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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霞飞路到斯德哥尔摩——光纤之父高锟的人生路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潘晓凌 特约撰稿 刘丹 发自广州、美国硅谷 2009-10-14 19:12:02 来源:南方周末
■透视2009诺贝尔物理学奖
“光纤”，本报记者念一遍。
“光—纤”，高锟又把它重复了一遍。
这已不再是他感兴趣的话题。但提起硅谷老人健康中心的餐食，他兴奋得像个孩子：“好吃！”
直至记者来访，健康中心的工作人员才知道，这位患有老年痴呆症、只能用短句表达意思的76岁老人，竟然是非凡的光纤之父与新晋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离健康中心不远的家里，高锟的太太黄美芸忙得不可开交。自瑞典时间10月6日瑞典皇家学院宣布高锟获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这位75岁老太太的电子邮箱里，一下子涌入了来自全球的几百封亲友祝贺与媒体约访的邮件。楼下电话的电池已被打尽，在与南方周末记者聊天的35分钟里，黄美芸不停上楼接了七八个电话。
现在看来，如此便捷的沟通方式已是再寻常不过的现象，这正是高锟的获奖理由。1966年，高锟的一篇划时代论文为光纤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时，固定电话已经面世，但打通国际电话，奢侈且带朝圣感——你需要先向电话公司预约通话时间，时限三分钟。全球即时联络，彼时犹如童话。
43年前的“前卫”与43年后迟到的荣耀固然让人感慨，而43年间高锟始终得以心无旁骛地做研究，其超前设想也一直获得大量的财力与人力的支持，这或许更值得国人思量。
童年霞飞路
1933年，高锟出生于上海一户典型的高知家庭。父亲高君湘是留美返沪的大律师，祖父高吹万是清末民初时期南社著名文人，堂叔父高君平为知名天文学家。
高锟的家坐落于霞飞路，这条现更名为淮海路上的民居，如今已成老上海的缩影与家世不凡的标志。到了上小学的年龄，高锟被送进霞飞路上的世界学校。这所由蔡元培、陶玄等创办的西式学堂，时为上海顶级贵族学校。课堂上，高锟们要学英语、法语，放学后，衣着整洁光鲜的孩子们纷纷钻进各家的高级轿车。只有圈内人才能辨认出，这些小家伙中，有孙中山的孙女、杜月笙的小儿子、荣氏家族的后代……
回家后，还有父亲请来的私塾老师在等着高锟，一字一句地教他诵记四书五经。高锟的堂兄、上海文史馆馆员姚昆田回忆，高锟随父母移民后，再回上海叙旧时，还颇有兴致地与他和诗。
1948年高家举家迁往香港，是高锟人生首个转折点。这次应该被龙应台录入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迁居，使高锟得以心无旁骛地继续接受优质高等教育，为他今后的非凡成就奠定了基础。
在香港圣约瑟书院念书期间，这个打小就喜欢自制灭火筒、烟花、相纸甚至泥炸弹的小男孩，就立志报读电机工程。
从书院毕业后，高锟赴英国留学，1957年，取得伦敦大学电子工程理学学士学位，加盟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同年，中国大陆正开始推行反右运动，继而是三年人为饥荒与十年“文革”，所幸高锟这颗“小粒子”的布朗运动已经脱离了那片水域，闯入亟待突破的电讯业领域的精英行列。
这个当年无论是追女孩还是被女孩倒追，都会面红耳赤的小个子男生，实在称不上是一位游刃有余的天才。由于迷恋打网球，高锟以二级荣誉从伦敦大学毕业。
在香港三联书局现任总编辑陈翠玲女士眼中，高锟不善言辞，甚至有些木讷，但在2005年香港书展高锟自传首发式上，他罕见地在台上兴致勃勃地说了一大通话。其时，台下的听众寥寥，尽管此前发了一大叠邀请函，公众与媒体对这位低调的前中文大学校长知之甚少。“你会觉得他当时真的好开心，却让我更内疚。 ”陈说。
在这本叫《潮平岸阔》的自传中，高锟写道：我在电讯事业冒起之际投身这个行业，社会上对传送大量讯息，甚至活动影像的需求日渐迫切，这可就是推动我向前发展的波浪？
会当凌绝顶
1960年，高锟进入ITT设于英国的欧洲中央研究机构——标准通讯实验室，其时，各研究机构已经开始重视公众对改善通讯设施的强烈需求。高锟的主要职责，正是提高现有通讯设备的功能，重点研究和发展一套利用毫米波长的微波传送通讯系统。
现在看来，当时年仅27岁的高锟的确生逢其时地站在了全球通讯科技的制高点。
1966年7月，33岁的高锟登上了人生的第一座高峰，其论文《光频率介质纤维表面波导》发表于英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学报，这个日子后来被定为光纤通讯诞生日。
其时，这个新鲜的名词被全球媒体纷纷报道转引，读者来信也纷至沓来。其中一封的作者指责高锟“给充满罪恶的社会增添一种邪恶的发明”，并宣称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另一封信来自一位农民：“我整天都要在田里工作，我的家离田很远，肚子饿了只能等老婆把饭送过来，大叫她也听不到，你发明的新玩意到底哪里可以买到？”
高锟在自传中答：他还需要等足20年，才可以买到一部移动电话。
漫长等待的主要原因在于，光纤材料的研制进展实在太慢。其时，制造玻璃的低温熔炉产生的杂质难以控制，高温石英的处理也只是略有进展，光在光纤中总会有所损耗。惟一值得雀跃的是，利用改良化学气相沉积法在石英管中做出了纤心。那时，高锟也开始转战美国罗安那克（Roanoke），开展新的研究。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美，华人仍然处处遭受歧视与排斥，高锟在华盛顿移民局办理材料时，房间里没有足够的椅子，一些同胞只能蹲在地上填表，还有人在抽烟，充满烟味、乱糟糟的狭小空间十足像轮船的三等舱。
太太黄美芸出生于英国本土，却往往在她操着纯正伦敦口音与对方理论时，才会赢得对方带着诧异的尊重；女儿想加入学校的木工班，也曾一度被无理拒绝……
所幸这两个一老一新的国家均以制度保证了高端人才不因肤色而被埋没，更别说遭受打击迫害。在ITT的头十年，高锟从普通员工晋升到了研究经理。
ITT对高锟的前沿研究曾出现短暂动摇，其时，电光学产品部日渐成为国防太空集团的生财工具，总部定下持续营业增长率须达10%以上。赢利成为惟一目标，这让高锟一度感到困惑。
1983年，ITT高层的一个电话成为高锟的第三个转折点，他被公司任命为首席科学行政总裁。时任副总裁弗拉申博士对高锟的要求是，“做任何你认为对ITT有重要意义的事”。
那年，ITT还给这位履新首席科学家制作了一张公关宣传海报，海报的背景是一片树林，高锟坐靠在一棵树下悠闲地看书，海报下方有一行字，“我们给他资金和时间，让他缔造更好的未来”。
如今，ITT一定在为自己当年为未来支付的巨额资金感到物超所值，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高利润，这一规律在顶尖科技界中同样适用。迄今为止，ITT所属的标准通讯实验室的竞争对手贝尔实验室，已经走出13名诺奖得主。
其时，高锟的年薪在ITT已经达到非美裔人员所能达到的最高上限。具体数目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二十多年前的ITT，给一名普通工程师提供的年薪就有20万美元。
变得“很有很有钱”的高锟没让自己变得很时髦，他只是喜欢到郊区、湖边等幽静处买块地，和夫人亲自设计房子，再找工人盖，他喜欢自己动手做木工，房子前坑坑洼洼的木搭露台，就是他刨的。如今，在他们的硅谷家中，还摆着一张做木工活的桌子。
他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在全球飞行，筛选各国最优秀的科研合作伙伴，与某个国家的国王或政要会见，他坐头等舱的机会不多，因为大多时候，ITT会派专机以最快的速度载他飞往要去的城市。
这位不必承诺任何具体目标的首席科学行政总裁，彼时却比任何时候都忙碌。黄美芸回忆说，“有时给他秘书打电话，让他下班路上从超市带点东西回家，秘书回答，‘高太太，您不知道高博士今早去了纽约吗？’”
迟到的荣誉
1987年，高锟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持英、美双重国籍的他每年有一段回家的长假，这些“探亲”时间，高锟充分用于与贝尔实验室合作交流，此外就是到全球各国领奖。
10月7日香港中文大学庆祝会上，香港中文大学第五任校长金耀基教授半开玩笑地说，那段时间，他常常不得不代高博士做校长，因为他忙着到处去领奖。
在获诺奖之前，高锟陆续获得过15项国际大奖，其中包括颁奖规格与诺奖齐平的瑞典爱立信国际奖及目标做第二个诺奖的日本奖。如今，高锟将绝大多数奖章捐给了香港中文大学。
老两口在硅谷家中仍然留着一些，可都摆在让人倒吸一口气的位置上。1996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高锟星”的纪念证书，贴在车库墙上，证书正下方，是供人换鞋进出的小凳子；书柜上一只满满盛着贝壳的水晶碗，是高锟获得的第一个奖，1976年美国莫里奖，这已升了级，以前可是用来盛火柴盒的。“那怎么办？我们没地方放了呀。”黄美芸笑说。“我不认为拿到诺贝尔奖才标志着高锟达到了事业顶峰。”1997年，上海交通大学前应用物理系主任陈益新教授收到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邮件，邀请他推荐1998年物理学奖候选人，空格有三个，陈只填了高锟的名字，“他发明的光纤，是一项世界性、革命性的贡献”，“诺奖评委会每年都会邀请全球各领域的专家推荐候选人，这本身就有很大的偶然性，高博士今年才获奖，太迟了”。
在香港，高锟4年前出的自传存货在几日内被抢购一空，香港三联书店不得不紧急加印3000册。这让总编辑陈翠玲很感慨，2005年出版这本书时，三联印了3000册，高锟获诺奖前的4年间，卖出不到1000册。
不过，无论是新晋诺奖得主，还是一夜成名的畅销书作者，这两个新身份对现在的高锟来说全都没有意义了。从老人健康中心回到家，高锟顺从地听着太太的指挥，换鞋、喝牛奶、吃蛋糕、加多件马夹。他的眼睛总不愿离开黄美芸，他喜欢冲着她笑，她是他自传中第一章“邂逅”的主人公，也是他眼下惟一叫得出名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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