定位这个是国家机密。我们把这个事情公开了，安全部就认为我们泄密了，也要求中宣部处理我们。

因为这两个事，所以徐惟诚认为这是个铁钉子，就让我们宣布停报。这个停报的事——他不发文字，他打电话。打给省委宣传部，是一个分管新闻的副部长邹启宇接的电话。他就说“你要停南方周末这样一个重要的报纸？你们打电话不行，是不是发个公函来？”他说“不用公函了，这是会议的决定。他说有会议纪要，但不便发给你们。”后来邹启宇副部长说，停报这么大个事，只是一个电话，我们没法执行。结果就顶回去了。

后来他们第二天又打电话来了，说中宣部对你们广东省宣传部没有正式公函就不执行我们的指示，我们非常生气，说你们必须执行，只允许南方周末再出一期，就告读者开始停刊。这样省委宣传部觉得没有再谈的余地了，就马上发出通知。

南方报业集团提出不停刊行不行？那个副部长就讲说我们已经跟中宣部申请过，他们说不行。

这样，我们当时最头疼的问题是，我们停刊了，我们邮局有很多订货，我们该怎么办？这是个很头疼的事。另外一个是告读者书怎么写？有人就主张，干脆把中宣部停刊这个事说出来，有人说绝对不行，这样宣传部会很有意见。

后来，我想了一个晚上，这个事，究竟省委书记谢非知不知道？因为如果仅是中宣部的意见，省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还可以说情。所以，我早上起来就去报社，今天是南方日报的社庆，老社长都来了。

我就找社长刘陶，我问他谢非知不知道这个事？如果不知道，我觉得报社应该争取。刘陶告诉我，谢非出国了。他说昨天晚上已经跟主管工作的委省副书记黄华华通过电话，黄华华说他不知道。

因为是社庆，把历代的南方日报的领导和老同志都请回来了。黄文俞也是老领导，他就用手招我上主席台。黄文俞就很亲切地跟我说“你胆子很大，这次你踩着地雷了”。但是黄文俞这么一讲，当时主张办南方周末，现在退下来的老社长丁希凌叫起来了，说南方周末没有错，不管谁要停南方周末都是错误的。他还说“你不要紧张，以后你们再出刊的时候，你们不是一百万，是二百万的发行量”。

他说每期南方周末他都看，但是他说没看出有任何的问题。在主席台里面就议论开了。由老丁先发炮，就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但我当时采取的是低姿态，我就说我们有错误，因为毕竟是失实了。我说我们会总结教训，之后就没说别的话。不管他们很激昂地在支持我们，但是我始终采取很低调的态度。

保卫科通知我，说国家安全厅要找我谈话。我知道又是那个事。

安全厅有一个老同志，恐怕也是个比较高级的干部来调查泄密事件。我蛮紧张,双手都发抖,但他主动向我递了一支烟,我马上镇定下来。我就解释，这个稿子是公安部长审过的，而且特意让作者北京日报记者交给南方周末发表。原来安全部办了这个外商服务中心，但是出了麻烦总是公安部劳动部去解决，于是公安部与安全部产生了矛盾。我一看公安部长都审了，我就发了。

这老同志跟我讲他是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他不管出差到哪里，礼拜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上街头买南方周末。”你这篇文章登出来之后，我看过，完全符合事实。但是唯一的错误就是这句话，这是一篇好文章。但我现在不是吓唬你，你是可以拘留15天的。他说只要安全部说要把你拘留，我们也没办法保你，你自己要有个思想准备。”

那时候我晚上睡觉，突然间听到警车响，我不知道是不是来抓我，我一下子就醒来了，根本没法睡觉。

第二天，社长刘陶找我，说我们的报纸不用停了，说谢非同志有批示。谢非同志的话大概是这样的:“要处理一张报纸，首先要分清它是好报还是坏报。如果是一张好报，哪怕是一篇、两篇、三篇、四篇、五篇、六篇，”——他讲到了六篇文章——“如果有问题，都是具体文章的问题，中宣部对南方周末编辑部怎么处理都可以，但是报纸不能停。”

谢非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呢？大会散后，这些老同志又在一起开会了，照例要给南方日报提些建议。这天大家都在那里谈南方周末这个报纸不该停。这时候广东前任省委书记，人大主任林若，他也是南方日报的老领导。他就讲什么文章错误那么严重？一篇文章就要停报，拿文章给我看一看。后来就赶紧把文章给他看了，他看完以后说“你们公检法的问题少吗？就算批了你一个小警察，批错了又怎么样？”“我们改革开放，经济搞好了，说我们是广东文化沙漠，我们办了一张好报纸又要停，广东省就是不敢顶，不停它又能怎么样？”大概林若讲了这样的话。

黄文俞听了以后，讲“你是当过省委书记，是大官，你讲话口硬，你是秀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只有做检讨的事。但是南方周末要停刊，告读者书必须由谢非签名，以对历史负责。谢非不签名，你们不要登。”他说话也是很硬的。

这些情况都是南方日报一个退休的副社长黄每透露给我的，他还说：“我今天要来给你传达这个事，不是我们几个老人在那里胡说八道。这是中国广东几代新闻界老共产党人对你的支持，你有了这几句话，你的撤职应该心安理得”。我说如果撤职，我心里很安，能得到这么多老前辈的支持。

林若打电话给黄华华，把这次会上所有人的话转给黄华华，黄华华就转给谢非，谢非接了电话后，就把他带出国的那些智囊都找来，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讲了。大家就说这些人把我们广东人都逼得没路走了。又说我们是广东文化沙漠。我们办好一张报纸又要停刊。这次我们不能再退让，不停。

谢非就说不停，那得有个理由啊？他这几句话是他的智囊给他讲出来的。

后来就把谢非的意见报了中宣部，中宣部就说谢非，你就这么一句话不行。你们如果不停，需要广东省委的正式文件、正式报告。他停我们报，只是个电话，没有正式文件；但是我们不停，他就一定要省委的正式公文。省委还专门开了常委会讨论。给中宣部的报告是省委宣传部起草的。我后来听参加会的人告诉我，当时大家也很激动。这个报告里面有一句话“以上意见是否得当，请批示”。后来这些常委们说报纸是我们的，请谁批示？删去。

可见这时候南方周末能生存，里边有中央和全国的两种力量，就是“左”的跟“改革”的力量在抗衡。

中国的事情就跟钟摆一样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 “反左”的声音强起来了。但93年又反过来了，93年夏天的时候就治理整顿，这一年又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左”的力量非常强，卷土重来。所以说，中国事情是钟摆效应，大家都是命运共同的。

谢非有一个意见就是叫南方周末在头条写出一篇检讨文章，但是报纸不停，要争取主动。要省宣传部长于幼军跟分管南方周末的副总和南方周末的主编上北京直接向中宣部汇报，给个面子。所以，我就写了《沉痛的教训》。文章登出来，我差不多收到有一千多个读者来信。有90%赞扬南方周末这种大报气度，说失实的报纸多了去，只有南方周末为一篇文章的失实，在头条里面做这么深刻的检讨。读者说以后会更爱南方周末。但是只有百分之七八的人说，我们从这篇文章里面听到你们痛苦的呻吟。即使南方周末今后再办下去，也不会再是我们的南方周末了。他知道我们是受到严重打击写下来的，以后南方周末方针一定要变。

正因为这样，我就跟编辑部讲我们的方针一点也不能变，该讲的话还是要讲。有人问我“你在整顿期间，这样行吗？”我说你们知道台风中心是最安全的。中宣部杀我们，谢非保了，没杀掉。他能又杀一次吗？但我们这时候调整我们的方针，我们将大量地失去我们的读者。我觉得我当时挺有胆量的，其实也是在文革中学的政治智慧。接着就整顿了。

这次事件对我们是个教训——必须有新闻从业人员素质。我们以前是采编合一的，现在成立专门的记者团队，要把南方周末往新闻这方面去转了。于是我们做了一次真的整顿，而不是应付中宣部。而且我也做了三次检查。

广东宣传部部长于幼军找报社社长，说左方应该要撤职了，但是，刘陶社长说一个报纸出现新闻失实，如果不是有意的，是经常会出现的。他说左方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已经检讨了三次了，已经超规格了。他说如果为这个事撤他的职，以后谁再敢当总编辑？刘陶说我的水平就这么高，小于，你没经历过，处理一个人容易，平反难啊！但是以后你要给老左平反的时候就难了。把这个事情就顶过去了。

接着我们主动进攻，请中宣部领导吃饭，跟他们讲，说因为这个事，我们推迟了我们的十周年庆祝，现在准备办了。请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派领导来参加我们这个会。那时徐光春副部长就笑了，说好大胆的南方周末，我们杀你们不死，你们居然要我们来给你们祝寿！后来，我到中宣部的副部长徐心华的房间，开心见诚地把我的思想都跟他吐露了。我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我说中国的新闻一定要转型的。我说我们转型，让中国的新闻更平稳地过渡。

南方周末为什么这次能死里逃生。

第一，大多数官员是这样的:当你触犯这种规则的时候，他因为有这种职务行为要批评你、通报你。但是他们作为读者身份的时候，绝大多数官员都是喜欢我们报纸的。实际上处理我们报纸的那个邹启宇副部长，他处理完，专门在春节给我们拜年。他跟我讲，他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在阅览室看报，所有的报纸都是没有人碰过的、干干净净的。只有南方周末翻的很惨。他说所有的人见面都讲你们广东出了一张南方周末，他感到自豪。所以，不要看成我们跟政府对立、跟官员对立，没这回事。中宣部副部长徐心华和徐光春。他们说报纸办得不错，每期他们都带回去，家里人很喜欢看。

还有一种就是非常顽固的坚守真理报模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突破了就是资本主义。这种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更多的是利益上的东西。你触犯了某个集团、某个部门的利益，他们要向中宣部告你们的状，中宣部又不能不处理，它是个执行机构。而且又有政法委书记的批示，他们是不能不去执行的。所以南方周末很多是触犯了这种既得利益。

但是南方周末从来没有后台。你问到谁在支持南方周末？我说南方周末没有后台。谢非保过我们，但是我从来没见过谢非，谢非从来没给我们任何指示；包括刘陶也没向他汇报我们南方周末的事情。

而且省委宣传部从来就是中宣部不下指示，它从来不批评我们，中宣部一下指示，他就照章办事，要压我们。但是没有中宣部的指示，完全是出于广东省自己的，我还没碰到过。中宣部有一个审读委员会。你问到审读小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都是一些老新闻工作者，退休的人。因为思想开放的人不可能愿意做这种“文化警察”。他挑选那些最“左”的，也是真理报模式的捍卫者，他请这些人来做审读。

<<南方周末>>出事是破坏既得利益者与意识形态的真理报模式，南方周末能死里逃生是因为改革派官员保护我们。

94年我就退休了,但江艺平接手时提出：要左方陪我跨世纪。所以我反聘回来协助江艺平工作。直到1998 年才完全退出。在江艺平手上，<<南方周末>>才真正地开花结果。

新闻改革四个阶段

回过头来看中国新闻改革的路：

第一个阶段就是突破真理报模式。

《南方周末》的任务,第一就是突破真理报模式。当时学苏联很痛快。意料不到搞掉这么难。打破真理报的潜规则是通过报屁股造反达到的。在这种体制下只能走这条路。第二，我们把报纸引进市场。真理报有上百条潜规则，打破这个潜规则。首先恢复报纸的商品属性走进市场。

但第一阶段真正市场功臣是黎元江。他是真正大规模地使报纸市场化，第二个是《华西都市报》，接着就是南方都市报。关健是第一任南方都市报老总，他来问我要办南都报，要不要去。我说要去，这是个伟大的事业。他说为什么？我说南方周末了不得就是在真理报模式打开一个洞，只有都市报才是真理报模式的融解剂，才能彻底融解，办南方都市报就是按黄文俞提法，“只要无害，就是赚钱”。都市报纸可能带来不少新闻垃圾，不要怕，因为只有通过这个才能把真理报融解。他一上来就搞了变性人的新闻。上了一版头条，还连载。不少人说关健怎么堕落到这个程度，我为他辩护“关健是玩浪者，我们是海边散步的人，玩浪的人是生死问题，我们可以说三道四，但心情是很不一样的。他登这个有什么了不起。报社不给他资金，他只有向市场讨生路。”

第一个阶段是南方周末与都市报完成的，这第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九八之后。如果第一阶段是“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不说假话。”第二阶段南方都市报的“满足读者的知情权”已把新闻自由做为办报诉求，也就意味着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阶段要有三个条件，一是真理报潜规则打破，第二条件是报纸进入市场。第三个条件互联网出现，第四新一代新闻人进入主导地位，高举新闻自由的旗帜。这个阶段是风险大大增加。我只是写检讨而已，他们不是写检讨的问题，而是要坐牢，新闻与体制正面冲撞，领军人物是程益中，李大同，焦国标。

这个阶段要重新建立新闻与民众的脐带。真理报时代传媒是很软弱的。“南都案”，“冰点”事件，老百姓都没有介入。而香港报媒出了事，老百姓是介入的。因为中国内地老百姓不知道传媒是代表他们的。新闻工作者使命不是异地监督，不是搞大案要案。而是民生问题，关心民众，维护权益，关怀他们，脐带才能重建。我讲的是“凉亭效应”，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传媒救不了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凉亭，你老百姓来这来歇一下，抚伤口，替你呼唤不平，对民众做的是这样的事情。民众会慢慢感受传媒与他们的利益是联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并没否定广州禁摩政策，而是替摩托仔的苦衷讲话。广州政府敢于处理南方都市报，摩托车仔会造反的。南方周末写深圳的女儿国。揭发黑工厂，有个女工出卖肉体才有工作岗位。我要抢救他们吗？不是，要给他们一点抚慰，还有爱他们的人在。只有这样新闻才能扎下根。我们才是有力量，如果老百姓意识到这个，他们才不敢这么放肆镇压传媒。脐带接起来，新闻才有力量，这力量不是我们的文章，而是我们文章后面的民众。七八年到九八盼了二十年时间，完成第一阶段，现在第二阶段也有十多年，但第二阶段的任务还未完成。

第二阶段新闻改革其实是与中国改革的最大问题联系的。因为中国改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权贵跟经济的结合可能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危险，所以我记得钱钢问我，南方周末有一天刀往谁头上砍去？我说大刀向权贵资本主义头上砍去。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开始露头了，官倒之后接下来就是圈地运动。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中国发展最大的阻力。十多年来,这个问题不但没有遏制，反而会更疯狂，变成一个社会大问题了，这是必然的。南方周末先磨剑，如果真的有一天剑磨出来的话，南方周末的刀有一天举起来的话，就是要向权贵资本主义头上砍去。中国最危险的就是权贵资产阶级。

第三个阶段：淡化传媒行政色彩，逐步走上主编独立。这是十多年以后的事，南方报业总经理说他还是搞不清自己是企业，机关，还是事业。这个问题要搞清。必须淡化行政走上采编独立。要渐渐淡化党的领导。

解放报禁。第四阶段。台湾陈映真和我谈过一次，他说：“台湾开放报禁前四个月我们都很兴奋，准备资金，人才，开放报禁，果然出现了很多报纸，人家都赞好，但卖不出去。我才知道开放市场不是给你办报的机会——没法和原来已占有大量资源的报纸较量。”真正到了第四阶段，报纸应当及早从体制内脱胎。

（全文完）

附左方简历：

左方先生是中国大陆著名周报南方周末的创始人。他1950年参军，在军队服役７年；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分配到南方日报，长期任文艺编辑；1983年受命筹备办南方周末；1984年2月南方周末创刊后，历任副主编、主编，直至1994年退休。1994年至1998年返聘为南方周末工作。本文根据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卓丽凤博士和中心访问学者翟明磊先生访问左方先生的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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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泰多名上访者被政府强制收治精神病院，家人称事先均不知情，当地政府表示信访压力大
2008年11月26日，84岁的时亨生老人在新泰市精神病院。A12-A13版摄影/本报记者 张涛
肥城市精神病院。该院曾收治新泰上访人员。

■ 核心提示

今年10月，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时，被镇政府抓回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被放出。记者调查发现，在新泰，因上访而被送进精神病院者不是个别。

部分上访者及家属称不曾被通知精神鉴定，不过政府手里握有他们的鉴定书。家属反映，政府不经家属同意甚至未通知家人，便送上访者入院，而当事者坚称自己没病，并因此质疑政府限制人身自由。

相应医院承认许多“病人”是上访者。而当地政府表示信访压力巨大，若出现越级上访，会受上级处分。

□本报记者 黄玉浩　山东泰安报道

10月19日早晨8时30分，泰安汽车站。

57岁的农民孙法武一下车，就四处张望寻找。约好的同伴还没到。

突然，一辆面包车“嗖”地停在老孙面前。车上下来三人，将他半包围了。

老孙认得其中一人，新泰市泉沟镇信访办主任安士智。

“干什么去？”

“北京打工去。”

“打什么工！你是去上访。不能让你走！”

两男子一左一右上来，老孙掏出手机报警，被劈手夺下。随后被塞进面包车。

两小时后，泉沟镇大沟桥村村民孙法武，被带进了镇派出所，关在一间屋里。

次日上午11点，老孙又被推进面包车。发觉车往新泰市区方向开去，老孙嚷嚷着，这是要去哪里？

没人搭理。

车最终停在一个院子里。老孙抬头：新泰市精神卫生中心（下称新泰精神病院）。

基本不识字的老孙，隐约识得这几个字。

两人架着他往前走，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迎上来。

强制“治疗”

老孙央求说，我没病，让我回家；院长说让你家人找你们镇政府吧

那天的事，老孙想起来就说头痛，“脑袋要炸”。

10月20日那天，当抬头看见“精神卫生中心”字样，2007年的记忆在脑子里复苏。

老孙冲着那医生大喊:“我没病！我是上访的！”

那天很多“病人”听到了这喊声，包括后来跟老孙关系密切的老时。

“医生说，我管你有没有病，你们镇政府送来的，我就按精神病来治。”

被押着经过了三道铁门，进入病房区。

老孙听到医生喊了声：来几个人帮忙，把他绑起来！

然后几个“格子服”冲过来，将老孙按倒在床上。

“手脚全绑在床腿上，外套蒙在了脑袋上。”老孙听到有人说快灌药，接着脸部被捏住，嘴被动地张开了。

医生捏了他下颌，几粒药“自己下去了”。

被绑在床上，老孙仍不时喊着我没病，让我回家。

当晚7点左右，主治医生朱风信来给老孙打了一针，之后老孙“没了意识”。

朱医生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镇政府带来鉴定书，只能按精神病治。

老孙醒来时，发现松绑了，脑袋“沉得像个铁锤”，腿发软。想去小便，一下床，一头栽在地上。

次日清晨，老孙观察病房。窗户被一根根钢筋细密地焊住。又想了想，要出去必经三道铁门。

老孙后来说，从没想过要逃，逃不出去。

上午，院长吴玉柱来查房，老孙央求，我没病啊，让我回家吧。

院长说，谁送来的谁签了字，才能让你走，让你家人去找你们镇政府吧。

手机被没收了，怎么通知家人？老孙没想出什么办法。

老孙的“冤屈”

上访几年，事情没结果，儿子被人砍了，老孙开始上访

老孙入院的第二天下午，“病人”老时靠近了他。

那是“放风”时间，大家都在院子里活动。不“放风”时，大家都要待在病房区。

老时后来说，一般新来了人，他都去偷偷问问情况，而他听到了老孙喊“是上访的”。

老孙跟老时说，我的事冤着呢……

老孙是新汶矿务局小港煤矿职工，去年底正式退休。

而因镇煤矿长期采煤，老孙所在的大沟桥村地面大面积塌陷，地没法耕种了，村里大量房屋也斑裂毁坏。1988年起，泉沟煤矿向大沟桥村多次补偿。

按补偿标准，老孙家可获4万多元。但据老孙及村民徐学玲等人讲，全村300多户都没领到补偿款。

而村干部称已发放，具体到老孙，说老孙盖了印章了。老孙坚称造假。

2001年起村民选出数名代表去上访，老孙是代表之一。

2003年11月，新泰市纪委调查组调查后，认为孙法武等村民的补偿款已发放。调查报告显示，村里“尚欠孙法武1块4毛钱的房屋斑裂补偿”。

老孙等人不服，2004年9月28日他们向新泰市纪委递交了审计该调查报告的申请。

三天后，当年10月1日晚，十多人闯入老孙家打砸。当时老孙没在，老孙的儿子、新婚第五天的孙贵强被砍成重伤。

据孙妻张学芳回忆，那些人喊着，“再上访弄死你们全家”。

自此，家里白天黑夜关着家门。而案发后，警方一直未能破案。

孙法武再次踏上信访之路，“市、省、中央不停地跑，不停地递材料”。

村民补偿费的事和儿子的事至今无果，而老孙“不停地跑”，不停“被拘”。

2004年12月26日，老孙从国家信访局门前被“接回”新泰，因“扰乱社会秩序”被拘留14天。

2005年1月14日，泰安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老孙作出1年零9个月的劳教决定，理由是“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大声吵闹滋事，扰乱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老孙被送进了山东省少年劳动教养管理所劳教。

2007年7月12日，再次赴京的老孙，再次被“接回”。

这一次，时任泉沟镇信访办主任的陈建法说，你不能再上访了，你有精神病。老孙称，当时一民警让他签字。

“我怎么成了精神病？”老孙拒绝签字，随后被塞进一辆车送到泰安市肥城仪阳乡精神卫生中心。

“开始天天吃药，打针”。老孙对药物敏感，“头一直晕，站不起来”。老孙说，后来主治医生孟庆顺给停了药。

孟庆顺11月24日接受采访时说，当时是陈建法替老孙办的手续，费用也是泉沟镇政府出的。

那次，老孙被“治疗”3个月零5天。在家人多方投诉，而老孙答应不再上访后，被放出。

这是老孙2007年对“精神卫生中心”的记忆。

秘密的记录

老时秘密进行着自己的“任务”，迄今，他记录了18名被关进医院的上访者

对于老孙的经历，老时说，他在偷偷记录这些事，准备向外举报。

84岁的老时是天宝镇的退休干部，因与邻居宅基地纠纷长期没得到解决，曾多次到北京上访反映镇政府不作为。

2006年6月14日，老时被天宝镇信访办人员从北京“接回”，直接送进新泰精神病院。

后出于多种因素，天宝镇政府和医院后来多次通知老时出院，但老时不走了。

“你们强行把我送进来，又吃药又打针，必须申请权威机构对我进行鉴定，给我个说法，我才出去。”

没有讨到说法，老时就一直待着。至今已两年5个月。这期间，他利用“放风”时间搜集材料，发现“很多上访的人被关进来”。

老孙做了许多记录，记在纸片上，甚至旧药盒上。

老时说，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护士不让“上访病人”间交谈。

老孙能证实的是，他有次跟一个女上访者说话，护士说：你们上访的人再在一起说话，就绑起来多灌几次药。

两年多时间里，老时秘密记录了18个因上访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

老时还写日记，2006年6月的一篇日记老时写道：“一些精神病人老是打我，只要我和医生、护士顶了嘴，等他们走后，几个病人一定会打我，掐我脖子。肯定是这些医生指使的。”

日记和记录的纸片，老时藏在褥子底下。

老时告诉老孙，关进来没多久，他便让家属捎进来一部手机，他曾偷偷往外打电话举报，都没成功。

老孙发现，老时把中纪委的举报电话写在了内衣口袋上。

听说老时藏有手机，老孙要借来报信。但手机嘟嘟响，无法拨出，而老时也不知原因。

信息传不出去，老孙“只能待着”，但“悄悄抵抗”。

进来第二天开始，每次吃药，他都将药压在舌下，等护士走了再吐掉。

徐学玲手拿自己妹妹被打的照片。今年5月，她因上访被关进肥城仪阳乡精神卫生中心一周。
11月26日，孙法武在自己家中提到去世的母亲，潸然泪下。

护士很快发现，后来吃药会检查舌头。老时和“上访病人”李元亮也这样说。

“病友”之间

“上访病人”李平荣说，一定帮我带个信出去，让他们来救我

老孙试图传信息的时候，家里人正四处找他。

10月19日老孙离家后，家人发现老孙电话打不通了，后来孙妻张学芳找到了谷里镇的张成用等人，张曾跟老孙约好19日一早在泰安会合后进京上访。

张成用说，他打听到老孙被镇里带回去了。

10月22日，张学芳找到了镇信访办主任安士智。

安说，你丈夫有病还上访，扰乱社会秩序，我们把他送去精神病院了。

张学芳要求安拿出老孙有精神病的证明，被拒绝。

张学芳又去找代镇长陈建法，说大街上那么多有精神病的人你们不送，偏送他？

陈说，别人没上访， 他上访了。

10月26日，张学芳带着5个亲戚到了新泰精神病院。

她被允许见老孙，但要隔着铁门。

当时，老孙正在院里“放风”，突然听到铁门另一侧有人喊他。

他蹲下来，通过铁门下面半尺高的缝隙，看到了妻子张学芳的脸。

老孙让把手机递给他，打了110，说自己去上访被镇政府强行关在精神病院了，需要解救，110说不管上访的事。

张学芳对老孙说，你放心，我要去北京告，我一定救你出去。

27日，张学芳再次来看老孙时，老孙把老时的名单和日记偷偷交给她，并说了老时的叮嘱：拿到北京去喊冤，还我们一个公道。

送走妻子，老孙也像老时一样注意“上访病人”。

10月31日下午，老孙看见三男两女架着一个40多岁的妇女进来，那女子一直挣扎，大喊“我没精神病，我是上访的”。

3天后，“放风”时，老孙得知该女子叫李平荣，因丈夫工伤处理的事进京上访被关进来，家人尚不知情。她求老孙帮忙带个信出去，传给她在外地上学的孩子，“让他们来救我”。

老孙从老时那里借来烟盒纸和笔，又一次“放风”时，他给了李，李写下了她家地址和亲人的电话。

李写好后，先将烟盒纸扔到院里一个角落。之后，老孙假装瞎逛，去捡起。

11月3日，张学芳探望老孙时偷偷将烟盒纸带出。但迄今没能联系到李的家人。

鉴定与“癔症”

工作了34年，其中29年患精神病，单位还没让我病退？老孙耿耿于怀

在等待被“营救”的日子里，老孙缠着医生要看自己的“鉴定书”，被拒绝。

根据老时的记录，“上访病人”有几个共同点，一是进来时家属不知情，二是不知何时被鉴定过，更没见过鉴定书。记者了解的情况大致如此，除了徐学玲。

46岁的徐学玲，是大沟桥村的致富能手，经营着一家店铺。2006年，她的妹妹徐加玲（聋哑人）在泉沟煤矿被保卫科长打伤，因对当地公安机关处置不满，徐学玲此后四处上访。

2008年5月14日，徐学玲被从北京“接回”，关进肥城仪阳乡精神卫生中心一周。

被送出后，徐坚持要说法，镇政府给了她一份“精神疾病鉴定意见书”。这份日期为2008年3月29日的意见书，委托人是新泰市公安局，鉴定地点是泉沟镇政府。

徐学玲说，她根本不知鉴定这回事。她回忆，3月29日，镇信访办副主任薛青刚跟她说，省里派了调查组来查你妹妹的事。她记得，当时见到了镇党委副书记高伟和三个陌生人。高伟跟她说，这三位是省里下来的，你把案子跟他们说一下。徐讲述了妹妹的事，并询问三人单位和姓名，对方说有事你找镇里就可以。

鉴定书称徐学玲“思路清晰、言谈切题，未见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讲到伤心处则痛哭流涕……”诊断结论“癔症”。

山东安康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的张金响是鉴定人之一。他接受采访时称他们是受当地公安机关委托，他称“臆症基本不影响其民事行为能力，发病时可能产生社会危害”。

11月25日，记者在泉沟镇信访办见到了老孙的鉴定书：“不满村干部侵吞群众房屋斑裂款，多次到省、中央上访……又哭又叫十年……其妻张学芳、子孙贵强等证明：孙法武1979年头部被砸伤患精神病语无伦次……”“意识清，定向力正常……涉及心因时痛哭流涕、泪流满面……诊断：臆症性精神病。”鉴定机关为山东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时间为2006年3月。

张学芳说，家人均不知老孙被鉴定过，更不用说做证明。“家里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他有精神病？”

徐学玲称，几十年来，村里人从不知老孙犯过精神病。

从记者处得知2006年3月的“鉴定书”后，老孙回忆，2006年初，被劳教期间他与一名干警发生冲突，该干警打他并让他当众下跪……当晚他想自杀被发现，随后绝食抗议；后来两名干警带他去济南说去看病。

当年3月，老孙被提前释放，但他并不知是因“有精神病”。

对于被称有29年精神病史，老孙耿耿于怀：我工作34年，29年精神病？

不上访保证书

“我有精神病，不能再继续上访。”签字后，老孙得以回家葬母

11月10日，隔着铁门，老孙又听到妻子的喊声。

80岁的母亲病危了。

这天早晨，孙母跟张学芳说，做了个梦，梦见银海（老孙的乳名）一直在叫娘。

52岁的张学芳慌了神，她去给信访办主任安士智跪下了，边哭边磕头，说，让他见他娘最后一面吧。

安说，老孙是上级安排送进去的，需要请示。他让张学芳回家等消息。

于是张又跑去找老孙。

老孙跑去找院领导，领导说找你们镇政府去。

当天下午5点，孙母逝世，老孙未能回家。

12日上午，老人遗体要火化，按当地风俗，作为长子的老孙必须到场。

送丧的亲属一直等，老孙一直没出现。

张学芳穿着孝服去镇政府找安士智，被门卫拦住，她跪在了镇政府办公大楼前。

1小时后，安士智出现了，说要老孙回，张学芳须在一份保证书上签字：我丈夫孙法武有精神病，再犯了要向精神病医院送。

张学芳签了字。

随后，安士智带她到精神病院。老孙被要求在另一份保证书上签字。

老孙问保证书写了什么，安念了一遍，老孙又让医生念了一遍：我有精神病，不能再继续上访。

安后来跟记者说，签保证书是为了让老孙不再上访，不再“扰乱社会秩序”。

11月12日中午12点，老孙签了字，离开精神病院，去给母亲送葬。

老孙4岁丧父，跟母亲生活了半个世纪，“没见上最后一面”。

医院的无奈

院长承认医院里有些人是上访户，他说很多现象“医院无能为力”

11月25日，新泰精神病院院长吴玉柱承认，医院里有很多人是上访户，都是各镇政府付费的。

老时记录的那个上访者名单，能看清的名字，都得到了吴的证实。

吴玉柱说，在新泰，被政府强行送到精神病院“救助治疗”的上访人员很多。

他说，有许多人一看就不是精神病人，医院就拒绝收，但政府送人大部分时候带着鉴定书。“都是同行，我们也不好推翻那些鉴定。每次还有公安的人来送，我们更不好说什么。”

“医院也有苦衷。”吴玉柱称，医院经济压力很大，每个人吃住每月1000多元，而许多镇政府都拖欠，例如老时的费用，天宝镇两年多都没交。

根据2001年11月卫生部有关规定，“临床症状严重，可危及生命或危害社会治安等情况应属紧急收治范围。”

对于老时、老孙他们属哪种情形，吴玉柱说，我国还没有对精神病人管理的专门法规，很多现象，“医院无能为力”。

镇政府的“压力”

当地镇政府称，若处理不好越级上访的事，“上级就会找我们”

泉沟镇镇长助理陈建法也表达了“无奈”：“信访压力巨大”。

陈建法说，老孙和徐学玲的事，不是镇政府有能力解决的，而若处理不好他们越级上访的事，“上级就会找我们”。

他称，孙和徐都是“信访钉子户”，每年进京上访十多次。每次他们一到，市驻京办就打回电话，市里就责令镇里快去接人。

“每一次都得去三五个人，吃住花销，不是一笔小数目，全由镇里出。泉沟镇仅在这两个上访者身上，这些年花费在10万元以上。”

为了不让徐学玲再上访，今年8月9日，镇政府与徐的妹夫李天平签了协议，一次性支付“苦难救助金”4万元，并协调煤矿付了16万元医疗费及抚慰金。

陈建法说，这可能是一个坏的例子，因为徐加玲的情况应不用赔那么多钱。

对于老孙被强行收治，泉沟镇信访办主任安士智出示了一份新泰市公安局的“建议书”：“鉴于孙法武已经司法鉴定系精神病人，具有一定现实危害性，为减少社会危害，特建议泉沟镇人民政府给予救助治疗。”

而陈建法说，把人送进精神病院，不是镇一级政府能够完成的。

安士智称，新泰市实行信访属人属地管理，信访工作是对党政一把手的最重要的一项考核，“出现越级上访，党政一把手要受到处分”。

根据我国信访条例的规定，采用“走访”形式上访，“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不过条例没有对“越级上访”的禁止性规定，更无处罚建议。

来自新泰市信访局网站的消息，新泰今年狠抓信访工作。今年3月4日，新泰的信访工作会议上，市委书记辛显明提出，围绕全国“两会”召开和奥运会，切实做到“五个严禁”，其中“严禁发生赴省进京丢丑滋事事件”被列为第一条。

同样来自新泰信访局网站的一篇“经验交流”文章写道：针对个别信访人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的心态，牢固树立依法打击的意识，做到“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一批、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集中办班培训‘管’掉一批”，营造“依法上访受保护、违法上访遭打击”的导向和浓厚氛围……对精神偏执的信访人也进行人文关怀，协助其进行司法鉴定，经鉴定精神异常的送医院治疗。”

据当地媒体报道，新泰市因信访成绩突出，曾被山东省授予先进称号。

据该报道，新泰曾因“越级上访不断，被省里亮了‘黄牌’”，后来“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把各项信访目标任务分解量化到单位和人头，实行责任追究制、一票否决制和黄牌警告制，全市上下共同参与，齐抓共建”，新泰成为“首批‘平安山东’建设先进市”。

■ 相关链接

精神病强制收治规定

因为我国于1985年着手起草的《精神卫生法》至今未出台，目前没有针对精神病人权利保护的专项法规。

按《民法通则》规定，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若送精神病人强制治疗，需向法院提出申请并由法院宣告。

《刑法》规定：精神病人造成刑法上的社会危害，由家人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必要时可由政府强制医疗。

2001年11月卫生部规定：“临床症状严重，对自己或周围构成危害者；严重不能适应社会；伴有严重躯体疾病的精神病人；严重自伤、自杀、拒食、外跑等可危及生命或危害社会治安者应属紧急收治范围，并应给予特级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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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是我国政府赖以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首要的目标就是要保持这种权利；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但是我必须说明：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这些报纸，并有能力阅读它们。

——托马斯·杰弗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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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广州新闻台的《新闻日日睇》的《七点点一点》板块就消失，陈扬调侃着，“我们最近已经很多事都不说了，为什么收视率还高了呢？哦，经济不好大家都回家吃饭了。”

这两天陈扬一直东拉西扯，欲言又止，到觉得没了锋芒更好看了——这不是讽刺，许多次都忍不住笑起来，如今老爷子说话和光头一样圆滑。

江艺平据说已经离开南都了，去了《南方农村报》。呵呵，农村包围城市么？从南周到南都，南农，难弄。

还是程益中潇洒，干脆进了娱乐业，皇城脚下……算是打入敌人内部么？

南方报业江艺平被贬真相

江艺平被剥夺南都实权 贬为分管新闻研究所

南方报业集团突然宣布，参与《南方周末》创办的资深报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南方日报社委委员江艺平，自12月3日起不再分管《南方都市报》，改 为分管南方农村报和南方新闻研究所。被称为中国真话第一传媒的《南方都市报》，此后则改由南方报业集团社长杨兴锋亲自兼管。12月4日该消息被证实。

曾任南方周末主编和兼任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的江艺平，今年五十二岁，中山大学毕业，办报向来追求新闻价值，遵循新闻规律，始终低调而踏实地在新闻第一线上耕耘。这次被贬，被南都员工认为可能是她的理想主义办报风格为权力所不容，终被权力压制，被权力所报复。

江艺平不再分管《南方都市报》的消息传出，多位南方报业集团员工的MSN已经挂上诸如”支持江老师”、”江老师您好”之类的签名。国内媒体没有报道，牛博 网等博客引述了相关消息。据知情人士介绍，12月3日，南方报业《南方都市报》多位员工收到了一条转发的短信，透露”昨晚党委开会至深夜，作出决定，今早 公布”，江艺平”不再分管南都”，由杨兴锋社长亲自兼管，其他不变。南方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曹轲、南方都市报总编庄慎之职务不变。还称这是”最不坏的结 果”，以及希望”做好队伍稳定工作，不意气用事，专心致志做好南都的事”等留言。至此，江艺平在南方报业集团里已经历过三次被粗暴调离。

江艺平被贬的压力可能来自北京

早在2000年1月，据称来自北京上面的压力，广东省委宣传部遂下令，时任《南方周末》主编的江艺平被调离。当时的《南方周末》以敢于批评社会腐败现象， 经常发表一些很有深度的调查报道而在业内声誉雀起，被中宣部视为”自由主义思潮阵地”，其稿件时常遭中宣部审查媒体内容的”阅评小组”点名批评。在江艺平 调离4个月后，《南方周末》再遭整顿，代理总编钱钢调离，副主编陈明洋撤职（现在还在该报社工作），记者部主任长平撤职，副主任谢方伟后来辞职，鄢烈山隐 姓埋名，几位主要骨干记者翟明磊、曹西弘等也在压力下先后离开。

第二次遭权力整肃是在2003年，也是来自北京高层的压力。江艺平时任南方报业集团分管《21世纪环球报道》的社委。2003年3月13日，正常出版的 《21世纪环球报道》突遭停刊，据称报纸遭中宣部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停刊，缘于该报发表的敏感文章《李锐访谈》，谈及政治体制改革禁区。

2008年12月3日，江艺平突遭剥夺权力，是第三次被整肃，据称与今年四月底发生的南都周刊副总编长平（本名张平）言论事件和南方报业集团因此受到的压 力不无关系。4月上旬，长平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新闻网以”特约撰稿人”名义发表《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一文，呼吁信息透明和舆论开放，在网上引起 轩然大波，遭到部分网民和媒体的围剿和恐吓，被指责为”不折不扣的反华之音”，长平还被指责为”反华媒体里的汉奸”、”西奴”。4月11日，《北京晚报》 发表北京日报社长、全国人大代表梅宁华署名文峰的攻击性评论，对长平进行了猛烈抨击，一时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其后，因为奥运会举办在即，长平事件被低调 处理，南都报系有关负责人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亦否认了长平因其写的时评文章被撤职的传闻。但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可能会秋后算账的传言已在坊间流传。 奥运过后，长平遭遇不幸：南方报业集团进行集团以及各报系此时进行四年一次的竞聘，长平被要求不得参加竞聘，《南都周刊》副总编辑一职也相应取消，这在事 实上撤销了他的副总编辑职务（仍保留总主笔职务，但当时《南都周刊》版权页上对长平的职务未做改动）。长平不再负责的《南都周刊》与其在任时的风格迥异。

10月，广东省委宣传部对南方报业集团进行调研，找了集团上层领导杨兴锋等去谈话，明确指出江艺平不适合分管《南方都市报》，对长平也做出了新的决定，正 式撤去其《南都周刊》副总编辑兼总主笔职务。11月28日出版的《南都周刊》版权页上，已经悄悄抹去了长平的名字，但这个消息并没有在全报社公布，知情记 者称没有看到书面通知。此外，江艺平支持准备成立的南都传媒研究院也有可能被此次突然变故而受到影响。

媒体自由度空间再度被挤压

南方报系人员变动被称为影响中国新闻报道自由的标志性事件。此次一向对外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江艺平被剥夺权力，则不难看出是中国媒体舆论环境趋向保守的一个 信号。分析人士认为，2008年，中国被长年经济快速发展掩盖的深刻社会矛盾逐渐显现，群体性事件频发。继贵州瓮安事件、云南胶农事件之后，重庆、三亚、 甘肃、广州等地又相继发生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政府及媒体在这一系列事件中虽较前表现有所进步，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仍然是政府自上而下释意的结果，媒体自 由度实质上并未增加。

相反，这一段时间里，先有《财经时报》被暂时停刊三个月，《炎黄春秋》遭整顿，《南方都市报》亦一直受到压力，其享有声誉的时评版面屡被压缩，不准提及新 闻自由和司法独立，言辞尺度一缩再缩，江艺平实权突然被剥夺，杨兴锋社长亲自政治挂帅分管南方都市报和南都周刊，或许就是高层宣传部门”秋后算总账”的日 子已经提前到来，未来南方都市报前景则不被看好。 (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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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时代杂志中文版》

据*公民记者北京时间12月2日晚得到的消息，中宣部开始部署新一波打压媒体的会议日前闭幕，会议上来自中央政治局的指示显示，北京意识到2009年不但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也是政治发展和社会治安的瓶颈。政治局会议引述来自国家安全部和总参谋部的情报部称，2009年国内外反华势力都在积极策划活动， 中国政府面临严重挑战和危机，各方面务必不能麻痹大意，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政治局会议部署了近期工作，其中中宣部和国安部以及公安部的国保都获得专款，部署工作应对危机。据*记者获得的独家消息，宣传部将先下手为强，对各大媒体 进行一轮新的打压。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等到2009年各种事件爆发时再去威胁、打压媒体，可能就晚了。这次列入严打黑名单的媒体，包括南方报业、南风窗、 中国新闻报道、新京报等共六家开明的报纸、杂志，以及除了新浪等几乎所有的网站。在中宣部上个月底闭幕的会议上列出的黑名单中，还出现了全国十五名活跃的 媒体工作者的名字，他们都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知名媒体人。这些黑名单中包括了《南方都市报》的主管江艺平女士，江女士是中国最有名的编辑，她负责《南方都 市报》的评论版面。中宣部已于近日下密令，要求撤换江艺平。这是继今年中宣部下令对付《南都周刊》副主编长平后，再一次对中国最敢言的媒体南方报业所下的 毒手。据说在南方报业集团中，虽然有很多敢言的编辑记者，但长平和江艺平则无疑是两位最有名望的代表人物，对他们的处理，不但可以让南方报业大伤元气，也 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

这次“严打”以网络媒体为主，其中搜狐已经成为主要目标，据说中宣部已经下令关闭搜狐两个比较活跃的时政栏目，而在香港的凤凰网，也有一个栏目（口述历 史）被强令关闭，除了新浪网，受到波及到还有网易、雅虎等门户网站。据北京中宣部姓陈的处长介绍，这一次不但是杀鸡儆猴，而是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他们在 2009年还敢不敢放肆。他说，这次除了新浪网之外，所有的门户网站都将有栏目和编辑被整顿，倒不是他们怎么样，而是就是要给点颜色他们看看。他补充说， 你要知道，这是在中国，互联网是有国界的，不是你胡作非为的地方，互联网必须是在党的领导下，互联网也是党的网，是党的喉舌。

据*北京公民记者深入了解，这波对媒体的严打将分三个阶段，持续到明年的四月份，在明年最敏感的日子六月四日前两个月完成打压到各项部署。他们希望到那时，所有的平面媒体和互联网都将老老实实，自觉维护北京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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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中国的首个办事处在北京成立。另两个办事处还将很快在广州、上海设立……依据外交对等原则，中国也将在美国设立对等的食品药品安全管理机构。”引自南方周末网。

记得很久以前我曾意淫，能否让香港的廉政公署负责广东的反腐败——作为政治改革试点，可以像当年改革开放一样，拿深圳作试点，然后是珠三角、整个广东，最终参考其机制建立全国性的廉政机制——这当然只能是意淫，权力的字典里没有放弃，就像拉磨的驴子，总要抽打才肯挪几圈。

三聚氰胺的泛滥终于让这只驴动了动，虽然FDA在中国也不会获得什么权力，但至少一个产品可以用通过FDA认证来获得更好的销量与口碑，这是个利益关系。

既然是利益，就不能不想到那句古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或者照西方观点，“少数的恶能伤害多数的善”。举个例子，Dell模式至少有10年都是全球商业模式的优秀代表，落户中国后表现平平是其次（这可能只与消费习惯有关），更是查出销售代表大量伪造销量事件——同样的管理，美国人安分守己，中国人见缝插针。现在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报道，某外籍人士在中国作某企业代表，出来乍到时对“关系”二字倍感头痛，若干年后熟能生巧，竟流连忘返乐不思蜀了。最近中信泰富炒汇巨亏事件香港早有媒体说凭荣智健的“关系”“背景”，北京一定会救，果不其然。

显然，随着中国在世界影响力不断加大，中国模式中重要一环，“关系”也正越来越为外国人所了解，FDA即便在美国公正公平，也难保不被中国众企业的糖衣炮弹击垮。

如果一滴墨水入了大海，便消失无形，但若一滴海水进了墨瓶呢？

如今，老美开始了在中国这个大染缸的历练，我们只能期盼这是个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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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近了，民调遥遥领先的奥巴马被一些学者认为其实并不保险。理由很简单，那些声称不在乎肤色支持奥巴马的白人，在投票站未必言行一致。

我一直相信，任何民族都有所谓的传统，而这些传统往往和虚伪有关。即便是几乎没有“历史”可言的美国也是如此。半个世纪前，黑人民权运动先驱马丁路德金的“梦想”——不是以肤色，而是以品格优劣来评价个人的社会，如今正在被受益者们用另一种形式加以摧毁。

种族主义仅仅只是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么？如果说那些根深蒂固坚信美国总统不应是非洲裔的人们是可耻的种族主义，那么那些疯狂支持奥巴马的黑人呢？如果白人表面上支持，投票时却选择麦凯恩的做法是可耻的种族主义，七成甚至更多的黑人选择奥巴马又是什么？

诺贝尔奖获得者会因为“黑人智商低于白人的言论”被强烈批判，哪怕这或许只是研究室的真实数据。种族主义的神经过敏最终会让所有人无法摆脱种族主义的枷锁。

两个试图刺杀奥巴马的青年被证实为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者，我相信这个判断，只是，在美国200多年历史上，有10位总统遇刺，其中4位身亡，这些白人总统们，又有几人是因种族主义遇刺的？一个黑人被白人警察施以暴力必然会被扯上种族主义，白人被白人警察殴打呢？肯尼迪遇刺官方宣称是“对一切权威根深蒂固的憎恨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里根则仅仅是倒霉的遇到精神病患，奥巴马若遇刺，却似乎只能是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就如一张大网，让受害者、加害者和旁观者都被收纳其中。

类似的神经过敏还有纳粹和女权主义，这些因丑陋的过去和恃强凌弱意味的“主义”让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又让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人与人本来的距离因为肤色而拉大，多事件交织产生的憎恶情感又被单纯的归结为某某“主义”。

当然，我相信抽样调查的若干结论，譬如美国底层人士黑人收入比白人少，又或者企业同工女性收入低于男性。这些多少与“主义”相关，只是媒体和评论员对事件扣帽子和简化为主义作祟不休，主义的阴魂就会永远纠缠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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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一位名字渐渐为广州人所熟知，李瑞然，这个86岁，步履蹒跚的老人从1994年开始拍摄广州，只要一得知何处房子街道要拆迁，老人就匆匆前往拍摄记录，一晃15载。

“2003年9月26日，瘦小、驼背、仅有两颗牙齿的他敏捷地登高，搬出满怀抱相册。100多本大相册，每本大相册中装5本小相册，每本小相册装40张照片，总共2万多张照片……”

七旬的他骑自行车与推土机赛跑，八旬的他则搭公交车继续前行；5年前那两颗硕果仅存的牙齿，如今只剩一颗。“就剩一个钉子户啦。”老人笑言。

如今，老人也办起了影展，虽然300平米的展厅并不大，60张照片也仅九牛一毛。

我有幸游历了中国半数省份，走过的城市也不少，但能记得的城市风貌却屈指可数。古城西安一片灰色的老房，却不是“遗迹”，不过是建国后的板房；天府之国的成都，只剩一条老街，被开发为酒吧街；中原重镇武汉除了殖民时期遗存，便再无生机；厦门、杭州等几个沿海城市仗着水色残留一丝风韵；除了肤色和清真寺，我也不太能分辨乌鲁木齐和长春的区别，沈阳则是多添了一分土色；被笑称早被恐怖袭击过的天津，呃，还有狗不理包子和大麻花……

在京读书时，还有老前门、八大胡同，卖字画的老爷子如数家珍的讲述哪里是龙头，哪里是龙尾。只三五年的功夫，这一切都已化眼云烟。

大城市中还能留下些痕迹的，似乎只剩上海和广州，两者的区别是，上海的老房子大多沾着洋气，广州的则是平民家居。上海是不吝保留洋人房子的，也不吝拆掉石库门。我还记得那些木头窗框后面大大的工地，和更远处的高楼大厦。那时候，还见到一个据说是上海仅存的一个建国前的取水栓，不知今天是否安在。广州是幸运的，总有些不安分的媒体，三番五次，不厌其烦的批评拆迁，也因为他们的努力，广州多留了几条老街。

不只一次，来自其他城市的人不解又略带自豪的问我，为何广州还有这么多旧房子，某某城市（他/她的家乡）早就拆光了。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梁文道先生曾说（大致意思），中国写评论文章的人众多，却至今没有一个堪比美国顶尖评论家，原因莫过于在中国写字，一半的精力要用在绕着圈子说话上。

这个说法，可以套用在更多领域，中国没有作家，没有哲学家，没有画家，没有音乐家……中国最好的知识分子，正在致力于开启民智。他们的精力，除了与权力周旋，便是告诉民众，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环保，什么是艺术。这项工作，做了一百年，大概还要继续一百年。

照片的好处在于，他比任何理论说教更真实，更能直触人心。大洋彼岸，除了如火如荼的大选，还有吸引眼球的副总统候选人脱衣舞模仿大赛。照片就这样忠实的记录着外面的世界，和我们的过去。

老人说，他还会继续拍下去，直到以轮椅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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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对韩寒感兴趣，缘由是前几天无意进入韩寒的博客，并看了文章《北京长期单双号限行之后》。上一次关注韩寒还是高中时代，那时的他是一个标杆，明确的指示出自己文笔上的距离，不幸的是，今天依然如此。

于是看了三个相关视频，一是韩寒大约18岁时的《对话》，以及最近的《鲁豫有约》上下集。鲁豫的风格从来是让时间愉快的流走，而《对话》则要人耐着性子看完，尤其是非经济类主题时。

时隔八年，一个中央，一个香港，一个稚气未脱，一个成熟大气，这强烈的对比实在有趣，不多说，自己看吧。

对话

鲁豫有约上

鲁豫有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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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翟明磊的认知源自一报，以前虽看南周但从来不关注记者姓名。看到翟明磊跌宕起伏的经历和他的文章，深敬服，且愧之。文人的风骨，记者的操守，还有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感。适逢今天一苏联老头登天了，也许翟明磊永远无法获得那样的荣誉，但同样值得我们尊敬。

以下转自一五一十

作者：寇延丁

生命中的真理

1994年，大学毕业后翟明磊回到上海，在银行工作。

提到那段时光，翟明磊一言概之：迷惘。

工作安定清闲，收入不错，还有很好的福利待遇，过着非常小资的生活。但他对自己的工作，总有一种喜欢不起来的感觉。因为工作没劲，觉得自己的活法也很成问题，根本是在混日子。工作之余和朋友们聊聊天、泡泡酒吧，发现有同感的大有人在：大家都是在这么活，混吧，就这么一直混下去，也许适应了就会好一些。

翟明磊大学里的专业是新闻，工作之余写些东西向外投稿，收到了稿费就请朋友喝酒。他曾经披露了上海浦东机场建在候鸟迁徙的路线上，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同时也是对自然的破坏，这种事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他还写过有关海鸥照相机厂假破产的文章，据说此事做得非常高明，骗过了朱镕基总理。

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翟明磊并不是出于社会责任感，有点像《皇帝的新衣》里那个说出了真话的孩子。只是，在童话里，说出了真话，故事戛然而止，我们无从知道在那个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现实世界里，翟明磊说出了真话，给自己惹下了麻烦。

公安局找他谈话，说他的文章被许多海外报刊转载，造成了很坏影响，不仅如此，他的一位朋友还与“地下文学圈”有关。这样一来可不得了，都是原则问题、大问题。看单位的样子也怕是要处理自己，翟明磊觉得不如自己主动一点，就辞职离开了银行，那年他24岁。

在银行的时候迷惘，离开了银行翟明磊似乎更迷惘了，那份并不喜欢的工作毕竟是三年小资生活的物质基础啊。

后来，翟明磊去了深圳，在《深圳投资导报》做记者。《深圳投资导报》在当时曾经非常有名，因为这是一份中外合资的报纸，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外资参与的报 纸，是十年改革之后在深圳做的又一次试验。报社里曾有一半记者是外国人，他们，以及外籍的老总给翟明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翟明磊进报社时，老外们已被命令离开，但他们传承下来的新闻技术让翟明磊学到了许多。

翟明磊觉得大学的新闻教育并没能给他真正的指导，后来也曾经在报社实习过，那段经历让他同样失望，有太多的关系稿、人情稿、领导派发的稿子，工作方式也让他觉得很糟，连点职业精神都没有，遑论新闻精神。在《深圳投资导报》，这里的外籍同事让他看到了什么是记者的职业精神，什么是新闻精神。

翟明磊在工作的过程中受到了真正的职业训练，真实，成为新闻的生命。

说真话成了翟明磊的工作，通过这份工作也让他渐渐明白了可以用文字来做什么，明白了作为一个记者、或者说一个为大众执笔写字的人，应该做些什么、怎么做。

外籍人员限期离开实验终止，两年以后，报纸收归深圳特区报。翟明磊也辞职离开了报社。这一次，他失去的只是一份工作，但带走了对自己、对未来的想法，他会沿着“说真话”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在做过一段自由撰稿人之后，2001年2月，翟明磊成为《南方周末》记者。虽然此前很久就已经给《南方周末》供稿，但真正进入其中还是与供稿不一样的，在这里，他感受最深的就是知道了一个好报纸是怎么做出来的。

他 先是有些惊异地发现《南方周末》对记者的采访要求与《深圳经济导报》极其相像。原来，只要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真相为目的，人们都会采用相同的方式，无关 是否合资或者意识形态。一个好报纸是怎么做出来的，新闻精神也还是表象，真正的内核是做人。在跟总编江艺平谈话的时候，翟明磊觉得自己的心会特别安静，她 的那种平等的、没有功利的态度出自内心深处对人的关注。她关心你、关注你，不是因为你是好记者、好编辑，不是因为你能为报社做多大贡献，而是因为你是一个 人。

“她的这种态度影响了很多人，这种团体形成的爱心再投射到采访对象身上，才使得报纸能够有了真正的平民视角、社会关注。 在他们眼里没有权势，没有官位，可以冒巨大风险做报道。当然我不排除这里面有市场性的因素，这样写了老百姓爱看、有市场。但最根本的还是能够抛开了个人得 失去关注人。这种对人对生活的态度也沿续在我现在的工作中，成为我的……”说到这里，翟明磊沉吟一下，他先是说出了“真理”这个词，好象觉得不太准确，接 着摇了摇头，想了一会儿，最后还是这么说的：“可以说是真理，我生命中的真理。”

在《南方周末》期间，翟明磊采写了《千里追 踪希望工程假信》、《东南大学顾冠群论文剽窃案》、《上海交大有没有招生黑幕》等一系列文章，是写批评报道较多的记者。批评报道的意义绝不是为了批评而批 评，他将新闻工作者比作大海航船高桅上的观察员，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在“如实地发布警告”。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

说真话要付出的代价的，特别是做批评揭露性报道，要想完整地呈现事实，就要付出许多新闻之外的努力。

王惟尊MBA毕业后到北海一家民营企业做总经理，后来发现企业做假账，金额上亿元，于是向投资方揭发了这件事。但这个企业家背景深厚，反诬一口把他抓了起来。

翟明磊开始着手调查这件事。有关王惟尊事件的报道发出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王惟尊的母校、中欧国际工商学院307名MBA联名上书，翟明磊一直关注事情的进展，《南方周末》也做了后续报道，直到王惟尊无罪释放。

“ 好人被陷入狱”无疑是大众关心的事，况且MBA、职业经理人，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阶层，也足够吸引眼球。但是，民营企业代表着中国生产力的前进方向，事关 重大，尤其是陷害王惟尊的企业家在北海势力极大，据说还与黑道有染，做这样的采访有很大风险。一般说来，在《南方周末》，这样的任务都是两个人同去，但那 一次时间比较紧张，翟明磊只能一个人去，采访的一周时间里总是提心吊胆的。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说这句话的时候，翟明磊笑得有一点儿羞怯，与他笔下的题材及行事的方式不太一致。24岁那年，当公安局为那两篇惹祸的稿子找到自己的时候，翟明磊印象最深的就是恐惧，只记得自己害怕极了，那次谈话过后，整整一晚没有睡着。

翟 明磊承认胆小，但这并不影响自己做出很有勇气的事。说起胆小的话题，他跟我讲起了他所敬仰的人，甘地。甘地小时候胆子很小，一个人黑暗中就会想到很多恐惧 的事，把自己吓得不行，后来做了律师，第一次为人辩护时居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但谁都知道甘地后来成了一个伟大的人，一方面可以说他是在克服自己的缺陷的 过程中获了勇气和力量，恐惧和勇敢之间并没有一种截然的划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恐惧本身也能成为一种力量，成为动力，甘地最大的恐惧是对神灵的恐惧，或曰 敬畏。

翟明磊心里也存有一种敬畏，对真实、对公正、对自由的敬畏。

表现在王惟尊事件上，是因为他不能容忍对公正的亵渎，不能容忍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因为说出了真话而坐牢，每天都要和那些真正犯了罪的人一起喊“我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要他怎么改？怎么做？难道是要他改掉诚实的“毛病”，也去做一个造假账的人吗？

翟 明磊喜欢一个这样的故事：有只蝎子都想过河，就请青蛙驮它游过去，并承诺自己一定不会刺它，于是青蛙就带上它上路了，但游到河中间，蝎子还是刺了青蛙一 下，青蛙在沉没之前哭着问：你为什么要刺我，不知道这样一来我们两个都要死吗？蝎子也流下了眼泪：我也知道这不应该，但还是忍不住会刺，因为这就是我的本 性啊。

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对自由的渴望超过了对安全的期待，会在迷惘、探索、彷徨之后走上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路。回首往事，翟明磊觉得自己所走过的路看似偶然，其实也是出自本性的必然。

翟明磊天生是个崇尚自由的人，这样的人，很难从属于某个被限定的范畴之内。2003年，翟明磊再次辞职，“我为新闻而来，为新闻而去”，离开了《南方周末》。

“我们不怕”

在童话故事里，那个说真话的孩子只需要诚实和勇气，但在现实生活中，仅有诚实和勇气还是不够的。

那 年，在公安找他谈话之后，翟明磊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曹霞拉他一起去逛街。那天的天气好极了，曹霞的兴致也极高，这也想买，那也想要。那时候翟明磊已经 决定辞职，他问曹霞：如果我们以后日子过得很惨，这些东西都买不了，你会怎么看？曹霞看了看他，这个美丽聪明的女子没有问翟明磊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定定 地说了四个字：“我们不怕”。

此言一出，翟明磊觉得自己的心马上就静了下来。不怕，而且还是“我们”。他其实很清楚自己已经不能回头，即便是一个人，也要面对，但现在明确了，有人会与自己站在一起，不管发生了什么。

后 来，他们结了婚，翟明磊在深圳找到了工作，曹霞也辞了职，告别熟悉的城市和朋友，与他一起去了那里。最初曹霞没有工作，只有翟明磊每月一千元实习工资，租 来的房子里空空如也，电灯泡是他们唯一的家用电器。两年后，当翟明磊再一次面临选择的时候，曹霞说得同样很简单：“不要受这个气啦我们走吧”。然后，曹霞 也辞去了自己的工作，告别已经适应的深圳重回上海，两人都做了自由撰稿人。

翟明磊非常感慨地提到了妻子：“她对我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包括体贴呀、关心呀，这一类的要求有很多，但基本没有物质上的要求，完全没有。”

即 使是没有曹霞，没有这样一份让人羡慕的爱情，翟明磊依然会走这样的路，依然会带着恐惧冒险，依然会一次次辞职，但正如曹霞所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的力量 要强大些吧”，在这样的生活中翟明磊淬炼着自己，而曹霞则把这段共同成长的日子称之为“修炼”：“婚姻生活对我们来说，就是两个渴望过超越于平庸生活的普 通人一起不断修炼的日子。只有那些心智单纯、内心狂野，对生活充满激情、对爱无比贪婪和绝对真诚的情侣，才能真正获得幸福。”

对我来说，一想到曹霞，是与“我们不怕”这四个字、与胆色和勇气连在一起的，但我很快就知道了，她还是怕的，而且很怕。

第 一次接触翟明磊是在下午，他要赶傍晚的车回上海，我把他送到了北京站的检票口，那是一列直达上海的车，一夜之后翟明磊就会到家。但第二天一早，我就接到了 找人的电话，他在应该到家的时间还没有到，曹霞担心出了什么事，正在满世界找他。原来，翟明磊到上海后因堵车晚了两小时到家，手机恰好没电联系不上，只是 虚惊一场。后来去上海的时候，我见到了这个有着甜甜嗓音的美丽女子，还见到了一份他们自编的杂志，其中曹霞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爱人死了》，记录了自己的 一个梦，一个爱人离她而去、让人痛不欲生的梦。看过之后，我将杂志放回原处，只谈家乡泰山的景色，而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同她谈谈“怕”和“不怕”的话 题。

从最小的事情做起

从《南方周末》辞职那年翟明磊30岁，他觉得已经想清楚了，这是自己的最后一次辞职，不会再次寻求体制内的工作机会了。离开时有两点突出的体会：一，真正想做事情的年轻人的出路只有在体制外；二，从最小的事情做起。

《南 方周末》的记者接触到的都是些大问题，说话比较宏观，一谈起来就是高层政治，或是一些宏大的理念，但仅仅这样谈论是不够的，而且，这样的谈论是走不下去 的，谈谈而已，也就到了头，翟明磊希望自己能够抛开宏大叙事，真正来到民间，进入社区，做最基层的工作。“木桶理论”是个经常被人用到的比喻，木桶的容量 总是被最低的那块木板决定，较之经济，民间社会发育严重滞后成为“最低的木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丰硕的生命力就无法展现。

还 是在做记者的时候，翟明磊参加了民间组织“热爱家园”举办的“青年茶会”。“热爱家园”是一些法律专业人士2000年发起成立的民间组织，最初旨在为社区 百姓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在一个棚户区建起了志愿者服务站，让他们多少有些失望的是，人们对民间组织了解不多、信任更少，不仅最初来咨询的居民不多， 愿意加入的志愿者就更少。出于“在茫茫人海中找到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这样一个“功利”的目的，发起了“青年茶会”，他们称之为“凿一个坑，让他们往下跳 ”。翟明磊就跳了进来，当时是为找些新闻线索才来的，对“民间组织”或者“NGO”还没什么概念，后来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挺好，慢慢一起策划选题，进入项目 组。在这里发表言论的，除了知识分子，还有农民、工人、血友病人、同性爱者、出租车司机、环保人士和志愿支教的乡村教师，都是来自民间的思考者与行动者。

慢 慢地，“青年茶会”吸引了许多关注社会问题的人，成为公共生活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有越来越多的人跳了进来，还有许多人办起了自己的志愿组 织，或者参与其他民间行动。不管是叫NGO也罢，叫第三部门或者草根组织也罢，这些新兴组织非常需要相关的指导与帮助，“热爱家园”本身非常重视民主氛围 与制度建设，他们曾经请了一些专门研究NGO的学者来做培训，但讲的都是和实际操作脱节的NGO理论，本来就不明白，越听越糊涂。学者讲的大家听不懂，不 如换一种思路，自己组织培训，立足草根组织的实际需要，讲怎样做社区调查、怎样做发动工作和项目经营等内容。

辞职后，翟明磊 和几位在这里认识的朋友一起发起成立了“绿根力量”，这是一个专门的NGO支持组织，将培训作为工作的重要内容。学员有的来自草根NGO，有的是个体户、 个人身份或者还是公职人员，2003年第一次培训，翟明磊是学员，那时候他还是记者，在来年的第二次培训中，翟明磊是培训的推动人， 2005年第三次培训，由他负责整个后勤和策划。

针对在许多组织里，理事成了一个虚的荣誉职位，创办“绿根力量”的时候，四位发起人每人拿出了自己的两万元钱。他们认为，出了钱，也就明确了各自的责任，组织就不致太过分散，不会出现理事只挂名不理事的情况。

之 所以会做“绿根力量”，翟明磊说都是因为自己喜欢，做这件事情是高兴的。当然这个高兴并不意味着没有痛苦，甚至有可能因为自己选择了这样的方向，所承受的 痛苦要远远超过想象的程度，看到他们的“惨状”，曹霞曾说NGO就是汉语拼音“难搞噢”的简写。痛苦也罢，艰难也罢，毕竟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做自己 想做的事，虽然会有很多障碍，但他们可以用自己行动来克服，能够让自己看到希望。

职业状态与理想状态

翟明磊认为NGO的工作有两个特点：一是没钱的时候也要干，要让它动起来；二是没有别人干的话，你就一个人干。这就要求一个人的各种能力都要很强，写稿子、演讲、组织、筹资等等。尽管自己正在用这种方式在做事，但他却主张身在其中的人应当采用一种职业状态而非理想状态。

说 到对“职业状态”的认识，最早来自于《深圳投资导报》。外籍的老总和记者，平时待人很幽默，敬业乐业，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做起事情来都特别拚命，为了设计 版式可以四天四夜不睡一直在干。但是，当这种特殊状态过去之后，他们又都把工作和生活分得特别清。稿子没有写完，中国记者可能留在办公室加班，但老外到了 五点钟一定放下手头的工作下班。后来到了《南方周末》，身边的同事对工作投入都特别大，翟明磊发现中国记者的持续能力比较差，效率也低，我们一百人只能做 周报，而老外却可以做日报，那种充满理想精神的职业状态才是事业持久发展的根本。

NGO应该既能享受工作也能享受生活，在可 能的条件下，翟明磊一直劝同事们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即使工作已经进入了生活之中，还是要有意保护自己的生活。曾经有人建议大家给电脑装探头，那样在自己家 里也可以开电话会议讨论工作了，翟明磊表示反对：装了探头我就没有隐私可言了。

在结识翟明磊之前先看到了他的文章，能够感受 到他强烈的社会关注，甚至也能够感受到在他的文字背后的焦灼。在了解翟明磊之后，走进他的家，我有一丝错愕。在他和曹霞小而整洁的家里，除了大量的藏书， 还有许多工艺品收藏，一尊香炉，一方蜡染，一张琴，或者，一套显然是经常用到的功夫茶茶具。后来，我们一边聊，一边看看他洗好了茶具，用那套娴熟的复杂程 序喝茶，也听他说到了之所以会选择这种民间努力，与现实面前自己内心的“焦灼程度”有关。我说：“看你的书、工艺品和其它收藏，看你喝茶的方式，让人觉得 应该是一个很超然的人，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看你写的文章，看你做的事，又是很入世的，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注，而且你提到了焦灼。这两种东西之 间反差蛮大的。”

翟明磊笑了：“说到反差，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甚至是困惑：为什么我又想做事，同时又对个人的生活特别 看重，特别讲情趣，好象完全不像个理想主义者。从年轻的时候非常偏激，到现在这么重视生活本身，重视个人生活和隐私，重视家庭、情感、生活的情趣，在我身 上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我目前的状况，我觉得生活和工作是平等的，并不存在一个谁高于谁的问题。我认为，感情和事业在一个人身上应该和谐统一。对我来 说，我的家庭，我的个人生活，是一个堡垒，这个堡垒可以让你感觉到心灵的宁静，让你在面对一切的时候都能心里有底。我的书、生活的情趣、爱情、友情，构成 我心灵世界的空间，足以支撑我做这些事。”

说到“职业状态”和“理想状态”，翟明磊认为，任何行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有一 部分是理想的状态，一部分是职业的状态，一部分人混日子，还有一部分人是捞油水的状态或者其它状态，NGO也是一样，当然NGO更需要一批有理想的人参与 其中。但我们应该接受这种与不同的人共同存在的现实。年轻的时候，翟明磊对保守势力很偏激，而现在则接纳了保守主义者，一个社会如果只有理想主义者肯定是 不行的，如果把理想主义比作社会前进的风帆，那么保守主义就是压仓木。他觉得随着人的成熟，越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就会变得越宽容。

如何面对NGO存在的问题

做 记者的时候，翟明磊做了许多批评揭露性的报道，近年来，从媒体报道中，人们看到了许多NGO的问题，“希望工程风波”、“丽江妈妈事件”、“沈阳儿童村问 题”，都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有些NGO的研究者和实践者认为，新闻报道没有深挖事件背后的体制性缺陷，把板子都打在了NGO身上，不利于中国正处在 婴儿期的NGO的发展。对于NGO存在的问题，翟明磊从来不主张回避，为尊者讳，甚至认为，“既然是公共生活，NGO其实和官员明星一样，都应该像公众人 物一样被监督，而且某种意义上应该更严格一点。因为官员和明星只是个人，NGO则代表一种理念和团队的精神。”

我开始这本书 的采访正是“殷永纯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翟明磊从2003年开始曾经六七次去过殷永纯从事志愿服务的复兴学校（后来改名为复新学校）。作为个人， 他与殷永纯是朋友，但是作为记者，他2003年4月发表在《南方周末》的那篇《复兴学校：悲壮的民间乡村教育远征》，却写了一群有着良好愿望的人是如何失 败的，包括财务的问题，管理的问题，创办人的冲突，本地教师和志愿者的矛盾等等，有人觉得是挖了复兴学校的老底。翟明磊一直坚持新闻应当是对事实的完整呈 现，他的文字是严厉的，又能看得出对复兴是有感情的，就连觉得这样的文章可能会对复新下一步发展不利的殷永纯都因此与他成了朋友。

后 来，翟明磊促成了殷永纯在“青年茶会”的报告，通过那次报告联系到华桥基金会和其他一些关注此事的人，并带着资助方一起去了新创办的复新学校，他曾为复新 学校的孩子们联系了奖学金并作为执行人，还与其他志愿者一起拍摄了有关复新学校的纪录片。翟明磊和殷永纯结下了真挚的友谊，很多志愿者将他引为知己，也是 在这个过程中，2005年，在他任主编的《民间》杂志创刊号头条刊发了他的《复新学校：用爱去拯救乡村孩子》，之后不久，听到了“殷永纯出事”的消息。

我 们已经习惯于用赞美的笔调表达公益人物，并用高于常人的标准要求他们，甚至他们自己也会这样要求自己（我看了殷永纯留在翟明磊那里的一本日记和一本笔记， 看出许多时候他对自己有着近乎完美的苛刻要求），而这可能会成为真正压垮殷永纯的东西。得到消息之后，翟明磊给殷永纯写了一份邮件：“十二点了，与你联系 不上。写这封信。我想告诉你，即使中青报公开的都是真的，从我对你的理解，我与周围的朋友仍能接受你的一切，你仍是我们敬重的朋友……和我和他们一样，你 也是个普通人，和我和他们一样，你也有天使的一面……”

后来，翟明磊和朋友们为殷永纯介绍了律师和心理医生，律师虽不透露细 节，但告诉翟明磊，殷永纯没有法律的问题，所谓“猥亵男童”是一个被人陷害的过程，警察也说不会为此立案。翟明磊曾经鼓励殷永纯向可信任的媒体说出全部真 相，承担恰如其分的责任，但他已打定主意从媒体上消失，不做任何辩解，而是通过央视和《南方周末》承认自己做错了事。

“殷永 纯事件”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成为人们争说的热点久久不能降温。出事前曾在自己的文章里多次写到学校存在的问题的翟明磊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 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渲染炒作的八卦新闻”，“在法律的框架之外，还应该有一个人性的框架，特别是对这样的志愿者，应该用一种普通人的标准去了解他，这很 重要。”

这件事情背后其实有一个颇为复杂的背景，也有最早披露的记者采访中的问题，最后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或者说几败俱伤。但 是，依然还有志愿者留在了复新，留在这个漩涡的中心，一个月吃不上一次肉，每月只有200元志愿津贴甚至没有，住在漏雨的房子里，身上随时可以抓出肥大的 跳蚤，他们留在了这个地方，面对变故，面对四面八方的质疑，面对复新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面对自己来到这里的初衷，要为农村的孩子们、为中国农村的教 育做些什么。

痛定思痛，翟明磊将加尔各达儿童之家希舒·巴满墙上这些充满了志愿者精神的口号献给复新的志愿者们，献给殷永纯：

“人们不讲道理，思想谬误，以自我为中心，不管怎样，总是要讲道理；如果你做善事，人们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甚至明天就要被遗忘，不管怎样，总是要做 善事；如果你成功之后，身边尽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敌人，不管怎样，总是要成功；诚实与坦率使你易受攻击，不管怎样，总是要诚实与坦率；你耗费数年所建设的可 能毁于一旦，不管怎样，总是要建设；人们确实需要帮助，然而如果你帮助他们，却可能遭到攻击，不管怎样，总是要帮助；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 可能被会被踢掉牙齿，不管怎样，总是要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

文章来源：

寇延丁作品：《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http://www.douban.com/subject/2297301/

作者：寇延丁 海南出版社 2007年出版

寇延丁，女，山东籍，自由作家，纪录片独立制片人。1993年开始关注残疾美术家，2004年辞职创办“北京手牵手文化交流中心”，致力于增进残疾美术家 与社会的沟通与理解，目前已拍摄制作大量相关纪录片。出版作品有《诗和我在一起》、《文和我在一起》及关于残疾美术家纪实文学《梦想美丽》。

她梦想在未来十年内，全社会都能认识到，残疾美术家不仅承载着命运的苦难与不幸，他们也有爱，有美，还有艺术家的价值与尊严；她期待残疾美术家能够形成自 助组织，自动自发地激发自身潜能，自助助人；她希望有专业机构大力推广经营残疾美术家的作品，实现作品价值。由此，帮助更多残疾美术家实现他们的人生梦想 和价值。

她认为，有梦想的人是幸福的。而她，无疑是一个幸福的人。

作者邮箱：tskyd@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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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京报与监狱游走一番后，程益中选择了在《体育画报》复出——也许他本无选择。《体育画报》一直有体育界的《Times》之称，任中文版主编也算是良马配好鞍。以下采访来自《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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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人民网，程益中创办新京报演讲。之后，他到牢里晃了一圈，出来后加盟老美的《体育画报》，从此开始娱乐事业。

各位同事：

这一回，时间真的开始了！历史真的开始了！

152年前，亨利.雷蒙创办了纽约时报。126年前，尤金.迈尔创办了华盛顿邮报。85年前，邵飘萍创办了京报。54年前，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诞生在新中国的拂晓和黎明。4个月前，光明和南方一见钟情。3个月前，光明和南方共偕连理。3天以后，11月11日新京报横空出世。

像所有的婚姻所遭遇的境况一样，有人红线搭桥，有人棒打鸳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欢迎这门亲事，他们害怕的是这门亲事的后果。

但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新京报一声嘹亮的啼哭，必将划破千年古都的宁静！

自古英雄常气短，从来好事总多磨。

各位同事，多年以后，我们会回味这一时刻——回味我们一起走过的光荣与梦想！

各位同事，从现在开始，我们都有了一个相同而响亮的名字——新京报！

我们都是新京报的创业者和开拓者。我们都是新京报人！

各位同事，今天，我受戴自更社长委托，来跟各位同事做个交流。我就我们到底要办一张什么样的报纸所涉及的问题，从新京报的使命、新京报的优势、新京报的宗旨、新京报的办报理念、新京报的经营理念、新京报的管理理念、新京报的企业文化以及新京报的未来等八个方面，谈一点自己不成熟的想法。我的想法不一定正确，请大家批评指正。

讲完之后，给大家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提问。请大家边听边准备问题。我也想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多跟大家交流交流，多向大家学习学习。

第一部分　新京报的使命

一、新京报是全国首家得到中宣部同意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的、具有合法地位和受法律保护的、真正意义上的媒体集团跨地区合作经营管理的报纸。

新京报是中国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迈出的艰难一步和取得的重要成果。新京报一小步，中国报业一大步。我国长期以来媒体行业划区经营和地方利益保护主义盛行的落后局面，有可能因此开始改善。

我国一段时间以来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只听雷声大，不见雨点小，只听过门浅唱低吟，不见正曲引亢高歌。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京报是一个时代大合唱的开腔。新京报是新京报人的光荣与梦想，也将会是中国报人的光荣与梦想。

每一个新京报人，无论在社内从事何种工作，从现在起就要牢牢记住自己所肩负的重任：新京报成功与否，不仅影响个人的声誉和前途，更影响我国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声誉和前途。历史的责任，落在我们肩上。我们既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历史负责。我们只能成功。除了成功，我们别无选择。

二、新京报从一开始就承载了无与伦比的关注与重视，一开始就成为时代演进的风向标，成为外界判断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一项不容忽视的指标。

新京报在刊号申请和报名拟定阶段就得到了传媒业界和有关领导前所未有的关心和支持。在多次听取光明日报报业集团领导关于新京报管理模式和经营体制方面改革创新的设想之后，中宣部领导指出，两大党报集团合作办报符合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需要，有利于党报集团发挥优势、互补互利、做大做强，是一件大好事；并在有关汇报请示材料上作出明确批示，表示赞成和支持。国家新闻出版署领导也批示同意把新京报作为跨地区合作办报的试点，要求有关部门注意跟踪调研，及时总结经验。新京报得到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的正式消息发布之后，全国传媒业界人士无不奔走相告，欢欣鼓舞。他们似乎看到传媒产业的春天来了。

北京市几位官员也多次亲自过问及动用行政力量干预新京报报名及审批事宜。这真是破天荒的事情。这件事情很不一般。新京报一定是审批过程中受到最多相干和不相干领导过问的报纸。一张小报更名改版这样的小事，都演变成翻云覆雨、明争暗斗的行政事件，这充分说明改革有多难，推动改革的人有多难。所有的新京报人都要打醒精神，新京报一定要好好办，一定要办好。要给推动改革的人争光添彩，不能给推动改革的人添乱添麻烦，更不能给有的人找到攻击改革的借口。

作为现代开放社会的政府官员都认识这样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处理和媒体的关系是考量政府自信心、承受能力、透明程度和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勇气的一项重要指标；政府对媒体的宽容度与政府的自信心成正比，而政府的自信心与政府的成绩大小和工作好坏成正比；要警惕极少数官员拿政治正确的挡箭牌为自己遮羞，为官不做亏心事，不怕狗仔队敲门；干得好的、有成绩的官员通常都会把媒体当作舆论阵地和喉舌耳目，而干得不好的、甚至有问题的官员则通常把媒体视为洪水猛兽；在干得好的官员眼里，媒体可能是喜鹊，在干得不好的官员眼里，媒体则可能是乌鸦。

三、从胎死腹中的北京时报，到一落地就遭到扼杀的京报，再到浴火重生的新京报，我们一出生就历尽沧桑，我们一出生就风华正茂。

多年以后，当我们蓦然回首，我们将无限感慨，我们的内心将无比丰饶。报名千差万别，理想殊途同归。从根本上讲，叫什么报名其实是不重要的！时间马上就要证明，所有针对我们的不友好主动都是多此一举。正像电影《终结者3》片头第一句台词所说的那样：“我还没出生，就有人要杀死我。”所有针对我们的不友好主动，其实都是枉费心机。如果有人非要逼我们做他们的终结者，那我们就要像终结者那样对他们说：“我一定会回来的！”终结者终结被终结者，命该如此，事实如此，逃无可逃。

由于历史上旧中国曾经有过一代名报京报，我们这张浴火重生的新中国新时代新北京的新京报，就义不容辞地承载了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我们，新京报人，义不容辞地要担当起中国报业领跑者的角色，要为饱经风霜的中国报业跑出一片新天地。

历史上的京报由著名进步报人、毛泽东的老师邵飘萍创办于1918年10月5日，停刊于1937年“七七事变”。邵飘萍的京报以“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为宗旨，以监督政府、教育民众、唤醒民众为方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那时侯的中国，政治黑暗，政府腐败，战乱连绵，民不聊生。京报几经停复，风雨飘摇，邵飘萍几度流亡，并于1926年4月26日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但京报依然名动天下，风云际会，沈从文、鲁迅、孙伏园、石评梅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成为京报主笔或主编。京报就像不断扩大光明范围的探照灯，成为照亮一个时代的良心，成为与申报双峰并峙的旧中国两大名报之一。

外界一般把新京报的创办解读为一次伟大的复刊行动。这实在是一个善意的、富有创造性的误解。我们尽管不敢掠人之美，但也不能数典忘祖。作为有理想的当代中国报人，我们在向纽约时报这样的国外报业巅峰仰望的同时，也要向本国史上难能可贵的报业传统致敬。知识分子的良心，从来就是奠定报业大厦的基石；知识分子的风骨，从来就是支撑报业大厦的脊梁。纽约时报如此，历史上的京报如此，新京报也理应如此。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对理性的呼唤，对行政的制衡，对本真的逼近，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对丑恶的暴露——这是超越国别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媒体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这也是我国执政党一贯倡导的价值，那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有责任感的大人物和政治家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报业乃是社会生态链条中的一环，不能薄弱不可或缺的一环，社会生态链条中如果缺了报业这一环，就好像林子中没有了鸟唱，田野上没有了蛙鸣，屋子里没有了猫叫，耳根倒是清净了，可那是死一般的寂静；一个地区报业兴旺发达与否，乃是判定这个地区社会生活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一项重要指标，务必警惕贪官污吏和准贪官污吏假“政治正确”之名打压媒体，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腐败和丑行裹上一层又一层遮羞布；资本主义有天灾人祸，社会主义也有天灾人祸，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矛盾危机和突发灾害，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会发生，也绝对不会因为媒体的沉默而消弭或稍减，相反只会因为媒体的沉默而越演越烈。

四、解读目前以整顿报刊为先导的新闻出版改革的重大意义，有三种思路：

第一，制止报刊乱摊派，减轻农村和基层负担。这是目前宣传最多的一个说法，也是最能被大多数人接受和最不被争议的说法。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文件和报道中广泛使用这一说法。关于这个说法，有两个未经证实的小故事很有意思。一个故事说，一位领导人去南方某市邮政发行部门视察，发现成捆成捆过期的报刊堆在仓库里，就问为什么。邮政发行部门的头头说，这些都是强制征订和摊派发行的报刊，被强制和被摊派的单位和部门都不愿意认领属于他们的报刊，说发给大家也没人要、没人看，就建议邮政发行部门就别白费那个工夫了，直接拉到废品收购站岂不是两全其美。另外一个故事说，一位领导人最近去西北某省视察，表示新闻舆论也要支持西部大开发。陪同的省领导就见机提出要求说，那就给我们省多保几家报刊，不要砍那么多。这位领导人说，砍得还不够多！多砍几家强制发行和行政摊派的报刊，就是对西部大开发最大的支持！

第二，让行政权力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还报业经营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其实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在行政操作的时候掌握的一条原则，其实也是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一条清晰的思路，是此次报刊整顿的理论依据。充满深思熟虑和远见卓识。

第三，新闻出版改革实际上通常是政治文明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意义特别重大。但鉴于政治体制改革十分敏感，非常复杂，困难很多，阻力较大，所以作为政治文明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先声的新闻出版改革也是只做不说，甚至有意矮化它的意义。最多只说到第二点意义，即权力逐步退出报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甚至只说第一点意义，即制止报刊乱摊派，减轻农村和基层负担。

新京报的确是应运而生，它表明新闻出版改革有了实质性成果。新京报必将成为标志性的政治事件，必将成为下一阶段新闻出版改革的试验田，也必将对中国的政治文明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部分　新京报的优势

一、政治优势：

光明日报是由中共中央主办，中宣部代管的中央级党报；是立足知识界，面向全社会的综合性日报；是党和国家联系广大知识分子的桥梁和纽带，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揭开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对推动思想解放、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旗帜，成为新时期开始的标志性事件。

南方日报作为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也有光荣历史和辉煌的现在，也在中国新时期思想解放大潮中充当中流砥柱。就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同时，南方日报也克服重重阻力，发表系列报道和评论，大力支持当时在广东个别农村悄悄开展的分田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

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一北一南，一个从思想上解除国人的精神枷锁，一个从行动上推动国家的改革进程。现在，这两家根正苗红的党报集团联合在中国首都北京协力打造新京报，符合中央文件精神和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又得到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大力支持，其政治上的优势不言而喻。

二、体制优势：

由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支持和批准，新京报与全国所有报纸相比，都更有体制创新的可能和空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领导把新京报列为试点，就是赋予新京报进行体制创新的使命，为全国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探索经验，提供样板。两家党报集团以政治做后盾，以资金做纽带，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合作经营，完全有可能建设一个法治化、现代化的报业企业，探索出真正有中国特色的报业之路。

在2002的一篇《答问录》中我曾经说过：相信制度，依靠制度，不要轻信于人。只有万恶的制度，没有万恶的人。体制好，虫变龙；体制坏，龙变虫。制度优越才是根本保证。企业成功的三要素渐次为制度、人才、产品，三者当中制度是最最重要的，是吸引优秀人才、培养优秀团队的前提条件，是生产优质产品、打造优质品牌的前提条件。

一切事业的成功归根结底都是制度的成功。体制问题其实是我国报业普遍存在的深层次的根本问题。现在，国家有关部门把新京报列为试点，就是要求我们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和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在体制创新和报业改革方面大胆尝试，大胆探索。这是新京报最好的政策机遇。因为有可能，所以要抓住。我们一定会用好用足这个特殊政策，为新京报设计一个最佳体制方案，确保新京报成为一个制度型企业，并为新京报成为百年老店创造体制前提和制度条件。

三、经验优势：

南方都市报1997年正式创办出版日报的时候，当时的广州报业与现在的北京报业相比，竞争局面要激烈得多，市场化程度也要高得多；相反，就广告规模而言，广州根本无法与北京相比，过去无法相比，现在更加无法相比。那时侯，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和广州日报无论是发行量、广告额，还是影响力都同时到达颠峰状态。那时侯，除了我们之外，几乎没有人认为南方都市报能活得下来。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会死得很难看。自己人对我们看不顺眼，对手根本就不把我们放在眼中。在这里我还是要和大家分享南方都市报创业的故事，这是我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南方都市报创办之初，面对许多质疑、责难和非议，我还记得在一次大会上，我只说了三句话，却三次引来哄堂大笑。我说：“我认为我们现在要思考的问题，不是南方都市报在广州激烈的报业竞争中有没有生存必要和生存空间的问题，而是南方都市报该如何尽快成为广州报业老大的问题。”哄堂大笑。我接着说：“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报业理念、编辑思想和管理制度，我敢说就不是南方都市报会不会成为广州某报、羊城某报的对手的问题，而是广州某报、羊城某报会不会成为南方都市报对手的问题。”接着哄堂大笑。我又说：“可是大家一定要明白，在热闹的马路边栽树，绝对不能栽小树，绝对只能栽大树。南方都市报必须要有足够的投入，一开始就是参天大树，而不是一脚就可以踩死的小苗……”这一次我是话音未落就被哄堂大笑淹没了。

我经常打比方说，现在有三个人在搞万米赛跑，一个羊城、一个广州、一个南方，羊城跑了九千米，广州跑了八千米，而南方才刚刚趴到起跑线上，现在有一个问题要考一考大家：南方如何超过羊城、广州跑第一当冠军？我的答案是：如果南方跟在羊城、广州屁股后边跑，南方要超过羊城、广州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如果南方根本不理羊城、广州那一套，而是自创一派，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跑，就一定能跑第一当冠军，就一定能够跑出一个新世界。

现在，人们又把同样的命题摆在新京报人面前。不断有媒体研究人员问我，你们的对手会是某某报吗？最先灭的是不是某某报？我给出的答案是，新京报不是北青的对手，不是北晚的对手，不是京华的对手，不是信报的对手，甚至不是北晨的对手，在北京，我们不把所有的报纸当成我们的对手，我们根本上就没有对手！我们一个都不灭。京华是最不会灭的，尽管京华还不够强大，但京华是三个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京华也代表报业明天。京华绝对是新京报的盟友，因为新京报也是三个代表。又有人问，去年北京报纸的广告额是30个亿，还有你们的份额吗？我们说，我不要这30个亿，我要另外的30个亿。在北京，还有另外的30个亿广告根本就找不到适合投放的报纸。我们要办的就是这样一张适合更多更好的广告投放的报纸！

另外，报业市场是不是饱和了，不是几家平分秋色、不思进取的报纸说了算的，更不是几个一窍不通的理论枪手说了算的。退一万步讲，就算是饱和了，谁有资格剥夺消费者失去选择更好产品的机会和权利呢？！要是非得问我对北京报纸的看法，我要说，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张与伟大的国都地位相称的报纸。要是非得问我对北京报业市场的看法，我要说，北京报业市场最大的问题是，诸侯纷争，群雄割据，独缺王者。

四、资源优势：

1、人力资源优势。凭借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尤其是南方都市报的名望，新京报很快就从全国各地网罗了1200名报业精英人才，其中采编及经营、管理骨干300多人，个个都是全国各地最好报纸中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和中坚力量。人人都是精兵强将，人人都是身怀绝技。我敢说，新京报已经有了全国最佳的报业管理团队！这是我感到最自豪的地方。我甚至觉得，新京报的管理团队可能比现在的南方都市报还要职业，还要精锐，还要整齐，还要有战斗力！另外，南方都市报本部已经集结了3500名报业大军，兵强马壮，蓄势待发。计划到明年底，整个南方都市报系将达到8000人的规模。这都是新京报可以整合的人力资源。我可以负责任地讲，现在没有我们办不了的和办不好的报纸。

2、信息资源优势。我刚才讲到，明年底南方都市报系将达到8000人的规模。这8000人其中采编一线人员1000多人，分驻广州、北京、深圳和上海四地，这是中国目前最厉害的报纸内容采集和制作团队。同时，光明日报报业集团还有50多名驻国内主要城市记者、30名驻国外记者，这些都是可以充分调动和激活的信息来源通道。到时候我们就会拥有最丰富的、可供整合共享的报纸信息。我们现在正在搭建一个平台，把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系的信息资源统合在这个平台上，实现系内信息完全充分共享。新京报可以整合的是三四家日报的内容资源，除了新京报本身强大的原创内容之外，还可以同步吸纳三四家日报之精华。换句话说，我们用的是办四五家日报的信息资源、内容资源来办新京报。

3、资金优势。新京报所有的本金，完全来源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两大集团系统内。除了两大报业集团的资金垫底之外，新京报更有南方都市报强大的流动资金做后盾。只要有必要，我们可以调动南方都市报每个月1亿元以上的现金流，确保新京报运转一切正常。这一点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可以说，现在，没有那一家的经营状况像南方都市报这么好。今年，南方都市报的广告额将达到13亿元，居全国第二，赢利将达到2亿元。现在，南方都市报的发展势头还很强劲，运行还很健康正常。报业的合作经营或者资本进入，最担心的是出现本金不足、后续资金又无法按时到位的情况。在新京报，这个后顾之忧得到解决了，根本不存在了，请大家放心。

第三部分　新京报的宗旨

新京报的宗旨，浓缩成一句口号就是：“负责报道一切。”

一、新京报口号“负责报道一切”阐释如下：

新京报的口号是：“负责报道一切”。新京报致力于对报道的新闻负责，一切新闻和一切责任。有责任报道一切新闻，追求新闻的终极价值和普世价值；更有责任对报道的新闻负一切责任，包括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文化责任和社会责任。

新京报至高无上的责任，是忠实看护对党、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

新京报遵守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规，尊重社区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在体制内行使媒体的权力，开展建设性的舆论监督；认同意识形态产品属性，奉行社会效益优先原则；树立理性观念，指向零度情感，探索客观报道模式，努力重组事件、再现事实、还原真相；宣传有正负之分，新闻有真假之辨；有不可以报道的真新闻，但不可以报道假新闻；遵守新闻道德，尊重新闻规律，追求新闻价值，讲究新闻方法。

二、新京报标徽“长城烽火台”阐释如下：

圆形，象征地球和眼球，象征观察世界，象征全球视野和国际眼光。

长城，象征中国和北京，象征守土有责的媒体责任意识，象征对国家人民的发展、富足、和平和安宁负责，象征媒体要讲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烽火台，最具中国特色的传播方式，中国传统中效率最高的传播方式，象征媒体终极价值和基本要素，象征媒体必须发挥预警和监督作用。

凤凰形火炬，火炬象征光明，寓意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凤凰象征南中国的神鸟，寓意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火炬和凤凰所传达的指引、探路、尝试、先锋、新生等内涵，寓意新京报就像不断扩大光明范围的探照灯，成为照亮时间和空间的良心。

三、新京报标准字：天安门城墙色底方正大标宋字体加粗反白。新京报符号总是跟天安门城墙颜色出现在一起，时刻提醒新京报人和国内外读者：新京报有浓厚的北京特色和中国特色；方正大标宋字体，表达与国际接轨和借助科技进步的愿望；加粗反白，突出镂刻效果，强调视觉冲击力，象征新京报要成为一块传世招牌。

第四部分　新京报的办报理念

说到办报理念这个问题，我就想到，在新京报筹办的这段时间，别有用心的“同质竞争”之说如影相随。这是最不尊重新京报的一种说法——同质竞争？谁跟你同质？你的质值得同吗？除了我们都叫报纸，我们没什么相同的。同质同质，只是纸质相同而已，不是性质相同，不是品质相同，不是本质相同——更是道不同！我们不是一路货色。 　 南方都市报员工都知道我讲的舒肤佳香皂的故事，在这里，我还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说的是在舒肤佳香皂面世以前，全国各地各大城市都有自己的香皂品牌，每一种香皂品牌都以去污和香型作为号召，分割一个区域市场，彼此相安无事。有一天，一个叫舒肤佳的香皂出来了，以“杀菌”作为号召，与其它香皂去污和芬芳的诉求都不一样。结果不久，舒肤佳香皂成了抢占市场份额最大的香皂品牌，一统香皂市场天下。南方都市报的发展，多多少少受到了舒肤佳案例的启示。

我还对许多准备前往广州某报取经的、或者已经从广州某报取经回来的内地同人，用讲笑话的方式介绍过程益中版的广州某报成功经验。我说从前本地只有三家卖肉的屠户，一家南方，一家羊城，一家广州；本地人一般都在早晨8点钟之前上街买肉；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本地的三个屠户中，只有广州一个屠户开的肉档能够在早晨8点钟之前把肉上摊——广州某报成功经验就在这里。北京地区一些报纸的成功，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毫无价值的，毫无意义的，就像三个屠户的故事所讲的一样。

在南方都市报创办之前，全国所有的四开报纸无不以新民晚报作为照办照抄的模式。在南方都市报创办之初，也有人教育我们说，去向人家新民晚报学习学习吧。南方都市报的回答是：假如现在有人用枪顶着我的后背说，要么学习新民晚报，要么去死。我的回答是：让我去死吧。全国已经有400多家新民晚报了，再多一家叫“南方都市报”的新民某报有什么意义！说真的，新民晚报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那么多渺小的报纸在衬托它。

南方都市报的成功，就是反抗了人类创造力的惰性，就是反抗了时间和空间对人类的束缚，对创造力的可能性不断地进行探索，对智慧不断地进行挖掘。有一位很有名的内地都市报老总曾经半开玩笑半严肃认真地问我：“全国所有的都市报和绝大部分日报都去我们那里取经学习，惟独你们南方都市报没去，为什么？”我也是半开玩笑半严肃认真地回答：“我们不是不去你们报社学习，我们是不去所有的报社学习。不过总有一天所有的报社都会来我们这里学习。”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我们没有说过一句笑话。

各位同事，新京报要拿出比南方都市报还要大还要倔强的创新劲头来！世上一切进步都是创新的结果。没有创新，没有超越，就没有价值，就没有明天，就没有生命。不创新，毋宁死。在中国，在北京，由于历史的原因，报业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水平，起点还很低，水平还很低，与我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形象极不相称，与我市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形象极不相称。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我去上海出差，住在与世界同步豪华的宾馆里，早晨在明亮安静的餐厅里喝咖啡吃牛油面包，遗憾的就是找不到一张可以看一眼的当地报纸，这时候就有一种独立于世界之外、被世界抛弃的感觉。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这样的城市还敢说自己是国际化大都市吗？还敢说自己是世界的一员吗？报纸是城市的形象、门面和口碑！报纸办得不好，城市的形象就受损，城市的门面就难看，城市的口碑就不好，城市就显得畸形。报纸更始城市的灵魂，报纸办得难看，城市的心灵就不美好。这会影响投资形象的！从吸引外资的角度，看在经济发展的份上，我们也要把报纸办好。

以上看法，是我们形成新京报办报理念的根本点和出发点。常务副总编辑杨斌已经拿出了一份细化的、操作性很强的办报大纲来，非常符合这个理念。编委和各部主编要多切磋，多完善。出于保密需要，我这里就不具细讲了。我只就新京报的定位、读者和特色大的方面谈一点粗浅的想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一、定位：参与全球报业竞争，融入国际主流社会，接轨世界资本通道，创报业最现代化的经管体制，建国家最职业化的报业团队，办北京地区最国际化的严肃报纸；坚持三贴近原则，贴近北京群众，贴近北京实际，贴近北京生活；扎根北京，报道北京，服务北京，越是北京的，就越是中国的，也越是世界的，北京化就是国际化，北京特色就是国际特色；咬定高端，吸引中端，团结下端，成为北京政治界、经济界、文化界和主流社会的首选和必读的报纸。

二、读者：正确处理读者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不能厚此薄彼，要建构读者数量和质量高度统一和完美统一，既追求读者数量，也追求读者质量，既不能用读者质量高掩盖读者数量少，也不能用读者数量多掩盖读者质量低，没有读者数量，就没有读者质量，没有读者质量，也就没有读者数量。我们将深入分析和全面掌握新京报目标读者群的所有情况，建立详细的读者群档案资料，务必做到有的放矢，弹无虚发。具体而言，新京报的读者是北京地区副处级以上政府公务员，国内外大中型企业中国总部部门经理以上管理阶层，泛文化产业有成就的专业人才，商场上的成功人士，各国驻华使馆外交人员，有房有车的市民，深居简出的退休高官，神通广大的高干子女，收入可观的自由职业者，奋发向上的有为青年和大学生，海内外来京办事出差旅游并且养成了看报习惯的人士；年富力强，中坚力量，成长阶层，活跃分子，实力人士。

三、特色：光明日报总编辑袁志发有一句名言：“性格决定人的命运，风格决定报纸的命运。”这句话对我们很有启发。新京报的特色风格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建设：
1、法制精神，法律意识，人文色彩；
2、敬业精神，专业意识，职业色彩；
3、立场坚定，特色鲜明，风格统一；
4、负责任的态度，科学的价值观，清晰的品质诉求；
5、高起点，高规格，高品味；
6、积极，稳健，有见地；
7、大气，从容，平和，严谨，扎实，明朗，优美，雅致；
8、充满创新力量，充满卓越精神；
9、不知疲倦永不妥协的审美追求。

第五部分　新京报的经营理念

关于新京报的经营理念，喻华峰总经理跟我有过多次交流，前几天我也认真听了常务副总经理韩文前在新京报客户交流会上的讲话。我觉得他们为新京报确立的经营理念很好，很到位，很恰当，希望新京报经营部门人员能够认真消化领会，并在实践中落实执行。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但俗话又说，行隔理不隔。所有的道理其实都是相通的。我对经营没有做过研究，只从门外谈一点感性认识，希望这些认识能够给大家一点启发，哪怕是从相反方向给大家启发。

我认为，新京报经营理念核心内容，就是采取一切措施，确保所经营品牌“新京报”价值最大化兑现、产生增值和得到提升。驾驭一张报纸要从三个环节着手：第一个，生产环节，即办报，解决拿什么样的产品去卖的问题，也就是解决“是什么”的问题；第二个，营销环节，即发行和广告，解决如何去卖这个产品的问题，也就是解决“怎么做”的问题；第三个，管理环节，即团队建设和制度建设，解决企业文化和目标的问题，也就是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三个环节环环相扣，不能偏废，缺一不可，而中间环节是经营。因为经营环节直接抵达市场两端，向上作用于产品，向下作用于消费者，使生产目的得以实现，使消费行为得以实施。新京报的经营理念重要一条，就是疏通新京报与客户及读者的关系，使新京报与客户、客户与读者、读者与新京报三者之间构成一个稳定的等边三角形，并达到共存共赢、相辅相成、互为依靠的境界。具体说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新京报的经营要促进新京报品质提升。新京报经营部门要迫使和督促（即反作用于）新京报生产部门（即编辑部门）能够开发出高品质、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经营部门从广告客户和读者那里及时收集对产品即报纸的真实评价，供生产部门研发时参考。经营竞争归根结底是产品品质竞争。

二、新京报的经营要塑造新京报良好形象。新京报经营部门要负责把新京报对市场最有价值和号召力的地方发掘出来、展示出来，处处维护新京报的良好形象，并使新京报良好形象深入人心。

三、新京报的经营要推广新京报企业文化。企业形象的最高和最终表现形式是企业文化。新京报经营部门实际上是新京报文化的播种机。新京报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通过经营部门的推广，形成价值，深入人心，影响社会，推动历史。

四、服务产生价值。新京报经营部门全部的技巧在于服务。新京报经营部门要在探索服务的形式、提高服务的水平上下足工夫，大力开展个性化服务、增殖服务和延伸服务，使新京报在服务上绝对领先对手和同行。

五、杜绝恶性竞争。新京报对北京报业市场良性竞争负责，承诺永远不打价格战，承诺永远不参加恶性竞争。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新京报都把竞争的重点放在提高新京报质量上。永远不相信捷径，永远不相信有比质量更重要的成功秘诀。

第六部分　新京报的管理理念

新京报的管理理念以人为本，对人负责；管理的目的不是压制人，而是解放人，管理必须使人的价值得到最大化实现；管理的目的就是促使个人利益、企业利益、社会利益的协调发展；始终坚信企业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使企业中的个人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新京报在管理上，也要高起点，也要高水准，不要做过一段时间之后就要修修补补。我们已经有管理南方都市报的经验了。新京报要缩短摸索的过程。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新京报由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主管，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商定，新京报实行由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联合成立的董事会监管下的社委会负责制，社委会实行社长领导下的总编辑、总经理和行政总监负责制，社长为新京报的最高行政长官，由光明日报报业集团提名任命，总编辑、总经理、行政总监及其他社委成员由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推荐，报光明日报报业集团考察任命。

新京报社委会是新京报最高权力机构，向新京报董事会负新京报总责，并通过采编社委、经营社委、行政社委，分别对新京报生产、营销及管理的政策体制和重大事项进行决策拍板和有效控制。

新京报总编辑向新京报社长和社委会负新京报品牌生产——包括产品研发、制造、质控和核心竞争力等方面的总责任，新京报总经理向新京报社长和社委会负新京报品牌营销——包括发行广告、形象塑造及推广、产品增值和企业创利等方面的总责任，新京报行政总监向新京报社长和社委会负新京报品牌管理——包括财务计划管理、企业文化建设、人力资源优化、资产配置监管、对内部门协调和对外关系处理等方面的总责任。

第七部分　新京报的企业文化

和其他的企业不同，新京报没有任何可以依存的自然资源，只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类智慧，包括政治智慧、创造智慧、生存智慧和发展智慧。

一切自然资源都会枯竭，只有文化生生不息。新京报的成功完全依靠企业文化的成功。如果它将来要垮的话，也一定是从企业文化堕落开始。新京报从成立的时候起，就要把企业文化建设提到议事日程和认识高度；文化不能滞后，不能拖企业后腿；文化必须先行，引领企业前进。新京报的企业文化建设，在新京报社委会领导下，由行政总监负责规划、布置、实施、督办、总结和评估。以下是新京报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向和提示：
1、新京报人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无愧于天空和大地，无愧于国家和人民，无愧于组织和集体，无愧于父母亲人和朋友。新京报人通过新京报服务大众，实现人生价值，获得社会尊重和优厚的生活资料。
2、新京报人有政治家智慧，决不做匹夫之勇和懦夫之怯。要有度！
3、新京报人有职业报人风范，视职业腐败为报纸生命之大敌，和不良的行业风气和社会风气保持距离。这是新京报决胜的法宝！
4、新京报人有很强的创造力和执行力，作风扎实，雷厉风行，讲求效率和效果，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5、新京报人有理想，有想象力。理想赋予新京报人以力量，想象力使新京报人获得发展空间。
6、新京报人心态健康，正直善良，待人热情，从容淡定，温柔敦厚，和蔼可亲，彬彬有礼。
7、新京报人积极参与集体活动和团队建设，通过组织社内各种兴趣小组的形式，锻炼身体，磨练意志，调整心态，增强素质，提高情趣。

第八部分　新京报的未来

新京报在2004年发行量达到50万份，广告额达到3个亿，即使亏损1个亿，也是合理的，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我们决不做小买卖，我们决不办起点低的报纸，我们决不要成长的过程。我们栽下的是参天大树，不是一脚就可以踩死的小苗。我们不是来试水深水浅的。我们是有备而来的。我们来了就不打算走了。新京报2005年持平。新京报2006年赢利1个亿，新京报2007年发行量达到150万份，广告额达到20个亿，纯利达到5个亿。2008年，也许万花飞谢，也许落英缤纷，但新京报大树特立！跻身世界报业之林！再经过几代报人的努力，新京报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报纸，21世纪中国最有责任感的报纸，一张与大国地位相称的报纸，一张承载着中国报人希望与梦想的报纸。

然而——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句俗话对新京报来说尤其贴切，颇具新意。

对既得利益的捍卫，一定会让有些人丧失理智的。这不可怕。只要我们保持理性，保持清醒，沉着，冷静，纹丝不动！他们就拿我们没办法。

他们还会出尽法宝，使用惯常手段，假政治正确之名，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向新生的新京报发射明枪暗箭。

不要紧，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我们站在时间的前面，明枪暗箭瞄准的只能是我们的背影！

对付脏水的最好办法就是离脏水远一点，抽身离去，拔足狂奔——向前！

世事复杂，有丑有美，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被小政治和小利益蒙蔽了双眼，都被利用为部门利益的打手。我国的政治文明在进步，官场风气在好转，社会生活在继续。

时间之河流淌，泥沙俱下，一切终成历史，两岸有风有雨，有花有刺，岸上的人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悲欣交加。

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留得住时间！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止得住新京报这列呼啸而来的战车！各位同事，各位光荣的新京报人，只要我们敬畏时间，我们就能够赢得历史；只要我们敬畏人心，我们就能够赢得空间；只要我们敬畏科学，我们就能够赢得真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发挥智慧，拿出勇气，挥洒汗水，聚精会神办报纸，一心一意搞服务，迎接我们的就不仅是枪炮和污水，也会有鲜花和美酒！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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