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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校长高锟

作者: 梁文道 2009-10-14 20:02:04 来源:南方周末

"“校长！你会惩罚这些学生吗？”高锟马上停下来，回头很不解地反问那个记者：“惩罚？我为什么要罚我的学生？”"

我以前从来都不觉得香港的大学有多好。你看那些学生，毕业典礼总是人人手抱一只毛毛熊，不说还以为是幼稚园结业呢。至于老师，不是不好，只不过研究多用英文出版，而且以论文为主，书店很难见得着，不像大陆学者，著作等身的人多得是，看他们的作品一字排开摆在书店，威风得不得了。校园气氛就更不要提了，许多大牌学人来演讲，也都只有小猫几只去捧场；学术沙龙？那是什么东西呀？没听过！

直到近几年在大陆跑多了，见过不少名牌学府的另一面，听过不少著名“大师”的笑话，了解到整个高等教育界的运作方式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香港的大学也不算太差。

你看，英国《泰晤士报》公布全球大学排行榜，香港有3家进了前50呢。可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而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的前校长高锟，刚拿了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难道不是很威风吗？但坦白讲，当年我念书的时候可不以为他有这么厉害；相反地，我们一帮学生甚至认为他只不过是个糟老头罢了。我的一个同学是那时学生报的编辑，赶在高锟退休之前，在报上发了一篇文章，总结他的政绩，标题里有一句“八年校长一事无成”，大家看了都拍手叫好。

不只如此，当时高锟还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请，出任“港事顾问”，替将来的回归大业出谋献策。很多同学都被他的举动激怒了，认为这是学术向政治献媚的表现。于是在一次大型集会上面（好像是毕业典礼），学生会发难了，他们在底下站起来，指着台上的校长大叫：“高锟可耻！”而高锟则憨憨地笑，谁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后来，一帮更激进的同学主张打倒行之有年的“迎新营”，他们觉得那是洗脑工程，拼命向新生灌输以母校为荣的自豪感，其实是种无可救药的集体主义，很要不得。就在高锟对新生发表欢迎演讲的那一天，他们冲上去围住了他，塞给他一个套上了避孕套的中大学生玩偶，意思是学生全给校方蒙成了呆头。现场一片哗然，高锟却独自低首，饶有兴味地检视那个玩偶。

后来我们才在报纸上看清楚他的回应。当时有记者跑去追问正要离开的校长：“校长！你会惩罚这些学生吗？”高锟马上停下来，回头很不解地反问那个记者：“惩罚？我为什么要罚我的学生？”毕业之后，我才从当年干过学生会和学生报的老同学那里得知，原来高锟每年都会亲笔写信给他们，感谢他们的工作。不只如此，他怕这些热心搞事的学生，忙得没机会和大家一样去打暑期工，所以每年都会自掏腰包，私下捐给这两个组织各两万港币的补助金，请他们自行分配给家境比较困难的同学。我那位臭骂他“一事无成”的同门，正是当年的获益者之一。今天他已经回到母校任教了，在电话里他笑呵呵地告诉我：“我们就年年拿钱年年骂，他就年年挨骂年年给。”

上个月，我们中大人戏称为“殖民地大学”的香港大学也出了条新闻，他们把名誉院士的荣衔颁给了宿舍“大学堂”的老校工“三嫂”袁苏妹，因为“她以自己的生命，影响了大学住宿生的生命”。这位连字都不识的82岁的老太太，不只把学生们的肚皮照顾得无微不至，还不时要充当他们的爱情顾问，在他们人生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以自己的岁月浇灌他们茫然的青茅，所以一向有“大学堂三宝”之一的称号。那一天，“三嫂”戴着神气的院士圆帽，穿上红黑相间的学袍，是一众重量级学者之间最灿烂的巨星。她一上台，底下的老校友就站起来大声呐喊，掌声雷动；不管他们的头发是黑是白，不管他们现在是高官议员还是富商名流，他们都是她的孩子。

我和高锟可就从来没这么亲近过了。八年里头，我只当面对他说过一句话。那一天我们几个同学从图书馆出来，正好见到他走在前面，马上揉搓成了一团纸朝他丢过去。他一回头，我就指着另一个同学笑着大喊：“校长，你看他居然乱丢垃圾！”总是笑得有点傻的校长一如以往，顿了一顿才反应过来，慢吞吞地说：“这就不太好了。”我们立即笑作一团，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

前一阵子，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跑到中大演讲“领导的艺术”，居然大谈什么“包容是领导最重要的美德”，我听了忍不住摇头轻叹：“你来我们这里讲包容？”

去年开始，高锟得了老年痴呆症，最近记性有点衰退了。这也不是不好的，因为我希望他忘记当年我们的恶作剧，忘记我们侮辱他的种种言行。但我又是多么多么地盼望他，我们的老校长，能够记住他刚刚得到的是诺贝尔奖，记住他提出光纤构想时的喜悦，记住他和夫人一起拖着手在校园内散步的岁月，记住我们毕业之后，偶尔在街上碰见他，笑着对他鞠躬请安“校长好”时的衷诚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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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霞飞路到斯德哥尔摩——光纤之父高锟的人生路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潘晓凌 特约撰稿 刘丹 发自广州、美国硅谷 2009-10-14 19:12:02 来源:南方周末

■透视2009诺贝尔物理学奖

“光纤”，本报记者念一遍。

“光—纤”，高锟又把它重复了一遍。

这已不再是他感兴趣的话题。但提起硅谷老人健康中心的餐食，他兴奋得像个孩子：“好吃！”

直至记者来访，健康中心的工作人员才知道，这位患有老年痴呆症、只能用短句表达意思的76岁老人，竟然是非凡的光纤之父与新晋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离健康中心不远的家里，高锟的太太黄美芸忙得不可开交。自瑞典时间10月6日瑞典皇家学院宣布高锟获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这位75岁老太太的电子邮箱里，一下子涌入了来自全球的几百封亲友祝贺与媒体约访的邮件。楼下电话的电池已被打尽，在与南方周末记者聊天的35分钟里，黄美芸不停上楼接了七八个电话。

现在看来，如此便捷的沟通方式已是再寻常不过的现象，这正是高锟的获奖理由。1966年，高锟的一篇划时代论文为光纤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时，固定电话已经面世，但打通国际电话，奢侈且带朝圣感——你需要先向电话公司预约通话时间，时限三分钟。全球即时联络，彼时犹如童话。

43年前的“前卫”与43年后迟到的荣耀固然让人感慨，而43年间高锟始终得以心无旁骛地做研究，其超前设想也一直获得大量的财力与人力的支持，这或许更值得国人思量。

童年霞飞路

1933年，高锟出生于上海一户典型的高知家庭。父亲高君湘是留美返沪的大律师，祖父高吹万是清末民初时期南社著名文人，堂叔父高君平为知名天文学家。

高锟的家坐落于霞飞路，这条现更名为淮海路上的民居，如今已成老上海的缩影与家世不凡的标志。到了上小学的年龄，高锟被送进霞飞路上的世界学校。这所由蔡元培、陶玄等创办的西式学堂，时为上海顶级贵族学校。课堂上，高锟们要学英语、法语，放学后，衣着整洁光鲜的孩子们纷纷钻进各家的高级轿车。只有圈内人才能辨认出，这些小家伙中，有孙中山的孙女、杜月笙的小儿子、荣氏家族的后代……

回家后，还有父亲请来的私塾老师在等着高锟，一字一句地教他诵记四书五经。高锟的堂兄、上海文史馆馆员姚昆田回忆，高锟随父母移民后，再回上海叙旧时，还颇有兴致地与他和诗。

1948年高家举家迁往香港，是高锟人生首个转折点。这次应该被龙应台录入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迁居，使高锟得以心无旁骛地继续接受优质高等教育，为他今后的非凡成就奠定了基础。

在香港圣约瑟书院念书期间，这个打小就喜欢自制灭火筒、烟花、相纸甚至泥炸弹的小男孩，就立志报读电机工程。

从书院毕业后，高锟赴英国留学，1957年，取得伦敦大学电子工程理学学士学位，加盟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同年，中国大陆正开始推行反右运动，继而是三年人为饥荒与十年“文革”，所幸高锟这颗“小粒子”的布朗运动已经脱离了那片水域，闯入亟待突破的电讯业领域的精英行列。

这个当年无论是追女孩还是被女孩倒追，都会面红耳赤的小个子男生，实在称不上是一位游刃有余的天才。由于迷恋打网球，高锟以二级荣誉从伦敦大学毕业。

在香港三联书局现任总编辑陈翠玲女士眼中，高锟不善言辞，甚至有些木讷，但在2005年香港书展高锟自传首发式上，他罕见地在台上兴致勃勃地说了一大通话。其时，台下的听众寥寥，尽管此前发了一大叠邀请函，公众与媒体对这位低调的前中文大学校长知之甚少。“你会觉得他当时真的好开心，却让我更内疚。 ”陈说。

在这本叫《潮平岸阔》的自传中，高锟写道：我在电讯事业冒起之际投身这个行业，社会上对传送大量讯息，甚至活动影像的需求日渐迫切，这可就是推动我向前发展的波浪？

会当凌绝顶

1960年，高锟进入ITT设于英国的欧洲中央研究机构——标准通讯实验室，其时，各研究机构已经开始重视公众对改善通讯设施的强烈需求。高锟的主要职责，正是提高现有通讯设备的功能，重点研究和发展一套利用毫米波长的微波传送通讯系统。

现在看来，当时年仅27岁的高锟的确生逢其时地站在了全球通讯科技的制高点。

1966年7月，33岁的高锟登上了人生的第一座高峰，其论文《光频率介质纤维表面波导》发表于英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学报，这个日子后来被定为光纤通讯诞生日。

其时，这个新鲜的名词被全球媒体纷纷报道转引，读者来信也纷至沓来。其中一封的作者指责高锟“给充满罪恶的社会增添一种邪恶的发明”，并宣称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另一封信来自一位农民：“我整天都要在田里工作，我的家离田很远，肚子饿了只能等老婆把饭送过来，大叫她也听不到，你发明的新玩意到底哪里可以买到？”

高锟在自传中答：他还需要等足20年，才可以买到一部移动电话。

漫长等待的主要原因在于，光纤材料的研制进展实在太慢。其时，制造玻璃的低温熔炉产生的杂质难以控制，高温石英的处理也只是略有进展，光在光纤中总会有所损耗。惟一值得雀跃的是，利用改良化学气相沉积法在石英管中做出了纤心。那时，高锟也开始转战美国罗安那克（Roanoke），开展新的研究。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美，华人仍然处处遭受歧视与排斥，高锟在华盛顿移民局办理材料时，房间里没有足够的椅子，一些同胞只能蹲在地上填表，还有人在抽烟，充满烟味、乱糟糟的狭小空间十足像轮船的三等舱。

太太黄美芸出生于英国本土，却往往在她操着纯正伦敦口音与对方理论时，才会赢得对方带着诧异的尊重；女儿想加入学校的木工班，也曾一度被无理拒绝……

所幸这两个一老一新的国家均以制度保证了高端人才不因肤色而被埋没，更别说遭受打击迫害。在ITT的头十年，高锟从普通员工晋升到了研究经理。

ITT对高锟的前沿研究曾出现短暂动摇，其时，电光学产品部日渐成为国防太空集团的生财工具，总部定下持续营业增长率须达10%以上。赢利成为惟一目标，这让高锟一度感到困惑。

1983年，ITT高层的一个电话成为高锟的第三个转折点，他被公司任命为首席科学行政总裁。时任副总裁弗拉申博士对高锟的要求是，“做任何你认为对ITT有重要意义的事”。

那年，ITT还给这位履新首席科学家制作了一张公关宣传海报，海报的背景是一片树林，高锟坐靠在一棵树下悠闲地看书，海报下方有一行字，“我们给他资金和时间，让他缔造更好的未来”。

如今，ITT一定在为自己当年为未来支付的巨额资金感到物超所值，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高利润，这一规律在顶尖科技界中同样适用。迄今为止，ITT所属的标准通讯实验室的竞争对手贝尔实验室，已经走出13名诺奖得主。

其时，高锟的年薪在ITT已经达到非美裔人员所能达到的最高上限。具体数目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二十多年前的ITT，给一名普通工程师提供的年薪就有20万美元。

变得“很有很有钱”的高锟没让自己变得很时髦，他只是喜欢到郊区、湖边等幽静处买块地，和夫人亲自设计房子，再找工人盖，他喜欢自己动手做木工，房子前坑坑洼洼的木搭露台，就是他刨的。如今，在他们的硅谷家中，还摆着一张做木工活的桌子。

他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在全球飞行，筛选各国最优秀的科研合作伙伴，与某个国家的国王或政要会见，他坐头等舱的机会不多，因为大多时候，ITT会派专机以最快的速度载他飞往要去的城市。

这位不必承诺任何具体目标的首席科学行政总裁，彼时却比任何时候都忙碌。黄美芸回忆说，“有时给他秘书打电话，让他下班路上从超市带点东西回家，秘书回答，‘高太太，您不知道高博士今早去了纽约吗？’”

迟到的荣誉

1987年，高锟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持英、美双重国籍的他每年有一段回家的长假，这些“探亲”时间，高锟充分用于与贝尔实验室合作交流，此外就是到全球各国领奖。

10月7日香港中文大学庆祝会上，香港中文大学第五任校长金耀基教授半开玩笑地说，那段时间，他常常不得不代高博士做校长，因为他忙着到处去领奖。

在获诺奖之前，高锟陆续获得过15项国际大奖，其中包括颁奖规格与诺奖齐平的瑞典爱立信国际奖及目标做第二个诺奖的日本奖。如今，高锟将绝大多数奖章捐给了香港中文大学。

老两口在硅谷家中仍然留着一些，可都摆在让人倒吸一口气的位置上。1996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高锟星”的纪念证书，贴在车库墙上，证书正下方，是供人换鞋进出的小凳子；书柜上一只满满盛着贝壳的水晶碗，是高锟获得的第一个奖，1976年美国莫里奖，这已升了级，以前可是用来盛火柴盒的。“那怎么办？我们没地方放了呀。”黄美芸笑说。“我不认为拿到诺贝尔奖才标志着高锟达到了事业顶峰。”1997年，上海交通大学前应用物理系主任陈益新教授收到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邮件，邀请他推荐1998年物理学奖候选人，空格有三个，陈只填了高锟的名字，“他发明的光纤，是一项世界性、革命性的贡献”，“诺奖评委会每年都会邀请全球各领域的专家推荐候选人，这本身就有很大的偶然性，高博士今年才获奖，太迟了”。

在香港，高锟4年前出的自传存货在几日内被抢购一空，香港三联书店不得不紧急加印3000册。这让总编辑陈翠玲很感慨，2005年出版这本书时，三联印了3000册，高锟获诺奖前的4年间，卖出不到1000册。

不过，无论是新晋诺奖得主，还是一夜成名的畅销书作者，这两个新身份对现在的高锟来说全都没有意义了。从老人健康中心回到家，高锟顺从地听着太太的指挥，换鞋、喝牛奶、吃蛋糕、加多件马夹。他的眼睛总不愿离开黄美芸，他喜欢冲着她笑，她是他自传中第一章“邂逅”的主人公，也是他眼下惟一叫得出名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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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聂绀弩个人档案

《聂绀弩：放荡形骸第一》

聂绀弩现传于世的照片中，有一张和妻子的合影：他歪头咧嘴笑着，眼神中流露出几许狡黠，酷似一个“喜欢恶作剧的老顽童”。与聂绀弩相识的人都说，这是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作为知交，作家冯雪峰对聂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他有着儿童似的天真，也儿童似的狡猾。”

上世纪50年代初，冯雪峰奉命组建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商榷古代文学编辑室的负责人选时，冯力排众议，点将聂绀弩。从此，古代文学编辑室里，便有了“一种非常特殊的，与那个时代极不相称的精神氛围”。

由于习惯夜里看稿，同事们都已上班多时，聂绀驽才着一袭睡衣，在走廊里慢慢悠悠地刷牙漱口，满嘴白沫。然后，又趿着拖鞋踱进编辑室，和大家一起东拉西扯，国家大事，马路新闻，谈笑风生，无所不及。

好友黄苗子日记里提及聂绀弩，形容他：“放浪形骸第一，自由散漫无双。”正如其同事回忆，他的屋里，到处堆放着书籍、报刊、稿件等，烟缸里积满了抽了半截的烟头，桌上叠着没来得及洗的碗筷盘碟之类，有时，还摆着一盘未下完的残棋。

聂绀弩好下围棋，在朋友圈子里极为出名。“文革”中，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身陷囹圄，却念念不忘下棋。他将一件格子布衬衫撕成“棋盘”，将平素“打牙祭”才能吃到的米饭省下来，搓成“棋子”，又设法弄来墨水，染成蓝白两色。谁知这副“饭棋”瞒过了看守，却没能瞒过饥饿的老鼠。为此，聂懊丧许久。

随后，他和牢友又捏制了一副“土棋”。然而好景不长，在一次突击搜查牢房中，“土棋”被搜查者们踩得粉碎，聂本人还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多年后，聂谈及此事，仍不失诙谐：“数番挨打，唯此次不冤也！”

诙谐归诙谐。据说这个“湖北佬”一旦发起脾气来，足以令人瞠目结舌。有一次，他和妻子的几个女友下棋，对方七嘴八舌地对付他，他输了棋，竟气急败坏，大发雷霆，连棋带盘扣到了妻子女友的头上。

不仅妻子的女友领教过聂绀弩的脾气。上世纪80年代初，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聂的诗作合集，请了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一个高级官员作序。一位名作家前去拜访聂绀弩，问起此事。聂绀弩却倚案而立，厉声切齿道：“妈的个×，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

在聂绀弩的字典里，似乎完全没有“纪律”、“权力”、“等级”这类名词概念。对于所谓人情世故，他也同样不屑一顾。

早在1949年后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当时主管文艺工作的周扬，要在北京饭店接见聂绀弩和楼适夷。到了出发时间，聂绀弩仍高卧在床，楼三番五次叫他也无结果，只得动手掀他的被子。他坐起来，睁开睡眼说：“周扬？他来听我的报告还差不多。”说罢，又钻进被窝大睡去了，楼只得一人前往。

“文革”后，许多朋友为聂绀弩的冤案奔走，有人帮忙拿到了上级批示的平反文件，送到聂眼前，他不但不感激，还“带着冷笑”讥刺道：“见到几张纸，就欣喜若狂；等真平反的时候，你们该要感激涕零了吧？”来回踱了几步，他又抛出一句名言：“你们这些没划右派的，可耻！”

孩童多半贪嘴，聂绀弩也不例外。他时常呼朋唤友，吃遍北京有名的饭店餐馆。曾有一次，他突然间馋虫大动，便拖上楼适夷，走进一家高级餐馆。大快朵颐之后，聂绀弩突然站起来说：“吃饱了，我走了，你付钱。”便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聂绀弩晚年卧病在床，依旧念念不忘美食。一个朋友从远方来探望，他已虚弱得说不出话。友人告辞，他突然开口道：“下次带点好吃的东西来。”

即使是离世，他也表现得与常人不同。1986年3月26日，病床上的聂绀弩想吃蜜橘，妻子剥了一个给他。他吃得高兴，连核儿都没吐，连声说着：“很甜，很甜。”便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本报记者 林天宏）

转自《中国青年报》

《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

作者: 章诒和 2009-03-18 15:55:09 来源:南方周末

聂绀弩（右一）陪李健生（右三,章诒和之母）到萧军家医骨伤，在萧宅前留影，中为萧军夫人，拍摄者为萧军

聂绀弩给黄苗子的诗

2008年春夏之交，谢泳从厦门出差到北京，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早茶。边吃边聊，你一言我一语，无主题地东拉西扯。坐在身边的谢泳低声对我说：“最近，我看到一份关于聂绀弩的档案材料，很吃惊。”

我问：“吃惊什么？”

他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

我瞠目结舌，半天回不过神来。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

谢泳说：“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

难以置信！我的脑子全乱了。

【图片：聂绀弩给黄苗子的诗】

一年后，我在2009年2月刊纪实版《中国作家》杂志上，看到了谢泳所说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简称“聂档”)，全文十余万字。作者寓真，系山西省资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实说话，以解密了的档案材料为凭，系统又完整地揭示出聂绀弩冤案的真相。“去马来船相上下，长波大浪与纵横”（聂诗），我一口气读完，大恸，大悲。泪如大河，决堤而下。文中之人，我大多认识，甚至很熟悉。但一部“聂档”使他们的面孔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陌生起来。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切都是无法回避，也无可辩驳：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结论——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

诗人邵燕祥看了“聂档”，内心非常沉重。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今天的年轻人，看国外警匪片、国内电视剧，处处有线人、卧底、‘无间道’，谍影重重，英雄孤胆，看得紧张过瘾，甚至心向往之。他们想必是想象自己处于‘正方’，才能这般心安理得。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兄一不是杀人放火的黑道，二不是走私贩毒的帮伙，却在很长时段里，曾经生活在被监控、被告密的恐惧之中……”（《牢头狱霸的前世今生》，载《南方都市报》2009.3.5）

聂绀弩戴上右派帽子以后，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于1960年冬季返回北京。告密行为是从1962年开始的。也就是说，聂绀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通过身边的人及时汇报上去，并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的。长年累月的告发检举，聂的问题性质日趋严重。依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戴浩（湖北人，电影家）、向思赓（湖北人，曾参加左联，1949年后为中学教师）、吴祖光（戏剧家）、陈迩冬（作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钟敬文（教授，民俗学家），他们与聂绀弩有着密切往来，到了“文革”时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有交代检举材料。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先后在出版总署和版本图书馆工作）、黄苗子等。

1962年9月12日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开头是这样的：“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真实地记录下来。”这第一段话里，单是“畅谈”、“破钞”以及“尽最大真实地记录”几个词组，其主动性就不言而喻了。一共写了10页。这里截取聂绀弩谈论反右的片段：“你要杀人，你就杀吧，但是杀了以后怎么办？章伯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只要对国家、对大局有好处，你们要借我的头，我也很愿意。’要借我（指聂）的头，我也愿意，可是我话还是要说的。（着重，声激愤）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要负责，全国都要负责，只有我们不负责，只有我们（手指连敲桌子）！”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记性和手笔，写得形神兼备。

由于坐探当得出色，到了1964年，聂绀弩的反动言行和写作，就被频频搜集起来，摘编成专政机关的简报送到了高层。告密者行文如操刀，字字见血，刀刀入肉。于是，就有了那个“王八蛋”的批示。罗瑞卿还批示道：“聂对我党的诬蔑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

到了1966年春的“文革”前夕，聂绀弩的“反动”言论已有上百页之多。内容有关于写作的，有关于文化的，更多的是对时局的议论。2月18日的材料汇报聂的言论如下：“现在农夫也不好当。从前的农夫向地主纳了地租之外，那块地怎么种，他有完全的权利。现在的农夫一点权利都没有……这样的制度是无法搞生产的。”“现在主要问题是人的权利问题，自由问题……”像聂绀弩这样的在野文人、失意墨客、当代清流，即使发配北大荒，也不可能“出世”。他们打探的是朝廷，挂念的是天下，感兴趣的是政事。聂绀弩只要与同类聚会，三杯酒下肚，那议论与牢骚就一起冒出来了。他思想敏感，独具慧眼，在惊人之语中，有深刻，有调侃，也有偏颇。这是中国文人需要的心理安慰，也是十分渴望的精神释放。

都是几十年的朋友，都是头戴右派帽子，都是有才气的文化人，谁防备谁？时局尽管紧张，无奈聂绀弩是“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聂诗）。好友加好酒，他说话就越来劲，话的分量也就越重。1965年8月4日，几个人在聂家一起吃晚饭。饭后，聂绀弩谈兴来了，大放“厥词”。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你想：一个普通人，总不能不看报纸吧，天天看报纸都看到自己怎样伟大，怎样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从个人来讲，不管怎么伟大英明，也总有不伟大不英明之处。从党和组织来说，不管怎样正确也总有不正确之处。都好了，都对了，都正确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辩证的。”我看得出来，寓真公布的档案材料是经过严格挑选、细心铺排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些异常激烈的言论，其实并未刊出。聂绀弩和我父亲（编者注：章伯钧）一样，在私人聚会的场合，会直呼其名，会拍桌子瞪眼睛地大骂，还会讲脏话。出语刻毒和文风犀利是等量的，都是思想光芒的投射！这才是聂绀弩。

聂绀弩怎么会和这样一些人往来？理由太简单了：因为他只能和这样一些人往来，就像反右之后我的父母只能和罗隆基等人往来一样。1961年，聂绀弩刚从北大荒回京。为自己的工作安排，特意拜访老朋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邵荃麟。邵接待了他：斟了一杯酒，送了两包烟。随后说：“老聂，你不要再找我了，你的事我做不了主啊。”后来，聂绀弩写下这样的诗句：

空屋置我一杯酒，也无肴核也无糖。

其时三年大灾害，谁家有酒备客尝。

举杯一饮无余沥，泪落杯中泪也香。

临行两包中华牌：

老聂老聂莫再来，我事非尽我安排。

独携大赧出君门，知我何世我何人！

知我何世我何人——读着这样沉痛的诗句，我能想象出聂绀弩的狼狈与赧然，能体味到他内心的屈辱和愤然。现实的处境及困顿，他只得与同类为伍了。

因为都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判刑，我与聂绀弩是难友。1978年我出狱后，在聂家有一次痛饮和畅谈。我与他互相交换“案情”。

他问：“小愚，你是因为什么进去的？”

我说：“两条，一是反动言论，二是写反动日记。”

聂大笑。说：“好哇，小愚和我犯一样的罪。我是说反动话，写反动诗词。”

我说：“我的反动话，主要是攻击江青。”

聂大悦。叫道：“李大姐（编者注：章诒和之母李健生），小愚和我恶毒攻击的是一个人！来，为了这个，我们要单独喝一杯。”

我告诉聂绀弩：当时专政机关认为，章诒和光有别人检举的反动言论还不够，要把她钉死在罪行上，还必须有文字。于是，指使剧团造反派出面抄走了我的所有日记、札记、手稿，共17大本。他们终于找到所需的证据。白纸黑字，跑不掉了。聂绀弩也如此！“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还需要白纸黑字的东西。这东西，就是诗了。诗是要人欣赏的，特别需要有鉴赏能力的人欣赏。所以，聂每有新诗，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赠好友。黄苗子既是识者，又是好友。“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篇，不知为何都进入了司法机关。”可惜，公安机关的人不懂诗，于是上面又指示：“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诗无达诂，古体诗含蓄、工整、优雅，内涵无穷的寓意。你可以从正面理解，他可以从反面来分析。大量的聂诗，找谁来破译？公安机关负责人还是聪明，说：叫诗的提供者来当诠释者。黄苗子也没有辜负他们，把每首诗里的“反意”都抠了出来。书中，寓真列出许多首诗。这里，仅举三例。

冰道

冰道银河是又非，魂存瀑死梦依稀。

一痕界破千山雪，匹练能裁几件衣。

屋建瓴高天并泻，橇因地险虎真飞。

此间多少降龙木，月下奔腾何处归。

这首诗作于北大荒。前面六句是描写利用冰道运送木材。问题是最后两句，大意是：当年为了保卫大宋江山，杨家将费了许多劲，去找降龙木，降龙木这种宝贝在北大荒这里却有的是。意指在那里劳动的“右派”都是天下奇才。但是，在这月色茫茫的夜里，一任它在冰道上滑走，它们将滑到哪里去呢？

吊若海

铁骨钢筋四十年，玉山惊倒响訇然。

半生两袖多奇舞，一死双冠够本钱。

不信肠癌能损尔，已无狱吏敢瞒天。

只身携得双儿女，新妇飘零何处边？

若海是指黄若海，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1957年的“右派”兼反革命，在劳改中患肠癌，于1960年死去。诗意是：40年来你的身体像铁骨钢筋一样结实，可是忽然就死去了。你这半生是个演员，剧演得好（多奇舞），死的时候又戴着“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真是够本钱了！我不相信单是肠癌就能要了你的命，是那些“狱吏”平日不早向上面报告，不替你医治，才使你丧了命！直到你死了，他们再不敢隐瞒上面了。可怜的是你那孤孤零零的妻子带着一双儿女，他们在这茫茫人海中飘零到哪里去呢？

轱辘体之一

紫伞红旗十万家，香山山势自欹斜。

酒人未至秋先醉，山雨欲来风四哗。

岂有新诗悲落木，怕揩老泪辨非花。

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冻作霞。

1962年秋，聂绀弩与麦朝枢 （“民革”成员，戴过“右派”帽子，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等游香山，麦以诗寄聂，中有“紫伞红旗十万家”之句，聂取之作轱辘体五首，这是其中一首。这首诗似有所指，有可能是影射国际或国内形势，主要意思包含在后面六句。大意是：在这深秋的时刻，秋风飒飒，山雨欲来的前夕，面对这落叶萧瑟的景色，伤感得写不出诗来，也怕拭清我这昏花老眼去辨认那些是非。秋天就是萧瑟的秋天，可是有些人偏要把它说成是美丽的，矫揉造作地把木叶冻作彩霞来装点这萧条世界。

有了言论，有了文字，罪证齐备，抓捕聂绀弩的日子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是有预感的，钟敬文也劝他焚诗，聂绀弩有些慌张，开始烧诗，还跟别人（如黄永玉）打招呼：“你就骂我好了。骂我什么也没关系……说顶讨厌聂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诗呀！”然而，一切都晚了。“四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聂诗），处于绝境的诗人，感到深深的孤独。

用文化人监视、告发文化人，决不是我们这里才有的，也非今天才有。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不少审查官就是19世纪俄国作家。在德国，著名的海德格尔就对老师胡塞尔实施“无形”迫害。我们国家自先秦以来就有了告密制度，最有名的则是朱元璋的锦衣卫。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根源，统治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可能被告发。这样，朝廷才便于监视和控制，政权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翦除异己，以巩固统治。“文革”期间的告密行为是在“革命”“正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只要能够保卫红色江山，无论怎样告密，采取何种方法，哪怕是告发父母，哪怕是暗中窃听，都是好样的，也都是“合法”的。所以，告密者毫无负罪感。有关部门所网罗的告密者，大多是有特长、有才气、有成就，也有些名气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接触到政坛人物、思想精英和文化大家。一旦你被盯上了，那么政治厄运就悄然逼近，自己还浑然不知。

这里，我还要说一句，黄苗子永远不知道，就在他监视密告聂绀弩的同时，也有一个文化人在监视密告他。

的确，聂绀弩平反后，依旧和告密者往来、吃饭、聊天、唱和。难道他不知道是谁出卖了自己吗？不知道黄某人曾给自己注诗吗？我知道他知道，他完全知道。1982年10月25日聂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实感作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或揭发什么的。”我是过来人，对此深有体会。比如预审员问：“你说过周恩来喜欢孙维世吗？”一听，立马知道这句话，我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讲的，又是谁检举的。聂绀弩当然清楚谁是告密者。那为什么他毫不“计较”呢？

作者寓真有十分中肯的分析：一个原因是戴浩、向思赓、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等人的检举是在“文革”中聂绀弩遭关押后，被迫写出的。另一方面是由于聂绀弩的超凡绝俗，大度豁达。但是，我认为他的淡然处之，是因其内心有着更深的痛与苦，不可对人言的痛与苦。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聂绀弩出狱后，常常突然不讲话，一连数日向壁而卧。有一次，聂的夫人周颖来找我的母亲，说：“你快去看看老聂吧，我实在拿他没有办法了。”

母亲带着我去了。聂绀弩翻身起床，并打发周颖去买熟食。周离开房间，一直沉默的他劈脸问道：“海燕（聂之女）的自杀，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

母亲沉默。

“你知道海燕的遗言吧？”聂绀弩问。

“知道。”母亲答。

“她在纸上写的那句话，我会琢磨一辈子，除非我咽气。”

母亲劝道：“老聂，你不要这样，事情过去了。”

“李大姐，你怎么也说这个话！事情能过去吗？”他用手不停地戳着心脏部位，自语：“永远过不去。永远过不去！”

母亲不做声。

“你不说，我来说！她的遗言就是她的死因，李大姐……你说海燕发现了什么……”母亲听不下去，伸出一只手掌，断喝道：“老聂，不要讲了，我不许你讲。”

所有的人都哭了。有的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惨苦，而聂绀弩每日每夜地面对这个惨苦。你说，他还有心思去“计较”别人吗？聂绀弩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很苦。“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聂诗），他在世，坚不可摧，他死后，精魂不散。

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

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和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

2009年3月泪书于北京守愚斋

附：

那些告密者中，有些已消失于公众视野，有些还留着把丑陋的老骨头，还有些则已消失于人世了:

《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因病逝世》《弟弟回忆：他最看不得丑事》吴祖光也被划为右派，据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了些交代。

黄苗子档案，作为主动告密者，积极配合**机关的黄老至今仍活跃于画坛，可惜大概没什么告密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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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转于一五一十。

左方:我如何创办南方周末/ 翟明磊
2009-01-18 20:00

壹报主人按：2008与2009年的冬春之交，中国最优秀的报纸<<南方都市报>>与<<南方周末>> 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流，牵动着每一个关心南方集团的人们的心。优秀报人江艺平再次被撤离南都领导岗位，检查组入驻集团。在此际，我既感到悲凉，也感到无力，只能发表此文以示支持。这篇文章献给那些新闻的理想主义者，因为它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儿来，又将去哪里！文章显示了改革者的命运，广东省委对中宣部的抗命行动。也第一次披露当年南方周末差点被停刊的内幕。

现任的那些宣传官员从中可以读到什么叫历史的耻辱，也可以看到什么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本文由两部分组成，读者首先读到的是由壹报主人撰写的左方简短侧记。此后，便是左方先生的口述实录，由壹报主人根据学者卓丽凤和翟明磊数次深入访谈纪录与的整理而成。我在整理的过程中深深体会，这份从未公布的口述将成为中国新闻人的精神财富，更增加了我将之公开的决心。

这些都是壹报得到港大授权在国内第一次发布。另外我向大家推荐《中国传媒风云录》一书（香港天地书局出版）。这本由港大新闻与媒体中心中国媒体研究中心出的书，纪录了十三位中国传媒先锋人物的曲折命运与不懈努力。左方只是其中的一章。壹报主人有幸参与写就了十二位人物的侧记。

永远的“造反派”
——左方侧影

文：翟明磊

“可是，我又没见过左老师，怎么找到他？”我问，报人江艺平微笑：“不要紧，那个智慧的老人，你一下子就可认出来。”

坐在我对面的老头，额头宽大，两边的白发高耸，如同两支白翅膀。

他叫左方，但这不是他的真名。六岁时，他的父亲因为组织抗日游击队，被日本鬼子抓住枪杀了。抗美援朝时，这个十五岁的家中独子抛弃学业离家出走要参军——“为了让我们下一代不再做孤儿。我要保家卫国。”母亲发来三份病危电报，骗他回家后偷走了他的钱，并说如果上战场就断绝母子关系。这个小子马上断绝母子关系，跑进农村。在村里，他为自己起了个新名字，有个伯父是老革命，加入过左联，自名“左文”。于是他也改姓左，村干部指指桌上一份南方日报的“方”字说你就叫“左方”吧。

于是这个名字预示了命运，他成了一个狂热的左翼青年，满脑子革命思想；同时与南方日报结下不解之缘。在文革时成为名震一方的造反派领袖，夺了南方日报的权，可鼓动十万人上街。

于是一生中，两度被监禁，七年冷板凳。三次磨难，没有让他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的人。那是三次淬火，让一支宝剑更加锋利。

深深的七年反思，使曾经极左的他创办了一份反左的改革报纸南方周末，利用自己人生最后的时光创造了一份启蒙民智的刊物。而偏偏，曾被他夺了权的南方日报老总黄文俞成了最赏识他的伯乐。而他没想到曾经自己冒死揭发的走资派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竟是打破真理报模式的先驱。世界便是这么诡异。

他说：“我是有三分文气，七分匪气。打江山都是有匪气的。”“我的朋友一当上官，我就不睬他们，我就是这样的人。”“办南方周末，我没有见过谢非，没有一个官员是我的靠山。”只能说保护南方周末是广东改革派官员与左方心心相印。

我问他领导一份报纸的道理。他说：“盗亦有道。庄子曰盗亦有道，先入，后出，均分，知否。”什么意思，他说：“偷东西先进去，偷完东西最后出来。偷了钱财，要平均分配，还要知道哪里有东西偷。”在南方周末早期，清洁工与总编的收入是一样的。在后来，记者的收入高于总编。他不许记者们叫他左总，而是直呼左方。在报社中，记者们怕他，连饭桌上他谈的永远是报纸。市场人员可以和他吵架踢翻电扇；美编骂他的娘，他追着让美编道歉，道完歉，他就完全不计仇。这种胸怀为南方周末迎来各路江湖中的新闻好汉。“总编，要有钱，手中没把米，叫鸡鸡不应。要有权。更要有人格魅力。”

老汉经常有奇想，南方周末找不到新路了，他一拍脑袋，搞个小字辈会议，三十岁以下的跟我开会去，三十岁以上的留下来，在苗圃他与年轻人喝酒论剑，找到了转型之路。

“南方周末这把剑如果磨好了，向谁的头上砍去？”老头大声说：“向权贵资本家头上砍去！”

“我们要重新建立报纸与民众的脐带。为他们鸣不平，呐喊，抚慰他们的心灵。”

这实在是一个永远的造反派，永远的破局者。对现实不满让他夺走资派的权，又让他突破了真理报模式。他的一生永不停息的是对权威的挑战。一个理想主义者，抛弃了乌托邦，回归人性。“我曾是革命者，但我知道革命救不了中国”。炯炯双眼，洞穿了一切。集儒释道于一身，我知道他仍在寻求真理，也总在飞翔。

最后，他说：“我要在家里挂两个大字，没人敢写，哪两个字：‘真魔’。我这一辈子都是真心实意投入的,真着魔了。妄心的佛就是魔，真心的魔就是佛。我是真魔。”

这样一个元气淋漓的老头。一个老魔头。

左方：我如何创办南方周末

我曾是造反派

1966年文革中,我是个造反派,第一个在广东夺权的造反派,我夺过南方日报的权。我可以发动十万人上街。

文革后，尽管我是反江青的，但受到审查。因为我不是“三种人”，没查出什么问题，就让我在南方日报资料室工作，坐了七年的冷板凳。一年审查期间，我看遍了鲁迅全集。在资料室的工作是剪报纸，给编委会写一周报纸动态。这时报社没有人敢跟我见面点头的.——当时批判我，挂的特大标语写的是：“左方是大乱广东多股帮派势力的黑高参。大乱南方日报的挂帅人物。”——谁敢理我。但资料室是和我一派的，他们同情我。省委党校与我互通资料。

在资料室七年，对文革与中国前途有比较彻底的清理。

我得出三个结论：

一，中国文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一战。而巴黎公社是第一战。上百年的共产运动结束了，这个阵营很快就要崩塌。共产主义要改造人性是不可能的。全面资本主义复辟不可避免。八十年代初我已得出了这个结论。

二，为什么那么多人追随文革，包括我自己为什么卷得这么深？为的是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我们又不敢怀疑这个理想，结果长期压抑，造成严重的落差，毛泽东聪明地利用了这个能量。他为造反派创造了走资派这个斗争对象，于是这种压抑的能力释放出来——地下水喷出地面。右派，造反派，改革派这三种人都是社会不安定因素，都是不同时期社会裂缝冒出来的力量。

三，为什么文革这样的血腥？因为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利用了人性的恶，把恶神性化。幸亏我读了大量文学书籍接受十九世纪人性论，阶级斗争意识占据了我的前半生，但人性论拯救我。南方日报社前社长黄文俞是我负责的干校里牛棚的牛鬼蛇神，当时天气很冷，我看到老黄与另一走资派在露天抱着取暖。怎么办？我让他们进房间，阶级立场就出了问题。不叫，他们就会冻死。于是我叫他们建工具房让他们躲进去。黄文俞老了，我的人性提醒不能把他扔下悬崖，十九世纪人道主义的思想拯救了我的灵魂。

整整七年的反思，形成了南方周末的思想基础。我说过:《雷雨》有两个怪圈。一个是侍萍的下一代四凤又成了公子哥玩弄的对象，重复了她母亲的命运。另外一个怪圈，就是周萍、周冲、周朴园，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国外去，他接受了一些民主的思想，所以他就是周冲，周朴园(老爷)当年就是很激进的周冲(二少爷)，一个留德的公子哥居然跟侍萍有过真挚的爱情，而且跟周冲讲我的社会思想比你激进的多。但是周萍(大少爷)，当年是有一个周冲的时期，他也是周冲。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命运老在那里重复？中国知识分子一进入中国国内的文化土壤要么被毁灭，要么被扭曲，被扭曲的周冲就是周萍。吾尔开希在天安门广场是周冲，出了国就是周萍，如果他回来当领导他就是周朴园，我不相信通过暴力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只有改变这个循环圈，只有改变这个土壤,中国才有希望 ，办南方周末就基于这样的想法。

“五四运动”提出了科学跟民主，这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一个开端。但是，由于苏联的十月革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跟民主的启蒙中断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今天要重新走上现代社会，必须要做两个事，一个就是要延续“五四”运动这个科学和民主的启蒙，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素质，第二个就是要发展经济，要成为一个强国。这个就是我在资料室冷藏的七年，读了大概有几千本书，思考的结果。

创办南方周末

也正是我在资料室时，报社要我筹办南方周末，当时成立了三人小组，我是组长。

我问过社长丁希凌，为什么要我来筹办南方周末，他提出三条，“第一条你是一个敢想敢做的人，你的思维非常的活跃，你很敢想问题。所以，与其用一个不动脑子的人，听话的人，还不如用你。第二条理由，你一直是个实干派。 第三条，你尽管很大胆，但你在原则问题上是守纪律的。”

我又问，不少人反对，为什么你坚持要创办南方周末，丁希凌说：改革后，我有机会出国，看见国外的报纸都是好几叠，而中国的报纸只有一张，这是经济文化落后的表现。南方日报没有广告市场，不可能扩版。因此用四个版承担经济，政治报道，对文化方面没有办法照顾读者，所以是要办一张南方周末来作为补充。还有南方周末要为南方日报未来扩版培养专栏专刊的人才与经验。

1984年创办南方周末时，我五十岁。我主持南方周末一直到94年，60岁退休。

为了确定南方周末的办报方针，我们请了广东新闻界跟文化界的名人来开座谈会。广东著名作家秦牧提出“南方特色，周末色彩”。南方特色意思就是岭南文化。周末色彩就是娱乐性。马上就得到了报社领导的赞同，确定是我们的办报方针。但是，我们编辑部觉得办南方周末的优势不是岭南文化，而是为中国改革最前沿阵地广东的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介绍广东开放新情况、新经验,这才是全国最关注的。第二个就是启蒙。

<<南方周末>>创刊号上，黄宗英下海当经理做头条，邓小平到珠海视察做二条。在新闻界影响很大的有公关小姐等报道。当时广东兴起港台音乐茶座，群众非常热衷影视歌星。我们就把香港和台湾的歌星都介绍进来，这大概就是南方周末最早的追求——认为周末色彩就是娱乐性的。两年后，歌星潮减退了，老办报方针到了86年行不通了——这些题材读者厌倦了。我们当时就把周末定义为“人们在周末所从事、所关心所谈论的一切都纳进我们周末的视野”。也就是说把报纸从纯粹的娱乐变成向社会性转移了。当时创办了阿拉看广州，周末即景等栏目，开始报道研究生被拐的始末等等。第二,我们要搞综合性周刊，大家说这样才有搞头。

真理报当时一统天下

南方周末向社会性追求转移后，面临着办报追求的第二次创造。

49年以后中国的新闻，可以把它叫做真理报模式。真理报等于中国人民日报，苏共的中央报，中国派人去真理报学，把它整套的资料搬到中国来，然后发到各个省，都是按照一个模式办的。它的理论叫做新闻的党性原则。党性越高,它代表的人民的利益就越大。所以，一切都要服从于党性。

第一条它是只对上负责，不对读者负责。真理报模式是没有读者的。

第二个它是不从实践出发办报的。它不是要研究社会，社会出现什么，党没有说话之前你根本不能管。它的办报根据就是党的文件。

第三条，它的办报形式就是一种僵化的文体，和一种假大空的语言。所以，我们行话说“新华体人民语”，就是新华社的体裁，人民日报的语言，格式都是一样的。

第四个，它是用国家的钱去办报，然后用国家的钱去订报给读者看。所以它彻底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它认为传媒不是商品,是工具、是喉舌。

南方周末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从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也有5、6年了。这5、6年新闻界都提新闻改革，但是根本没有突破真理报模式。那时讨论什么呢,一个讨论是“短新闻”，怎么把新闻写的短一些。第二个是讨论会议新闻怎么处理，因为会议太多了。怎么写？哪些该写？都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最尖端的问题也就是讨论到究竟应该不应该有社会新闻——这时候丝毫没有触及到真理报模式。

83年当时出现了很多小报。这些小报它都不是机关报办的，是文化团体办的。象戏剧家协会办了《舞台与银幕》。这些小报，是为了赚钱，都是趣味性跟猎奇性的，后来还有一种低级趣味、黄色的东西。像什么《江青的艳闻秘史》。报贩头他就把好多的小报都买来。而且他不仅是给本地报贩，外省又有一些报贩头，他们寄到各个省去，慢慢初步的形成了一个民间的发行网络。

黄文俞影响了我

创办南方周末，有一个人对我影响很大。

黄文俞,四人帮垮台之后他是广东宣传部副部长兼广东教育出版局的局长，担任过南方日报总编辑，他创办了《花城》杂志、羊城晚报，花城出版社还有《随笔》，也就是在他纵容下广东有那么多的小报，我认为他是广东最有思想的一个报人。

我曾问他二个问题。

第一个我问他，我说现在中国新闻界提出新闻改革也快10年了，但是改革的对象究竟是谁？第二个为什么大家都回避这个问题？

黄文俞就告诉我了，改革的对象就是真理报模式。他跟我讲了1957年创办羊城晚报。他只有办党报的经验，怎么办？于是他找了一个叫邬维梓的特级右派，这个人曾办过解放前的报纸，人称“编辑王”。结果这个被打倒的邬维梓深夜带着解放前的报纸和香港的一些报纸，就抱了一包，到了家里面密谈。给他看解放前的报纸是什么样的。邬讲到解放前报纸新闻主攻，副刊主守的特色。这样才创办了羊城晚报，他还告诉我支持他打破真理报模式的人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

我又问他突破真理报模式核心是什么？他认为以讲真话为核心。你报纸办的再活，只有可读性，只有讲真话你的报纸才有可信性。但是我问他，都讲真话行吗？黄文俞讲了，可以有还没讲出来的真话，但绝不讲假话。就是说有些真话你不能讲的暂时不讲，但是你绝对不能再讲假话，这是个新闻人的办报底线啊。

他还说:“你左方不是去探索什么新路，你就是倒回到原来的新闻传统上面去，我办羊城晚报就是一次跟中国原有的新闻传统的一次秘密接轨嘛。但是你现在可以公开接轨了嘛。”我问他，中国优秀的新闻传统是什么？他说是忧国忧民、关怀弱者群，这就是我们最优秀的传统。他说现在我们的报纸对老百姓是冷漠的，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是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的。我说具体怎么操作？他说真理报模式就是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他说你要打破真理报模式，就要抓住它这个软弱点入手，恢复传媒的商品属性。他说报社需要利润，你就告诉报社我必须要报纸卖的出去才有利润交给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把真理报模式逐步的颠覆过来了。这天我们长谈了四个小时。我整个新闻思想明确了好多。这样南方周末从启蒙和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的追求，转为逐步突破真理报的潜规则，把进行新闻改革作为重点了。这是我们办报的追求，从88年开始一个很大的转变。当时黄文俞老人已经80高龄了。

我后来跟黄文俞讲，南方周末办报方针第一条就是你讲的“有可以不讲的真话，但不讲假话。”第二条是“新闻主攻、副刊主守”。我说第三条是我讲的，先做瓶后酿酒，瓶是新闻形式、酒是新闻自由。我说办报的最高境界是从容。我说这四条，有三条是从你那里学过来。黄文俞三两个月后就去世了，当时他听了很高兴。这是南方周末的几个精神奠基。也是它的第二次办报追求。

报屁股造反记

南方周末最想要影响的人是谁呢？启蒙要影响的是普通老百姓。我写道：南方周末的读者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关心社会、热爱知识的人。初中文化就是能够粗粗看懂我报纸的人，但是只要关心社会热爱知识，就是我们民族的栋梁，今后中国的希望在这些人，而不是少数的精英身上。我编报纸时对劳动者读者层非常关注，我保存的一封读者信印象最深：一位民工告诉我，我进城后走投无路，剩下一块多钱，买了南方周末喜欢上了，改变了他，有一年春节，他给我们寄来贺年卡，亲手做的。告诉我，他读了十多年的南方周末，现在下岗，再也买不起南方周末了，寄一张贺卡来给南方周末做告别。我很重视拥有这样的读者，我心目中的南方周末是一个默默耕耘的启蒙老师。

当时突破真理报模式，我想了一条策略：报屁股造反，南方周末要有发展，必须报屁股造反，能动的就是专栏，专刊。为什么要报屁股造反。因为一触及新闻主流，必定要讲假话，不讲假话就要牺牲这个东西，我们不讲新闻主流。我们拿的保护伞：说南方周末是南方日报的补充，既然说是南方日报的补充，所以什么政策，会议什么的南方日报登了，我们不登，因为我们是他的补充嘛。放弃把追求新闻自由作为诉求，来突破真理报模式，这是大战略。

第二，我们把报纸引进市场。真理报模式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真理报有上百条潜规则，先打破这个潜规则——恢复报纸的商品属性走进市场。

我自己当过报贩，自己叫卖“最新南方周末了！”。人们一看一个戴眼镜的卖报纸，就围过来。我卖过五次报纸，大学区，西关小市民区都去过。我说南方周末的定位是对的。因为我卖报纸时发现，来买南方周末第一种人是穿汗衫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是读夜大学的回城知青，买了报就往自行车屁股上一夹，二是和我差不多，中下层干部。第三个就是中年低层文化人。但不买我报的人一是港派青年，瞅瞅我就走。二，老大娘老大爷不买。于是我跟南方周末同事讲，原来的定位，现在看来是适合的。但是我们周末报是要进家庭的，要让不买的人不排斥，能不能让时尚青年老大娘也买我的报。我们就想办法，设了三专栏，一个是每周一发型。白天鹅酒店理发师介绍的发型。读者就冲着发型买报纸。设了“父母心”专栏，讲教育。每周一歌，时尚青年最爱歌曲，读者来信写叔叔阿姨你们能不能登个什么歌曲。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打进市场。

宣传部问我们：“南方周末为什么这么花里胡哨，不象个党办的报纸，为什么不改，不象样子嘛！” 我说:“你要我交多少利润，我没有公费订报，我是报摊报，不适应市场完不成指标，没法办。我说我就是杨子荣，我在报摊上，江湖上，所以我要扮成土匪才能打进去。”

谁把南方周末扮成杨子荣的呢，一个功臣是张向春。我对上面说，我对社长说，你不要给我一揽子配编辑记者，给我一点点人事权，要求不高，你给我的人，我有权不要，我要的人，你也有权不给。我要来的人首先是张向春。

张向春是资料室夹报纸的工人，他画的画自己夹在玻璃台板下，我看不错。我提名张向春，是因为我要跟小报在一起竞争的，所以我这个版面必须吸引人，当时报摊在地上，人家是站着看标题版面，看中就拿起，拿起来成交可能性百分之七八十。靠的是标题要有悬念，要大，版面装饰要出彩。张向春能画出真正符合老百姓口味花里胡梢的版面。

张向春是工人，所以不能进报社——当时编辑部都要是干部。我和人事部说，我要一名茶水员，要来后与资料室主任交换张向春，因为夹报纸的活茶水员就能干。那没有人倒茶水，扫地怎么办？我们自己干。张向春把报纸打扮成“杨子荣”，有利于报纸打进市场。南方周末能卖出去，张向春占一半功劳。

市场是我操作的一个杠杆。所以从办报开始，我们每期发行量都向编辑部公布，用个黑板写上。每期一升多少，大家都欢欣鼓舞，在那里鼓掌。一跌下来，大家都紧张。就用这个来调动大家的兴致，因为这个发行量关系到我们的生存。因为过去中国都是邮局发的，但是我们开始办的时候，全国邮局是不肯接的，因为它不能赚钱。所以我们完全靠报摊。每个礼拜天都去和报贩头去喝早茶。88年就是这样的。跟他们喝早茶，鼓动他们多买，发到全国去。因为这个渠道很好，因为全国各个报头有联系的，广州大概有四个大报贩头，他们都成为我经常交往的朋友。所以，尽管我们订报基本全部是邮局，但南方周末的订户占40%，邮局的发行大概占20%。40%就靠报贩。

突破真理报潜规则

如果要评价南方周末的话，我觉得它的意义是突破真理报模式的潜规则，为中国的新闻挤出了自由空间。我评介自己，三分文人七份匪气，儒释道都有一点，七分是匪气，打江山的都是有匪气。谁升了官，我就不跟他接触，我就是这样的人。打破真理报的潜规则，也是我叛逆性格决定的。大概从92年之后，我就要追求这样的目标：打破真理报潜规则了。比如说县职的领导是不能批的，我们就专门要批县的领导。一个县委书记他的前任的媳妇去求他给他丈夫介绍工作，他借口说胃疼，那个女的扶他进房间，他就把他的前任也是他恩师媳妇给强奸了。但是如果我标题写某县委书记强奸他恩师的媳妇，中宣部肯定是要追的。当时批一个县的领导我们也有点怕，我们就想用一个很婉转的标题叫《生生的脖子》，标题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中宣部就不会注意，但读者会传。我就采用这样一种手法。

真理报模式下，公检法是不让碰的，我就从碰派出所开始，后来碰公安局，后来更碰到法院。当时有人就跟我说：你南方周末好大胆，公检法你们都批了，你敢批解放军吗？我心里想——是啊，是不是能碰一碰解放军？后来我就找了谭军波商量，写了一篇《红绿灯下谁是老大》，批军车，解放军就没话说。我说红绿灯下是你解放军大还是交警大啊？交警非常赞同，全力支持，给了大量的资料、照片。后来把文章写出来了。分管副总编辑审稿时说不行，我说没问题，经过深入调查，资料都是确凿的。当时的副总编辑说，你不怕军区？我说我不怕。他说你不怕，省委书记谢非怕，他说你怕不怕谢非？我说怕。他说那就完了，你登出来你不怕军区，但是谢非怕，你又怕谢非，怎么办？后来我说好办，我先给军区审查。送过去，军区司令员说这个稿绝对不让登，我说我可以不登，你们能不能到编辑部这儿来听听意见，他们来了以后听取意见。后来军区就来了一次整顿。也就是说我们是有策划的，目的不是对军队有什么意见，而是是想打破一个潜规则，其他的报纸说既然南方周末都可以干，我们也可以干，潜规则就打破了。这种潜规则不仅是舆论监督。比如过去中国就是向世界宣布我们中国没有吸毒者，报纸是绝对不让登的。我们后来登《疯狂的海洛因》，中国不但有吸毒，而且有贩毒、种毒。没想引起江泽民的注意，江泽民批示要公安部、教育部、卫生部都要学习南方周末的《疯狂的海洛因》。后来公安部派人来要报纸，说江泽民要他们学习，说吸毒问题要从儿童教育开始。这样也就把一个禁区给打破了。过去的报纸绝对不能谈性的，认为是资产阶级下流的东西。我们专门开了一个“性与你”，不是我们对性有兴趣，而是我们要打破这个潜规则——报纸不能谈性。所以，实际上南方周末是通过不断的打破真理报模式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别的报纸说南方周末登了，也就跟着来了，实际上是为中国扩大新闻自由了。尽管我讲先做瓶、后酿酒，酒是新闻自由、瓶是新闻形式，但实际上我还是不断的在酿酒。但是，我不把新闻自由作为正式的办报诉求，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跟政府冲突。所以我给编辑部提出来先做瓶先搞新闻形式的改革，不要提出要向政府要新闻自由，但是不公开地做，打破它的潜规则本身就是新闻自由了。

生存策略

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了，南方周末不断的打破真理报模式，为什么能生存？我觉得第一个是广东的大背景。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领导应该说都是思想比较开明，加上他面临港澳，接受新的思想比内地的领导要早一些、快一些。他能容忍我，大概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我们的办报策略。因为我们始终注意不触及政府的底线。所以我很明确的提出南方周末要“四个维护”。第一个是维护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个是维护现行的政治体制，第三个是维护党的现行政策，第四个是维护社会的安定。这不是我的一种伪装，是我真实的办报方针。因为一碰就死了，你就办不下去了。

那么，既然“四个维护”，你还怎么还能搞活呢？怎么突破真理报模式呢？黄文俞临终前，我和他说，如果说真话有两种，一种是可说的，一种是不可说的。如果我们仅仅是根据政府认为可以说的说，我认为阿猫阿狗都会办报。把不可说的有一部分变成可说的才是办报人的本领。所以，我对黄文俞这个话是有所发展，我把不可说的真话划成两个东西，一个是硬雷区、一个是软雷区。

硬雷区我绝对不碰，你说我公开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煽动群众反对改革开放这样的文章我不给你登，我守住这“四个维护”。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话中央、政府为什么不让你讲呢？因为他怕副作用过大。所以我觉得这些是软雷区。第一你要把握好舆论导向，你不要反对政府，你是在政府允许甚至在他提倡的范围内作为主导思想去写这个报道。另外你掌握一定的度，你不是挖得越深越好，有时候你要掌握一定的度。中国产生很多负面的东西你不要说是改革开放造成的，改革开放是好的，这样来讲导向就对了。所以，我借这四个维护，保证了我们的办报安全。我们还有很多具体的策略，比如说我异地监督，我监督外省的我不监督本省的，因为本省的直接捅到省里面，省里面的领导直接管我。但我监督外省的你不能直接管我。当时的形势上只能这样做，这是一种策略。敏感的题材用平庸的标题。不敏感的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在标题安排上，不要是这个题材悲伤的时候，你再加上一个很骟情的标题，很容易出事。敏感的问题放在不敏感的版面。读者来信放在中缝里面，但篇篇读者来信都在说南方周末做的对，我的目标就是冲中宣部唱对台戏。反面材料正面导向。导向上不能不做妥协，要相信读者，导向上讲维心的的话。揭发的度上还有技巧，敏感的人谈不敏感的事，敏感的事让不敏感的人谈。胡绩伟的名字六四后不能出现，我就约胡绩伟的游记——有什么不可以的嘛。我登胡绩伟的家事，他老婆为什么嫁给胡绩伟——<<我讨了个富婆>>。王蒙不做文化部部长了，我就谈王蒙研究《红楼梦》。

我还“鸡讲鸡话，鸭讲鸭语”，中央往往一些口号下来，它有它的解说，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说法。我更多的采用知识分子的说法，这就是“鸡讲鸡话，鸭讲鸭语”。

办报的人还要学会政治分析，邓小平南巡的消息。我晚上下了班分析，邓小平的消息，谢非敢泄露吗，只能是邓小平本人。邓小平为什么把捅出去，是为了吸引香港传媒的注意。肯定他要讲话，为什么要出口转内销，他需要消化的过程，肯定是对当前的左不满。可能中国大的转折点到了。

我就试着发一篇《论奴性》，这是放一个政治汽球。放出来，没有反应，我就说以前的一些题材你们都可以写，不要担心。但是当大家都因南巡纷纷反左时，一旦都反左，我就要求编辑部原地踏步——不做被枪打的出头鸟。我都是从文革学来的。大家反左我就收兵了。你再清理也不能整到我。反正诸如此类的一些办法、策略，确保了南方周末的生存。

第三条，我们是个百万读者的大报，这也是我们生存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毕竟它要镇压我们的时候，要考虑老百姓的反应，因为我们是拥有百万发行量。一份报纸大概有6个读者读。我有六百万读者，这是我们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保障——不然我们早死掉了。

另外，我们给南方日报上交了相当多的利润，为了这个利润，南方日报千方百计地保护我们。我跟日报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可以领取利润的10%作为南方日报的奖金。这个合同基本上是每年跟南方日报定一次，现在的情况我不知道了。主要还是定利润额。因为每年利润额每年都会升高。95年，交了900多万，96年要交1700万。最高的时候好象是3900多万，接近4000万的利润。这样基本上快占集团利润的百分之百了。人家问我南方周末为什么不死？能做到全国独树一帜，人家不敢干的事你们都干了。按我的看法主要是这四条。

死里逃生记

93年之前，我们没有受过政府任何批评，都是表扬的。相反是省里面的先进集体，省委两次赠给我们“精神文明单位”。广东的气氛跟我们很融洽。

93年我们发行量达到一百万，正要办十周年庆典。

93年10月份，我们第一次受到政府的处分。这个处分很严厉，就是停刊整顿。起因是我们登了一篇文章：《袭警案》。就是老百姓把一个警察给杀了。后来查明这个警察做了很多坏事，老百姓才杀他的。文章是江西铁路局的一个作家写的。这篇文章登出来以后，公安部通过公安厅问我们，你们讲的这个案究竟出在哪一个具体的派出所。后来，我们才去问这个作者。结果承认是虚构的。

公安部长本来就有意见，因为我们总是批评公检法，这次算抓到把柄了——因为我们自己承认是假的了。他就告到中央，中央政法委书记批了，叫中宣部对我们进行严肃处理。这样，当时中宣部管新闻的常务副部长徐惟诚请示了部长丁关根，决定要我们停刊。

事后才知道，徐惟诚下杀手还因为我们报道了王蒙。王蒙从文化部长下来以后，新的文化部就连篇地批判他，他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坚硬的稀粥》。讲的是一家人一向老爷子当家，每天早上喝稀粥,大家吃厌了,这时让大儿子出来改革早餐,换换花样,但是下面几个小家,有的有了孩子,有的刚结婚,有的没结婚,大家都交一样的钱,起了矛盾。最后还是老爷子当回家,还是吃稀粥。这时候文化部办的文化报定它“改革不成功，影射邓小平”，整版整版地批王蒙。我当时很生气，说你不是要搞文革了吗？我就写了一篇叫做《王蒙的日常生活》，就说王蒙当时在研究《红楼梦》。

我还专门要了王蒙一张照片登在那里，文章登在一版左上角。我们在北京发行20多万，所有报刊叠着卖，露出的左上角都有王蒙的照片。结果北京市的报摊铺天盖地都是王蒙的照片。当时文化部那些人思想很左，气得不得了，说我们公开地跟他们打对台戏。他们就告到徐惟诚那儿了。

徐惟诚就跟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王强华讲，听说有一家报纸叫南方周末，这个报纸很坏，是不是把它停了算了？王强华告诉他，这是一个百万的报纸，读者影响很大，而且他们是有正式期刊号的。你没有一个很有力的理由，是没法停它的。所以，徐惟诚就把这个事情放下来了。

刚好，有两份告状信，一封是公安部的，就是袭警案失实的事；还有一封是安全部的。安全部的告状信说我们泄密，原因是我们登了一篇文章《白领阶层的黑色行动》。

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北京有一个外商服务中心，专门管给外国雇佣中国人。他在那里抽钱。这样很多人就绕开它私下跟外商接触。大概有产生了很多矛盾，我们这篇文章就是报道这个事情。但是，文章中写了“外商服务公司是安全部办的”。当时定位这个是国家机密。我们把这个事情公开了，安全部就认为我们泄密了，也要求中宣部处理我们。

因为这两个事，所以徐惟诚认为这是个铁钉子，就让我们宣布停报。这个停报的事——他不发文字，他打电话。打给省委宣传部，是一个分管新闻的副部长邹启宇接的电话。他就说“你要停南方周末这样一个重要的报纸？你们打电话不行，是不是发个公函来？”他说“不用公函了，这是会议的决定。他说有会议纪要，但不便发给你们。”后来邹启宇副部长说，停报这么大个事，只是一个电话，我们没法执行。结果就顶回去了。

后来他们第二天又打电话来了，说中宣部对你们广东省宣传部没有正式公函就不执行我们的指示，我们非常生气，说你们必须执行，只允许南方周末再出一期，就告读者开始停刊。这样省委宣传部觉得没有再谈的余地了，就马上发出通知。

南方报业集团提出不停刊行不行？那个副部长就讲说我们已经跟中宣部申请过，他们说不行。

这样，我们当时最头疼的问题是，我们停刊了，我们邮局有很多订货，我们该怎么办？这是个很头疼的事。另外一个是告读者书怎么写？有人就主张，干脆把中宣部停刊这个事说出来，有人说绝对不行，这样宣传部会很有意见。

后来，我想了一个晚上，这个事，究竟省委书记谢非知不知道？因为如果仅是中宣部的意见，省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还可以说情。所以，我早上起来就去报社，今天是南方日报的社庆，老社长都来了。

我就找社长刘陶，我问他谢非知不知道这个事？如果不知道，我觉得报社应该争取。刘陶告诉我，谢非出国了。他说昨天晚上已经跟主管工作的委省副书记黄华华通过电话，黄华华说他不知道。

因为是社庆，把历代的南方日报的领导和老同志都请回来了。黄文俞也是老领导，他就用手招我上主席台。黄文俞就很亲切地跟我说“你胆子很大，这次你踩着地雷了”。但是黄文俞这么一讲，当时主张办南方周末，现在退下来的老社长丁希凌叫起来了，说南方周末没有错，不管谁要停南方周末都是错误的。他还说“你不要紧张，以后你们再出刊的时候，你们不是一百万，是二百万的发行量”。

他说每期南方周末他都看，但是他说没看出有任何的问题。在主席台里面就议论开了。由老丁先发炮，就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但我当时采取的是低姿态，我就说我们有错误，因为毕竟是失实了。我说我们会总结教训，之后就没说别的话。不管他们很激昂地在支持我们，但是我始终采取很低调的态度。

保卫科通知我，说国家安全厅要找我谈话。我知道又是那个事。

安全厅有一个老同志，恐怕也是个比较高级的干部来调查泄密事件。我蛮紧张,双手都发抖,但他主动向我递了一支烟,我马上镇定下来。我就解释，这个稿子是公安部长审过的，而且特意让作者北京日报记者交给南方周末发表。原来安全部办了这个外商服务中心，但是出了麻烦总是公安部劳动部去解决，于是公安部与安全部产生了矛盾。我一看公安部长都审了，我就发了。

这老同志跟我讲他是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他不管出差到哪里，礼拜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上街头买南方周末。”你这篇文章登出来之后，我看过，完全符合事实。但是唯一的错误就是这句话，这是一篇好文章。但我现在不是吓唬你，你是可以拘留15天的。他说只要安全部说要把你拘留，我们也没办法保你，你自己要有个思想准备。”

那时候我晚上睡觉，突然间听到警车响，我不知道是不是来抓我，我一下子就醒来了，根本没法睡觉。

第二天，社长刘陶找我，说我们的报纸不用停了，说谢非同志有批示。谢非同志的话大概是这样的:“要处理一张报纸，首先要分清它是好报还是坏报。如果是一张好报，哪怕是一篇、两篇、三篇、四篇、五篇、六篇，”——他讲到了六篇文章——“如果有问题，都是具体文章的问题，中宣部对南方周末编辑部怎么处理都可以，但是报纸不能停。”

谢非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呢？大会散后，这些老同志又在一起开会了，照例要给南方日报提些建议。这天大家都在那里谈南方周末这个报纸不该停。这时候广东前任省委书记，人大主任林若，他也是南方日报的老领导。他就讲什么文章错误那么严重？一篇文章就要停报，拿文章给我看一看。后来就赶紧把文章给他看了，他看完以后说“你们公检法的问题少吗？就算批了你一个小警察，批错了又怎么样？”“我们改革开放，经济搞好了，说我们是广东文化沙漠，我们办了一张好报纸又要停，广东省就是不敢顶，不停它又能怎么样？”大概林若讲了这样的话。

黄文俞听了以后，讲“你是当过省委书记，是大官，你讲话口硬，你是秀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只有做检讨的事。但是南方周末要停刊，告读者书必须由谢非签名，以对历史负责。谢非不签名，你们不要登。”他说话也是很硬的。

这些情况都是南方日报一个退休的副社长黄每透露给我的，他还说：“我今天要来给你传达这个事，不是我们几个老人在那里胡说八道。这是中国广东几代新闻界老共产党人对你的支持，你有了这几句话，你的撤职应该心安理得”。我说如果撤职，我心里很安，能得到这么多老前辈的支持。

林若打电话给黄华华，把这次会上所有人的话转给黄华华，黄华华就转给谢非，谢非接了电话后，就把他带出国的那些智囊都找来，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讲了。大家就说这些人把我们广东人都逼得没路走了。又说我们是广东文化沙漠。我们办好一张报纸又要停刊。这次我们不能再退让，不停。

谢非就说不停，那得有个理由啊？他这几句话是他的智囊给他讲出来的。

后来就把谢非的意见报了中宣部，中宣部就说谢非，你就这么一句话不行。你们如果不停，需要广东省委的正式文件、正式报告。他停我们报，只是个电话，没有正式文件；但是我们不停，他就一定要省委的正式公文。省委还专门开了常委会讨论。给中宣部的报告是省委宣传部起草的。我后来听参加会的人告诉我，当时大家也很激动。这个报告里面有一句话“以上意见是否得当，请批示”。后来这些常委们说报纸是我们的，请谁批示？删去。

可见这时候南方周末能生存，里边有中央和全国的两种力量，就是“左”的跟“改革”的力量在抗衡。

中国的事情就跟钟摆一样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 “反左”的声音强起来了。但93年又反过来了，93年夏天的时候就治理整顿，这一年又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左”的力量非常强，卷土重来。所以说，中国事情是钟摆效应，大家都是命运共同的。

谢非有一个意见就是叫南方周末在头条写出一篇检讨文章，但是报纸不停，要争取主动。要省宣传部长于幼军跟分管南方周末的副总和南方周末的主编上北京直接向中宣部汇报，给个面子。所以，我就写了《沉痛的教训》。文章登出来，我差不多收到有一千多个读者来信。有90%赞扬南方周末这种大报气度，说失实的报纸多了去，只有南方周末为一篇文章的失实，在头条里面做这么深刻的检讨。读者说以后会更爱南方周末。但是只有百分之七八的人说，我们从这篇文章里面听到你们痛苦的呻吟。即使南方周末今后再办下去，也不会再是我们的南方周末了。他知道我们是受到严重打击写下来的，以后南方周末方针一定要变。

正因为这样，我就跟编辑部讲我们的方针一点也不能变，该讲的话还是要讲。有人问我“你在整顿期间，这样行吗？”我说你们知道台风中心是最安全的。中宣部杀我们，谢非保了，没杀掉。他能又杀一次吗？但我们这时候调整我们的方针，我们将大量地失去我们的读者。我觉得我当时挺有胆量的，其实也是在文革中学的政治智慧。接着就整顿了。

这次事件对我们是个教训——必须有新闻从业人员素质。我们以前是采编合一的，现在成立专门的记者团队，要把南方周末往新闻这方面去转了。于是我们做了一次真的整顿，而不是应付中宣部。而且我也做了三次检查。

广东宣传部部长于幼军找报社社长，说左方应该要撤职了，但是，刘陶社长说一个报纸出现新闻失实，如果不是有意的，是经常会出现的。他说左方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已经检讨了三次了，已经超规格了。他说如果为这个事撤他的职，以后谁再敢当总编辑？刘陶说我的水平就这么高，小于，你没经历过，处理一个人容易，平反难啊！但是以后你要给老左平反的时候就难了。把这个事情就顶过去了。

接着我们主动进攻，请中宣部领导吃饭，跟他们讲，说因为这个事，我们推迟了我们的十周年庆祝，现在准备办了。请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派领导来参加我们这个会。那时徐光春副部长就笑了，说好大胆的南方周末，我们杀你们不死，你们居然要我们来给你们祝寿！后来，我到中宣部的副部长徐心华的房间，开心见诚地把我的思想都跟他吐露了。我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我说中国的新闻一定要转型的。我说我们转型，让中国的新闻更平稳地过渡。

南方周末为什么这次能死里逃生。

第一，大多数官员是这样的:当你触犯这种规则的时候，他因为有这种职务行为要批评你、通报你。但是他们作为读者身份的时候，绝大多数官员都是喜欢我们报纸的。实际上处理我们报纸的那个邹启宇副部长，他处理完，专门在春节给我们拜年。他跟我讲，他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在阅览室看报，所有的报纸都是没有人碰过的、干干净净的。只有南方周末翻的很惨。他说所有的人见面都讲你们广东出了一张南方周末，他感到自豪。所以，不要看成我们跟政府对立、跟官员对立，没这回事。中宣部副部长徐心华和徐光春。他们说报纸办得不错，每期他们都带回去，家里人很喜欢看。

还有一种就是非常顽固的坚守真理报模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突破了就是资本主义。这种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更多的是利益上的东西。你触犯了某个集团、某个部门的利益，他们要向中宣部告你们的状，中宣部又不能不处理，它是个执行机构。而且又有政法委书记的批示，他们是不能不去执行的。所以南方周末很多是触犯了这种既得利益。

但是南方周末从来没有后台。你问到谁在支持南方周末？我说南方周末没有后台。谢非保过我们，但是我从来没见过谢非，谢非从来没给我们任何指示；包括刘陶也没向他汇报我们南方周末的事情。

而且省委宣传部从来就是中宣部不下指示，它从来不批评我们，中宣部一下指示，他就照章办事，要压我们。但是没有中宣部的指示，完全是出于广东省自己的，我还没碰到过。中宣部有一个审读委员会。你问到审读小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都是一些老新闻工作者，退休的人。因为思想开放的人不可能愿意做这种“文化警察”。他挑选那些最“左”的，也是真理报模式的捍卫者，他请这些人来做审读。

<<南方周末>>出事是破坏既得利益者与意识形态的真理报模式，南方周末能死里逃生是因为改革派官员保护我们。

94年我就退休了,但江艺平接手时提出：要左方陪我跨世纪。所以我反聘回来协助江艺平工作。直到1998 年才完全退出。在江艺平手上，<<南方周末>>才真正地开花结果。

新闻改革四个阶段

回过头来看中国新闻改革的路：

第一个阶段就是突破真理报模式。

《南方周末》的任务,第一就是突破真理报模式。当时学苏联很痛快。意料不到搞掉这么难。打破真理报的潜规则是通过报屁股造反达到的。在这种体制下只能走这条路。第二，我们把报纸引进市场。真理报有上百条潜规则，打破这个潜规则。首先恢复报纸的商品属性走进市场。

但第一阶段真正市场功臣是黎元江。他是真正大规模地使报纸市场化，第二个是《华西都市报》，接着就是南方都市报。关健是第一任南方都市报老总，他来问我要办南都报，要不要去。我说要去，这是个伟大的事业。他说为什么？我说南方周末了不得就是在真理报模式打开一个洞，只有都市报才是真理报模式的融解剂，才能彻底融解，办南方都市报就是按黄文俞提法，“只要无害，就是赚钱”。都市报纸可能带来不少新闻垃圾，不要怕，因为只有通过这个才能把真理报融解。他一上来就搞了变性人的新闻。上了一版头条，还连载。不少人说关健怎么堕落到这个程度，我为他辩护“关健是玩浪者，我们是海边散步的人，玩浪的人是生死问题，我们可以说三道四，但心情是很不一样的。他登这个有什么了不起。报社不给他资金，他只有向市场讨生路。”

第一个阶段是南方周末与都市报完成的，这第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九八之后。如果第一阶段是“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不说假话。”第二阶段南方都市报的“满足读者的知情权”已把新闻自由做为办报诉求，也就意味着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阶段要有三个条件，一是真理报潜规则打破，第二条件是报纸进入市场。第三个条件互联网出现，第四新一代新闻人进入主导地位，高举新闻自由的旗帜。这个阶段是风险大大增加。我只是写检讨而已，他们不是写检讨的问题，而是要坐牢，新闻与体制正面冲撞，领军人物是程益中，李大同，焦国标。

这个阶段要重新建立新闻与民众的脐带。真理报时代传媒是很软弱的。“南都案”，“冰点”事件，老百姓都没有介入。而香港报媒出了事，老百姓是介入的。因为中国内地老百姓不知道传媒是代表他们的。新闻工作者使命不是异地监督，不是搞大案要案。而是民生问题，关心民众，维护权益，关怀他们，脐带才能重建。我讲的是“凉亭效应”，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传媒救不了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凉亭，你老百姓来这来歇一下，抚伤口，替你呼唤不平，对民众做的是这样的事情。民众会慢慢感受传媒与他们的利益是联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并没否定广州禁摩政策，而是替摩托仔的苦衷讲话。广州政府敢于处理南方都市报，摩托车仔会造反的。南方周末写深圳的女儿国。揭发黑工厂，有个女工出卖肉体才有工作岗位。我要抢救他们吗？不是，要给他们一点抚慰，还有爱他们的人在。只有这样新闻才能扎下根。我们才是有力量，如果老百姓意识到这个，他们才不敢这么放肆镇压传媒。脐带接起来，新闻才有力量，这力量不是我们的文章，而是我们文章后面的民众。七八年到九八盼了二十年时间，完成第一阶段，现在第二阶段也有十多年，但第二阶段的任务还未完成。

第二阶段新闻改革其实是与中国改革的最大问题联系的。因为中国改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权贵跟经济的结合可能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危险，所以我记得钱钢问我，南方周末有一天刀往谁头上砍去？我说大刀向权贵资本主义头上砍去。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开始露头了，官倒之后接下来就是圈地运动。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中国发展最大的阻力。十多年来,这个问题不但没有遏制，反而会更疯狂，变成一个社会大问题了，这是必然的。南方周末先磨剑，如果真的有一天剑磨出来的话，南方周末的刀有一天举起来的话，就是要向权贵资本主义头上砍去。中国最危险的就是权贵资产阶级。

第三个阶段：淡化传媒行政色彩，逐步走上主编独立。这是十多年以后的事，南方报业总经理说他还是搞不清自己是企业，机关，还是事业。这个问题要搞清。必须淡化行政走上采编独立。要渐渐淡化党的领导。

解放报禁。第四阶段。台湾陈映真和我谈过一次，他说：“台湾开放报禁前四个月我们都很兴奋，准备资金，人才，开放报禁，果然出现了很多报纸，人家都赞好，但卖不出去。我才知道开放市场不是给你办报的机会——没法和原来已占有大量资源的报纸较量。”真正到了第四阶段，报纸应当及早从体制内脱胎。

（全文完）

附左方简历：

左方先生是中国大陆著名周报南方周末的创始人。他1950年参军，在军队服役７年；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分配到南方日报，长期任文艺编辑；1983年受命筹备办南方周末；1984年2月南方周末创刊后，历任副主编、主编，直至1994年退休。1994年至1998年返聘为南方周末工作。本文根据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卓丽凤博士和中心访问学者翟明磊先生访问左方先生的记录整理。

Tags: 传媒, 官, 政治, 新闻,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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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对韩寒感兴趣，缘由是前几天无意进入韩寒的博客，并看了文章《北京长期单双号限行之后》。上一次关注韩寒还是高中时代，那时的他是一个标杆，明确的指示出自己文笔上的距离，不幸的是，今天依然如此。

于是看了三个相关视频，一是韩寒大约18岁时的《对话》，以及最近的《鲁豫有约》上下集。鲁豫的风格从来是让时间愉快的流走，而《对话》则要人耐着性子看完，尤其是非经济类主题时。

时隔八年，一个中央，一个香港，一个稚气未脱，一个成熟大气，这强烈的对比实在有趣，不多说，自己看吧。

对话

鲁豫有约上

鲁豫有约下

Tags: 传媒, 文化, 牛人异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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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www.xici.net/b6775/d32165654.htm

11月8日，记者节。

在我们看来，这一天的意义不仅是可以上街庆祝，也不仅是可以因此多领到一笔特别奖金。在这一天，思考一下什么是记者，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记者，将有助于我们的职业获得更多尊严。

你可以不当记者，但是如果当了记者，你必须是个好记者。〈南方周末〉这样教育它的记者。于是，这份报纸一度成为了中国报纸当仁不让的精神指针。这是一个神话般的报业孤本。

在这个记者节，我们萌生了这样的念头——追踪寻访南方周末走向鼎盛时期的骨干记者，他们在南周的光辉岁月，他们的个人变迁，他们对时代与新闻的思考……以他们这个群落的历史，来述说转型期中国的故事和中国新闻的演进。他们虽然现在大多已不在南周，甚至有些已经没有在媒体，但是他们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符号意义，却历久弥新。而他们的困惑与尴尬，也逼视出性格与时代的矛盾。

作为与南周有着近似定位与追求的区域新兴媒体，我们无意于以此攀龙附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印记，试图复制是愚蠢的。我们仅仅作为记者，以这些文字向那些优秀的同行致敬，并对个人新闻价值观，做一次提醒和梳理。

感谢10余位受访者认真回答我们的问题。同时，由于时间与资源的局限，我们遗漏了很多重要的采访对象，谨此致歉。

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

        ——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

重庆时代信报记者田间 吴鹏 黄大赛 杨冰

之一

《南方周末》前著名记者——现任《南风窗》总编陈菊红，写了一篇后来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文章——《离开》。在文中她这样写道：“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正是在这些金子般的日子里，一群追求理想的人，带着一张报纸，走入了中国新闻发展的黄金时代……

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南周”记忆

1995年，这个年头是南周的第一个分水岭。此前的《南方周末》是一个以刊登文摘稿件以及娱乐八卦新闻为主的报纸。

但是《南方周末》又不同于一般的文摘报，渐渐有了一些大特写和纪实文学一类生猛的稿件。当时，它在严格意义上只有一个真正的记者，名叫朱德付。

朱德付，现任京华时报总编。自1988年中山大学硕士毕业踏入《南方日报》后，就一直在中国报界赶路；到《南方周末》，是他进入报界最初的一段履历。其后在《南方周末》“官至”编委、新闻部主任的朱德付日前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说，自己当初进入“南周”纯属偶然。当时的“南周”还是一份娱乐化的文摘周报，报社当时安排几个年轻人进去，无非是想让其做得更娱乐化一些。谁知这些年轻人不安份，他们觉得在那么如火如荼的改革年代里尽编些家长里短的“八卦新闻”，很没劲。

“南周”的内容及作业方式就此转型，从过去一张靠裁裁剪剪拼凑而成的娱乐小报，迈向一份自采自编为主的综合性新闻周报。跨过1995年的门槛，从此便开始了这金子般的日子，一群自称为“雅典公民”的新闻理想者，开始在“南周”旗下聚集。

前南方周末记者，后来成为国内著名报纸发行人的谭军波以其职业经理人的思维，将2001年前的南方周末分为清晰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左方时代，北大毕业的左方是有着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与启蒙主义思想意识的领导。他奠定了《南方周末》的精神基调。

第二阶段，游雁凌时代，即转型期。从一份文化生活报转型为综合性大型新闻周报。发行突破100万，广告收入几千万。在全国形成了真正的影响力。

第三阶段，江艺平时代，即鼎盛期。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产品最成熟，广告过亿。《南方周末》成为南方报业乃至全国报业的“黄埔军校”。

谭军波说，那些年，值得珍记的事件很多，如连载《文革十年史》一文差点令报纸停刊，发行过百万，90年代初扩版成功等等。

孙保罗，前南周主力记者之一，在接受本报的采访时说：“这样的日子，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应该是1995年到2001年吧。在这段不长不短的时间里，那张总令人有点那么牵挂，或爱或恨的报纸，带着一群人改变了命运，也开始走向她的宿命。”

当记者打电话要求采访的时候，南周当年著名的法制记者郭国松正在北京给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演讲，“面对那些满脸青春如我等当年的年轻人，我忍不住给他们读了一段《南方周末》1999年的新年祝辞：《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郭国松说：“今天在这里读到这样的语言，我仍然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谭庭浩，1991年夏天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分配到当时的南方日报社，历任《南方周末》“人与法”版记者和编辑、“阅读”版编辑，2001年，出任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

谭庭浩告诉信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的‘南周’，更像一个家庭作坊，很有家的温馨。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南周’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毕竟对一个刚大学毕业的人而言，第一份工作就能够遇到一个没有人事纷争、能够畅快淋漓做事情的媒体，确实是种幸运。加之当时的《南方周末》，在中国还是一枝独秀，一篇稿子发出去，洛阳纸贵的时候很有个人成就感。”谭庭浩说。

中国新闻的黄金时代，就在这种氛围下——拉开帷幕。

人才聚集

“南周”转型期，也是“南周”人才大引进的开始。

1996年9月，“南周”扩版，报纸稿的源成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周末》就通过招聘，欲将全国各地的优秀记者收归旗下。

杨海鹏，1999年被招聘入“南周”记者队伍，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说，“因‘南周’当时积累了一些资本，并要找全国最好的记者，所以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新闻人的大聚集。”

曾任一版编辑的方三文在“南周”成名之后，被他故乡福建武平的一个热爱《南方周末》的大学生称之为“巨大的传奇”。而方三平说，自己最初加入“南周”时，也有一个这样的“巨大的传奇”在诱惑着他，“当时我觉得，《南方周末》就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最好的媒体，也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到现在为止，我都为当时能进《南方周末》感到幸运和自豪。”

孙保罗加入的时间与方三文差不多。临上去广州的飞机，他被父母逼着吹了个头并且穿上了件西装，这身打扮更象“一个县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大家见了，露出忍俊不禁的表情。但是就是这个“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因为“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

孙保罗第一次到广州报到，沈灏用摩托车接上他，在五羊新城的小街里飞快穿过，到一家酒店聚餐。便很羡慕沈灏的摩托车，后来知道那是公家的。

孙保罗回忆说：“我还记得2000年新年的一天，开完周会，在报社的走廊上的公告栏里，我看到了一封信，信旁边贴着一个手工做成的扇面。信的大意是：我从你们的文章里知道，你们是一群为民请命，不畏强权，铁肩担道义的好记者。我知道你们经常面对各种引诱、压力、威胁，甚至是凶狠的报复，但是作为一个80高龄的老人，我尽管很想，却无法拿着武器跟在你们后面去保护你们，保护你们就是保护这个社会的良心……我无法表达我对你们的感情，只能够在这个自己做的扇面上写下你们的名字来祝愿你们健康幸福。”

“在一排熟悉的名字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站在那里，热泪横流，因为感谢上苍，我这一生终于有了可以值得自豪的最珍贵的奖励。”

比方三文幸运的是，孙保罗坐到了陈菊红的对面。“刚到广州的时候，新闻部办公室共五个人，陈菊红是唯一的女性，而我就坐在她前面。我在外面采访，有事找领导或者编辑，总是她先接电话。而这个人最后成为了我的妻子，现在成为我儿子的母亲。”

余刘文1997年10月份离开《成都商报》，谈及离开的原因，余刘文说，一是“个人感情问题”，其二是自己老想做大稿。他曾经花了42天采访，做了一篇《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引起的官司的深度报道。不过日报的生产流程显然不能经常让它的记者花上40多天去做深度报道。

到周末以前，余刘文实际上只看过两次《南方周末》。决定去是因为看到一个由沈灏、孙保罗、方迎忠等做的一个三峡截流的专题，标题是《美丽的三峡我的家》。“当时全国99%的媒体的三峡报道基本都是一个调子，只有南方周末说‘NO，我还有些其他的感觉和想法’。这种感觉俘获了我。”余刘文说。著名杂文家鄢烈山看过他写的吴宓的报道，给当时的主编江艺平说：“不错不错。”第一次出差回来，江艺平就拿来合同说：“签字吧，小余。”

比方三文、陈菊红等稍晚，李玉霄是1999年正式进入《南方周末》的。当1997年《南方周末》黄金时期开始的时候，李玉霄还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而李玉霄对《南方周末》“感兴趣”，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特别是小平逝世那期，我的印象最深。”李玉霄说。

1998年毕业，李玉霄来到南方周末实习，1999年正式成为《南方周末》记者队伍的一员。

1988年，杨海鹏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年的老师，之后还做了4年的法官，在法院研究室工作。

由于研究室还有接待记者的任务，所以杨海鹏经常与媒体接触。

“我觉得他们写得还没有我写得好，待遇还比我高，所以我就进了报社。”杨海鹏说。1993年开始，杨海鹏到《上海青年报》做了四、五年记者，之后便参与创办《申江服务导报》。一年之后，加盟南周。 “南周为青年的我带来很多欢乐，可以实现年轻人那种游侠梦，也包括我对中国形势的判断，这对以后我的生活有很大帮助。”

一个象征

提起“南周”这一时代，不得不提起的一个人就是江艺平。提起江艺平，老“南周”人总是不吝赞誉之辞。陈菊红在《离开》一文中写道：“江艺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温和，亲切而纯净的，具有桃李不言的诱惑力。”

“江艺平非常有才华，她和丈夫用文言文探讨国学问题，其文采和思想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但是她很低调，无为而治，每一个编辑记者都可以和他当面讨论稿件得失，甚至忙的时候她可以去当编辑的校对。”余刘文回忆说。

人们惯常称江艺平时期的《南方周末》为“江艺平时代”，李玉霄立即否定说：“不应该这样说，我们一般叫她江艺平老师，提起江老师，想到的不是宏大叙事，而是她那种人格魅力，那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感染力。”

说起江艺平的亲和力，李玉霄举了几个例子，在电梯里，出电梯时，江艺平肯定主动让别人出去；在楼道里与江艺平面对面走过来，距离四、五米的时候，就会发现，她肯定有一个细微的“让”的动作。

至今一个细节让李玉霄清晰记得，在1998年实习的时候，李玉霄与从菜市场回来的江艺平相遇，江艺平拎着菜告诉李玉霄，《南方周末》决定吸收他进记者队伍。

另一个重要的人钱刚，时任南周副主编，现任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亦是“南周”一代人的精神支柱。

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每个人都在自由烂漫的开放。南周人是理想主义者，也都是一些散漫的、晚上不睡觉的家伙。陈菊红在〈〈离开〉〉中写到：摄影记者方迎忠，办公桌以乱著称，基本上是一座小山。你跟他要图片，他就说，我有，但要找。你急，说看你这里这么乱，什么时候找到。他就说，乱不怕，你们千万别动，谁一动，我东西就找不着了。所以当你看到那小山不见了，那猫在小山后面的平头也不见了，叫人半天也愣不过神来。

陈菊红为了编辑内部刊物〈〈马后炮〉〉一直工作到深夜，为的是第二天的周会上大家可以人手一本。

“我的同事方三文和连清川像两个游魂一样突然在12楼晃出来，帮我把它们订好，然后我们一起去五羊新城的“一品轩”吃了粥。回来的时候，天都有了亮光。”陈菊红写到。

因为一年到头都在出差，“我一年只有一个多月在广州”，方迎忠说。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氛围很好，但是也经常争论。尤其是半年业务讨论会上，经常拍桌子，不过一下来马上就好了。

“后来有人说南方周末派系林立，我不承认，《南方周末》只有阳谋，没有阴谋。”余刘文接受采访时为自己曾经的团队正名。

之二

他们的新闻时刻

朱德付：6年追踪刘秋海事件

朱德付是《南方周末》从一张娱乐小报转型为新闻周报的第一个记者。就是这位“第一个记者”，在南周的岁月中创下了诸多当时新闻界乃至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他操作过建国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桩新闻报道“刘秋海事件”（前后跨度6年），他离开南周后其他记者还接着进行了追踪，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说他是“为民请愿第一人”。四万多字的长篇特稿《寒梅苦争春》，在两个月内连续刊发完，这在当时的中国报界也是绝无仅有的；《南方日报》在国内首开新闻连载之先河，以《我不是一个坏女人》为题在25天时间内将这篇特稿与《南方周末》同步刊发。一时间，引得南方甚至全国洛阳纸贵。

谭庭浩：“人与法”成了“第二个头版”

谭庭浩初入南方日报社，适逢《南方周末》由4版扩至8版，于是，与同期入驻的新人一起被派往了南方周末，“那时的《南方周末》还是一份文化性、副刊性很浓的报纸，‘人与法’是扩版后新增加的版面，决定尝试一下自己专业外的领域，就选择了做‘人与法’的责任编辑。”

谭庭浩与陈朝华其实是轮流做编辑和记者，名字写前面的，才是当月真正的责编，另一个则在外面跑新闻，下个月二人轮换。90年代，法制报道开始在中国呈星星之火，当时《南方周末》的“人与法”，也多是“一些男盗女娼的故事”，可读性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就是这个第五版的“人与法”，被做成了当时“南方周末的第二个头版”，1995年下半年，“人与法”版出现了后来颇有影响的“西窗法雨”栏目（第一二期名为“西窗法语”），每期一文，一直到1997年4月11日才最后结笔。“文章作者‘一正’并不是我，而是当时中山大学法学系的一位年轻教授，他是学西方法律史的。”以西方的法眼看中国的现象，对那个时代的法律意识有很好的社会启蒙作用。不久，花城出版社就将“西窗法雨”结集成册。

余刘文：很多黑暗超出我的想象力

到《 南方周末》后不久，余刘文就扳倒了昆明恶霸孙小果。孙是昆明黑社会的老大。强奸轮奸案发后被捕。他的势力太大，养父母都是市、区公安局的主要领导，亲生父亲更不得了，在军界位高权重。这样的背景下，具体办案的警察很难熬。如果不是南方周末进行了报道，案子很可能办不下去。采访非常难，昆明市检察院一些负责人很抵触。最后所有内幕捅开以后，他们都锒铛入狱。原来他们帮孙小果修改了年龄，以未成年为由只判了三年，而就在判刑以后，孙依然开着军车和警车到处为非作歹。

在1998年5月南周新闻部内部刊物《马后炮》上，余刘文如此叙述他当时的险象环生：“ 我被告知，孙小果的同伙尚有七八十人漏网，不知所踪。这条消息很快在市公安刑侦支队得到证实。

我当夜没法入眠，满脑子是孙小果那帮漏网“兄弟”，他们隐匿何处？也许就在身边。昆明的同学说昆明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白天小平管，夜晚小果管”。就这样到了12点，突然电话铃声大作，简直要命，这个电话接不接？也许对方就在楼下。我最后还是麻着胆子把话筒摘起来，甚至连台词也想好了，只要对方威胁，我就说‘你们这下真正把新闻做大了’，结果电话里传来娇滴滴的一声──‘先生，要不要服务？’”

还有一篇《生者》给人印象也很深。四川泸定县某乡的一个派出所民警赵林，在街上开枪射杀9个村民。9个人里，70岁以上的两个，50岁以上的四个，孕妇一个，青壮年只有两个。起因很简单，杨家在村里杂货店里欠了600元钱没还，双方发生争执。杂货店老板就找来赵林帮他出气，赵骑着摩托车来到正在赶集的街上，用手枪对杨家人进行点射。被射杀的9个人中，只有一个杨老太太手中握有一块沱茶，其他人空无一物，但是四川某些报纸居然报道说，当地执法环境恶劣，民警开枪是不得已。

余刘文前后去采访了两次。第二次去的时候已经有招呼不准报道了。于是没法正面报道案情，而是以报道事发后的死者余孤的方法，写出了这篇叫《生者》的报道。赵林最后还是被枪毙了。

余刘文说，我见过的黑暗确实太多。即使这样，有些事情仍然超出你的想象力。

郭国松：“买我的人头”绝对是谣传

在郭果松的职业生涯中，让他最感压力的一次采访是在山西运城遭遇的。因为报道假渗灌问题和当地政府报复《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的事件，他曾经连续5次去山西运城采访，一次被人跟踪到所住的运城大酒店，监视其行踪。另一次是高勤荣案件开庭时，郭果松被挡在法院门外，后来，当地某要害机关的人士几次打电话给郭，说是要抓他，让他赶紧离开。他说，凭什么抓我，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见郭果松坚决不肯离开，他又打了几次电话，其中一次口气很严厉地警告我：“在这里，只有想不到的事情，没有不敢做的事情！”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坚持到庭审结束，才与北京来的律师一同离开。后来，为推动高案的解决，郭果松又秘密去了运城一次。

郭国松说，在我的印象中，中国新闻界至少有两个知名度很高的记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有人要出20万或者50万买他的人头。我对这种说法一向嗤之以鼻！身为记者，一切行踪都是公开的，住在普通居民区，又没有保镖，手无束鸡之力，如果真有人出此恶招，哪里用得着几十万？所以，我虽然确实有过被威胁的经历，但我从来都是一笑了之。

孙保罗：我在贵州被“斩立决”

在加入《南方周末》前，孙保罗便因“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后因腐败而入狱）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

孙保罗说，有人说我在贵州的报道与权力对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实际上是夸大了。我所做的不过就是按照调查性报道的方式做了几篇报道而已。刘方仁被激怒，主要是我做的《贵州现象》、《让混混干部也下岗》，文章里把贵州基层政府机构的臃肿、低能、无为的情况暴露得很彻底。所以他们给我扣上“破坏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破坏贵州改革开放形象”两顶大帽子。他们给我的打击报复是摧毁性的，到周末前我是某中央级通讯机构驻贵州分社电视社的新闻部主任，被“斩立决”，扫地出门。他们甚至派人沿着我曾经采访的线路，调查我的黑材料，如果有问题就要“办进去”。

孙保罗还记得他和郭国松到长沙采访传销大本营，被一群狂热的传销人员围堵在出租车里，高喊把假记者拖出来。他们报警，可是对方让他们找当地的警方报案，而他们可以看到穿着警服的人就在包围的人当中。尽管电话已经被挂断，他们还在大声装着通话：“防暴队已经出动了？到哪里了？”

这些经历给孙保罗的感触是：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仍然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天职时刻提醒他们站到另外一边去谨慎地注视着权力世界，而当他们真正象发出质疑的喉声时，却可能被失控的权力之手捏住喉咙。但青春和热血可以把这种危险的斗智看作刺激的“冲浪游戏”。一代人乐此不疲，引以为豪，造就这张报纸神话一样的孤本。

方三文：谁说城市没有贫民窟？

方三文接受采访时很低调。他说，惊险和传奇在我采访的经历中从没出现过，尽管我也很希望它们出现。至于难度，倒是始终存在的，找不到核心消息源，找到消息源他不肯说，这是最让人苦恼的。

而事实上，无论是蒲田游医、广州火车站整治等调查稿件，还是追踪民工潮、福建因学费上涨而上不起学的同胞姐弟、可可西里野牦牛武装反偷猎队的报道，方三文都为读者留下了揭露邪恶、关注弱势群体、为弱者代言的深刻印象。

就在城市市长们宣称城市没有贫民窟的时候，方三文在对北京郊外大都市边缘人群进行真实细腻的描述后，发出了“这是不是贫民窟？”的质问；就在一些“专家”为教育产业化鼓吹的时候，一篇《两份沉重的录取通知书——学费上涨的背后是什么？》引人深思。

赵世龙：我是那只跳得最高的跳蚤

现在国内的新闻界，是十个手指捂跳蚤，谁跳的高，就捂谁。赵世龙可能是跳得最高的跳蚤之一。正是这只跳蚤曾经爬上过三峡大坝亲手摸到了大坝裂缝；曾经登上洗脚城楼顶进行偷窥式采证；曾经潜入地底，趟过南丹矿难中无边的大水；曾经揭出了“长州戒毒所强卖戒毒女为娼案”的天大丑闻。

赵世龙回忆说：“为了写《三峡大坝开裂》，我爬上三峡大坝。当时的三峡公司领导班子正要换届，而三峡大坝出问题是上一届就出了。所以当时我去之前，三峡公司就已经有了一个新闻吹风会。就是说假如若干年之后，三峡公司出了事情，那也是上一届的事情。我去报道这件事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对这件事情也很重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都谈过三峡的事情，说三峡的事情不能出问题，三峡工程是关乎千秋的大事。我当时把握到了一个大的走向。所以才能报的出来，报出来没有捅什么大篓子。”

“《湖南嘉禾高考舞弊案》，那是我自导自演的。当时我想，要揭黑就要揭彻底，既然当时湖南嘉禾已经是黑透了，从教育局到考生都是一致的，我没地方检举也不可能检举。我去郴州教育局检举的话，就象到爹那里去告儿子也行不通。”

“记得当时我光着膀子在某洗脚城楼顶上拍了三天三夜，终于让这起丑闻曝光，确定203名考生作弊并被取消高考资格，嘉禾县各类教育全国统一考试考点资格被取消，包括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教育局长等19人被“双开”、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或给予行政处分。”

李玉霄：灾难记者的生命意识

由于鸡西矿难、焦作录像厅失火事件等重大伤亡事故的报道，人们谈起李玉霄总喜欢用“灾难性报道记者”来称呼。对李玉霄的工作，南方周末副主编钱刚曾说：“别人写死人人数十从政府报告里面抄的，而李玉霄是自己去数尸体数的。”

但是李玉霄认为，自己对突发性重大伤亡事件的报道是巧合，不是可以偏向这类稿子，对于曾经作过的报道，李玉霄自己的评价是：“还行，还能放得住。”

在李玉霄认为，对突发性重大伤亡事件的报道，一是要贯之以南周理念，即对生命的珍视，其次就是要对事故的原因进行推究，找出偶然中的必然。

李玉霄印象最深的是对焦作录像厅的报道。焦作的一个录像厅在放黄色录像时将卷闸门锁上了，结果由于暖气燃烧失火，７４人全部被活活烧死。

“事故发生后清理现场，一开门，呼啦啦一大堆烧焦了的人骨头向门口扑倒而来。”李玉霄回忆说：“这些人是在找出路。这种失火，人是可以跑出来的，但是因为是在放黄色录像，所以老板只有锁门，结果没有人活下来。”

李玉霄发现，死者中大部分为民工，所以他的采访就从录像厅转移到民工工地上了。他给一些民工扛行李，到工棚里陪他们聊天，了解了民工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一面。一些刚到城市打工的民工，由于没有住处，只有花两块钱去看录像，还可以在里面睡觉。

并且，李玉霄发现这个录像厅用的椅子时当地开人大会议退下来的旧椅子，这个录像厅老板与当地政府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方迎忠：凌晨3点是拍片子的最好时间

方迎忠在《南方周》6年，几乎没有光明正大的对着采访对象去拍，都是以偷拍为主。他说，我们常常都是被新闻封锁的对象，几乎没有用过正式记者证去采访。比如洛阳大火案，方迎忠和李玉宵联袂出手，但是各做各的，不在一起住，也不一起采访，怕的是被当地有关部门一锅端。拍完以后，不敢去冲印店去冲。

在河南采访艾滋病村，到上蔡县一个村进行调查。村里封锁得很厉害。采访了两三家，匆忙的拍了一些片子，翻拍了一个死亡名单，就听说村干部追过来了，要抢相机。方迎忠与文字记者一通猛跑上车，才脱离险境。

“朔州假酒案，我们是最早报道的。大年初一，山西一个朋友告诉了我这条线索，我拉上郭国松一块去。从太原再到朔州要过一个大山，下大雪，非常冷，零下几十度，车差点翻到山底去了。到朔州后，没有地方吃饭（春节饭馆关门），没有地方睡觉（都满了）。当天拍完就返回太原。大年初四，独家报道出来了，震撼非常强。”

6年下来，方迎忠最大的体会是：重大事件发生后，不能睡懒觉，凌晨3：00—4：00是最好的拍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封锁没有那么严，容易进入现场。几个空难和洛阳大火案都是这样拍到的。

之三

我们是“雅典的公民”

一份报纸的价值观是怎样形成并固守的

我们试图为整整一代的“南周”的记者们画一个群像。这批“南周”的元老们曾参与缔造了这份报纸上世纪90年代后至本世纪初的辉煌。

在一纸风行20年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与“自由而又负责”的新闻界理念最为接近的记者群。一位在2003年离去的“南周”人说： “我们本是雅典的公民”

如果探究处于上升期的“南周”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处，我们能够发现，在每一个“南周”人的心底，事实上都有着一座圣殿，它以宪政精神为基座、公理道义为立柱，并用悲天悯人的情怀俯瞰和关照着人世间发生的一切。那是他们的纪念碑，无论离去的，还是健在的。

侠客、扒粪者、揭黑记者、代言人、青天……我们不能用任何一种简单的词汇来概括他们的精神气质。

自由的灵魂

从1995开始，《南方周末》聚集了一群中国最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你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纸上，你看不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路上”。郭国松为了调查列车上的不法行为居然被列车员毒打一顿；李玉霄多次深入突发事件现场，已经成了一个“灾难记者”；杨海鹏，受到温岭黑帮的数次威胁；寿蓓蓓，跑到山西采访艾滋病，被人跟踪，笔记本都被迫扔掉了，凭着记忆把稿子完成；赵世龙，寻找驼峰航线旧飞机差点命丧云南；尹鸿伟在“金三角”屡次遇险。

这样的孤胆英雄的故事在“南周”已经有了太多太多。不做歌功颂德的伪劣报道，高度警惕权力和市场——这些理念正是《南方周末》的灵魂。

南周人骨子里的理想主义，是否会造成这些南周人不肯妥协现实的冰冷逻辑？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和这张报纸可能更应当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而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郭国松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写到：每个人都是有理想的，理想可以被视为一种高度、境界，没有理想的人就不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直到现在还很关心这个媒体和当初的那些记者。

职业新闻人

郭国松说他反感一种类型的记者，并且不愿意别人把自己和他们归为一类。

郭国松说：“我不是揭黑记者。我只是一个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或者说是在法律报道领域有所专长、有所思考的记者。”

另一位记者孙保罗则用“职业新闻人”来定义和当年自己并肩战斗的兄弟姐妹们：在我看来，职业新闻人至少具备这些特质：自由的灵魂、独立的智慧、职业的信仰、专业的手段、生存的技能、平和的心态。这些特点可以使他们在媒体进入产业化时代，既保持对资本运作的不排斥的专业态度，还可以坚持新闻人对社会和人类的责任。尽管总是在剧烈的冲突中。所以可以称得上职业化的新闻人，对其综合素质与能力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是将自己定位为时代的单纯的记录者，还是把自己定位为时代的代言人或者是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赵世龙，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有些记者喜欢把自己带进新闻，他们是好记者，但是我要说他们不够职业。我去采访商洛艾滋病人的时候曾经给过钱给那些家庭，但是我后来不这样干了。因为我只是一个记者，我不可能仅仅通过给钱的方式来解救所有的家庭，我的职责是，把这件事情忠实记录下来，让公众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没有钱，这本是国家应尽的职责而不是记者的职责。

当有人问赵世龙，为什么你在当年报道〈〈湖南嘉禾高考舞弊案〉〉时，在一家洗浴城的楼顶蹲点三天三夜，将考生们作弊的事实拍摄下来，而不去及时制止和揭发这件事情？是不是为了出名？

赵世龙举了这样的例子：一些美国国家地理的记者去拍摄非洲的狮群围攻羚羊的场面，这些人其实都是带着枪的，但是他们就是那样很冷静的拍摄着狮子活活的把羚羊咬死的场面，为什么？他们后来说，我们不能破坏这样的场面，因为我们拍摄的是自然的场景，如果开枪，那么我就破坏了这样的生态链，我在湖南拍摄考场作弊案一样的道理。如果我破坏了这个多年来形成的科场生态链，那么就坏了大事了。要揭黑就要揭的彻底，既然当时湖南嘉禾已经是黑透了，从教育局到考生都是一致的，我没地方检举也不可能检举。我去郴州教育局检举的话，就象到爹那里去告儿子也行不通的。

平民精神

“《南方周末》的记者大多是小城镇出身，都是苦孩子，对普通人有深深的同情。”这是杨海鹏对‘南周’大部分记者的描述。

曾为南方周末首席财经记者的外滩画报主编陈涛也曾说，《南方周末》曾经的一批记者往往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出生于农村或者小城镇，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过不幸的童年。

也许，正是这样的出身是成为《南方周》“为弱势者代言”立场形成的内在原因但显然，这还不能完全概括他们的共性。

余刘文说：我是江西农村人，我的出身使我对底层人有天然的亲近感，但是不幸的童年我不认可，我的童年是金色的。我们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主要还是长大以后受到的教育和熏陶。80年代是一个思想非常解放的时代，一些国外的哲学思潮和理念涌入中国，这些东西对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影响很大，社会责任感的形成，对社会的批判立场和新闻创造力，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萌芽。从新闻的渊源来说，受中青报《冰点》的影响很深。我们的成就感来自于采访对象的认可与尊重，也很看重内部的评论，因为大家都是高手。

不过赵世龙认为，自己并不具有“小城镇人”的特点。他说：我出生在小城镇，但是在长沙长大，我们家还是华侨，我伯父在海外，我们家在1947年就曾经花了3000银圆在长沙买了花园洋房。我小的时候上的是长沙最好的小学。父亲被打成中国最早的右派后，我们家也没过过苦日子，伯父常常寄回来侨汇券和港币，拿着这个我们可以在友谊商店买到一般人买不到的东西。

“南周气质”的养成，应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些本身气质比较弱的人进入这张报纸，也可能会在气氛的熏陶下加强这样的气质。这种场的效应实在是太强了。

余刘文回忆起“江艺平时代”的南周：南方周末 的很多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从左方——江艺平——钱钢，都秉承“可以不说话，但是绝对不能说假话”的报训，以及“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平民立场，我们走在中国的大地上，一定要想到那些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民，而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周末的这种价值观非常强大，每一个人都高度认同，内部也经常有争论，但是不是观念之争，不是意气之争，只有方法论的争论。采访中见过的黑暗太多。不过见过的黑暗再多，也不能改变个人的价值观。南方周末的记者都有一种大爱在支撑自己——我们为什么愤怒，我们为什么担忧，是因为我们对人，对百姓有一种爱。正是这种爱，让我们对很多事情保持批判态度。

入世情怀

对于《南方周末》的这段辉煌，朱德付说：他和他的同伴们根本没有预想过。

他说，他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尽自己的努力做一个真正记者，把自己置于普通百姓的视角，通过记录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来记录时代的变迁，更多地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法治。没想到会得到那么多读者的喜爱，以至于后来有人称《南方周末》为“良心的象征”。

谭庭浩说：“《南方周末》是一张有使命感的报纸。90年代，我们并没有类似于现在‘深入成就深度’之类很明确的口号型理念，当时社会对南周的定位就是正义的代言人、一份敢说话的报纸。其实一份报纸，不是要张扬地戴着标榜正义的帽子四处行走，而是记者在进行选择的时候有一个自身关于道德的判断。无论南方周末如何转变，已经成为一种团体文化的理念，是很难改变的。”

90年代的《南方周末》，象征的是一个侠客形象，但伴随着社会发展，读者要求的提高、媒体生态环境的变化、现代理念的多元《南方周末》需要顾及的报道题材，不能再如同以前那样仅仅基于自身对道德的判断。

谭庭浩认为，任何媒体都得在框框里做事情，但空间终是在扩大的，即使偶尔的约束或者倒退，也只是暂时的。

“那时候，每到交样（样报）的时候，我也会很紧张，怕毙稿呀，被毙了就得重新找稿组版，但通过的比枪毙的多这是自然。”他同时意味深长地説，有些时候，为了报纸或者稿子的生存，必须舍弃或者退让一些东西，这是所处环境所驱，也是对“敢说话”与“会说话”的考验。

“会说话”非常传神的概括了《南方周末》记者们的“业务功底”。

郭国松说：南方周末的记者们经常要面对的，准确地说并不是所谓“社会黑暗势力”，而是一些阻碍社会进步的势力或者因素。所以认为《南方周末》和我们那一批记者都梁山好汉，是不恰当的。事实上，如果南方周末和记者们仅仅是‘社会问题狗仔队’，这个媒体以及那些振聋发聩的报道，又是如何能够引起交响乐般的共鸣呢？这些共鸣者既有草根阶层，也有知识分子、治国阶层——其中大部分属于‘先富起来’的群体。”

余刘文准确的概括了南周所赢得的读者群：真正的知识分子和受过高教育的群体是我们的中坚读者，他们认同我们对很多普适价值观的描述。

郭国松说：如果认为我们过去的报道手法“妨碍了我们在建设性方面的努力”，那么，什么样的报道是“建设性”的，什么样的报道是“破坏性”的？是不是所有暴露问题的报道都是“破坏性”的？所有表扬的报道都是“建设性”的？美国政治家詹姆斯.麦迪逊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注意到共和政府的性质，我们就会发现，监察的作用体现在人民对政府而非政府对人民的监督上。”撇开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可以作出一个这样的判断——在任何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上述观点都具有“普适”的意义。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媒体总是盯着政府和官员，以及他们身上所发生的问题。

他进一步阐释道： 我想借用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的一段话来说明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问题，中国的法治社会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这是因为权利和责任分别是基督教和孔教的遗产，结果产生了个人奋斗和集体合作的强烈对照，这一矛盾是3000年历史的遗产，不会轻易被消除。这当然又是更大的问题。所以，我一直以来的做法，就是通过那些典型的个案，解读制度层面的问题，并且提出解决这种问题的对策，使得我们能在制度设计上，尽最大的可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之四

理想主义者的后南周时代

有聚就有散。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因为种种原因，原《南方周末》的一批主力记者逐渐选择了离开。到2002年，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在这份报纸上已经看不到几个了。

《南方周末》依然是《南方周末》，一批新人在为它注入新的血液与活力。但是一个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们已经谢幕。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当聚光灯亮起，他们的身影闪烁其中。他们此前的记者生涯虽然也常常直面残酷现实，但是这份报纸却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个做梦的舞台，在文人和侠客的想象中超越现实快意人生。

离开了《南方周末》，在比新闻更加坚硬的现实中，他们能做些什么？

从记者到总编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依然在做媒体。凭借在“南周”积累的才干与名气，他们获得的操作空间显然更大了。其中一些人显然已经功成名就，成为报业中举足轻重的诸侯。

朱德付1988年离开《南方周末》后，参与创办了《南方都市报》并任副主编。后来与昔日的工作伙伴、好朋友谭军波一起进京，参加创办了人民日报属下的《京华时报》，如今的《京华时报》俨然成了北京报业市场的主流力量。朱德付毫不掩饰“南周岁月”对自己现在的影响，他说，由于在广东学习和工作了多年，岭南文化那种求真务实、不尚空谈、勤勉刻苦，以及纯粹的商业精神让他受益良多；还有南方报业集团鼓励创新、崇尚正气、激赏才华的集体氛围也是在北京办报时的精神财富。

沈灏，这个看起来比较腼腆的北大才子，则已经成为著名的《南方日报》集团“21世纪报系”的发行人，笑傲江湖。

谭庭浩于2001年出任《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

徐列，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将这份刊物在不长时间内操持得有声有色。

才女陈菊红,去哈佛留学,去年回到广州,接手国内著名政经杂志《南方窗》，任总编。

坚守新闻一线

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２日，李玉霄从《南方周末》辞职，在２１世纪经济报道工作半年，２００２年底，与余刘文、杨海鹏等合作创办《外滩画报》，半年后，李玉霄再次离开，到《东方早报》，又辗转到《了望东方周刊》，２００３年４月，在原南周上级徐列的邀请下，参与《南方人物周刊》的创办，现任南方人物周刊的主笔。上海办报的一些折腾，一度让人觉得李玉宵雄心不再。不过在南方人物周刊，李玉宵的文字再次焕发出光彩。

在那里，还有他的一个“师妹”刘天时，她擅长用西方小说的叙事方式写她的人物。

著名法制记者郭国松离开“南周”之后，曾经北上参与创办《法制早报》，然而，没过多久，便劳燕分飞。参与过该报创刊的一个记者介绍说：“从他做出来的那个试刊可以看出，报纸的定位确实很有品位，他也很内行，一幅雄心勃勃的样子，同样，大家的情绪也被他点燃起来了，没有想到，事前一点征兆也没有，他就突然打电话通知我们，说他的方案被否定了，他也不愿意妥协，于是决定离开。”

而在折腾了一番之后，郭国松又回到了南方报业集团，不过不是《南方周末》，而是《21世纪经济报道》，做高级记者。他说，我现在主要负责本报的评论专栏，一周一篇稿子，主题大多是公法领域的问题。感兴趣的时候，我也会做一点涉及法律制度变革的报道，基本不做常规性的报道。除此外，就是偶尔到一些大学做个讲座，谈谈法律或者新闻。这也符合他长期以来的追求：做一个学者型记者。

赵世龙，离开《南方周末后》到《广州日报》，继续“揭黑”，因为广州戒毒所的事情受到生命威胁，甚至不得不在网络上留下“绝笔”。不管怎样，此事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名气，也因此成为中央电视台评选的年度风云记者。2004年10月，湖北知音集团请他到武汉，组阁《新周报》。赵世龙个人认为“这是我们这一班老‘南周’人重建那样一份媒体的尝试”。《新周报》创刊初期猛料迭出。但是，仅仅持续了两个多月后赵便黯然去职。

目前赋闲在广州的赵世龙接受信报采访时介绍他的现状：“我前段时间在昆明，帮助做一份报纸，对方聘我做为主编，月薪2万五，但是我干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呆不下去了。主要是我觉得没有一个很好的发挥的空间，假如仅仅为了钱，我是不会做这件事情的前两天刚刚从北京回来。也是有一家媒体刚刚诞生，请我过去。这件事情正在谈。”

著名摄影记者方迎忠，离开周末后先后在广州日报和成都商报主持摄影部，在伊战和泰国海啸等重大事件中，深入险境发回现场图片，再显南周时代的风采。目前还在成都的他透露说，他可能还会回到广州。大概他想念沿江路上的酒吧了。

坚持一种信念也是一种痛，对于杨海鹏来说，有真切体会。从《南方周末》辞职后，进入另一家媒体工作，在一次采访中被当地公安机关扣押，当他向总部求助时，老总的第一句话竟是不信任的一问：“你们是不是有把柄落在人家手里？”杨海鹏旋即辞职。

再次辞职后，杨海鹏与李玉霄等人参与创办《外滩画报》，任副主编；2004年又参与创办《新周报》，后随着《新周报》的解体而离职。

回顾多年的记者生涯，杨海鹏感慨：“现在的记者，不要再像黄继光一样拿着炸药包冲刺，而应该像狙击手一样，既打击敌人，又保护自己。”

目前，杨还未确定自己下一步的走向，但是，对于继续做记者，他似乎已经失去了热情。

转型媒体经理人的道路

孙保罗离开南周后，便迅速向媒体经理人方向转型。他出任发行人的《华夏WATCH》前后出版了十期，看过的人都对其酷似南周的新闻品格和装帧风格印象深刻。但后来因为投资商“诚成文化”涉嫌经济诈骗，失去资金支持而夭折。此后孙保罗还在〈家庭〉杂志集团做过出品人，现在也已经离职。目前在寻找新的项目，同时在中山大学教授深度报道。

因为《华夏》的定位是“职业新闻人的视野”，因此网上评论将华夏停刊事件称为“职业新闻人的溃败”。孙保罗自己认为，《华夏WATCH》的失败，可以理解为“职业新闻人努力的一个项目的失败”可能更加贴切。一次尝试，一单合作，一个项目，一次冒险的失败，不能代表职业新闻人溃败了，因为溃败更多是指理想幻灭，对现实投降，放弃自己的追求和努力，感觉是精神层面的倒塌。

“而我自己虽然对自己艰苦努力的结果付之东流而痛心不已，但我的精神并没有溃败。反而这些坎坷中的熬炼，使我和合作伙伴们走向成熟。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更多的资源，特别是经济的资源，而依附别人的资本来发展，受到“母体”的连带影响在所难免。”

不过，这件事情让孙保罗明白了，“绝对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

孙信心十足的表示，要办好的媒体，优质的资本是重要的基础。而媒体产业化的必然到来，随之而来的就是“职业新闻人”的春天。

2002年8月，《南方周末》头版编辑方三文正式离开。他先是在〈21世纪经济报道〉挂单，然后北上参与创办东方早报，后来又回到《南方都市报》任编委。期间的波折，是理念的冲突还是客观因素的不可抗？方三文说：“主要是合作中的一些元素发生了变化，使我对自己命运的把握感下降了。”

在《南方都市报》的方三文，主抓深度调查，“孙志刚案”等巨作问世与他有直接关联。

几个月前，方已经正式加盟网易，担任网站副总编辑。至于为什么离开纸媒去网络，方表示自己对网络的传播效果和市场前景，都非常看好。“在网易几个月的工作经历，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加强了我的信心。”

被其好友余刘文形容为对传统媒体“过度焦虑”的方三文，表示自己不会再回到纸媒体了：“在网络媒体干过的人，都不会再回去了。”

余刘文现在在南方都市报任行政总监助理。主要工作方向是报社增值的服务和产业。比如网站、图书出版和报社品牌推广活动。

余刘文告诉信报记者，他在离开《南方周末》之后也曾有一番独立创业的打算。他曾经到过重庆，与朋友合作开了一家商业咨询公司，可是完全没法适应，无法让自己成为一个商人，老是在一些事情上较真。觉得自己还是只能做媒体。

后来余刘文与几个原《南方周末》的同事一起去上海参与创办外滩画报。但这一批以做硬新闻见长的人，在上海滩的风情中总觉得格格不入，气质上难以融合。后来程益中力邀余回《南方都市报》，于是回到广州。

但是这个已经在开始转向媒体经理人的记者仍然没有忘情于自己的记者角色。他对中青报的卢跃刚、李大同这样终生不搁笔的新闻人抱以敬意。他说，中国的国情，现在很难产生象西方国家那种职业新闻人，四五十岁还在做最牛的记者。不过这种状况一定会有突破。“至少我个人，随时有可能再拿起笔来做个记者。”

谭军波于1996年10月从《南方周末》编委调至《南方都市报》任副总编辑。他痛感发行对产品的负面影响，毛遂自荐抓发行。此后他又先后北上西进，在《京华时》和《重庆商报》做发行人。他自认为做产品的人干发行，比许多不懂采编的发行人有优势。“我可以站在比较高的视点看待发行问题，并实现采编与发行的整合。当然，我觉得我骨子里依然是文人，当总编也不会差。”

谭认为，中国的媒体发展一般会走秧歌步：进两步、退一步。作为60年代出生的人，我们尝试着作职业报人或传媒经理人在传媒江湖上行走，会遇到许多挫折，吃过不少亏。所谓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但能走出这一步，足以说明中国传媒的进步。

在谭看来，国内报业不缺理念，缺执行，缺具有职业理想的操盘手。

〈南方周末》的人骨子里的理想主义导致一些梦想功败垂成的例子比比皆是。谭军波认为，作为职业新闻人首先要学会融入一个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团队，陌生的文化，然后才能更好发挥作用，实现理想。

在重庆一年多，谭最大的感受是重庆的码头文化。码头文化的弊端在于不认真理，只认“兄弟伙”；不认外来人，只认自己人。当然，重庆人直爽，斗争表面化，还是挺痛快的。重庆去年底至今年，是中国报业的亮点，因为这里竞争最惨烈，遗憾的是年尾步入“深圳现象”。作为个人来说，谭最大的遗憾是自己服务的纸媒还没有达到理想中的强大。

现在谭已经从重庆商报离职赴《上海证券报》任副总编，主管发行、广告和专刊，“乐在其中”。

《离开》

                       作者： 陈菊红

2002年6月的最后一个中午，太阳晃眼。在《南方周末》临街的这间办公室里，我把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样一样地装在一个纸箱子里。

桌子一下子变得干净而不真实，与我无关。这是一个星期天，明天来上班的人，可以有一张没有记忆的办公桌。

我最早见到这样的空桌子大约是1997年。那时候和陈朝华同一个办公室，他拖着箱子走出去的时候，大家编稿的编稿，写字的写字，就像他只是去出差一样。可他从此就去了《南方都市报》，办公室的书柜里还有他的诗集。现在回想起来，大家的反应其实很平和很正常，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从这里离开的人有意无意地选择在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收拾东西。

陈微尘，她调去出版社的那天，突然就把桌子清干净了。办公桌旁边的柜子上留下了一个从交广会上弄来的雕花小木房，只有半人高，但有着很多小小的门。摄影记者方迎忠，办公桌以乱著称，基本上是一座小山。你跟他要图片，他就说，我有，但要找。你急，说看你这里这么乱，什么时候找到。他就说，乱不怕，你们千万别动，谁一动，我东西就找不着了。所以当你看到那小山不见了，那猫在小山后面的平头也不见了，叫人半天也愣不过神来。沈颢，在任新闻部主任的时候，有一阵子坐在一个玻璃墙隔出来的屋里。虽然玻璃上贴着一些画，但他在干什么或者同志们在干什么，仍然一目了然。有一天，玻璃屋空了，只有门上库尼科娃的背影还贴在那里，其中一个角松了，弯成了个三角形，库娃的大辫子只剩下一个尾梢。

记得江艺平离开《南方周末》的时候，有一阵子她的办公室总锁着门，一天我路过那里，发现门开着，里头只有桌子和椅子，什么私人印迹也没有。一间很小的办公室很空旷地站着。我把两条腿盘在一起，像个老农民一样坐在凳子上，检点我七年来临临总总的杂物。有些要交回的东西放在另一张凳子上，那是一串电脑排版室的钥匙，一把七平方米宿舍的钥匙，两本空白的采访本，一张印着我年轻笑脸的工作证（那时候真的年轻啊，大学毕业）……我要带走的东西，就在这样一个并不大的纸箱子里。那无非是一叠报纸大样的缩印张（有的已经发黄了），一些采访笔记，一些想做没有做的题目素材，一些写得有趣的读者来信。那叠大样和那些“未遂”的材料差不多一样厚。在读者来信的下面，卧着几本1998年新闻部的内部刊物《马后炮》。那时候，我们无论记者和编辑都轮流做一期主编，从组稿到上版到出样到复印，一手搞掂。我翻了翻，找出自己编的那期来，想起那天复印到半夜，为的是第二天的周会上大家可以人手一本，后来我的同事方三文和连清川像两个游魂一样突然在12楼晃出来，帮我把它们订好，然后我们一起去五羊新城的“一品轩”吃了粥。回来的时候，天都有了亮光。
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1995年5月，我毕业分配单位已经清楚：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所以我闲着没事，借写论文的空去广州实习。《南方周末》当时的主编游雁凌看了我的材料，把我从《南方日报》人事处直接带到了12楼。

在广州大道中的这幢24层高的楼里，《南方周末》就位于这二分之一的高度位置。而我去的时候，《南方周末》出世11年，差不多也是现在这年头的二分之一。那时候，她已经很有名，但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还不是其主打，记者只有一个，叫朱德付。大部分稿件靠编辑约。所以读者熟悉的名字都是诸如徐列、沈颢、马莉、谭庭浩、陈朝华、李晖、陈微尘、蒋才虎、苏丽容、章梅这样的编辑，当然还有美编张向春，外面流传着他如何一笔粗线，就可以让该期发行上个十来万份这样的神话。当时的《南方日报》集团，跟我很认真地说，请你问一下《南方周末》美编，他们报纸的头条到底在哪儿？然而张向春并不是想象留着长发的那种人，他寸头，戴副眼镜，很安静一个人，只有笑或者唱粤剧的时候声音挺高。

同样安静的是这里的楼道，可能是因为那时候这张报纸还是以副刊为主有关。似乎每个编辑都有一块田，辛勤地耕着，在开周会的时候，顺便看看其它的田长得如何。都可以发议论，直言不讳地批评别的版面。被批了的人也会反驳，但并不见谁谁跟谁因此伤了和气。

每周一次的例会定在星期五的上午9点，大家围坐在很大的一张椭圆形的桌子周围，手里一杯水或者茶，杯底自觉地拿会议室抽屉里的杯碟垫着，以防水渍或者茶渍流到桌上。刘洲伟，比我早一年毕业，跟蒋才虎一起轮流编“经济与人”兼作一些采访。因为实习是要有指定记者的，游雁凌把我交给了刘洲伟。刘曾经学过气象，广州的夏天经常下阵雨。他有时会站在窗边说，再过十分钟，我们这儿就下雨了。然后他手一挥，一个风雨欲来的姿式。

我在《南方周末》实习了一个月就回校了，两个月后等我再回来的时候，游雁凌离开了《南方周末》，前任主编左方回到他不足八平方的小办公室，轮流跟我们三个新来的人握手。他的眼睛非常亮而且专注。老左是个严厉的人，陈微尘对我说，如果稿子编不好，他二话不说就撤，如果备稿还是不好，他接着撤。“实在没稿，你就从12楼跳下去！”我特地去窗口看了看12楼的高度。发现从我的办公室下去，正好跳在二楼平台上，如果跳的不好，就会一头撞上《南方日报》四个大红字中的一个，引起围观是很肯定的。

当时的编辑，压力大是肯定的。因为《南方周末》一直有从《南方日报》集团挑人的权利（包括在历届分来的毕业生中具有优先选择权）。这许是为着这张处再上升期，声誉和利润都为集团所看重的报纸更好的发展，而对于个人来说，处于期中就像进了一些学校的实验班；固然你是因为优秀被选进来的，但被认为优秀的人通常都有个心理，怕从这样的团体中淘汰出局。所以那些编辑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认真的。交到审样编委手里的大样干净很少错别字不说，对于一篇文章的出炉的沟通也是不敢有丝毫马虎。那时候在《南方周末》的版面上出现的名家不少，文章质量也不错。所以老左经常说，我们是三流的人，要办一流的报纸。是不是认为自己三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不狂妄却张扬的办报态度。他还亲自出动，到北京和武汉等地纳贤，其中包括著名的杂文家鄢烈山。

我想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集体，一些很有个性有能力的人在一起很认真地做一件事情，本来并不容易。这两点我都有，他们既然没有从楼上跳下去，我觉得自己也不会。但我不幸被分去和陈微尘一起做时尚版的编辑。我说不幸，是因为当时扩充的主要内容已经显露出向新闻方面靠近的趋势，经济版增加了世界经济，又有了人物、体育、社会观察这样的版面，随便哪个都叫学了科班新闻的我有点欲望。我因有着年轻，想当然地被认为跟时尚契合，但事实上那并不是我的真爱。我们找了一帮广州做时尚和娱乐的各报各编各记和一些另类人物们开了个点子会。来的人倒是颇有点代表性。无论穿着到思想，但神仙会开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南方周末办时尚版，一个字，难。然后他们每人拿了一个有南方周末LOGO的瓷杯回家了，剩下不得其解的陈微尘和我。

于是出差。到北京和上海。讨点子加约稿。1995年以前，大家出差只能坐火车，但老左当时网开一面，说你可以坐火车去，坐飞机回来。回来我们还要抓紧定盘子。

我回来的时候眼神还是灰的，但在办公室见到了江艺平。陈微尘说，你去跟她汇报一下吧，她是新任的主编。

跟游雁凌的精明能干不同，跟老左的睿智果断不同。江艺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温和，亲切而纯净的，具有桃李不言的诱惑力。即便如此，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将来会把《南方周末》带入一个发展高峰的女人。

报社关于扩版的基本框架已定，决定在第二年年初，1996年将报纸由八版扩大到十六版。这次扩版，并没有更新旧版，只是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售价定在1元。

那时候《南方周末》还没有自己的拼版员。所有的版面要拿到日报四楼去排。所以有时候你在这里急得跳脚，排版小姐大可以慢条斯理磨洋工。有一次我们新来的体育版编辑赵牧为此气不可遏，跟一个排版员大吵了一架，才算是按时拿到了大样。《南方周末》狠下心，自己建立了电脑室，从日报调了两个很好的排版员，才算解决了这个问题。

《南方日报》在全国日报系统激光照排和彩印都领先一步。以前铅字印刷的厂房隔出很多间成了我们那一届毕业生的宿舍。因为是厂房，所以非常高。我住的那间高四米，宽却只有三米，感觉是横过来更加宽敞。夜里睡在床上，房顶距离自己太远，发一个呆好半天才能回过神来。

那批跟我一起分配来《南方日报》集团的一共有25个人。1995年，《南方日报》除了《南方周末》以外，还有好几张系列报。我们被分在日报和那些不同的子报里，厂房改成宿舍中间，是一个很大的空地，被叫做大堂，我们常在那里玩，打乒乓球，打羽毛球，甚至把电视搬出来放VCD，那一批年轻人里，包括《南方周末》的两个现任副主编向熹和毛哲，包括《南方都市报》的现任副主编庄慎之和宋繁银。

那断日子，我在南方周末的工作是很忙的，但这里的同事玩心都很重，经常在一起打球，爬山。

星期三交完版后的中午，大家就去报社旁边吃一顿饭，那个叫东江美的小馆子被我们称为小东江，小东江有个很拽的女服务员，你怎么跟她开玩笑她都不买你的帐，埋单的时候一文不少。或者去那个叫做枫木廊的西餐厅叫点东西喝，枫木廊一进门可以看玻璃窗外雨中奔跑的车子和没有带伞打的人们。

有时候我们也去马莉和她先生开的七星书舍，书舍位于一个水沟旁边，跟江南黎果的酒吧为邻。江南黎果在那里卖他的茴香豆，诗人马莉在书舍举行读书会。书香酒香里，华灯初上，朦胧的很。

所有这一切都舒缓了工作的压力。我刚去《南方周末》的时候，那里没有专职校对，也没有版式编辑（张向春一只负责一版和艺林的设计），很多编辑才刚刚接受试用电脑培训，用电脑编稿写稿刚刚开始。两个电脑员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们编辑就干脆一手包到底，从录入，到照排，到校对，全部是自己做，累是肯定的。因此我很快就会用超思组版了。后来连画版纸也不用，凭着对简洁舒服版面的直觉认识，直接到电脑上开工，弄出自己满意的版面来。

分工细会提高效率是自然的，但是由于客观条件，初期这段全方位的训练对以后非常有帮助。

周一周二照例是嘴忙的，电脑室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如果一个版晚交了，就会影响起码四个版的印刷。在没有用卫星传版以前，胶片要通过托人坐飞机送到几大城市。错过了航班，直接就会推迟当地报纸上摊的时间，读者到时候买不到报纸，声誉自然是受损的。《南方周末》办公室主任李益伦，工作非常细致。会盯着流程表来催我们交版。他总是在电脑室看谁交了谁还没交，眼睛滑在鼻头上，眼睛会越过镜框上面，焦急地询问正在忙碌的你。很像那种负责任且不厌其烦的大宅管家。后来他忙不过来，就把这事交给了副主任，医药保健的编辑苏丽容，我们唤作苏大姐的。苏大姐人很和气，催你只催一遍，但如果交晚了，你就会出现在她的笔记本上，到周会上公布。她的记录有时候会和编辑的记忆力发生冲突，于是就会出现一些细节上的较真，最后不了了之。大家对苏大姐的工作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因此也没有形成什么奖励制度，似乎谁都知道，有点拖拖拉拉但是愉快地干着活，是这帮年轻人的特点，他们主观上是没有任何跟报纸付印开玩笑的意思。偶尔有推迟印刷的事情发生，在当时绝对是大件事。最有可能是因故换了头条。

我有幸在毕业以后，一头就扎进这样的快乐氛围。管理学上非常重视一个企业内部员工积极性的培养，对于《南方周末》来讲，这一切显得非常自然。我曾开玩笑地对我的同事说，咱们应该在一出电梯那里协商革命语句：团结紧张，严肃
活泼。最能体现严肃活泼的是《南方周末》一年一度的年会。我们叫作业务研讨会，通常开两天半。开会自然选在风景秀丽的地方，但不管山水如何秀美，都跟我们没多大关系。因为，我们开会通常是从早上8点开到中午12点，再从下午两点开到6点。吃完晚饭，从7点30开到10点，等你有空的时候，山水已经睡了。

会虽然开得长，也有一两个重要的议题，比如发行量下降，比如报纸内容的更新，比如版面的调整，但总的来说并没有什么强制性的中心思想，大家通常是有什么说什么，自由发言。有时候会产生意料不到的新主意。即使这样，开一天会也是很累的，想疏疏筋骨就得等到晚上的会结束以后，一起去附近吃点宵夜或者在周围走走，这样以来，睡觉时间自然保证不了。终于有一天开会，过了8点30还陆续有人进场，气得老左说：要是在部队，早把你们拉出去毙了！

我至今还记得他生气的样子，记得他讲《南方周末》历史的样子，记得他每天中午在食堂打饭，看到我们时，绽放的笑容竟如一个孩子般的纯净和灿烂。他选在一个非常稳定的时期离开《南方周末》，报纸已经完成扩版，发行量朝着他期望的120万的目标迈进。

在扩版半年以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到了新闻部，时尚版也终于找到了合适的编辑兼记者蔡菁，各得其所，都舒了一口气：差点水掺威士忌，毁了两样好东西。

这一年，我22岁。

这一年开始，因为这张报纸的起伏，因为由此而生的变故，因为来来往往却坚守同一理想的朋友们，我的魂彻底地迷失其中，或喜或悲，都无法自拔。

1996年9月以前，我们每个编辑包括记者朱德付都是有正式编制的。但是扩版，给了稿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新闻性强一些的稿件。约稿使我们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报纸竞争态势明显起来，头版和一些其它版面的采访需求量增大了。而《南方周末》也从外报物色了一些优秀的编辑来做新的内容，以招聘的形式将他们收归旗下。郭国松很瘦一个人，夹着个公文包，像个干部似的，外貌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写过的大案要案不在少数，经历的生命危险也可以说上半夜。孙保罗，来之前因为：“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现已因贪污受贿入狱）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西弘，从商汇报过来成了消费广场的编辑。他的加盟，使消费广场从简单的消费服务变成了后来的消费维权，在业内有了很大的影响。他工作之勤奋，在《南方周末》数一数二，我经常看到他下班后穿着背心去篮球场打一阵篮球，然后回来吃个盒饭再干活。当然他打球纯粹是为了锻炼身体，本报曾参加集团篮球赛，不慎将其列为队员，只见他手和脚向着不同方式运动着，彼此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还未杀敌，先踩伤了自己同事的脚。

前面几个人都是报社的人拿着小锄头挖来的，而记者余刘文是自己拿着简历找上门来的。

他个子不高，非常谦虚，见了我喊我一声老师弄得我挺不好意思。但就是这个人来了没多久就扳倒了昆明恶霸孙小果。搞得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怕孙小果的弟兄杀上门来，接到找他的电话就说不在。而余刘文本人也从此患上了选择性耳聋的毛病，不愿意听见的东西绝对听不见。

1998年5月，我编第一期《马后炮》，约了新闻部各大虾的稿，余刘文交来的就是下面这段文字：

说昆明，心有余悸，在介入孙小果案的第三天，我被告知，孙小果的同伙尚有七八十人漏网，不知所踪。这条消息很快在市公安刑侦支队得到证实。我当时一听，大惊失色，心想孙小果的父母都是公安，且正在为此案频繁活动，耳目多多无疑。我立即向个别人士放风：“这个案子我不追了。”且态度非常“坚决”，当然对方也非常“失望”。当天，提供消息的人请我小酌一杯，是“压惊”还是“鼓励”，天知道，人心隔肚皮嘛。我当夜没法入眠，满脑子是孙小果那帮漏网“兄弟”，他们隐匿何处？也许就在身边。我给昆明的同学打电话，问这伙恶势力到底有多大的势力范围。同学说昆明流传着这样的说
法：“白天小平管，夜晚小果管”。这一来我就更加紧张了，坐卧不安，满腹狐疑，就这样到了12点，突然电话铃声大作，简直要命，这个电话接不接？也许对方就在楼下，甚至已有人在门外恭候多时了，我最后还是麻着胆子把话筒摘起来了，甚至连台词也想好了，只要对方威胁，我就说“你们这下真正把新闻做大了。”结果电话里传来娇滴滴的一声──“先生，要不要服务？”

我很高兴自己保存着为数不多的几期《马后炮》，新闻部业务交流的氛围很好。出一趟差回来，总有好稿子上版，总有人击节相赞。记者们甚至讨论得很细，比如觉得开头怎么样，结果怎么样。但都是在办公室里吃午饭的间隙，或者在过道里遇上的时候。但夸人的话总是有点糙，夹杂着国骂。但国骂的口头禅本身是没有恶意的，像赵世龙，报一条线索也要夹几个口头禅，但一边说一边就可以背上包直接去机场。几年后我在美国跟好几个相熟的美国记者聊天，发现他们说起业务来话也很糙。想来这是新闻界的通病。

慢慢地，不同的记者有了不同的写作分格，甚至你一读文章就知道是谁写的。在一张报里多元化的写作风格让人读来非常过瘾。后来大家为了共享采访中的一些有趣或者奇怪的事，为了找个地方说说场面上不好说的话（我们称为“放跑”），决定弄出这么个东西来玩。

新闻部主任沈颢在开张第一期上写了《我心目中的新闻部的样子》，简而言之是六个字：务实，开放，独立。开头的一句话：关注现实，以民为本，只求传真，不求高深。

为了“传真”，记者们总是你来了，我走了，来了就拿回来让编辑兴奋的东西放到版上去，要走，背起包就只奔了飞机场。有时候，刚采访完一条新闻的记者会接到编辑部的电话，赶往临近的另一现场。往往会十天半个月才风尘仆仆地回到广州。回来的那天，我们就在办公室等他（她），然后一堆人去吃晚饭，喝酒，为久别的朋友洗尘，或者压惊。

几乎每个记者都遇到过险情。郭国松为了调查列车上的不法行为居然被列车员毒打一顿；李玉霄多次深入突发事件现场，已经成了一个“灾难记者”；杨海鹏，受到温岭黑帮的数次威胁；寿蓓蓓，跑到山西采访艾滋病，被人跟踪，笔记本都被迫扔掉了，凭着记忆把稿子完成；赵世龙，寻找驼峰航线旧飞机差点命丧云南；尹鸿伟在“金三角”屡次遇险；……长平和周浩在内蒙古采访时，在沙漠里翻了车，据说当时长平回过头就找不到周浩了，原来他已经被摔出了车外，找到他时该同志已经有些人事不省，但长平好歹在夜幕下的沙漠里拦住一辆过路车时，周浩居然睁开眼睛跟司机讨价还价。此事后来被广而告之，当然有外人的时候大家都说他为了报社省钱已经成了本能。他被运回了广州，方三文则在前一天就赶到内蒙，接着走下去，完成穿越风沙线的报道。

孙保罗在采访一个造假全国劳模事件回来的途中也翻了车，那是山路，左边是深沟，右边是悬崖。由于捆了安全带，他没有伤到什么，坐在后排的两个人撞得头破血流。那时候，他已经娶了我。但这事他回到广州以后才告诉我，他说，车是翻到了左边，要是翻到右边，你就没有老公了。

1999年底，克拉玛依大火五周年，我和方迎忠到新疆采访，从乌鲁木齐到克拉玛依要七个多小时的车程，那时还在《新疆日报》后来成了《南方周末》名记者的南香红为我们找了个哈萨克司机，七个小时的路，基本全是戈壁滩，大雪飞扬，笔直的路几乎成了冰道，一路上见不到什么人烟，但过了一阵子就能见到一辆翻到沟里的车，有小车，也有卡车，最多见的是油罐车，长长地横在那里，我们的车只是在前面一辆车遇到危险的时候打了个出溜，滑出几米，终于停住，又接着开。我俩这才在心里觉得哈萨克技术好。车里头很暖，我们很快就困了，一贯擅长讲段子的方迎忠也顶不住打起了呼噜。依稀听到哈萨克不停地放一盘磁带，唱着：杜十娘，努沉白宝箱……回到乌鲁木齐，南香红说，那条路，他们叫做死亡流水线。

在死亡流水线上回生，我们很开心，和一帮新疆朋友吃大盘鸡，喝伊力特，喝完方迎忠一个猛字扎进了门外的雪堆里。这是一个总能寻开心的人，采访深圳空难，能从凌晨趴在那里，就等一个好镜头；采访朔州假酒，能不吃饭在雪地里为文字记者把风放哨……但是要回到广州，一定先到馆子里好好犒劳自己的肠胃。只有采访烟台海难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江艺平说，我采访不下去了，没见过这么多苹果，没见过这么多人死。江艺平告诉我说，他在电话那头哭了。

靠着编辑部的信任，记者的职业精神和强大的经济支持，《南方周末》的记者在采访时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禀性。因为没有邀请，没有接待，没有红包，有的只是艰苦的调查，和无休止的奔波。有的是对于这张报纸的热爱和对于新闻的热爱。

1999年的年末，经副主编钱钢提议，大部分记者参与了年末报道《记者回家乡》。二十来个记者奔赴各地，虽然“近乡情怯”，但也是第一次以主角的方式切入一个地方一群人的生活。年仅22的迟宇宙当时正在山东济南赶稿。他原本打算采访完这篇关于私家列车的稿子传回总部再回莱州老家，完成记者回家乡的报道。但就在他写稿的夜里，他接到了家里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出了事。他无法继续下去。“我把稿子的事情委托给了《齐鲁晚报》的胡劲东，所有的采访工具也扔在了他那里，出了门，花1200元租了一辆出租车，我开始了工作后的第一次回家，一次悲伤的探亲。”

他到家的时候，他父亲已经去世了。他是一个石匠，死于一次事故。他还是完成了“记者回家乡”的报道，在那篇《父亲的去世和之后的两个月》里，写下了一句话：我感觉到自己突然长大了，带着点苍老。

在周末的大部分记者看来，他仍然还是个孩子，是他们的兄弟。大姐江艺平在他的桌面上放了一个小小的玩具考拉。没过多久，江离开了《南方周末》。过了大半年，迟宇宙离开了《南方周末》。

到了2001年，曾经为这张报纸流过汗，流过泪的记者开始大批离开。

有的记者也并没有下一站，他们只是暂时待在家里，待在一种回忆里。

我从来没有做过《南方周末》的专职记者，但在这里当编辑，没有太多的死规定，出去采访也是常事。我写过的稿件都是作新闻部编辑期间抽空完成的。

第一次出动，是接到一个福建母亲的电话，她的儿子被当作犯罪嫌疑人抓进刑侦队，第二天早上已经死了，这个叫文湘莉的母亲从此开始了为儿子讨说法的历程。而她儿子的尸体被强行火化，骨灰被遗弃在殡仪馆角落里的一个牛皮纸袋子里。她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是经过一年多的奔波，关于儿子是否因刑讯逼供而死终于得到了个开庭的机会。

这是1997年底，《南方周末》新创的版面记者观察即将出世。这个版面的版头上清楚地写着：用你的行动告诉众人，你是个记者。记者观察一开始强调的是现场性，即记者在事发现场。第一期的两篇文章分别是《12月18日，首都机场浓雾下的惰性》和《一个死囚犯的最后十六小时》。后来记者观察成了《南方周末》新闻写作文本的一块实验田，这样说，其实只是强调了它的最后形式，它首先是一个记者以不同方式和角度介入新闻事件的实验田。

我跟踪这件事有三年。三年后这个福建母亲拿出几本边角卷着毛的笔记本，对我说，这是她听我的话几年来记的日记。我接过来，那是一本流水帐，写着几月几日她去哪里找谁谁问进展，几月几日谁谁打电话跟她说私了，几月几日被电话告知要开庭，等去了又说改日子了……令我吃惊的是，她其实记下了这几年来福州的一些重要变化，一些与此案或多或少有着关联的人员命运的变化，其中含着腐败分子的惩罚，无序与对无序的重新格式化。

那是一个小人物和她背后的整个时代。那是一个民众对知情和个人权利进行强烈要求的时代，《南方周末》给予读者的新闻在这个时代并不是易碎的。但是人们似乎一下子接受不了太多的真实。包括我们自己，离真相越近，对社会的开发就
是越犀利。

1997－1998年两年内，以如此犀利的方式报道社会新闻，成为《南方周末》的一个特征。但事实上，它的内容要宽泛得多，它关注民生，同样从经济，文化甚至对新生活方式的记录完成着一张报纸的责任。只是由于其中社会新闻的冲击力过于强劲，使它的表征被单一化了。

我们读者非常杂，每次做读者调查都发现读者群的庞大和难以定性。而对于这张报纸的理解也是千差万别。有从中获取信息的，有从中燃起希望的，也有如下这样一封读者来信，从中读到了其它滋味的：

我已经从冬天失业到了春天。在这暮春十分，我用一整天走在这个城市纷繁的街道，一整天的暖暖阳光和黑丝袜的女人。我正在春天里失着业。

当街道向晚，我在纷乱的环岛驻足，转瞬间就灯火通亮，所有的方向都热闹非凡。我突然异常倦累。我必须回家了。

路过报摊，带走一份《南方周末》。

我看到了中国的同性恋，和他们没有阳光的生活；我又看到了一个标价13.22亿元的便宜教训；我看到了荒诞的爆炸和死亡，以及稚子泪眼中宿命般的疑惑不解……

赵世龙著：《调查中国。新闻背后的故事》中，有这样一段话：早在1997年10月，随着“97大江截流”（11月8日）的日益临近，我在南方周末编辑部大会上提出了“以一个月、自三峡大坝起至重庆回水处全程溯源，从库区民生的实际生存状态，多角度透视三峡的专题报道”，并拿出了我制定的采访计划与报道方案，获得通过。担任头版编辑、新闻部副主任的沈颢本来是极难参与时间长达一个月的采访的，但他对于三峡的浓厚的兴趣使他与我联袂出击，会上孙保罗强烈要求参与，于是就成了三人行。我先行一步，飞到武汉采访长江委相关部门，拿到很多资料后，赶到宜昌与沈、孙会合。想到要给对三峡不熟悉的沈、孙一个快速直观认识并融入三峡的路径，于是决定从葛洲坝上的黄柏河流入长江的汇合处虾子沟出发。在那里我们租了一艘很小很小的渔船，泛着这一叶扁舟，从南津关直入西陵峡，三四个小时逆水走过40里水路。南岸风光好船儿就飘到南岸，北岸景物绝就又驶过北岸，有时还要靠上绝壁爬上去后拍照留留影，人坐在船梆边，脚有时伸在江水里荡漾着，一路如此亲近三峡的山水。

那以后一直行到巫山，我们都是这样以租乘最小的渔船的方式行进、采访。饱览了三峡绝美的山水，才发现，我们竟是如此深深失落地在三峡的山水间徜徉，因为她的绝美，因为她的壮丽，因为她的原生态。那心情，就像在永远送别最亲爱的姑娘一样。也深深体会到三峡工程给三峡自然地理和人文带来的破坏和巨大变化，见证了一个民族所承受的巨大忍耐。

行程一个月，后来在1997年11月7日的那期《南方周末》刊出了三个整版的报道，内容涉及“三峡移民建废城”、“三峡文物遭破坏现状”、“三峡的真实民生状况”，沈颢给这个组合报道起了个内含忧伤遗韵深长的名——“美丽的三峡我的家”，整个报道的基调迥异于全国媒体“97大江截流”一片欢腾、普天同庆的主流报道色彩。在那样一种氛围和压力下，我们均坚持了冷峻客观真实的报道，透视并批评了三峡工程的一些不足地方。这组报道刚刚出来，新闻界就不断有人给时任《南方周末》主编的江艺平和当时还没有退出《南方周末》的灵魂人物左方打电话、通信息，说大家都注意到了这组报道的独特视角和高度。后来有人把这组报道誉为“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高度”，海外媒体多家转载，评为中国“时代的良心”。

在出报的前一天，我打电话通知了俞伟超老先生。过了几天，他专门打电话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说《南方周末》出报的第二天就是11月8号大江截流的日子，国家领导人如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兼三峡建设委员会主任）都出席截流仪式，这一干重要人士都将在仪式上登上坛子岭观礼台。俞老因为是三峡文物工作组组长，所以也上了坛子岭观礼台。他随身带了好几份当期《南方周末》，就在坛子岭上找到时任中办主任的曾庆红，让他把那期报纸送到了江泽民手中。因为离开幕还有段时间，江泽民总书记趁这个闲暇观看了这组报道，然后对李鹏总理说了一句评论：“三峡两岸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啊！’（俞转述曾庆红原话）。”俞老说，按他和文物工作人员对江泽民总书记此话的理解，是“很委婉地批评了对保存三峡历史文化工作方面做得不到位”。

后来过了几个月（1998年中），俞老专门打来电话，告诉我说他们所做的资金预算方案被国家批准了，三峡文物的头等大事总算解决了，接下去就是怎么动员全国的考古专业力量抢救发掘了。他说这与媒体的呼吁支持分不开，并感谢《南方周末》和我本人在其中所做的工作。我立即将俞老所说的此消息和此前关于“美丽的三峡我的家”报道引起国家领导人重视的事，向《南方周末》的领导作了汇报，左方还专门让我写了一份书面的报告，提交给了《南方日报》社委会领导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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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翟明磊的认知源自一报，以前虽看南周但从来不关注记者姓名。看到翟明磊跌宕起伏的经历和他的文章，深敬服，且愧之。文人的风骨，记者的操守，还有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感。适逢今天一苏联老头登天了，也许翟明磊永远无法获得那样的荣誉，但同样值得我们尊敬。

以下转自一五一十

作者：寇延丁

生命中的真理

1994年，大学毕业后翟明磊回到上海，在银行工作。

提到那段时光，翟明磊一言概之：迷惘。

工作安定清闲，收入不错，还有很好的福利待遇，过着非常小资的生活。但他对自己的工作，总有一种喜欢不起来的感觉。因为工作没劲，觉得自己的活法也很成问题，根本是在混日子。工作之余和朋友们聊聊天、泡泡酒吧，发现有同感的大有人在：大家都是在这么活，混吧，就这么一直混下去，也许适应了就会好一些。

翟明磊大学里的专业是新闻，工作之余写些东西向外投稿，收到了稿费就请朋友喝酒。他曾经披露了上海浦东机场建在候鸟迁徙的路线上，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同时也是对自然的破坏，这种事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他还写过有关海鸥照相机厂假破产的文章，据说此事做得非常高明，骗过了朱镕基总理。

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翟明磊并不是出于社会责任感，有点像《皇帝的新衣》里那个说出了真话的孩子。只是，在童话里，说出了真话，故事戛然而止，我们无从知道在那个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现实世界里，翟明磊说出了真话，给自己惹下了麻烦。

公安局找他谈话，说他的文章被许多海外报刊转载，造成了很坏影响，不仅如此，他的一位朋友还与“地下文学圈”有关。这样一来可不得了，都是原则问题、大问题。看单位的样子也怕是要处理自己，翟明磊觉得不如自己主动一点，就辞职离开了银行，那年他24岁。

在银行的时候迷惘，离开了银行翟明磊似乎更迷惘了，那份并不喜欢的工作毕竟是三年小资生活的物质基础啊。

后来，翟明磊去了深圳，在《深圳投资导报》做记者。《深圳投资导报》在当时曾经非常有名，因为这是一份中外合资的报纸，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外资参与的报 纸，是十年改革之后在深圳做的又一次试验。报社里曾有一半记者是外国人，他们，以及外籍的老总给翟明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翟明磊进报社时，老外们已被命令离开，但他们传承下来的新闻技术让翟明磊学到了许多。

翟明磊觉得大学的新闻教育并没能给他真正的指导，后来也曾经在报社实习过，那段经历让他同样失望，有太多的关系稿、人情稿、领导派发的稿子，工作方式也让他觉得很糟，连点职业精神都没有，遑论新闻精神。在《深圳投资导报》，这里的外籍同事让他看到了什么是记者的职业精神，什么是新闻精神。

翟明磊在工作的过程中受到了真正的职业训练，真实，成为新闻的生命。

说真话成了翟明磊的工作，通过这份工作也让他渐渐明白了可以用文字来做什么，明白了作为一个记者、或者说一个为大众执笔写字的人，应该做些什么、怎么做。

外籍人员限期离开实验终止，两年以后，报纸收归深圳特区报。翟明磊也辞职离开了报社。这一次，他失去的只是一份工作，但带走了对自己、对未来的想法，他会沿着“说真话”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在做过一段自由撰稿人之后，2001年2月，翟明磊成为《南方周末》记者。虽然此前很久就已经给《南方周末》供稿，但真正进入其中还是与供稿不一样的，在这里，他感受最深的就是知道了一个好报纸是怎么做出来的。

他 先是有些惊异地发现《南方周末》对记者的采访要求与《深圳经济导报》极其相像。原来，只要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真相为目的，人们都会采用相同的方式，无关 是否合资或者意识形态。一个好报纸是怎么做出来的，新闻精神也还是表象，真正的内核是做人。在跟总编江艺平谈话的时候，翟明磊觉得自己的心会特别安静，她 的那种平等的、没有功利的态度出自内心深处对人的关注。她关心你、关注你，不是因为你是好记者、好编辑，不是因为你能为报社做多大贡献，而是因为你是一个 人。

“她的这种态度影响了很多人，这种团体形成的爱心再投射到采访对象身上，才使得报纸能够有了真正的平民视角、社会关注。 在他们眼里没有权势，没有官位，可以冒巨大风险做报道。当然我不排除这里面有市场性的因素，这样写了老百姓爱看、有市场。但最根本的还是能够抛开了个人得 失去关注人。这种对人对生活的态度也沿续在我现在的工作中，成为我的……”说到这里，翟明磊沉吟一下，他先是说出了“真理”这个词，好象觉得不太准确，接 着摇了摇头，想了一会儿，最后还是这么说的：“可以说是真理，我生命中的真理。”

在《南方周末》期间，翟明磊采写了《千里追 踪希望工程假信》、《东南大学顾冠群论文剽窃案》、《上海交大有没有招生黑幕》等一系列文章，是写批评报道较多的记者。批评报道的意义绝不是为了批评而批 评，他将新闻工作者比作大海航船高桅上的观察员，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在“如实地发布警告”。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

说真话要付出的代价的，特别是做批评揭露性报道，要想完整地呈现事实，就要付出许多新闻之外的努力。

王惟尊MBA毕业后到北海一家民营企业做总经理，后来发现企业做假账，金额上亿元，于是向投资方揭发了这件事。但这个企业家背景深厚，反诬一口把他抓了起来。

翟明磊开始着手调查这件事。有关王惟尊事件的报道发出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王惟尊的母校、中欧国际工商学院307名MBA联名上书，翟明磊一直关注事情的进展，《南方周末》也做了后续报道，直到王惟尊无罪释放。

“ 好人被陷入狱”无疑是大众关心的事，况且MBA、职业经理人，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阶层，也足够吸引眼球。但是，民营企业代表着中国生产力的前进方向，事关 重大，尤其是陷害王惟尊的企业家在北海势力极大，据说还与黑道有染，做这样的采访有很大风险。一般说来，在《南方周末》，这样的任务都是两个人同去，但那 一次时间比较紧张，翟明磊只能一个人去，采访的一周时间里总是提心吊胆的。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说这句话的时候，翟明磊笑得有一点儿羞怯，与他笔下的题材及行事的方式不太一致。24岁那年，当公安局为那两篇惹祸的稿子找到自己的时候，翟明磊印象最深的就是恐惧，只记得自己害怕极了，那次谈话过后，整整一晚没有睡着。

翟 明磊承认胆小，但这并不影响自己做出很有勇气的事。说起胆小的话题，他跟我讲起了他所敬仰的人，甘地。甘地小时候胆子很小，一个人黑暗中就会想到很多恐惧 的事，把自己吓得不行，后来做了律师，第一次为人辩护时居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但谁都知道甘地后来成了一个伟大的人，一方面可以说他是在克服自己的缺陷的 过程中获了勇气和力量，恐惧和勇敢之间并没有一种截然的划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恐惧本身也能成为一种力量，成为动力，甘地最大的恐惧是对神灵的恐惧，或曰 敬畏。

翟明磊心里也存有一种敬畏，对真实、对公正、对自由的敬畏。

表现在王惟尊事件上，是因为他不能容忍对公正的亵渎，不能容忍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因为说出了真话而坐牢，每天都要和那些真正犯了罪的人一起喊“我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要他怎么改？怎么做？难道是要他改掉诚实的“毛病”，也去做一个造假账的人吗？

翟 明磊喜欢一个这样的故事：有只蝎子都想过河，就请青蛙驮它游过去，并承诺自己一定不会刺它，于是青蛙就带上它上路了，但游到河中间，蝎子还是刺了青蛙一 下，青蛙在沉没之前哭着问：你为什么要刺我，不知道这样一来我们两个都要死吗？蝎子也流下了眼泪：我也知道这不应该，但还是忍不住会刺，因为这就是我的本 性啊。

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对自由的渴望超过了对安全的期待，会在迷惘、探索、彷徨之后走上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路。回首往事，翟明磊觉得自己所走过的路看似偶然，其实也是出自本性的必然。

翟明磊天生是个崇尚自由的人，这样的人，很难从属于某个被限定的范畴之内。2003年，翟明磊再次辞职，“我为新闻而来，为新闻而去”，离开了《南方周末》。

“我们不怕”

在童话故事里，那个说真话的孩子只需要诚实和勇气，但在现实生活中，仅有诚实和勇气还是不够的。

那 年，在公安找他谈话之后，翟明磊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曹霞拉他一起去逛街。那天的天气好极了，曹霞的兴致也极高，这也想买，那也想要。那时候翟明磊已经 决定辞职，他问曹霞：如果我们以后日子过得很惨，这些东西都买不了，你会怎么看？曹霞看了看他，这个美丽聪明的女子没有问翟明磊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定定 地说了四个字：“我们不怕”。

此言一出，翟明磊觉得自己的心马上就静了下来。不怕，而且还是“我们”。他其实很清楚自己已经不能回头，即便是一个人，也要面对，但现在明确了，有人会与自己站在一起，不管发生了什么。

后 来，他们结了婚，翟明磊在深圳找到了工作，曹霞也辞了职，告别熟悉的城市和朋友，与他一起去了那里。最初曹霞没有工作，只有翟明磊每月一千元实习工资，租 来的房子里空空如也，电灯泡是他们唯一的家用电器。两年后，当翟明磊再一次面临选择的时候，曹霞说得同样很简单：“不要受这个气啦我们走吧”。然后，曹霞 也辞去了自己的工作，告别已经适应的深圳重回上海，两人都做了自由撰稿人。

翟明磊非常感慨地提到了妻子：“她对我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包括体贴呀、关心呀，这一类的要求有很多，但基本没有物质上的要求，完全没有。”

即 使是没有曹霞，没有这样一份让人羡慕的爱情，翟明磊依然会走这样的路，依然会带着恐惧冒险，依然会一次次辞职，但正如曹霞所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的力量 要强大些吧”，在这样的生活中翟明磊淬炼着自己，而曹霞则把这段共同成长的日子称之为“修炼”：“婚姻生活对我们来说，就是两个渴望过超越于平庸生活的普 通人一起不断修炼的日子。只有那些心智单纯、内心狂野，对生活充满激情、对爱无比贪婪和绝对真诚的情侣，才能真正获得幸福。”

对我来说，一想到曹霞，是与“我们不怕”这四个字、与胆色和勇气连在一起的，但我很快就知道了，她还是怕的，而且很怕。

第 一次接触翟明磊是在下午，他要赶傍晚的车回上海，我把他送到了北京站的检票口，那是一列直达上海的车，一夜之后翟明磊就会到家。但第二天一早，我就接到了 找人的电话，他在应该到家的时间还没有到，曹霞担心出了什么事，正在满世界找他。原来，翟明磊到上海后因堵车晚了两小时到家，手机恰好没电联系不上，只是 虚惊一场。后来去上海的时候，我见到了这个有着甜甜嗓音的美丽女子，还见到了一份他们自编的杂志，其中曹霞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爱人死了》，记录了自己的 一个梦，一个爱人离她而去、让人痛不欲生的梦。看过之后，我将杂志放回原处，只谈家乡泰山的景色，而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同她谈谈“怕”和“不怕”的话 题。

从最小的事情做起

从《南方周末》辞职那年翟明磊30岁，他觉得已经想清楚了，这是自己的最后一次辞职，不会再次寻求体制内的工作机会了。离开时有两点突出的体会：一，真正想做事情的年轻人的出路只有在体制外；二，从最小的事情做起。

《南 方周末》的记者接触到的都是些大问题，说话比较宏观，一谈起来就是高层政治，或是一些宏大的理念，但仅仅这样谈论是不够的，而且，这样的谈论是走不下去 的，谈谈而已，也就到了头，翟明磊希望自己能够抛开宏大叙事，真正来到民间，进入社区，做最基层的工作。“木桶理论”是个经常被人用到的比喻，木桶的容量 总是被最低的那块木板决定，较之经济，民间社会发育严重滞后成为“最低的木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丰硕的生命力就无法展现。

还 是在做记者的时候，翟明磊参加了民间组织“热爱家园”举办的“青年茶会”。“热爱家园”是一些法律专业人士2000年发起成立的民间组织，最初旨在为社区 百姓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在一个棚户区建起了志愿者服务站，让他们多少有些失望的是，人们对民间组织了解不多、信任更少，不仅最初来咨询的居民不多， 愿意加入的志愿者就更少。出于“在茫茫人海中找到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这样一个“功利”的目的，发起了“青年茶会”，他们称之为“凿一个坑，让他们往下跳 ”。翟明磊就跳了进来，当时是为找些新闻线索才来的，对“民间组织”或者“NGO”还没什么概念，后来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挺好，慢慢一起策划选题，进入项目 组。在这里发表言论的，除了知识分子，还有农民、工人、血友病人、同性爱者、出租车司机、环保人士和志愿支教的乡村教师，都是来自民间的思考者与行动者。

慢 慢地，“青年茶会”吸引了许多关注社会问题的人，成为公共生活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有越来越多的人跳了进来，还有许多人办起了自己的志愿组 织，或者参与其他民间行动。不管是叫NGO也罢，叫第三部门或者草根组织也罢，这些新兴组织非常需要相关的指导与帮助，“热爱家园”本身非常重视民主氛围 与制度建设，他们曾经请了一些专门研究NGO的学者来做培训，但讲的都是和实际操作脱节的NGO理论，本来就不明白，越听越糊涂。学者讲的大家听不懂，不 如换一种思路，自己组织培训，立足草根组织的实际需要，讲怎样做社区调查、怎样做发动工作和项目经营等内容。

辞职后，翟明磊 和几位在这里认识的朋友一起发起成立了“绿根力量”，这是一个专门的NGO支持组织，将培训作为工作的重要内容。学员有的来自草根NGO，有的是个体户、 个人身份或者还是公职人员，2003年第一次培训，翟明磊是学员，那时候他还是记者，在来年的第二次培训中，翟明磊是培训的推动人， 2005年第三次培训，由他负责整个后勤和策划。

针对在许多组织里，理事成了一个虚的荣誉职位，创办“绿根力量”的时候，四位发起人每人拿出了自己的两万元钱。他们认为，出了钱，也就明确了各自的责任，组织就不致太过分散，不会出现理事只挂名不理事的情况。

之 所以会做“绿根力量”，翟明磊说都是因为自己喜欢，做这件事情是高兴的。当然这个高兴并不意味着没有痛苦，甚至有可能因为自己选择了这样的方向，所承受的 痛苦要远远超过想象的程度，看到他们的“惨状”，曹霞曾说NGO就是汉语拼音“难搞噢”的简写。痛苦也罢，艰难也罢，毕竟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做自己 想做的事，虽然会有很多障碍，但他们可以用自己行动来克服，能够让自己看到希望。

职业状态与理想状态

翟明磊认为NGO的工作有两个特点：一是没钱的时候也要干，要让它动起来；二是没有别人干的话，你就一个人干。这就要求一个人的各种能力都要很强，写稿子、演讲、组织、筹资等等。尽管自己正在用这种方式在做事，但他却主张身在其中的人应当采用一种职业状态而非理想状态。

说 到对“职业状态”的认识，最早来自于《深圳投资导报》。外籍的老总和记者，平时待人很幽默，敬业乐业，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做起事情来都特别拚命，为了设计 版式可以四天四夜不睡一直在干。但是，当这种特殊状态过去之后，他们又都把工作和生活分得特别清。稿子没有写完，中国记者可能留在办公室加班，但老外到了 五点钟一定放下手头的工作下班。后来到了《南方周末》，身边的同事对工作投入都特别大，翟明磊发现中国记者的持续能力比较差，效率也低，我们一百人只能做 周报，而老外却可以做日报，那种充满理想精神的职业状态才是事业持久发展的根本。

NGO应该既能享受工作也能享受生活，在可 能的条件下，翟明磊一直劝同事们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即使工作已经进入了生活之中，还是要有意保护自己的生活。曾经有人建议大家给电脑装探头，那样在自己家 里也可以开电话会议讨论工作了，翟明磊表示反对：装了探头我就没有隐私可言了。

在结识翟明磊之前先看到了他的文章，能够感受 到他强烈的社会关注，甚至也能够感受到在他的文字背后的焦灼。在了解翟明磊之后，走进他的家，我有一丝错愕。在他和曹霞小而整洁的家里，除了大量的藏书， 还有许多工艺品收藏，一尊香炉，一方蜡染，一张琴，或者，一套显然是经常用到的功夫茶茶具。后来，我们一边聊，一边看看他洗好了茶具，用那套娴熟的复杂程 序喝茶，也听他说到了之所以会选择这种民间努力，与现实面前自己内心的“焦灼程度”有关。我说：“看你的书、工艺品和其它收藏，看你喝茶的方式，让人觉得 应该是一个很超然的人，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看你写的文章，看你做的事，又是很入世的，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注，而且你提到了焦灼。这两种东西之 间反差蛮大的。”

翟明磊笑了：“说到反差，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甚至是困惑：为什么我又想做事，同时又对个人的生活特别 看重，特别讲情趣，好象完全不像个理想主义者。从年轻的时候非常偏激，到现在这么重视生活本身，重视个人生活和隐私，重视家庭、情感、生活的情趣，在我身 上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我目前的状况，我觉得生活和工作是平等的，并不存在一个谁高于谁的问题。我认为，感情和事业在一个人身上应该和谐统一。对我来 说，我的家庭，我的个人生活，是一个堡垒，这个堡垒可以让你感觉到心灵的宁静，让你在面对一切的时候都能心里有底。我的书、生活的情趣、爱情、友情，构成 我心灵世界的空间，足以支撑我做这些事。”

说到“职业状态”和“理想状态”，翟明磊认为，任何行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有一 部分是理想的状态，一部分是职业的状态，一部分人混日子，还有一部分人是捞油水的状态或者其它状态，NGO也是一样，当然NGO更需要一批有理想的人参与 其中。但我们应该接受这种与不同的人共同存在的现实。年轻的时候，翟明磊对保守势力很偏激，而现在则接纳了保守主义者，一个社会如果只有理想主义者肯定是 不行的，如果把理想主义比作社会前进的风帆，那么保守主义就是压仓木。他觉得随着人的成熟，越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就会变得越宽容。

如何面对NGO存在的问题

做 记者的时候，翟明磊做了许多批评揭露性的报道，近年来，从媒体报道中，人们看到了许多NGO的问题，“希望工程风波”、“丽江妈妈事件”、“沈阳儿童村问 题”，都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有些NGO的研究者和实践者认为，新闻报道没有深挖事件背后的体制性缺陷，把板子都打在了NGO身上，不利于中国正处在 婴儿期的NGO的发展。对于NGO存在的问题，翟明磊从来不主张回避，为尊者讳，甚至认为，“既然是公共生活，NGO其实和官员明星一样，都应该像公众人 物一样被监督，而且某种意义上应该更严格一点。因为官员和明星只是个人，NGO则代表一种理念和团队的精神。”

我开始这本书 的采访正是“殷永纯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翟明磊从2003年开始曾经六七次去过殷永纯从事志愿服务的复兴学校（后来改名为复新学校）。作为个人， 他与殷永纯是朋友，但是作为记者，他2003年4月发表在《南方周末》的那篇《复兴学校：悲壮的民间乡村教育远征》，却写了一群有着良好愿望的人是如何失 败的，包括财务的问题，管理的问题，创办人的冲突，本地教师和志愿者的矛盾等等，有人觉得是挖了复兴学校的老底。翟明磊一直坚持新闻应当是对事实的完整呈 现，他的文字是严厉的，又能看得出对复兴是有感情的，就连觉得这样的文章可能会对复新下一步发展不利的殷永纯都因此与他成了朋友。

后 来，翟明磊促成了殷永纯在“青年茶会”的报告，通过那次报告联系到华桥基金会和其他一些关注此事的人，并带着资助方一起去了新创办的复新学校，他曾为复新 学校的孩子们联系了奖学金并作为执行人，还与其他志愿者一起拍摄了有关复新学校的纪录片。翟明磊和殷永纯结下了真挚的友谊，很多志愿者将他引为知己，也是 在这个过程中，2005年，在他任主编的《民间》杂志创刊号头条刊发了他的《复新学校：用爱去拯救乡村孩子》，之后不久，听到了“殷永纯出事”的消息。

我 们已经习惯于用赞美的笔调表达公益人物，并用高于常人的标准要求他们，甚至他们自己也会这样要求自己（我看了殷永纯留在翟明磊那里的一本日记和一本笔记， 看出许多时候他对自己有着近乎完美的苛刻要求），而这可能会成为真正压垮殷永纯的东西。得到消息之后，翟明磊给殷永纯写了一份邮件：“十二点了，与你联系 不上。写这封信。我想告诉你，即使中青报公开的都是真的，从我对你的理解，我与周围的朋友仍能接受你的一切，你仍是我们敬重的朋友……和我和他们一样，你 也是个普通人，和我和他们一样，你也有天使的一面……”

后来，翟明磊和朋友们为殷永纯介绍了律师和心理医生，律师虽不透露细 节，但告诉翟明磊，殷永纯没有法律的问题，所谓“猥亵男童”是一个被人陷害的过程，警察也说不会为此立案。翟明磊曾经鼓励殷永纯向可信任的媒体说出全部真 相，承担恰如其分的责任，但他已打定主意从媒体上消失，不做任何辩解，而是通过央视和《南方周末》承认自己做错了事。

“殷永 纯事件”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成为人们争说的热点久久不能降温。出事前曾在自己的文章里多次写到学校存在的问题的翟明磊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 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渲染炒作的八卦新闻”，“在法律的框架之外，还应该有一个人性的框架，特别是对这样的志愿者，应该用一种普通人的标准去了解他，这很 重要。”

这件事情背后其实有一个颇为复杂的背景，也有最早披露的记者采访中的问题，最后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或者说几败俱伤。但 是，依然还有志愿者留在了复新，留在这个漩涡的中心，一个月吃不上一次肉，每月只有200元志愿津贴甚至没有，住在漏雨的房子里，身上随时可以抓出肥大的 跳蚤，他们留在了这个地方，面对变故，面对四面八方的质疑，面对复新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面对自己来到这里的初衷，要为农村的孩子们、为中国农村的教 育做些什么。

痛定思痛，翟明磊将加尔各达儿童之家希舒·巴满墙上这些充满了志愿者精神的口号献给复新的志愿者们，献给殷永纯：

“人们不讲道理，思想谬误，以自我为中心，不管怎样，总是要讲道理；如果你做善事，人们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甚至明天就要被遗忘，不管怎样，总是要做 善事；如果你成功之后，身边尽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敌人，不管怎样，总是要成功；诚实与坦率使你易受攻击，不管怎样，总是要诚实与坦率；你耗费数年所建设的可 能毁于一旦，不管怎样，总是要建设；人们确实需要帮助，然而如果你帮助他们，却可能遭到攻击，不管怎样，总是要帮助；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 可能被会被踢掉牙齿，不管怎样，总是要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

文章来源：

寇延丁作品：《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http://www.douban.com/subject/2297301/

作者：寇延丁 海南出版社 2007年出版

寇延丁，女，山东籍，自由作家，纪录片独立制片人。1993年开始关注残疾美术家，2004年辞职创办“北京手牵手文化交流中心”，致力于增进残疾美术家 与社会的沟通与理解，目前已拍摄制作大量相关纪录片。出版作品有《诗和我在一起》、《文和我在一起》及关于残疾美术家纪实文学《梦想美丽》。

她梦想在未来十年内，全社会都能认识到，残疾美术家不仅承载着命运的苦难与不幸，他们也有爱，有美，还有艺术家的价值与尊严；她期待残疾美术家能够形成自 助组织，自动自发地激发自身潜能，自助助人；她希望有专业机构大力推广经营残疾美术家的作品，实现作品价值。由此，帮助更多残疾美术家实现他们的人生梦想 和价值。

她认为，有梦想的人是幸福的。而她，无疑是一个幸福的人。

作者邮箱：tskyd@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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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京报与监狱游走一番后，程益中选择了在《体育画报》复出——也许他本无选择。《体育画报》一直有体育界的《Times》之称，任中文版主编也算是良马配好鞍。以下采访来自《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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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人民网，程益中创办新京报演讲。之后，他到牢里晃了一圈，出来后加盟老美的《体育画报》，从此开始娱乐事业。

各位同事：

这一回，时间真的开始了！历史真的开始了！

152年前，亨利.雷蒙创办了纽约时报。126年前，尤金.迈尔创办了华盛顿邮报。85年前，邵飘萍创办了京报。54年前，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诞生在新中国的拂晓和黎明。4个月前，光明和南方一见钟情。3个月前，光明和南方共偕连理。3天以后，11月11日新京报横空出世。

像所有的婚姻所遭遇的境况一样，有人红线搭桥，有人棒打鸳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欢迎这门亲事，他们害怕的是这门亲事的后果。

但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新京报一声嘹亮的啼哭，必将划破千年古都的宁静！

自古英雄常气短，从来好事总多磨。

各位同事，多年以后，我们会回味这一时刻——回味我们一起走过的光荣与梦想！

各位同事，从现在开始，我们都有了一个相同而响亮的名字——新京报！

我们都是新京报的创业者和开拓者。我们都是新京报人！

各位同事，今天，我受戴自更社长委托，来跟各位同事做个交流。我就我们到底要办一张什么样的报纸所涉及的问题，从新京报的使命、新京报的优势、新京报的宗旨、新京报的办报理念、新京报的经营理念、新京报的管理理念、新京报的企业文化以及新京报的未来等八个方面，谈一点自己不成熟的想法。我的想法不一定正确，请大家批评指正。

讲完之后，给大家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提问。请大家边听边准备问题。我也想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多跟大家交流交流，多向大家学习学习。

第一部分　新京报的使命

一、新京报是全国首家得到中宣部同意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的、具有合法地位和受法律保护的、真正意义上的媒体集团跨地区合作经营管理的报纸。

新京报是中国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迈出的艰难一步和取得的重要成果。新京报一小步，中国报业一大步。我国长期以来媒体行业划区经营和地方利益保护主义盛行的落后局面，有可能因此开始改善。

我国一段时间以来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只听雷声大，不见雨点小，只听过门浅唱低吟，不见正曲引亢高歌。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京报是一个时代大合唱的开腔。新京报是新京报人的光荣与梦想，也将会是中国报人的光荣与梦想。

每一个新京报人，无论在社内从事何种工作，从现在起就要牢牢记住自己所肩负的重任：新京报成功与否，不仅影响个人的声誉和前途，更影响我国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声誉和前途。历史的责任，落在我们肩上。我们既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历史负责。我们只能成功。除了成功，我们别无选择。

二、新京报从一开始就承载了无与伦比的关注与重视，一开始就成为时代演进的风向标，成为外界判断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一项不容忽视的指标。

新京报在刊号申请和报名拟定阶段就得到了传媒业界和有关领导前所未有的关心和支持。在多次听取光明日报报业集团领导关于新京报管理模式和经营体制方面改革创新的设想之后，中宣部领导指出，两大党报集团合作办报符合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需要，有利于党报集团发挥优势、互补互利、做大做强，是一件大好事；并在有关汇报请示材料上作出明确批示，表示赞成和支持。国家新闻出版署领导也批示同意把新京报作为跨地区合作办报的试点，要求有关部门注意跟踪调研，及时总结经验。新京报得到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的正式消息发布之后，全国传媒业界人士无不奔走相告，欢欣鼓舞。他们似乎看到传媒产业的春天来了。

北京市几位官员也多次亲自过问及动用行政力量干预新京报报名及审批事宜。这真是破天荒的事情。这件事情很不一般。新京报一定是审批过程中受到最多相干和不相干领导过问的报纸。一张小报更名改版这样的小事，都演变成翻云覆雨、明争暗斗的行政事件，这充分说明改革有多难，推动改革的人有多难。所有的新京报人都要打醒精神，新京报一定要好好办，一定要办好。要给推动改革的人争光添彩，不能给推动改革的人添乱添麻烦，更不能给有的人找到攻击改革的借口。

作为现代开放社会的政府官员都认识这样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处理和媒体的关系是考量政府自信心、承受能力、透明程度和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勇气的一项重要指标；政府对媒体的宽容度与政府的自信心成正比，而政府的自信心与政府的成绩大小和工作好坏成正比；要警惕极少数官员拿政治正确的挡箭牌为自己遮羞，为官不做亏心事，不怕狗仔队敲门；干得好的、有成绩的官员通常都会把媒体当作舆论阵地和喉舌耳目，而干得不好的、甚至有问题的官员则通常把媒体视为洪水猛兽；在干得好的官员眼里，媒体可能是喜鹊，在干得不好的官员眼里，媒体则可能是乌鸦。

三、从胎死腹中的北京时报，到一落地就遭到扼杀的京报，再到浴火重生的新京报，我们一出生就历尽沧桑，我们一出生就风华正茂。

多年以后，当我们蓦然回首，我们将无限感慨，我们的内心将无比丰饶。报名千差万别，理想殊途同归。从根本上讲，叫什么报名其实是不重要的！时间马上就要证明，所有针对我们的不友好主动都是多此一举。正像电影《终结者3》片头第一句台词所说的那样：“我还没出生，就有人要杀死我。”所有针对我们的不友好主动，其实都是枉费心机。如果有人非要逼我们做他们的终结者，那我们就要像终结者那样对他们说：“我一定会回来的！”终结者终结被终结者，命该如此，事实如此，逃无可逃。

由于历史上旧中国曾经有过一代名报京报，我们这张浴火重生的新中国新时代新北京的新京报，就义不容辞地承载了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我们，新京报人，义不容辞地要担当起中国报业领跑者的角色，要为饱经风霜的中国报业跑出一片新天地。

历史上的京报由著名进步报人、毛泽东的老师邵飘萍创办于1918年10月5日，停刊于1937年“七七事变”。邵飘萍的京报以“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为宗旨，以监督政府、教育民众、唤醒民众为方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那时侯的中国，政治黑暗，政府腐败，战乱连绵，民不聊生。京报几经停复，风雨飘摇，邵飘萍几度流亡，并于1926年4月26日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但京报依然名动天下，风云际会，沈从文、鲁迅、孙伏园、石评梅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成为京报主笔或主编。京报就像不断扩大光明范围的探照灯，成为照亮一个时代的良心，成为与申报双峰并峙的旧中国两大名报之一。

外界一般把新京报的创办解读为一次伟大的复刊行动。这实在是一个善意的、富有创造性的误解。我们尽管不敢掠人之美，但也不能数典忘祖。作为有理想的当代中国报人，我们在向纽约时报这样的国外报业巅峰仰望的同时，也要向本国史上难能可贵的报业传统致敬。知识分子的良心，从来就是奠定报业大厦的基石；知识分子的风骨，从来就是支撑报业大厦的脊梁。纽约时报如此，历史上的京报如此，新京报也理应如此。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对理性的呼唤，对行政的制衡，对本真的逼近，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对丑恶的暴露——这是超越国别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媒体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这也是我国执政党一贯倡导的价值，那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有责任感的大人物和政治家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报业乃是社会生态链条中的一环，不能薄弱不可或缺的一环，社会生态链条中如果缺了报业这一环，就好像林子中没有了鸟唱，田野上没有了蛙鸣，屋子里没有了猫叫，耳根倒是清净了，可那是死一般的寂静；一个地区报业兴旺发达与否，乃是判定这个地区社会生活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一项重要指标，务必警惕贪官污吏和准贪官污吏假“政治正确”之名打压媒体，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腐败和丑行裹上一层又一层遮羞布；资本主义有天灾人祸，社会主义也有天灾人祸，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矛盾危机和突发灾害，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会发生，也绝对不会因为媒体的沉默而消弭或稍减，相反只会因为媒体的沉默而越演越烈。

四、解读目前以整顿报刊为先导的新闻出版改革的重大意义，有三种思路：

第一，制止报刊乱摊派，减轻农村和基层负担。这是目前宣传最多的一个说法，也是最能被大多数人接受和最不被争议的说法。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文件和报道中广泛使用这一说法。关于这个说法，有两个未经证实的小故事很有意思。一个故事说，一位领导人去南方某市邮政发行部门视察，发现成捆成捆过期的报刊堆在仓库里，就问为什么。邮政发行部门的头头说，这些都是强制征订和摊派发行的报刊，被强制和被摊派的单位和部门都不愿意认领属于他们的报刊，说发给大家也没人要、没人看，就建议邮政发行部门就别白费那个工夫了，直接拉到废品收购站岂不是两全其美。另外一个故事说，一位领导人最近去西北某省视察，表示新闻舆论也要支持西部大开发。陪同的省领导就见机提出要求说，那就给我们省多保几家报刊，不要砍那么多。这位领导人说，砍得还不够多！多砍几家强制发行和行政摊派的报刊，就是对西部大开发最大的支持！

第二，让行政权力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还报业经营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其实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在行政操作的时候掌握的一条原则，其实也是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一条清晰的思路，是此次报刊整顿的理论依据。充满深思熟虑和远见卓识。

第三，新闻出版改革实际上通常是政治文明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意义特别重大。但鉴于政治体制改革十分敏感，非常复杂，困难很多，阻力较大，所以作为政治文明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先声的新闻出版改革也是只做不说，甚至有意矮化它的意义。最多只说到第二点意义，即权力逐步退出报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甚至只说第一点意义，即制止报刊乱摊派，减轻农村和基层负担。

新京报的确是应运而生，它表明新闻出版改革有了实质性成果。新京报必将成为标志性的政治事件，必将成为下一阶段新闻出版改革的试验田，也必将对中国的政治文明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部分　新京报的优势

一、政治优势：

光明日报是由中共中央主办，中宣部代管的中央级党报；是立足知识界，面向全社会的综合性日报；是党和国家联系广大知识分子的桥梁和纽带，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揭开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对推动思想解放、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旗帜，成为新时期开始的标志性事件。

南方日报作为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也有光荣历史和辉煌的现在，也在中国新时期思想解放大潮中充当中流砥柱。就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同时，南方日报也克服重重阻力，发表系列报道和评论，大力支持当时在广东个别农村悄悄开展的分田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

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一北一南，一个从思想上解除国人的精神枷锁，一个从行动上推动国家的改革进程。现在，这两家根正苗红的党报集团联合在中国首都北京协力打造新京报，符合中央文件精神和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又得到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大力支持，其政治上的优势不言而喻。

二、体制优势：

由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支持和批准，新京报与全国所有报纸相比，都更有体制创新的可能和空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领导把新京报列为试点，就是赋予新京报进行体制创新的使命，为全国新闻出版和文化体制改革探索经验，提供样板。两家党报集团以政治做后盾，以资金做纽带，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合作经营，完全有可能建设一个法治化、现代化的报业企业，探索出真正有中国特色的报业之路。

在2002的一篇《答问录》中我曾经说过：相信制度，依靠制度，不要轻信于人。只有万恶的制度，没有万恶的人。体制好，虫变龙；体制坏，龙变虫。制度优越才是根本保证。企业成功的三要素渐次为制度、人才、产品，三者当中制度是最最重要的，是吸引优秀人才、培养优秀团队的前提条件，是生产优质产品、打造优质品牌的前提条件。

一切事业的成功归根结底都是制度的成功。体制问题其实是我国报业普遍存在的深层次的根本问题。现在，国家有关部门把新京报列为试点，就是要求我们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和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在体制创新和报业改革方面大胆尝试，大胆探索。这是新京报最好的政策机遇。因为有可能，所以要抓住。我们一定会用好用足这个特殊政策，为新京报设计一个最佳体制方案，确保新京报成为一个制度型企业，并为新京报成为百年老店创造体制前提和制度条件。

三、经验优势：

南方都市报1997年正式创办出版日报的时候，当时的广州报业与现在的北京报业相比，竞争局面要激烈得多，市场化程度也要高得多；相反，就广告规模而言，广州根本无法与北京相比，过去无法相比，现在更加无法相比。那时侯，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和广州日报无论是发行量、广告额，还是影响力都同时到达颠峰状态。那时侯，除了我们之外，几乎没有人认为南方都市报能活得下来。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会死得很难看。自己人对我们看不顺眼，对手根本就不把我们放在眼中。在这里我还是要和大家分享南方都市报创业的故事，这是我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南方都市报创办之初，面对许多质疑、责难和非议，我还记得在一次大会上，我只说了三句话，却三次引来哄堂大笑。我说：“我认为我们现在要思考的问题，不是南方都市报在广州激烈的报业竞争中有没有生存必要和生存空间的问题，而是南方都市报该如何尽快成为广州报业老大的问题。”哄堂大笑。我接着说：“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报业理念、编辑思想和管理制度，我敢说就不是南方都市报会不会成为广州某报、羊城某报的对手的问题，而是广州某报、羊城某报会不会成为南方都市报对手的问题。”接着哄堂大笑。我又说：“可是大家一定要明白，在热闹的马路边栽树，绝对不能栽小树，绝对只能栽大树。南方都市报必须要有足够的投入，一开始就是参天大树，而不是一脚就可以踩死的小苗……”这一次我是话音未落就被哄堂大笑淹没了。

我经常打比方说，现在有三个人在搞万米赛跑，一个羊城、一个广州、一个南方，羊城跑了九千米，广州跑了八千米，而南方才刚刚趴到起跑线上，现在有一个问题要考一考大家：南方如何超过羊城、广州跑第一当冠军？我的答案是：如果南方跟在羊城、广州屁股后边跑，南方要超过羊城、广州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如果南方根本不理羊城、广州那一套，而是自创一派，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跑，就一定能跑第一当冠军，就一定能够跑出一个新世界。

现在，人们又把同样的命题摆在新京报人面前。不断有媒体研究人员问我，你们的对手会是某某报吗？最先灭的是不是某某报？我给出的答案是，新京报不是北青的对手，不是北晚的对手，不是京华的对手，不是信报的对手，甚至不是北晨的对手，在北京，我们不把所有的报纸当成我们的对手，我们根本上就没有对手！我们一个都不灭。京华是最不会灭的，尽管京华还不够强大，但京华是三个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京华也代表报业明天。京华绝对是新京报的盟友，因为新京报也是三个代表。又有人问，去年北京报纸的广告额是30个亿，还有你们的份额吗？我们说，我不要这30个亿，我要另外的30个亿。在北京，还有另外的30个亿广告根本就找不到适合投放的报纸。我们要办的就是这样一张适合更多更好的广告投放的报纸！

另外，报业市场是不是饱和了，不是几家平分秋色、不思进取的报纸说了算的，更不是几个一窍不通的理论枪手说了算的。退一万步讲，就算是饱和了，谁有资格剥夺消费者失去选择更好产品的机会和权利呢？！要是非得问我对北京报纸的看法，我要说，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张与伟大的国都地位相称的报纸。要是非得问我对北京报业市场的看法，我要说，北京报业市场最大的问题是，诸侯纷争，群雄割据，独缺王者。

四、资源优势：

1、人力资源优势。凭借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尤其是南方都市报的名望，新京报很快就从全国各地网罗了1200名报业精英人才，其中采编及经营、管理骨干300多人，个个都是全国各地最好报纸中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和中坚力量。人人都是精兵强将，人人都是身怀绝技。我敢说，新京报已经有了全国最佳的报业管理团队！这是我感到最自豪的地方。我甚至觉得，新京报的管理团队可能比现在的南方都市报还要职业，还要精锐，还要整齐，还要有战斗力！另外，南方都市报本部已经集结了3500名报业大军，兵强马壮，蓄势待发。计划到明年底，整个南方都市报系将达到8000人的规模。这都是新京报可以整合的人力资源。我可以负责任地讲，现在没有我们办不了的和办不好的报纸。

2、信息资源优势。我刚才讲到，明年底南方都市报系将达到8000人的规模。这8000人其中采编一线人员1000多人，分驻广州、北京、深圳和上海四地，这是中国目前最厉害的报纸内容采集和制作团队。同时，光明日报报业集团还有50多名驻国内主要城市记者、30名驻国外记者，这些都是可以充分调动和激活的信息来源通道。到时候我们就会拥有最丰富的、可供整合共享的报纸信息。我们现在正在搭建一个平台，把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系的信息资源统合在这个平台上，实现系内信息完全充分共享。新京报可以整合的是三四家日报的内容资源，除了新京报本身强大的原创内容之外，还可以同步吸纳三四家日报之精华。换句话说，我们用的是办四五家日报的信息资源、内容资源来办新京报。

3、资金优势。新京报所有的本金，完全来源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两大集团系统内。除了两大报业集团的资金垫底之外，新京报更有南方都市报强大的流动资金做后盾。只要有必要，我们可以调动南方都市报每个月1亿元以上的现金流，确保新京报运转一切正常。这一点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可以说，现在，没有那一家的经营状况像南方都市报这么好。今年，南方都市报的广告额将达到13亿元，居全国第二，赢利将达到2亿元。现在，南方都市报的发展势头还很强劲，运行还很健康正常。报业的合作经营或者资本进入，最担心的是出现本金不足、后续资金又无法按时到位的情况。在新京报，这个后顾之忧得到解决了，根本不存在了，请大家放心。

第三部分　新京报的宗旨

新京报的宗旨，浓缩成一句口号就是：“负责报道一切。”

一、新京报口号“负责报道一切”阐释如下：

新京报的口号是：“负责报道一切”。新京报致力于对报道的新闻负责，一切新闻和一切责任。有责任报道一切新闻，追求新闻的终极价值和普世价值；更有责任对报道的新闻负一切责任，包括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文化责任和社会责任。

新京报至高无上的责任，是忠实看护对党、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

新京报遵守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规，尊重社区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在体制内行使媒体的权力，开展建设性的舆论监督；认同意识形态产品属性，奉行社会效益优先原则；树立理性观念，指向零度情感，探索客观报道模式，努力重组事件、再现事实、还原真相；宣传有正负之分，新闻有真假之辨；有不可以报道的真新闻，但不可以报道假新闻；遵守新闻道德，尊重新闻规律，追求新闻价值，讲究新闻方法。

二、新京报标徽“长城烽火台”阐释如下：

圆形，象征地球和眼球，象征观察世界，象征全球视野和国际眼光。

长城，象征中国和北京，象征守土有责的媒体责任意识，象征对国家人民的发展、富足、和平和安宁负责，象征媒体要讲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烽火台，最具中国特色的传播方式，中国传统中效率最高的传播方式，象征媒体终极价值和基本要素，象征媒体必须发挥预警和监督作用。

凤凰形火炬，火炬象征光明，寓意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凤凰象征南中国的神鸟，寓意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火炬和凤凰所传达的指引、探路、尝试、先锋、新生等内涵，寓意新京报就像不断扩大光明范围的探照灯，成为照亮时间和空间的良心。

三、新京报标准字：天安门城墙色底方正大标宋字体加粗反白。新京报符号总是跟天安门城墙颜色出现在一起，时刻提醒新京报人和国内外读者：新京报有浓厚的北京特色和中国特色；方正大标宋字体，表达与国际接轨和借助科技进步的愿望；加粗反白，突出镂刻效果，强调视觉冲击力，象征新京报要成为一块传世招牌。

第四部分　新京报的办报理念

说到办报理念这个问题，我就想到，在新京报筹办的这段时间，别有用心的“同质竞争”之说如影相随。这是最不尊重新京报的一种说法——同质竞争？谁跟你同质？你的质值得同吗？除了我们都叫报纸，我们没什么相同的。同质同质，只是纸质相同而已，不是性质相同，不是品质相同，不是本质相同——更是道不同！我们不是一路货色。 　 南方都市报员工都知道我讲的舒肤佳香皂的故事，在这里，我还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说的是在舒肤佳香皂面世以前，全国各地各大城市都有自己的香皂品牌，每一种香皂品牌都以去污和香型作为号召，分割一个区域市场，彼此相安无事。有一天，一个叫舒肤佳的香皂出来了，以“杀菌”作为号召，与其它香皂去污和芬芳的诉求都不一样。结果不久，舒肤佳香皂成了抢占市场份额最大的香皂品牌，一统香皂市场天下。南方都市报的发展，多多少少受到了舒肤佳案例的启示。

我还对许多准备前往广州某报取经的、或者已经从广州某报取经回来的内地同人，用讲笑话的方式介绍过程益中版的广州某报成功经验。我说从前本地只有三家卖肉的屠户，一家南方，一家羊城，一家广州；本地人一般都在早晨8点钟之前上街买肉；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本地的三个屠户中，只有广州一个屠户开的肉档能够在早晨8点钟之前把肉上摊——广州某报成功经验就在这里。北京地区一些报纸的成功，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毫无价值的，毫无意义的，就像三个屠户的故事所讲的一样。

在南方都市报创办之前，全国所有的四开报纸无不以新民晚报作为照办照抄的模式。在南方都市报创办之初，也有人教育我们说，去向人家新民晚报学习学习吧。南方都市报的回答是：假如现在有人用枪顶着我的后背说，要么学习新民晚报，要么去死。我的回答是：让我去死吧。全国已经有400多家新民晚报了，再多一家叫“南方都市报”的新民某报有什么意义！说真的，新民晚报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那么多渺小的报纸在衬托它。

南方都市报的成功，就是反抗了人类创造力的惰性，就是反抗了时间和空间对人类的束缚，对创造力的可能性不断地进行探索，对智慧不断地进行挖掘。有一位很有名的内地都市报老总曾经半开玩笑半严肃认真地问我：“全国所有的都市报和绝大部分日报都去我们那里取经学习，惟独你们南方都市报没去，为什么？”我也是半开玩笑半严肃认真地回答：“我们不是不去你们报社学习，我们是不去所有的报社学习。不过总有一天所有的报社都会来我们这里学习。”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我们没有说过一句笑话。

各位同事，新京报要拿出比南方都市报还要大还要倔强的创新劲头来！世上一切进步都是创新的结果。没有创新，没有超越，就没有价值，就没有明天，就没有生命。不创新，毋宁死。在中国，在北京，由于历史的原因，报业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水平，起点还很低，水平还很低，与我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形象极不相称，与我市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形象极不相称。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我去上海出差，住在与世界同步豪华的宾馆里，早晨在明亮安静的餐厅里喝咖啡吃牛油面包，遗憾的就是找不到一张可以看一眼的当地报纸，这时候就有一种独立于世界之外、被世界抛弃的感觉。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这样的城市还敢说自己是国际化大都市吗？还敢说自己是世界的一员吗？报纸是城市的形象、门面和口碑！报纸办得不好，城市的形象就受损，城市的门面就难看，城市的口碑就不好，城市就显得畸形。报纸更始城市的灵魂，报纸办得难看，城市的心灵就不美好。这会影响投资形象的！从吸引外资的角度，看在经济发展的份上，我们也要把报纸办好。

以上看法，是我们形成新京报办报理念的根本点和出发点。常务副总编辑杨斌已经拿出了一份细化的、操作性很强的办报大纲来，非常符合这个理念。编委和各部主编要多切磋，多完善。出于保密需要，我这里就不具细讲了。我只就新京报的定位、读者和特色大的方面谈一点粗浅的想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一、定位：参与全球报业竞争，融入国际主流社会，接轨世界资本通道，创报业最现代化的经管体制，建国家最职业化的报业团队，办北京地区最国际化的严肃报纸；坚持三贴近原则，贴近北京群众，贴近北京实际，贴近北京生活；扎根北京，报道北京，服务北京，越是北京的，就越是中国的，也越是世界的，北京化就是国际化，北京特色就是国际特色；咬定高端，吸引中端，团结下端，成为北京政治界、经济界、文化界和主流社会的首选和必读的报纸。

二、读者：正确处理读者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不能厚此薄彼，要建构读者数量和质量高度统一和完美统一，既追求读者数量，也追求读者质量，既不能用读者质量高掩盖读者数量少，也不能用读者数量多掩盖读者质量低，没有读者数量，就没有读者质量，没有读者质量，也就没有读者数量。我们将深入分析和全面掌握新京报目标读者群的所有情况，建立详细的读者群档案资料，务必做到有的放矢，弹无虚发。具体而言，新京报的读者是北京地区副处级以上政府公务员，国内外大中型企业中国总部部门经理以上管理阶层，泛文化产业有成就的专业人才，商场上的成功人士，各国驻华使馆外交人员，有房有车的市民，深居简出的退休高官，神通广大的高干子女，收入可观的自由职业者，奋发向上的有为青年和大学生，海内外来京办事出差旅游并且养成了看报习惯的人士；年富力强，中坚力量，成长阶层，活跃分子，实力人士。

三、特色：光明日报总编辑袁志发有一句名言：“性格决定人的命运，风格决定报纸的命运。”这句话对我们很有启发。新京报的特色风格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建设：
1、法制精神，法律意识，人文色彩；
2、敬业精神，专业意识，职业色彩；
3、立场坚定，特色鲜明，风格统一；
4、负责任的态度，科学的价值观，清晰的品质诉求；
5、高起点，高规格，高品味；
6、积极，稳健，有见地；
7、大气，从容，平和，严谨，扎实，明朗，优美，雅致；
8、充满创新力量，充满卓越精神；
9、不知疲倦永不妥协的审美追求。

第五部分　新京报的经营理念

关于新京报的经营理念，喻华峰总经理跟我有过多次交流，前几天我也认真听了常务副总经理韩文前在新京报客户交流会上的讲话。我觉得他们为新京报确立的经营理念很好，很到位，很恰当，希望新京报经营部门人员能够认真消化领会，并在实践中落实执行。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但俗话又说，行隔理不隔。所有的道理其实都是相通的。我对经营没有做过研究，只从门外谈一点感性认识，希望这些认识能够给大家一点启发，哪怕是从相反方向给大家启发。

我认为，新京报经营理念核心内容，就是采取一切措施，确保所经营品牌“新京报”价值最大化兑现、产生增值和得到提升。驾驭一张报纸要从三个环节着手：第一个，生产环节，即办报，解决拿什么样的产品去卖的问题，也就是解决“是什么”的问题；第二个，营销环节，即发行和广告，解决如何去卖这个产品的问题，也就是解决“怎么做”的问题；第三个，管理环节，即团队建设和制度建设，解决企业文化和目标的问题，也就是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三个环节环环相扣，不能偏废，缺一不可，而中间环节是经营。因为经营环节直接抵达市场两端，向上作用于产品，向下作用于消费者，使生产目的得以实现，使消费行为得以实施。新京报的经营理念重要一条，就是疏通新京报与客户及读者的关系，使新京报与客户、客户与读者、读者与新京报三者之间构成一个稳定的等边三角形，并达到共存共赢、相辅相成、互为依靠的境界。具体说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新京报的经营要促进新京报品质提升。新京报经营部门要迫使和督促（即反作用于）新京报生产部门（即编辑部门）能够开发出高品质、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经营部门从广告客户和读者那里及时收集对产品即报纸的真实评价，供生产部门研发时参考。经营竞争归根结底是产品品质竞争。

二、新京报的经营要塑造新京报良好形象。新京报经营部门要负责把新京报对市场最有价值和号召力的地方发掘出来、展示出来，处处维护新京报的良好形象，并使新京报良好形象深入人心。

三、新京报的经营要推广新京报企业文化。企业形象的最高和最终表现形式是企业文化。新京报经营部门实际上是新京报文化的播种机。新京报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通过经营部门的推广，形成价值，深入人心，影响社会，推动历史。

四、服务产生价值。新京报经营部门全部的技巧在于服务。新京报经营部门要在探索服务的形式、提高服务的水平上下足工夫，大力开展个性化服务、增殖服务和延伸服务，使新京报在服务上绝对领先对手和同行。

五、杜绝恶性竞争。新京报对北京报业市场良性竞争负责，承诺永远不打价格战，承诺永远不参加恶性竞争。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新京报都把竞争的重点放在提高新京报质量上。永远不相信捷径，永远不相信有比质量更重要的成功秘诀。

第六部分　新京报的管理理念

新京报的管理理念以人为本，对人负责；管理的目的不是压制人，而是解放人，管理必须使人的价值得到最大化实现；管理的目的就是促使个人利益、企业利益、社会利益的协调发展；始终坚信企业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使企业中的个人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新京报在管理上，也要高起点，也要高水准，不要做过一段时间之后就要修修补补。我们已经有管理南方都市报的经验了。新京报要缩短摸索的过程。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新京报由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主管，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商定，新京报实行由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联合成立的董事会监管下的社委会负责制，社委会实行社长领导下的总编辑、总经理和行政总监负责制，社长为新京报的最高行政长官，由光明日报报业集团提名任命，总编辑、总经理、行政总监及其他社委成员由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推荐，报光明日报报业集团考察任命。

新京报社委会是新京报最高权力机构，向新京报董事会负新京报总责，并通过采编社委、经营社委、行政社委，分别对新京报生产、营销及管理的政策体制和重大事项进行决策拍板和有效控制。

新京报总编辑向新京报社长和社委会负新京报品牌生产——包括产品研发、制造、质控和核心竞争力等方面的总责任，新京报总经理向新京报社长和社委会负新京报品牌营销——包括发行广告、形象塑造及推广、产品增值和企业创利等方面的总责任，新京报行政总监向新京报社长和社委会负新京报品牌管理——包括财务计划管理、企业文化建设、人力资源优化、资产配置监管、对内部门协调和对外关系处理等方面的总责任。

第七部分　新京报的企业文化

和其他的企业不同，新京报没有任何可以依存的自然资源，只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类智慧，包括政治智慧、创造智慧、生存智慧和发展智慧。

一切自然资源都会枯竭，只有文化生生不息。新京报的成功完全依靠企业文化的成功。如果它将来要垮的话，也一定是从企业文化堕落开始。新京报从成立的时候起，就要把企业文化建设提到议事日程和认识高度；文化不能滞后，不能拖企业后腿；文化必须先行，引领企业前进。新京报的企业文化建设，在新京报社委会领导下，由行政总监负责规划、布置、实施、督办、总结和评估。以下是新京报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向和提示：
1、新京报人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无愧于天空和大地，无愧于国家和人民，无愧于组织和集体，无愧于父母亲人和朋友。新京报人通过新京报服务大众，实现人生价值，获得社会尊重和优厚的生活资料。
2、新京报人有政治家智慧，决不做匹夫之勇和懦夫之怯。要有度！
3、新京报人有职业报人风范，视职业腐败为报纸生命之大敌，和不良的行业风气和社会风气保持距离。这是新京报决胜的法宝！
4、新京报人有很强的创造力和执行力，作风扎实，雷厉风行，讲求效率和效果，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5、新京报人有理想，有想象力。理想赋予新京报人以力量，想象力使新京报人获得发展空间。
6、新京报人心态健康，正直善良，待人热情，从容淡定，温柔敦厚，和蔼可亲，彬彬有礼。
7、新京报人积极参与集体活动和团队建设，通过组织社内各种兴趣小组的形式，锻炼身体，磨练意志，调整心态，增强素质，提高情趣。

第八部分　新京报的未来

新京报在2004年发行量达到50万份，广告额达到3个亿，即使亏损1个亿，也是合理的，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我们决不做小买卖，我们决不办起点低的报纸，我们决不要成长的过程。我们栽下的是参天大树，不是一脚就可以踩死的小苗。我们不是来试水深水浅的。我们是有备而来的。我们来了就不打算走了。新京报2005年持平。新京报2006年赢利1个亿，新京报2007年发行量达到150万份，广告额达到20个亿，纯利达到5个亿。2008年，也许万花飞谢，也许落英缤纷，但新京报大树特立！跻身世界报业之林！再经过几代报人的努力，新京报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报纸，21世纪中国最有责任感的报纸，一张与大国地位相称的报纸，一张承载着中国报人希望与梦想的报纸。

然而——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句俗话对新京报来说尤其贴切，颇具新意。

对既得利益的捍卫，一定会让有些人丧失理智的。这不可怕。只要我们保持理性，保持清醒，沉着，冷静，纹丝不动！他们就拿我们没办法。

他们还会出尽法宝，使用惯常手段，假政治正确之名，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向新生的新京报发射明枪暗箭。

不要紧，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我们站在时间的前面，明枪暗箭瞄准的只能是我们的背影！

对付脏水的最好办法就是离脏水远一点，抽身离去，拔足狂奔——向前！

世事复杂，有丑有美，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被小政治和小利益蒙蔽了双眼，都被利用为部门利益的打手。我国的政治文明在进步，官场风气在好转，社会生活在继续。

时间之河流淌，泥沙俱下，一切终成历史，两岸有风有雨，有花有刺，岸上的人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悲欣交加。

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留得住时间！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止得住新京报这列呼啸而来的战车！各位同事，各位光荣的新京报人，只要我们敬畏时间，我们就能够赢得历史；只要我们敬畏人心，我们就能够赢得空间；只要我们敬畏科学，我们就能够赢得真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发挥智慧，拿出勇气，挥洒汗水，聚精会神办报纸，一心一意搞服务，迎接我们的就不仅是枪炮和污水，也会有鲜花和美酒！

谢谢大家！

Tags: 传媒,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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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一段Wikipedia的词条解释：“陳蝶衣（1907年10月17日－2007年10月14日），原名陳元棟，一說陳哲勛，筆名陳滌夷、陳蝶衣、玉鴛生等，號逋客，江蘇常州武進人，中國著名出版家、作家、填詞家。陳蝶衣15歲即入新聞報做抄寫員，后逐漸升為編輯。1933年獨立出版《明星日報》，發起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眾參與的選美活動——「電影皇后選舉大會」，每期登載各位明星的選票數，最後選舉出胡蝶為電影皇后。1941年，創辦《萬象》雜誌，並出任首任主編。陳家有三子一女，長子陳燮陽為中國著名指揮家。陳蝶衣1952年移居香港。1988年獲香港電台頒發第十屆十大中文金曲金針獎。1996年獲香港創作人協會終身成就獎。2007年10月14日在香港逝世，終年99歲。陳蝶衣一生為5000余首歌曲填詞，代表作有《南屏晚鐘》、《情人的眼淚》、《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他》、《鳳凰於飛》、《愛神的箭》、《春風吻上我的臉》、《我有一段情》等，周璇、姚莉、鄧麗君、蔡琴、張惠妹等人均唱過其作品。”

从加粗的寥寥数语已经可以看出他的才华，首先是一个文化人，无论是作为《万象》主编抑或《凤凰于飞》那样的歌词都表露无遗；其次敢为天下先，在纸醉金迷的上海玩选美虽不是惊世骇俗，但还是需要些勇气的，那位选出的美女，叫胡蝶；最后是旺盛的创作功力，从周旋到张惠妹，跨度已近百年。

《明星日报》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份有影响力的娱乐报刊，陈先生创办时年仅23岁。这份小报创办初期无人问津，陈蝶衣即发起“电影皇后评选”扩大影响，接着更是将投票人姓名也列上，销量急升，声名大噪。可以想见那是全民选秀活动的最早原型。

在主编《万象》期间，不仅捧红了一些青年写手，也凭借个人人脉邀请到傅雷、张爱玲、张恨水等大牌撰稿，杂志销量一路走高亦传为佳话。

1952年移居香港后，陈蝶衣甚至还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电影剧本，譬如《小凤仙》、《秋瑾》等，一时引领时尚之风。

不过事业的成功并不意味家庭的完满，偷渡香港的代价是抛妻弃子——体弱多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作为家里顶梁柱的男人竟一走了之，杳无音信三十余年。也正因如此，陈燮阳在父亲年逾九旬才“一笑泯恩仇”，用一个拥抱化解多年的心结。对于这样的选择，显然不能给予赞美，放弃了家庭责任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耻的，但不幸的是，这似乎是文人的特质，更令人矛盾的是，也正因为他放弃了家庭，离开了大陆，在那个自由港才得以继续创作，并终于不朽。想想那些留在红色中国的文人墨客，在政治纷扰中碌碌一生，既不能保住家庭的幸福，也让社会少了无数值得铭记的作品。

所幸的是陈家应了那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大儿子陈燮阳是上海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长女陈力行为南京合唱团团长兼主唱，次子陈志扬是著名化妆师。想来蝶衣也会无憾。

在香港那个人称“文化沙漠”的地方，陈蝶衣晚年生活过的也不如意，每天两次麦当劳肯德基，喝咖啡，看报纸，写作……“香港的商人大都叫我写得通俗点，其实中国文字都存在了几千年，有什么听不懂的呢？我可以通俗，但绝不能庸俗。”“有人在唱的，就不是老歌，而是新歌。”

人生本无完满，在离百岁大寿还有三天之际，蝶衣驾鹤仙去。

《凤凰于飞》

柳媚花妍莺声儿娇
春色又向人间报晓
山眉水眼盈盈的笑
我又投入了爱的怀抱
像凤凰于飞在云霄
一样的逍遥
像凤凰于飞在云霄
一样的轻飘
分离不如双栖的好
珍重这花月良宵
分离不如双栖的好
且珍重这青春年少
莫把流光辜负了
莫把流光辜负了
要学那凤凰于飞在云霄
凤凰于飞在云霄

《情人的眼泪》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
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
只有那有情人眼泪最珍贵
一颗颗眼泪都是爱
都是爱
要不是有情人
跟我要分开
我眼泪不会掉下来
掉下来
好春常在 春花正开
你怎么舍得再说再会
我在深闺望穿秋水你不要忘了我
情深深似海
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
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
谁说是春眠不觉晓
只有那偷懒人儿才高眠
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
告诉我现在是春天
虽说是春光无限好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
趁着这春色在人间
起一个清早跟春相见
让春风吹到我身边
轻轻的吻上我的脸
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
告诉我现在是春天
春天里处处花争妍
别让那花谢一年又一年
别让那花谢一年又一年

《人面桃花》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是对人常带三分笑
桃花也盈盈含笑舞春风
烽火忽然连天起
无端惊破鸳鸯梦
一霎时流亡载道庐舍空
不见了卖酒人家旧芳容
一处一处问行踪
指望着劫后重相逢
谁知道人面飘泊何处去
只有那桃花依旧笑春风

Tags: 牛人异士,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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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网络

陈方安生，大紫荆勋贤，GCMG，CBE，JP（Anson Maria Elizabeth Chan Fang On Sang ，1940年1月17日－），本名方安生，前香港政府官员，曾自1993年至1997年在港英政府出任首位华人布政司。1997年主权移交后，她继续在特 区政府担任政务司司长，不过任内不断有传闻指她与特首董建华存在不和。至2001年，她以私人理由提早退休，结束长达近39年的公职生涯。

退休以后，陈方安生仍然活跃于香港政坛，除了先后在2006年和2007年参与七一游行外，更一度有传闻指她会角逐2007年的特首选举。在 2007年9月11日，她宣布参选立法会港岛选区补选，成为香港历史首位参与立法会选举的前布政司，其后击败主要对手叶刘淑仪成功当选。

社会舆论对陈方安生的评价可云毁誉参半。部份人认为她在“郭亚女事件”等危机中处事果断，香港市民和西方传媒亦普遍认为她是“香港良心”和“香港铁 娘子”，并认为她对维护“一国两制”和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作出贡献。但同时，不少人认为她的政绩并不显著，当中在新机场开幕混乱中的表现更备受抨击，而政府 账目委员会亦曾揭发她在殖民地时期因行政失误令市民有数年多交电费。

陈方安生时常在公众面前保持笑容可掬的形象，所以也常被称为“陈四万”。

早年生涯

陈方安生在1940年1月17日生于上海，祖籍安徽省寿县，信奉天主教。祖父方振武是国民党抗日名将，父亲方心诰是纺织品商人，而母亲方召麟则是国 画大师，曾拜赵少昂和张大千等为师。至于她的叔父是著名骨科医生方心让爵士，堂妹方敏生则是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行政总裁。陈方安生在家中八名兄弟姊妹中排行 第二，其妹陆方宁生与她是双生儿。她的长兄方曼生是律师，弟弟方津生与叔父同样是骨科医生。

在1948年，陈方安生全家前往香港定居，但父亲未几于1950年病逝，家境一度困顿，要靠她的祖母和叔父方才得以维持。陈方安生在1949年入读 今日的嘉诺撒圣心书院，并于1957年毕业；其后又在1957年至1958年就读于圣保禄学校。中学毕业后，陈方安生曾短暂在玛丽医院任职文员，后在 1959年进入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修英文及英国文学，期间曾经当补习老师帮补家计。1962年，陈方安生在大学取得荣誉学位毕业，曾在保良局短暂工作过的 她，起先曾有想过当社工，但最后决定加入香港政府。

大学毕业次年，陈方安生与商人陈棣荣结婚，从此在名称前冠上夫姓，故称作陈方安生。

港英政府

陈方安生在1962年大学毕业后，旋即加入政府，出任政务主任，当时她是香港政府首三位女性政务主任之一，而与她同期加入政府的政务主任包括杨启彦和霍罗兆贞等。她早期曾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供职，当中包括渔农处、工商署和辅政司署等等。

在1970年，陈方安生获升任为助理财政司，到1972年改任助理新界政务司。及后在1975年短暂出任副新界政务司，同年转任首席助理社会事务 司，1976年改任副社会事务司，至1979年升任社会福利署副署长。同年，为了争取男女公务员同工同酬的平等待遇，陈方安生与一众高级女性公务员组成了 高级女性政府官员协会，并以她担任首任主席。在她的大力提倡下，男女同工同酬得以在协会成立两年多后落实。

当了五年副署长后，陈方安生在1984年获擢升为社会福利署署长，成为香港开埠以来首位女性署长，而且也是当时薪俸最高的女性公务员。在任内，她曾 代表香港政府前往北京列席《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仪式。其后在1986年，陈方安生遇上了“郭亚女事件”，当年她决定以破门入屋的手法救出被幽禁的女童“ 郭亚女”，并将其患有精神病的母亲强行送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尽管曾经有舆论批评陈方安生滥权，并质疑破门入屋的必要性，不过时任总督尤德爵士却对社署做 法加以认同，并赞扬她处事果断。陈方安生事后一直有私底下与“郭亚女”保持联系，她除了有份协助“郭亚女”适应改名换姓后的新生活外，又不时资助她到外地 游历，例如在1999年时，陈方安生就曾资助她到南亚观光。

到1987年初，陈方安生被政府送到英国皇家国防研究院深造。同年3月，她获改任为经济司，成为首位女性华人司级官员，任内主理港口和机场设施等庞 大基建发展、开放本港电讯市场、旅游业、能源、粮食的供应，以及监管公用事业公司。其中，她曾经在国泰航空一次工潮中表现果断，颇得舆论支持。不过在 1992年11月，由于行政局在兴建九号货柜码头一事上放弃公开招标，中方有感港府故意让英资获利，因此要求事件交由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讨论，惟由于陈方安 生代表政府拒绝提议，结果中方曾点名对她作出批评。另外在1999年，政府账目委员会揭发陈方安生在1992年时错估香港用电量，批准中华电力兴建龙鼓滩 发电机组，导致备用电量过剩，使市民交多电费，但时任特首董建华则澄清，兴建龙鼓滩发电机组乃当年行政局咨询专家后，得出的集体意见，他自己当时也是行政 局议员，亦对意见表示支持，所以他认为事件不是陈方安生一人的过失。

在1993年4月，陈方安生调任公务员事务司，期间她曾拒绝追加公务员薪酬，而被港、九公务员工会加以声讨。至同年11月29日，陈方安生获时任港 督彭定康委任为布政司，接替霍德爵士，成为了香港开埠以来首位华人布政司，也是首位女性布政司。据杨启彦忆述，当时华人布政司人选除了陈方安生外，还有他 自己、陈祖泽和施祖祥，不过霍德爵士认为陈方安生作风较硬朗果断，所以最终选择以她为首位华人布政司。在任内，陈方安生确保了香港政权的平稳过渡。由于陈 方安生一直认为自己过渡后可以“更上一层楼”，所以一直拒绝英廷赐予她女爵士头衔。

陈方安生是亚洲地区少有在政府出任要职之女性官员，美国《时代周刊》更曾在1997年称她为“香港铁娘子”。

政务司司长

早在1995年，陈方安生就曾秘密访问北京，商讨香港主权移交事宜。至1997年2月20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候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宣布，根据他的提 名，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任命陈方安生为首届特区政府的政务司司长，也令她成为了特区的第一位女性政务司司长。在同年3月，董、陈两人更在北京一同会见国务院 总理李鹏，向公众显示出融洽关系。可是在主权移交以后，陈方安生和董建华一直貌合神离，令政府高层出现两个“司令部”。

回归初期，广东省提出在经济上和香港融合，并建议兴建跨境大桥，落实二十四小时通关。但陈方安生在兴建跨境大桥和二十四小时通关上一直持保留态度， 令粤港经济融合的进度拖延了几年。1999年，香港立法会就新机场开幕混乱而写成的调查报告指出，香港机场管理局主席董成亨和机场策划局需要负责，虽然调 查报告没有点名要陈方安生负责，但她当时兼任机场策划局主席，曾有立法会议员要求她就事件引咎辞职。同年，根据公务员制度，她本应以六十岁之龄退休，但获 董建华挽留，她遂决定留任至董建华第一任任期届满，即2002年6月30日为止。

坊间一直有传言指董建华和陈方安生存有不和，又与北京在治港政策上不咬弦，例如董建华支持全面落实母语教学，但在陈方安生的力争之下，最后却有 100所中学获准维持英文中学的资格。另外香港大学在2000年爆发民调风波后，陈方安生亦曾向董建华建议撤换被指向港大施压的行政长官高级特别助理路祥 安。可是董建华对她的建议加以拒绝，并且公开支持路祥安，使港大民调风波被进一步闹大。在事件中，陈方安生更被本地左派人士称作“港英余孽”。

在2001年，陈方安生复被当时的中国副总理钱其琛“邀请”上北京述职，期间被要求要好好支持董建华。很多人都认为，陈方安生这次述职其实是被钱淇 深召见“问话”和“训话”，当时陈方安生亦有向钱其琛解释香港公务员制度的运作，尤其是公务员具公职身份时对政治中立的原则。这次述职后不久，陈方安生宣 布以私人理由，提早在2001年4月30日退休，结束长达三十八年又七个月的公职生涯。尽管陈方安生对种种猜测加以否认，但媒体普遍报道她的辞职是因为与 董建华的不和，以及和钱其琛的“训话”有关。陈方安生退休后，政务司司长一职由曾荫权接替。

在2007年6月，陈方安生接受有线电视访问时，却指出当年她辞职，是因为不同意董建华推行高官问责制，认为是破坏了公务员的传统精神，当有功劳时 由问责局长领功，但有犯错是则由公务员负责。此外，她又批评董建华惯于以家族公司管治方式，不易接受别人意见。有评论员指出，假使陈方安生当初没有宣布退 休的话，那董建华在2005年宣布辞职以后，接替董建华出任行政长官的人，便很可能是陈方安生，而非曾荫权。

退仕以后

在2002年11月7日，陈方安生获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颁授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大十字勋章，以答谢她在港英时期的贡献，而该勋衔以往通常都是授予香港总督的。

陈方安生退休初期比较低调，并热心参与公益活动。在2003年的时候，她就代表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到老挝作亲善探访。但到了2005年，陈方安生 却又再度重新活跃于香港政坛。在该年12月4日，她参加了争取香港普选大游行，当时有人认为她参与游行的原因是因为了竞逐香港第三届行政长官选举，不过她 事后表示参加游行只是希望香港尽快实行普选，及要求行政长官曾荫权向中央政府争取普选时间表。然而，陈方安生这次参与游行反被中央政府的官员批评她“不甘 寂寞”。

在2006年5月，行政长官曾荫权与陈方安生在澳门会晤，立即惹起外界揣测中央政府欲劝退陈方安生参选来届特首选举，但自由党主席田北俊认为中央欲 劝退陈方安生的说法仍“言之尚早”。到同年七一游行举行之前，陈方安生公开发表言论支持香港实行普选，表示会参加游行，并呼吁巿民上街表达诉求。其后陈方 安生高调参与游行，受到不少“民主派”议员支持，但部份“民主派”议员却批评她“忽然民主”。由于是年游行人数没有大幅增加，所以“亲中派”和“保皇派” 批评她号召力不外如是。此外，当时陈方安生对是否参与特首选举仍然不置可否。

在2006年9月23日，陈方安生正式向外界宣布自己不会参选2007年的特首选举，但她同时宣布成立一个“政制改革核心小组”，研究香港的政制改 革。该“核心小组”成员包括港大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前政府官员任关佩英、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鹏飞和思汇行政总监陆恭蕙等等。

这个核心小组后来于2007年3月5日发表了一份名为《稳步迈向普选》的建议书，当中提议在2012年普选香港特首后，再于2016年普选立法会。 陈方安生的这份建议被认为较“泛民主派”要求在2012年双普选之建议来得温和，但各界反应冷淡外，亦为“泛民主派”人士所反对。另外，意见发表后翌日， 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更直指“有人要打扮成民主英雄”，不过他事后否认该段说话是指陈方安生。未几在7月1日，陈方安生第二次参与七一游行，再次以高姿态支 持香港实行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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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北丐同学在经历了长达半年的“完败钢琴男”后重获新生（也许只生了1%），丫兴奋的连续不间断勃 起，兄弟我为他高兴之余也不免担心阳痿事宜，于是关切了几句——

Baboon 14:09:11
女人理你了？
北丐 14:09:37
表情（狂笑）
Baboon 14:10:09
啥时候摆酒啊
北丐 14:10:35
狗屁啊
Baboon 14:11:13
啊？那她理你干嘛
北丐 14:13:51
寒冬刚过，春回大地，不知道是会来个地震呢还是来个美丽的春天。。
Baboon 14:13:59
……
Baboon 14:14:10
她就光理你 没表明些态度么
北丐 14:16:59
她只是回复了2个表情。。。还没说话。。

北丐半载的守候，等来两滴甜美的汗。

谁说这世界没有爱情？（呃，丐长妻曰此乃信仰非爱，吾……以为然）

在这里要说几句。

北丐此人用情极专，虽早有大小二房却只灌以心灵鸡汤，早年一见钟情多名女子（先后有序）也仅君子之交（实未交）。于05年夏得遇，遂不能自拔，名拍暗想一晃两载，时历雪灾地震大涨大跌水灾沙尘家乐福而始终不渝，坚定不移的贯彻单人相思，两人异梦800余个日日夜夜不时卧床高呼“珠珠”，闻着动心，见者流泪，众兄弟偶不爽之海扁后亦不忘火上浇油一番，传为佳话。

在忽略实际效果的情况下，北丐同学将浪漫发挥到极致，在珠珠生日之夜溜到某校墙壁画地图，又于冬日人工降下第一场雪，怎奈此女心如磐石不为所动。珠珠，汝焉得如此狠心？对此坚韧浪漫男，哪怕赐予Beijing One Night亦不无小补。

不提不提，愿北丐早日赢得美人归，休了大小二房，立为正妻。

悲：淼淼一周年了。

真的一年了么，仿佛一切还在昨天。那个圆滚的肚子，矮小敦实的身躯和灿烂的笑容。

才一年么，我甚至不知该写些什么来纪念他。

那时他前往西藏支边，同学间还说找时间前往让淼淼请客。

然后人就走了。据说，是喝多了。

不说了，淼淼，天堂地狱吾不知，祝愿家人一切都好，一切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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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中学时并不知道比尔·盖茨和盖茨比的关系，刚听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以为是盖茨的传记之类。现在当然“真相大白”，不过我还是想抄袭这个题目，毫无疑问，比尔·盖茨必然会成为，或者已经成为和爱因斯坦、罗斯福、袁隆平、维特根斯坦等同列20世纪最伟大的名字，并用微软的长盛和惊人的“裸捐”预定了21世纪最伟大人物的席位——博主。

忆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的53个难忘瞬间

http://www.chinalabs.com/view/ZXKM0XP2.html

作者：摩尔 | 原始出处：新浪科技 | 2008-6-24 08:44:37

微软的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比尔盖茨即将退出微软的日常运营，全身心的投入到慈善事业中。盖茨的离开，留给人们太多的不舍，他白手起家的传奇经历至今为人乐道。而他的传奇故事背后也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经历，要我们去探究。就在这即将告别的时刻，《连线》杂志为我们再一次细数了53岁的盖茨，那些值得记忆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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