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boon

在得知少年时偶像刘小枫将在中山大学小礼堂办讲座后，便急匆匆挤进地铁……至于“博雅学院”的名号，却是完全没有留意。一则如今各类赚钱教育机构名目甚多，“博雅”二字早被用烂；二则想当然以为这大概是中大哲学系或中文系弄得名号罢了。

小礼堂尚未开门，外面却排满了学生——大门打开后，提前一小时到场的我依然未能找到座位。讲座主持人的开场白让我依稀想起博雅学院就是近来引发争议的教育实验，袁伟时老先生还专门批评了带头人甘阳。说来有趣，上一回来小礼堂正是袁先生主讲，那是陈寅恪先生纪念会，同样地人头攒动，热气腾腾。

中大小礼堂原是教堂，红砖砌成，不施油彩。内里布帘高垂，白顶无暇，上悬两簇水晶大灯，下铺大约300座席，一派肃静祥和。陈寅恪纪念会由中大金字塔学社主办，有接待，有签名，播着古典派和浪漫派的钢琴曲，眼看着礼堂内密密仄仄挤满了人，大约是金字塔学社社长就要求所有社员把位置让出来，并号召大家可以不必拘束，席地而坐。博雅学院主办方则有些生涩，既没有引席，也因没有提前留位，导致预备给学院三十多号学生的座位被占，又让已就坐的“外人”起来让位，显得不甚大方。

在中大副校长简短的介绍之后，刘小枫便开始了《普罗米修斯与潘多拉》的演讲。

刘小枫

极短的毛寸、不规则的头型与学究气的大框眼镜，刘小枫直入主题。稍有失望的是，他的讲课不如其作品迷人，毕竟经过沉淀的思考斟酌和略带即兴的演绎有所区别。

刘先生花了一定篇幅介绍古希腊诸神代际关系，这本应是基础知识，但从听讲者反应看，的确有不少人对此毫无概念。刘当然不会只为了做个简单介绍，他很快将逻辑引入正题，开始从神的权力更替与人的五代相传提炼线索，并将人类如今之困境追述到普罗米修斯与潘多拉。

简单一提，普罗米修斯是宙斯的堂兄弟，潘多拉则是宙斯用泥土捏出的女人，也是普罗米修斯的弟媳。

在刘小枫看来，人类的五代——黄金世代、白银世代、青铜世代、英雄世代和黑铁世代与诸神的争斗密不可分。在宙斯掌权之前，人类虽然已从黄金世代逐渐过渡到英雄世代，但基本还是与神明同吃同住，区别仅是人类会死亡，因此英雄世代尚称“半神”。宙斯决定将人神分离，潘多拉带来欲望的同时也带来“不幸、艰辛与痛苦”。而在与普罗米修斯四兄弟的争斗中，宙斯取得完胜。普罗米修斯的分牛与盗火，更像是宙斯故意由之的阴谋。

不过，刘小枫并没有细说人的五代与神五代由于时间上并不对应，这个数字到底是巧合还是别有深意。在他的讲座中出的两个小小“错误”，也不知是故意为之还是有学术争议：一是他说宙斯让普罗米修斯大哥撑起天，导致人类居住地与神划分界限，然而天地早在宙斯之前就已分开；二是对于三代主神弑父的行径，他说“不知为何”，而在Apollodorus的《希腊神话》中其实有明确说明。

和许多人一样，我是通过《沉重的肉身》一书知道刘小枫。

那还是高中时期。年少轻狂却苦于无引路人，读书庞杂不精，走了许多弯路，袁伟时老先生所言初中时即被胡适助手教导的幸事断不会落到吾辈头上。因此，一个偶然的机遇从某名校博士那搜来两箱书，便兴奋不已。那两箱书将我的视野从中学图书馆走了出来，因《读书》开始了对中国当代学术的鄙夷；因李泽厚、杜维明而清楚的知道如今学术超女们的斤两；又因《沉重的肉身》让轻狂的迷梦渐趋清晰，对于个体自由与信仰有了粗浅感悟，也对思索社会之运行有所启发。此是后话。

刘小枫上世纪致力引入基督教文化，如今又导向希腊文明。期间明明枯坐书斋，却引来流言无数，也算是学者之异类。有人将犬儒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二道贩子三顶帽子扣在刘先生头上。对于犬儒主义，在我看来是个中性词，刘小枫避开公共事务，是纯粹的个人选择问题，虽然我倾向认为学者需要具备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感，但个体选择还是应该被尊重；保守主义一说因敝人学力有限，未敢置评；至于二道贩子，在这个没有大师的国度，二道贩子即已是一流学者，后面还有三道贩子、四道贩子……说到底，折腾了一百年，我们还在启蒙罢了。

针对刘小枫的批评，其中较引人注目的便是《南方人物周刊》对时任中山大学政务管理学院院长任剑涛的访谈。本来是探讨大学生失业及大学教育的种种弊端，却在记者的追问下开始探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并以批评刘小枫收尾。

与刘小枫几乎截然相反的是，任剑涛被认为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是个积极发声的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中大院长，虽然无力抗拒扩招洪流，却无碍其激烈批评，“中国大学的急剧发展，实际上是以降低大学的学术文化和教育含量、牺牲大学的尊严为代价，来满足社会的大跃进需求的。”对于“新左派”的批评，任剑涛语出惊人：“站在左派的制高点上表达对农民的同情，是一种小市民式的东西，那叫妇人之仁。”单这一句话就足以让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的我汗颜——没有对个体无差别关怀，自由主义的立足点安在？

“现代城市变迁，就是一个道德考验，就是要像邓小平一样，真正站在历史理性的角度，狠着心说‘发展就是硬道理’。”也许是我把派别理解错了，也许是媒体戴错了帽子，这种以所谓理性压制个人权利的言论，断然不是西方两千年来在血与火中淬炼出来的现代文明，这不是宗教革命与文艺复兴，不是《独立宣言》与《人权宣言》，这不是自由主义！

不过，接下来任又说“自由主义从来不提供美好生活的答案，所以社会情绪对它不满，极端保守主义、极端激进主义对它也不满，但自由主义表达了一个不能突破的现代底线——你不能以高尚的理由把人家的生命财产剥夺掉，你得建立法律主治的国家秩序，这是关键。”令人如坠云雾。

至于对刘小枫的批评，倒也不是空穴来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他是支持自由主义的，一回到大陆，哇，怎么大家都倾向类似看法，他又赶紧宣传斯特劳斯和施密特，任由自己的灵性引导自己的研究”。就在博雅讲座中，刘小枫还明言自己从基督转为希腊，除了这两者是研究西方文明的必由之路，也有既然已经为基督研究开了山，随者众，就可以功成身退转向了，而古希腊研究恰好是片空白。有意思的是，刘小枫在另一次讲座中批评李安的《色·戒》，也陷入了“自相矛盾”，犬儒的刘认为“戏剧包括影视它本质上是公共化的”，因此有教化的作用，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早早就对“多数人的暴政”心怀警惕的刘小枫依然保持着对民主绝对平等的批判以及精英主义倾向。

无论如何，如今涉猎哲学、神学、政治学等领域，专心译书编书，述而不作的刘小枫，至少于我而言仍是国内第一流的学者。

甘阳的博雅？

在讲座中，甘阳说其实博雅学院是刘小枫与他一手设计的，这是两个老朋友“讨论了十年的结果”。

博雅学院第一学期的三门主课是《诗经》、拉丁语和古希腊史诗，日后还将学习希腊语，并研读各类中西经典文本——至少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好，这个社会文化容量再小，也断不致载不下几十个书生，更何况，他们未必仅为书生。

坊间批评甚多，譬如对课程设置的质疑，包括是否学术自治，选修课是否充分等，不过窃以为这些会在实践中逐渐完善。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逻辑，譬如有人说“今日中国，最需要培养的，应该是‘能够揭露黑暗的新闻记者、富有正义感的律师、有社会良知的商人、愿意推动变革的官员……’”这当然是正确的，却不能因此推知办博雅是错误的，否则培养这些人以外的教学是否统统都不必要？姑且不论技工、医生等必须职业，是否可以有一种整日吟诗弄月的教育？诚然，公共知识分子、媒体和律师是社会公平与制度完善的直接推动者，但那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究真的没有贡献？我只知道正是刘小枫这个学究，为年幼无知的我开启了思索民主、自由的新思路。教育并不为刻意反对什么，或者支持什么，而是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得以自足。

大部分批评主要来自两点：一是部分媒体的如何就业论，这根本没有回应的价值；二是因甘阳狂言“培养大思想家”。

培养大思想家虽不切实际，但作为美好理想也无可厚非。只是狂言既出，总要尽可能名副其实。石勇就不无尖刻地表示：“在‘思想家’、‘学问家’这样的伟大抱负面前，最后胜出的却多数是在中国有闲阶级的价值偏好影响下有‘才艺特长’的人，实在有些喜剧色彩。博雅学院对这种有闲阶级的生活趣味和价值偏好的欣赏，只能坐实公众关于它实质是‘培养贵族’的判断。不要说回避公民精神了，仅仅是它选人时的这种偏好，恐怕已把‘通识教育’异化成有闲阶级炫耀性表演中的身份包装和地位提升（通过联姻等）的‘趣味培养’。”

在袁伟时先生看来，通识教育并没有错，只是要“提防伪通识教育”。

什么是通识教育，在培养大师的宏伟目标下应有怎样的通识教育将在最后一节提到，这里先谈谈其他：甘阳其人；私塾和大学。

谈论甘阳对我而言是有些冒昧的，毕竟在此之前对他的了解着实有限，因此可能难免被媒体误导。不过有些客观事实还是可以窥斑见豹的。

在北大拿了硕士学位后，甘阳曾赴芝加哥大学十载，却未取得博士学位，在香港大学又只是个研究员。诚然这并不代表学力问题——当年陈寅恪也周游列国，多年后不仅无学位，甚至无著述——却可能表示甘阳决心走在主流之外，于做学问而言也无甚不妥。只是既然中大请他来不是为了增加论文量，而是为了将发达国家已趋完善的通识教育移至过来，与世界接轨，以甘阳先生之特立独行恐怕就未必合适了。

而他被批患“左派幼稚病”罪证更是确凿，譬如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辩护，认为现在学术足够自由等。至于说中国“现代社会最大的权力未必是政府，它可能是商界，可能是媒体”的囧言就不多说了。

所谓“左派幼稚病”，本就是中国特有产物，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种“美德”，是一种“积极人生观”，即善于在哪怕最恶的事物发现好的一面，不如此理解，便无法向那3000万冤魂交待。同时他们也善于在较好的事物中发现恶的一面，有着深厚的民族危机意识。套句圣贤言便是“宽以待己，严于律人”。

针对博雅学院，甘阳曾在《广州日报》采访中如是说：

“我国高等教育划分专业的做法是上个世纪学习前苏联的产物，到了80年代就已发现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不符合国际趋势。从2000年开始，北大清华等高校开始提出淡化专业，培养宽口径专业人才的理念，但人们很快发现，通过公共课来拓宽学生知识面的做法效果也不是很明显，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校内各院系的本位主义，任何一个院系都会把最好的师资留给自己，担任公共平台课的老师往往被边缘化，这些课程也成为学生眼里可有可无的“营养学分”，耗费大量的教育资源。

“如果光看表面，现在你在国内任何一个大学都可以看到一张很好的公共课课程表，但真正关键的是什么？要看是哪个老师在上这个课，这门课程对学生的要求是什么。甚至每堂课让学生读的是什么书？作业是什么？不在于课名，在于这个课到底是怎么上的？

“中大的通识核心课一定要找各专业最强的教师，开设的课程是各专业最深厚的基础课，不能让通识课程游离于一所高校的主要课程之外。这避免了以往通识教育有名无实的弊端。如果这个课不行，就是这个高校的这个院系教学质量不行，而并非通识课程不行。关键是可持续性，通过制度固定下来，不要像以往一些改革那样，一两年后，大牌教授纷纷撤出。

“中国的教育改革不可能采取激进的做法，我倾向于比较保守地进行。将来我们有没有可能像美国那样，完全不按专业招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这必须建立在充分成熟的公共平台课程设置基础上。对于通识教育的理念，近年来国内高校的争议不大，真正的难点是操作。”

至少到这里为止，甘阳的理念是很好的。大学之大，在于有大师。集全校之力，让最好的老师授课，教学质量自然得以保证，学生综合素质和学术素养也就有了保证。不过以上并未涉及他如何实现这些。

“对于中国大学的行政化，不善于利用才会成为障碍。我倒认为，目前在中国高校推行改革，相当程度上更需要行政力量的推动。比如中山大学专门成立了通识教育指导委员会，校长黄达人亲自担任主任，这样我到各个院系去工作不是方便多了吗？很多事情没有行政力量还推动不了。

“至于很多人认为行政化干预了中国大学教授的学术自由，我认为对于现阶段的中国高校来说，学术质量和水准问题比自由更重要。自由不重要，学问才是第一位的，脱离学问的泛自由没有什么意义。”

至此，就可以理解为何袁伟时老先生会同室操戈，说他是公认的新左派，“到处提倡中国要成为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在《以世界公民的眼光审视一切》一文中严加批判。没有自由的学问，无非是两千年来士大夫的学问，中国一百年前的警醒，竟被甘阳拂之如尘。

甘阳办的是私塾，不是大学。非要说与两千年皇权主义有何区别，就是增加了古希腊经典——当然，希腊精神会带来本质的区别，但其理念却别无二致。《南方都市报》社论批评说：“经史子集培养不了现代公民的人格，沉湎其间，恐怕不仅会失掉对社会实况的见解，甚至还会把这种无知看作理所当然。若再以专业美名概括，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李铁则批评说今日之学，不贵乎学富五车，却贵乎接受、处理新信息的能力，而修习希腊语、拉丁语也无必要，“本科阶段能把英文原著读利索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对此我颇不以为然。温故而知新，实乃不变真理，尤其做学术研究之人，没有扎实的“旧”，断不会有开创的“新”，至于语言学习，若这三十几名学生无力承担，只能怪甘阳择人不力，或是生源太差。既然是选精英，培养精英，三门外语四年时间，实在不值一提——毕竟这不是面对“大多数”。

已知种种弊端，依然愿意偏向博雅，是因为既然现行体制弊病重重，做一些小规模的尝试又有何不可？即便是私塾又如何？总好过如今四不象。对于苛责者，需要清楚的是，教育改革非能一蹴而就，博雅大概不会带来优于世界名校的教育，却可能优于本国学校，这便是进步的开端。诚如羽戈所言：“如果认为博雅教育因回避公民精神而丧失了意义，那么中国的一切教育方式皆无运行的必要。这样的事理，只是一种虚幻的正确，并不具现实的可行性。如此道德高调，不唱也罢。”

只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大师班竟然还要上政治课。

通识，博雅

现在可以说一说理想中的博雅。

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直译为“自由教育”，又译为“博雅教育”。“博雅”的拉丁文原意是“适合自由人”。古希腊倡导自由教育，“旨在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优雅气质的人，让学生摆脱庸俗、唤醒卓异。”所谓“每件事都知道一点，有一件事知道的多一些。”

而据朱健刚先生考证，博雅教育“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的大学，后来尤为盛行于英美。其核心理念是通过自由人文教育，使学生成长为具有人文底蕴、社会关怀、公民美德及行动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当今美国的博雅教育更主张学生拥有开放的、发展的、世界的文化视角，能分享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

通识教育逐渐传进亚洲，中国内地的北大、复旦、武大、人大等都曾先于中大而尝试。

北大早在1994年就在培养大师的理念下开办“文史哲综合试验班”，2001年结束招生。又开始“元培计划”，在低年级进行通识教育，高年级进行专业基础教育。

2005年，复旦设立复旦学院，要求学生接受“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在内的六大模块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学习”，这些理念其实都能在中西经典文本中得到印证，与中大的博雅学院大同小异。

只是这些尝试或屈于现实压力，或由于教育者自身魄力不足，均未达致理想效果。“单单引入通识课程或者只是强调读经典原著，反而会使得很多学生以为这一类训练纯粹为培养精神贵族，而并不能使自己有信心面对未来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这一类实验有的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无疾而终……一些学校更荒唐地以为把类似哈佛等名校的课程表拿来依葫芦画瓢就是通识教育了，而一个立足中国本土的学生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如何能够全面发展，却从未得到切实的关注。”

那么，西方的通识教育又是怎样的状况？

历史上，西方博雅教育包括七大块：语法、修辞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及音乐。医学、法律、商学、机械、IT等专业领域至今仍被摒在门外。

如今，美国一些学校整个本科阶段不分专业，学习内容则涵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欧盟则在探讨将基础教育从至高中阶段提升到本科阶段，这意味着所有学生都将在大学接受类似的基础教育，并在研究生阶段再做出专业选择。

西方普遍将大学与学院进行区分，最好的教育有时往往集中在小规模的学院。譬如宋氏三姐妹和希拉里曾就读的密达伯瑞学院(Middlebury College)就实行通识教育，颁发的学位叫通识学士(liberal arts)，学校强调学习经典（不仅仅是古典），虽分系却只分课程不分班。

乍一看，这些学校与今日中国之博雅无异，实际上却有千差万别。

形式上不仅是需要小班教育，常常只有十几个，甚至几个学生，并且教师必须与学生大量互动，教学相长，合作研究，而非如今所谓“大学是自学”云云；

内容上不仅要精读经典，还要秉持批判精神，坚持独立意志。如果依然只是居高临下的授课，便失去了博雅的精髓；

核心精神是社会关怀与公民教育，这不仅需要大量的实践活动，对中国而言普及权利意识和责任感尤为重要。

袁伟时还针对中国之弊提出要在中西经典中“弄清中西文化的基本区别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与不足”，因为“不敢正视自身弱点，不愿学习现代文明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太可怕了。19世纪以来，盲目的民族自大情绪害惨了中国人，千万不要重蹈覆辙！姓中姓西，姓资姓社，把中国人折腾得死去回来。好不容易，邓小平一锤定音，才冲破这个魔障，千万别走回头路！现在新左派利用人们的健忘症和民族主义情绪，又在叫嚣要从西方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是对中国的发展很不利的愚蠢命题。应该拷问思想是不是正确，而不必追问姓中还是姓西。”

可以说，如今中大办博雅学院最有价值的争议就在于是否能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公民意识，我们诚然不能一蹴而就，却也需要无时无刻不警醒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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