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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鲜有读不下去的书。高中时装逼读尼采，基本从头到尾都看不懂，硬是看完了；大学时被逼读郭敬明，从头到尾都看得恶心，也硬是看完了。
但有两本书，我屡次试图读完，又屡次放弃。
一本是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一本是杨继绳的《墓碑》
我觉得，这是希望了解自己国家历史的人必读的两本书。
只是我太怯懦，没有那个勇气。心揪着揪着，翻个十来页就撑不住了。
你有勇气么？
Tags: 书,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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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惭愧，看了两遍依然不明白书名的含义。
《月亮与六便士》不是第一本翻两遍的书，却是第一次让我感受到震慑。
第一次翻完并无特别感觉。只是觉得毛姆有奇妙的构思，有趣的故事，以及许多精彩的笔触。一如简介所介绍，这是一个中产阶级抛下一切追求艺术的理想主义故事。
第二次读完后觉得简介就是狗屁。
毛姆善于制造新奇的架构并不留痕迹的挖苦讽刺，就像他书中所言：“艺术家较之其他行业有一个有利的地方，他们不仅可以讥笑朋友们的性格和仪表，而且可以嘲弄他们的著作”。他时不时玩弄的文字游戏里透露出对生活清澈见底的观察，“为了使灵魂宁静，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他不喜欢的事。说这话的是个聪明人，我也一直一丝不苟地按照这格言行事：因为我每天早上都起床，每天也都上床睡觉。”
他讽刺作家的虚伪，贵妇的龌龊和世人的平庸……
事实上，我并不确切地知道作者想表达什么，但是所感受到的激烈冲突却狠狠地搅动着五脏。在这本以第一人称的传记体小说中，作者是个该死的精英主义和大男子主义者。他肆无忌惮的嘲弄着那些庸俗又爱附庸风雅的可怜虫，并直言不讳的表达对女性的轻蔑，尤其是她们对待感情的态度。
“女人们不断为了爱情而自寻短见。但是一般说来她们总是做得很小心，不让自杀成为事实。”
“女人除了谈情说爱不会干别的，所以她们把爱情看得非常重要，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她们还想说服我们，叫我们也相信人的全部生活就是爱情……我只懂得情欲，这是正常的，健康的。爱情是一种疾病。”
“女人的心胸狭窄，对那些她理解不了的抽象东西非常反感……男人的灵魂在宇宙的最遥远的地方遨游，女人却想把它禁锢在家庭收支的账簿里。”
“勃朗什自杀并不是因为我抛弃了她，而是因为她太傻，因为她精神不健全。”
最糟糕的是，这些挖苦是如此合乎理性，你甚至很难辩驳。我只是漠然地念叨，是的，就是这样，那些愚蠢的女人总是这么不可理喻。
作者理性的力量是强大而深邃的，他总会不失时机的将思考与格言塞入读者的脑中。很多时候，我感到自己就是那个疯癫的斯特里克兰德，一心追逐远处虚无的萤火，总想挣脱莫须有的束缚，然而我很快意识到自己远没有那么纯粹，我不会光着脚在森林跑，也不会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在大街闲逛；我更像那个可怜的蹩脚画家史特略夫，只能炮制出一名不闻的作品，却又对真理无限渴求，对于远超出自己能力所及的世界卑微的膜拜……
而《月亮与六便士》带来最大的冲击是，冷酷、理性甚至没有一丝人情味的斯特里克兰德，恰恰就是那个不被世人理解，行事从心所欲总逾矩的天才画家——那是一个需要敏锐甚至敏感的心灵和感性到缺乏逻辑的大脑才能达致的境界。
这组奇妙的矛盾在毛姆的笔触下是如此理所当然，甚至很多人都忽视了它。
是因为人性是矛盾的？毛姆在文中不止一次直白的表述了这点，“我那时还不了解人性多么矛盾，我不知道真挚中含有多少做作，高尚中蕴藏着多少卑劣，或者，即使邪恶里也找得着美德。”
或者是一个伟大的灵魂所产生的距离感？“为什么你认为美——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会同沙滩上的石头一样，一个漫不经心的过路人随随便便地就能够捡起来？”
又或者仅仅是人与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每个人都被囚禁在一座铁塔里，只能靠一些符号同别人传达自己的思想；而这些符号并没有共同的价值，因此它们的意义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我们非常可怜地想把自己心中的财富传送给别人，但是他们却没有接受这些财富的能力……”
我没有答案，也许毛姆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作家更关心的是了解人性，而不是判断人性。”至少在斯特里克兰德身上所散发的光芒，已经超越了人性。
“自从眼睛瞎了以后他就总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两间画着壁画的屋子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他用一对失明的眼睛望着自己的作品，也许他看到的比他一生中看到的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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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钟头以后，这一家挤上一辆马车回家去了，我也一个人懒散地往俱乐部踱去。我也许感到有一点寂寞，回想我刚才瞥见的这种幸福家庭生活，心里不无艳羡之感。这一家人感情似乎非常融洽。他们说一些外人无从理解的小笑话，笑得要命。如果纯粹从善于辞令这一角度衡量一个人的智慧，也许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算不得聪明，但是在他自己的那个环境里，他的智慧还是绰绰有余的，这不仅是事业成功的敲门砖，而且是生活幸福的保障。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是一个招人喜爱的女人，她很爱她的丈夫。我想象着这一对夫妻的生活，不受任何灾殃祸变的干扰，诚实、体面，两个孩子更是规矩可爱，肯定会继承和发扬这一家人的地位和传统。在不知不觉间，他们俩的年纪越来越老，儿女却逐渐长大成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结婚成家——一个已经出息成美丽的姑娘，将来还会生育活泼健康的孩子；另一个则是仪表堂堂的男子汉，显然会成为一名军人。最后这一对夫妻告老引退，受到子孙敬爱，过着富足、体面的晚年。他们幸福的一生并未虚度，直到年寿已经很高，才告别了人世。
“这一定是世间无数对夫妻的故事。这种生活模式给人以安详亲切之感。它使人想到一条平静的小河，蜿蜒流过绿茸茸的牧场，与郁郁的树荫交相掩映，直到最后泻入烟波浩渺的大海中。但是大海却总是那么平静，总是沉默无言、声色不动，你会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种怪想法（就是在那些日子这种想法也常在我心头作祟），我总觉得大多数人这样度过一生好象欠缺一点什么。我承认这种生活的社会价值，我也看到了它的井然有序的幸福，但是我的血液里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渴望一种更狂放不羁的旅途。这种安详宁静的快乐好象有一种叫我惊惧不安的东西。我的心渴望一种更加惊险的生活。只要在我的生活中能有变迁——变迁和无法预见的刺激，我是准备踏上怪石嶙峋的山崖，奔赴暗礁满布的海滩的。”
之后，老公跑了，而“我”则受托去规劝他回心转意。
“我想我还是坦白对你讲我为什么来找你吧，”我有一些困窘地说。
他的眼睛闪闪发亮。
“我早就想迟早会有个人来的。阿美已经给我写了一大堆信来了。”
“那么我要对你讲的，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得很清楚了。”
“她那些信我都没有看。”
我点了一支烟，为了给自己一些思索的时间。我这时候真不知道该怎样办理我承担下的这件差事了。我准备好的一套绝妙词令，哀婉的也罢、愤激的也罢，在克里舍林荫道上以乎都不合拍了。突然，思特里克兰德咯咯地笑起来。
“交给你办的事很叫你头疼，对不对？”
“啊，我不知道，”我回答。
“听我说，你赶快把肚子里的事说出来，以后咱们可以痛快地玩一个晚上。”
我犹豫不定。
“你想到过没有，你的妻子痛苦极了？”
“事情会过去的。”
他说这句话的那种冷漠无情我简直无法描摹。我被他这种态度搞得心慌意乱，但是我尽量掩盖着自己。我采用了我的一位亨利叔叔说话的语调；亨利叔叔是个牧师，每逢他请求哪位亲戚给候补副牧师协会捐款的时候总是用这种语调。
“我说话不同你转弯抹角，你不介意吧？”
他笑着摇了摇头。
“你这样对待她说得过去吗？”
“说不过去。”
“你有什么不满意她的地方吗？”
“没有。”
“那么，你们结婚十七年，你又挑不出她任何毛病，你这样离开了她不是太岂有此理了吗？”
“是太岂有此理了。”
我感到非常惊奇，看了他一眼。不管我说什么，他都从心眼里赞同，这就把我的口预先箝住了。他使我的处境变得非常复杂，且不说滑稽可笑了。本来我预备说服他、打动他、规劝他、训诫他、同他讲道理，如果需要的话还要斥责他，要发一通脾气，要把他冷嘲热讽个够；但是如果罪人对自己犯的罪直认不讳，规劝的人还有什么事情好做呢？我对他这种人一点也没有经验，因为我自己如果做错了事总是矢口否认。
“你还要说什么？”思特里克兰德说。
我对他撇了撇嘴。
“没什么了，如果你都承认了，好象也没有什么要多说的了。”
“我想也是。”
我觉得我这次执行任务手腕太不高明。我显然有些冒火了。
“别的都不要说了，你总不能一个铜板也不留就把你女人甩了啊！”
“为什么不能？”
“她怎么活下去呢？”
“我已经养活她十七年了。为什么她不能换换样，自己养活自己呢？”
“她养活不了。”
“她不妨试一试。”
我当然有许多话可以答辩。我可以谈妇女的经济地位，谈男人结婚以后公开或默认地承担的义务，还有许许多多别的道理，但是我认为真正重要的只有一点。
“你还爱她不爱她了？”
“一点儿也不爱了，”他回答。
不论对哪方面讲，这都是一件极端严肃的事，可是他的答话却带着那么一种幸灾乐祸、厚颜无耻的劲儿；为了不笑出声来，我拼命咬住嘴唇。我一再提醒自己他的行为是可恶的。我终于激动起自己的义愤来。
“他妈的，你得想想自己的孩子啊。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他们不是自己要求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如果你这样把一家人都扔了，他们就只好流浪街头了。”
“他们已经过了不少年舒服日子了。大多数孩子都没有享过这么大的福。再说，总有人养活他们。必要的时候，麦克安德鲁夫妇可以供他们上学的。”
“可是，你难道不喜欢他们吗？你的两个孩子多么可爱啊！你的意思是，你不想再同他们有任何关系了吗？”
“孩子小的时候我确实喜欢他们，可是现在他们都长大了，我对他们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了。”
“你简直太没有人性了。”
“我看就是这样的。”
“你一点儿也不觉得害臊。”
“我不害臊。”
我想再变换一个手法。
“谁都会认为你是个没有人性的坏蛋。”
“让他们这样想去吧。”
“所有的人都讨厌你、鄙视你，这对你一点儿都无所谓吗？”
“无所谓。”
他那短得不能再短的回答使得我提出的问题（尽管我的问题提得很有道理）显得非常荒谬。我想了一两分钟。
“我怀疑，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的亲戚朋友都责骂自己，他能不能心安理得地活下去。你准知道你就一点儿无动于衷吗？谁都不能没有一点儿良心，早晚你会受到良心谴责的。假如你的妻子死了，你难道一点儿也不悔恨吗？”
他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等了一会儿，看他是不是开口。最后我不得不自己打破沉寂。
“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要说的只有一句：你是个大傻蛋。”
“不管怎么说，法律可以强迫你扶养你的妻子儿女，”我有些生气地驳斥说，“我想法律会提出对他们的保障的。”
“法律能够从石头里榨出油来吗？我没有钱，只有百十来镑。”
我比以前更糊涂了。当然，从他住的旅馆看，他的经济情况是非常窘迫的。
“把这笔钱花完了你怎么办？”
“再去挣一点儿。”
他冷静得要命，眼睛里始终闪露着讪笑，倒仿佛我在说一些愚不可及的蠢话似的。我停了一会儿，考虑下面该怎么说。但是这回他倒先开口了。
“为什么阿美不重新嫁人呢？她年纪并不老，也还有吸引人的地方。我还可以推荐一下：她是个贤妻。如果她想同我离婚，我完全可以给她制造她需要的借口。”
现在该轮到我发笑了。他很狡猾，但是他谁也瞒不过，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呢。由于某种原因，他必须把自己同另外一个女人私奔的事隐瞒着，他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把那个女人的行踪隐藏起来。我斩钉截铁地说：
“你的妻子说，不论你用什么手段她也不同你离婚。她已经打定主意了。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他非常惊讶地紧紧盯着我，显然不是在装假。笑容从他嘴角上消失了，他一本正经地说：
“但是，亲爱的朋友，我才不管她怎么做呢。她同我离婚也好，不离婚也好，我都无所谓。”
我笑了起来。
“噢，算了吧！你别把我们当成那样的傻瓜了。我们凑巧知道你是同一个女人一起走的。”
他愣了一下，但是马上就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得声音那么响，连坐在我们旁边的人都好奇地转过头来，甚至还有几个人也跟着笑起来。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笑的。”
“可怜的阿美，”他笑容未消地说。
接着，他的面容一变而为鄙夷不屑的样子。
“女人的脑子太可怜了！爱情。她们就知道爱情。她们认为如果男人离开了她们就是因为又有了新宠。你是不是认为我是这么一个傻瓜，还要再做一遍我已经为一个女人做过了的那些事？”
“你是说你不是因为另外一个女人才离开你妻子？”
“当然不是。”
“你敢发誓？”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要求他。我问这句话完全没有动脑子。
“我发誓。”
“那么你到底是为什么离开她的？”
“我要画画儿。”
——毛姆，《月亮与六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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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少年时偶像刘小枫将在中山大学小礼堂办讲座后，便急匆匆挤进地铁……至于“博雅学院”的名号，却是完全没有留意。一则如今各类赚钱教育机构名目甚多，“博雅”二字早被用烂；二则想当然以为这大概是中大哲学系或中文系弄得名号罢了。
小礼堂尚未开门，外面却排满了学生——大门打开后，提前一小时到场的我依然未能找到座位。讲座主持人的开场白让我依稀想起博雅学院就是近来引发争议的教育实验，袁伟时老先生还专门批评了带头人甘阳。说来有趣，上一回来小礼堂正是袁先生主讲，那是陈寅恪先生纪念会，同样地人头攒动，热气腾腾。
中大小礼堂原是教堂，红砖砌成，不施油彩。内里布帘高垂，白顶无暇，上悬两簇水晶大灯，下铺大约300座席，一派肃静祥和。陈寅恪纪念会由中大金字塔学社主办，有接待，有签名，播着古典派和浪漫派的钢琴曲，眼看着礼堂内密密仄仄挤满了人，大约是金字塔学社社长就要求所有社员把位置让出来，并号召大家可以不必拘束，席地而坐。博雅学院主办方则有些生涩，既没有引席，也因没有提前留位，导致预备给学院三十多号学生的座位被占，又让已就坐的“外人”起来让位，显得不甚大方。
在中大副校长简短的介绍之后，刘小枫便开始了《普罗米修斯与潘多拉》的演讲。
刘小枫
极短的毛寸、不规则的头型与学究气的大框眼镜，刘小枫直入主题。稍有失望的是，他的讲课不如其作品迷人，毕竟经过沉淀的思考斟酌和略带即兴的演绎有所区别。
刘先生花了一定篇幅介绍古希腊诸神代际关系，这本应是基础知识，但从听讲者反应看，的确有不少人对此毫无概念。刘当然不会只为了做个简单介绍，他很快将逻辑引入正题，开始从神的权力更替与人的五代相传提炼线索，并将人类如今之困境追述到普罗米修斯与潘多拉。
简单一提，普罗米修斯是宙斯的堂兄弟，潘多拉则是宙斯用泥土捏出的女人，也是普罗米修斯的弟媳。
在刘小枫看来，人类的五代——黄金世代、白银世代、青铜世代、英雄世代和黑铁世代与诸神的争斗密不可分。在宙斯掌权之前，人类虽然已从黄金世代逐渐过渡到英雄世代，但基本还是与神明同吃同住，区别仅是人类会死亡，因此英雄世代尚称“半神”。宙斯决定将人神分离，潘多拉带来欲望的同时也带来“不幸、艰辛与痛苦”。而在与普罗米修斯四兄弟的争斗中，宙斯取得完胜。普罗米修斯的分牛与盗火，更像是宙斯故意由之的阴谋。
不过，刘小枫并没有细说人的五代与神五代由于时间上并不对应，这个数字到底是巧合还是别有深意。在他的讲座中出的两个小小“错误”，也不知是故意为之还是有学术争议：一是他说宙斯让普罗米修斯大哥撑起天，导致人类居住地与神划分界限，然而天地早在宙斯之前就已分开；二是对于三代主神弑父的行径，他说“不知为何”，而在Apollodorus的《希腊神话》中其实有明确说明。
和许多人一样，我是通过《沉重的肉身》一书知道刘小枫。
那还是高中时期。年少轻狂却苦于无引路人，读书庞杂不精，走了许多弯路，袁伟时老先生所言初中时即被胡适助手教导的幸事断不会落到吾辈头上。因此，一个偶然的机遇从某名校博士那搜来两箱书，便兴奋不已。那两箱书将我的视野从中学图书馆走了出来，因《读书》开始了对中国当代学术的鄙夷；因李泽厚、杜维明而清楚的知道如今学术超女们的斤两；又因《沉重的肉身》让轻狂的迷梦渐趋清晰，对于个体自由与信仰有了粗浅感悟，也对思索社会之运行有所启发。此是后话。
刘小枫上世纪致力引入基督教文化，如今又导向希腊文明。期间明明枯坐书斋，却引来流言无数，也算是学者之异类。有人将犬儒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二道贩子三顶帽子扣在刘先生头上。对于犬儒主义，在我看来是个中性词，刘小枫避开公共事务，是纯粹的个人选择问题，虽然我倾向认为学者需要具备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感，但个体选择还是应该被尊重；保守主义一说因敝人学力有限，未敢置评；至于二道贩子，在这个没有大师的国度，二道贩子即已是一流学者，后面还有三道贩子、四道贩子……说到底，折腾了一百年，我们还在启蒙罢了。
针对刘小枫的批评，其中较引人注目的便是《南方人物周刊》对时任中山大学政务管理学院院长任剑涛的访谈。本来是探讨大学生失业及大学教育的种种弊端，却在记者的追问下开始探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并以批评刘小枫收尾。
与刘小枫几乎截然相反的是，任剑涛被认为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是个积极发声的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中大院长，虽然无力抗拒扩招洪流，却无碍其激烈批评，“中国大学的急剧发展，实际上是以降低大学的学术文化和教育含量、牺牲大学的尊严为代价，来满足社会的大跃进需求的。”对于“新左派”的批评，任剑涛语出惊人：“站在左派的制高点上表达对农民的同情，是一种小市民式的东西，那叫妇人之仁。”单这一句话就足以让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的我汗颜——没有对个体无差别关怀，自由主义的立足点安在？
“现代城市变迁，就是一个道德考验，就是要像邓小平一样，真正站在历史理性的角度，狠着心说‘发展就是硬道理’。”也许是我把派别理解错了，也许是媒体戴错了帽子，这种以所谓理性压制个人权利的言论，断然不是西方两千年来在血与火中淬炼出来的现代文明，这不是宗教革命与文艺复兴，不是《独立宣言》与《人权宣言》，这不是自由主义！
不过，接下来任又说“自由主义从来不提供美好生活的答案，所以社会情绪对它不满，极端保守主义、极端激进主义对它也不满，但自由主义表达了一个不能突破的现代底线——你不能以高尚的理由把人家的生命财产剥夺掉，你得建立法律主治的国家秩序，这是关键。”令人如坠云雾。
至于对刘小枫的批评，倒也不是空穴来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他是支持自由主义的，一回到大陆，哇，怎么大家都倾向类似看法，他又赶紧宣传斯特劳斯和施密特，任由自己的灵性引导自己的研究”。就在博雅讲座中，刘小枫还明言自己从基督转为希腊，除了这两者是研究西方文明的必由之路，也有既然已经为基督研究开了山，随者众，就可以功成身退转向了，而古希腊研究恰好是片空白。有意思的是，刘小枫在另一次讲座中批评李安的《色·戒》，也陷入了“自相矛盾”，犬儒的刘认为“戏剧包括影视它本质上是公共化的”，因此有教化的作用，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早早就对“多数人的暴政”心怀警惕的刘小枫依然保持着对民主绝对平等的批判以及精英主义倾向。
无论如何，如今涉猎哲学、神学、政治学等领域，专心译书编书，述而不作的刘小枫，至少于我而言仍是国内第一流的学者。
甘阳的博雅？
在讲座中，甘阳说其实博雅学院是刘小枫与他一手设计的，这是两个老朋友“讨论了十年的结果”。
博雅学院第一学期的三门主课是《诗经》、拉丁语和古希腊史诗，日后还将学习希腊语，并研读各类中西经典文本——至少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好，这个社会文化容量再小，也断不致载不下几十个书生，更何况，他们未必仅为书生。
坊间批评甚多，譬如对课程设置的质疑，包括是否学术自治，选修课是否充分等，不过窃以为这些会在实践中逐渐完善。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逻辑，譬如有人说“今日中国，最需要培养的，应该是‘能够揭露黑暗的新闻记者、富有正义感的律师、有社会良知的商人、愿意推动变革的官员……’”这当然是正确的，却不能因此推知办博雅是错误的，否则培养这些人以外的教学是否统统都不必要？姑且不论技工、医生等必须职业，是否可以有一种整日吟诗弄月的教育？诚然，公共知识分子、媒体和律师是社会公平与制度完善的直接推动者，但那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究真的没有贡献？我只知道正是刘小枫这个学究，为年幼无知的我开启了思索民主、自由的新思路。教育并不为刻意反对什么，或者支持什么，而是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得以自足。
大部分批评主要来自两点：一是部分媒体的如何就业论，这根本没有回应的价值；二是因甘阳狂言“培养大思想家”。
培养大思想家虽不切实际，但作为美好理想也无可厚非。只是狂言既出，总要尽可能名副其实。石勇就不无尖刻地表示：“在‘思想家’、‘学问家’这样的伟大抱负面前，最后胜出的却多数是在中国有闲阶级的价值偏好影响下有‘才艺特长’的人，实在有些喜剧色彩。博雅学院对这种有闲阶级的生活趣味和价值偏好的欣赏，只能坐实公众关于它实质是‘培养贵族’的判断。不要说回避公民精神了，仅仅是它选人时的这种偏好，恐怕已把‘通识教育’异化成有闲阶级炫耀性表演中的身份包装和地位提升（通过联姻等）的‘趣味培养’。”
在袁伟时先生看来，通识教育并没有错，只是要“提防伪通识教育”。
什么是通识教育，在培养大师的宏伟目标下应有怎样的通识教育将在最后一节提到，这里先谈谈其他：甘阳其人；私塾和大学。
谈论甘阳对我而言是有些冒昧的，毕竟在此之前对他的了解着实有限，因此可能难免被媒体误导。不过有些客观事实还是可以窥斑见豹的。
在北大拿了硕士学位后，甘阳曾赴芝加哥大学十载，却未取得博士学位，在香港大学又只是个研究员。诚然这并不代表学力问题——当年陈寅恪也周游列国，多年后不仅无学位，甚至无著述——却可能表示甘阳决心走在主流之外，于做学问而言也无甚不妥。只是既然中大请他来不是为了增加论文量，而是为了将发达国家已趋完善的通识教育移至过来，与世界接轨，以甘阳先生之特立独行恐怕就未必合适了。
而他被批患“左派幼稚病”罪证更是确凿，譬如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辩护，认为现在学术足够自由等。至于说中国“现代社会最大的权力未必是政府，它可能是商界，可能是媒体”的囧言就不多说了。
所谓“左派幼稚病”，本就是中国特有产物，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种“美德”，是一种“积极人生观”，即善于在哪怕最恶的事物发现好的一面，不如此理解，便无法向那3000万冤魂交待。同时他们也善于在较好的事物中发现恶的一面，有着深厚的民族危机意识。套句圣贤言便是“宽以待己，严于律人”。
针对博雅学院，甘阳曾在《广州日报》采访中如是说：
“我国高等教育划分专业的做法是上个世纪学习前苏联的产物，到了80年代就已发现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不符合国际趋势。从2000年开始，北大清华等高校开始提出淡化专业，培养宽口径专业人才的理念，但人们很快发现，通过公共课来拓宽学生知识面的做法效果也不是很明显，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校内各院系的本位主义，任何一个院系都会把最好的师资留给自己，担任公共平台课的老师往往被边缘化，这些课程也成为学生眼里可有可无的“营养学分”，耗费大量的教育资源。
“如果光看表面，现在你在国内任何一个大学都可以看到一张很好的公共课课程表，但真正关键的是什么？要看是哪个老师在上这个课，这门课程对学生的要求是什么。甚至每堂课让学生读的是什么书？作业是什么？不在于课名，在于这个课到底是怎么上的？
“中大的通识核心课一定要找各专业最强的教师，开设的课程是各专业最深厚的基础课，不能让通识课程游离于一所高校的主要课程之外。这避免了以往通识教育有名无实的弊端。如果这个课不行，就是这个高校的这个院系教学质量不行，而并非通识课程不行。关键是可持续性，通过制度固定下来，不要像以往一些改革那样，一两年后，大牌教授纷纷撤出。
“中国的教育改革不可能采取激进的做法，我倾向于比较保守地进行。将来我们有没有可能像美国那样，完全不按专业招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这必须建立在充分成熟的公共平台课程设置基础上。对于通识教育的理念，近年来国内高校的争议不大，真正的难点是操作。”
至少到这里为止，甘阳的理念是很好的。大学之大，在于有大师。集全校之力，让最好的老师授课，教学质量自然得以保证，学生综合素质和学术素养也就有了保证。不过以上并未涉及他如何实现这些。
“对于中国大学的行政化，不善于利用才会成为障碍。我倒认为，目前在中国高校推行改革，相当程度上更需要行政力量的推动。比如中山大学专门成立了通识教育指导委员会，校长黄达人亲自担任主任，这样我到各个院系去工作不是方便多了吗？很多事情没有行政力量还推动不了。
“至于很多人认为行政化干预了中国大学教授的学术自由，我认为对于现阶段的中国高校来说，学术质量和水准问题比自由更重要。自由不重要，学问才是第一位的，脱离学问的泛自由没有什么意义。”
至此，就可以理解为何袁伟时老先生会同室操戈，说他是公认的新左派，“到处提倡中国要成为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在《以世界公民的眼光审视一切》一文中严加批判。没有自由的学问，无非是两千年来士大夫的学问，中国一百年前的警醒，竟被甘阳拂之如尘。
甘阳办的是私塾，不是大学。非要说与两千年皇权主义有何区别，就是增加了古希腊经典——当然，希腊精神会带来本质的区别，但其理念却别无二致。《南方都市报》社论批评说：“经史子集培养不了现代公民的人格，沉湎其间，恐怕不仅会失掉对社会实况的见解，甚至还会把这种无知看作理所当然。若再以专业美名概括，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李铁则批评说今日之学，不贵乎学富五车，却贵乎接受、处理新信息的能力，而修习希腊语、拉丁语也无必要，“本科阶段能把英文原著读利索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对此我颇不以为然。温故而知新，实乃不变真理，尤其做学术研究之人，没有扎实的“旧”，断不会有开创的“新”，至于语言学习，若这三十几名学生无力承担，只能怪甘阳择人不力，或是生源太差。既然是选精英，培养精英，三门外语四年时间，实在不值一提——毕竟这不是面对“大多数”。
已知种种弊端，依然愿意偏向博雅，是因为既然现行体制弊病重重，做一些小规模的尝试又有何不可？即便是私塾又如何？总好过如今四不象。对于苛责者，需要清楚的是，教育改革非能一蹴而就，博雅大概不会带来优于世界名校的教育，却可能优于本国学校，这便是进步的开端。诚如羽戈所言：“如果认为博雅教育因回避公民精神而丧失了意义，那么中国的一切教育方式皆无运行的必要。这样的事理，只是一种虚幻的正确，并不具现实的可行性。如此道德高调，不唱也罢。”
只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大师班竟然还要上政治课。
通识，博雅
现在可以说一说理想中的博雅。
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直译为“自由教育”，又译为“博雅教育”。“博雅”的拉丁文原意是“适合自由人”。古希腊倡导自由教育，“旨在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优雅气质的人，让学生摆脱庸俗、唤醒卓异。”所谓“每件事都知道一点，有一件事知道的多一些。”
而据朱健刚先生考证，博雅教育“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的大学，后来尤为盛行于英美。其核心理念是通过自由人文教育，使学生成长为具有人文底蕴、社会关怀、公民美德及行动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当今美国的博雅教育更主张学生拥有开放的、发展的、世界的文化视角，能分享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
通识教育逐渐传进亚洲，中国内地的北大、复旦、武大、人大等都曾先于中大而尝试。
北大早在1994年就在培养大师的理念下开办“文史哲综合试验班”，2001年结束招生。又开始“元培计划”，在低年级进行通识教育，高年级进行专业基础教育。
2005年，复旦设立复旦学院，要求学生接受“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在内的六大模块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学习”，这些理念其实都能在中西经典文本中得到印证，与中大的博雅学院大同小异。
只是这些尝试或屈于现实压力，或由于教育者自身魄力不足，均未达致理想效果。“单单引入通识课程或者只是强调读经典原著，反而会使得很多学生以为这一类训练纯粹为培养精神贵族，而并不能使自己有信心面对未来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这一类实验有的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无疾而终……一些学校更荒唐地以为把类似哈佛等名校的课程表拿来依葫芦画瓢就是通识教育了，而一个立足中国本土的学生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如何能够全面发展，却从未得到切实的关注。”
那么，西方的通识教育又是怎样的状况？
历史上，西方博雅教育包括七大块：语法、修辞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及音乐。医学、法律、商学、机械、IT等专业领域至今仍被摒在门外。
如今，美国一些学校整个本科阶段不分专业，学习内容则涵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欧盟则在探讨将基础教育从至高中阶段提升到本科阶段，这意味着所有学生都将在大学接受类似的基础教育，并在研究生阶段再做出专业选择。
西方普遍将大学与学院进行区分，最好的教育有时往往集中在小规模的学院。譬如宋氏三姐妹和希拉里曾就读的密达伯瑞学院(Middlebury College)就实行通识教育，颁发的学位叫通识学士(liberal arts)，学校强调学习经典（不仅仅是古典），虽分系却只分课程不分班。
乍一看，这些学校与今日中国之博雅无异，实际上却有千差万别。
形式上不仅是需要小班教育，常常只有十几个，甚至几个学生，并且教师必须与学生大量互动，教学相长，合作研究，而非如今所谓“大学是自学”云云；
内容上不仅要精读经典，还要秉持批判精神，坚持独立意志。如果依然只是居高临下的授课，便失去了博雅的精髓；
核心精神是社会关怀与公民教育，这不仅需要大量的实践活动，对中国而言普及权利意识和责任感尤为重要。
袁伟时还针对中国之弊提出要在中西经典中“弄清中西文化的基本区别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与不足”，因为“不敢正视自身弱点，不愿学习现代文明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太可怕了。19世纪以来，盲目的民族自大情绪害惨了中国人，千万不要重蹈覆辙！姓中姓西，姓资姓社，把中国人折腾得死去回来。好不容易，邓小平一锤定音，才冲破这个魔障，千万别走回头路！现在新左派利用人们的健忘症和民族主义情绪，又在叫嚣要从西方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是对中国的发展很不利的愚蠢命题。应该拷问思想是不是正确，而不必追问姓中还是姓西。”
可以说，如今中大办博雅学院最有价值的争议就在于是否能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公民意识，我们诚然不能一蹴而就，却也需要无时无刻不警醒提点。
墙
艾青·1979年
一堵墙，像一把刀
把一个城市切成两半
一半在东方
一半在西方
墙有多高？
有多厚？
有多长？
再高、再厚、再长
也不可能比中国的长城
更高、更厚、更长
它也只是历史的陈迹
民族的创伤
谁也不喜欢这样的墙
三米高算得了什么
五十厘米厚算得了什么
四十五公里长算得了什么
再高一千倍
再厚一千倍
再长一千倍
又怎能阻挡
天上的云彩、风、雨和阳光？
又怎能阻挡
飞鸟的翅膀和夜莺的歌唱？
又怎能阻挡
流动的水和空气？
又怎能阻挡
千百万人的
比风更自由的思想？
比土地更深厚的意志？
比时间更漫长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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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的东西实在太好了。近来常陷于不分美丑的窘境，读了许多名编名记的文字毫无感觉，自己的文字也始终没有长进，始自卑于读了些书却连个审美能力都没有。野夫的文章让我恍然，原来还只是未遇到足够好的文字而已。
其实，真正重要的并非文字功底，而是优美洗炼之余有所承载，否则就只是花哨而已了。
全文转载
《香格里拉散记》
一
我和李亚伟坐在成都的阴云下喝茶，五泡之后水淡如鸟，人也有些无聊了。赵野恰好来电——野哥，快来香格里拉。亚伟说：喊你日马去斗地主，他和默默二缺一。
亚伟才从那里回来，他们哥几个在那开了个客栈，唤作“上游生活”。可能生意没起来，就只好窝里斗——拉哥们当地主玩儿了。人嘛，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在高原蓝天下过一回散仙日子，也不是没有诱惑。于是，次日我就去了。
进门就看见北京老友温老大温普林也在，就感慨人生何处不相逢，还没来得及交换流浪的方向，默默那厮就已经把牌发好了——先打三百杀威棒才开始喝酒。深夜，云南作家范稳又带着一个藏族朋友夹着牦牛干巴和几瓶青稞酒来，接着又醉。
赵野是来筹拍电视剧《香格里拉》的，大家伙要调研，下午州里派了个车，送我们——赵温范默我五人去德钦。我原不想去，赵说要去茨中教堂，我一下心动——我知道这个深入藏传佛教腹地的天主教堂的一些故实。对这种文化奇观，我还是不想错过的，于是拿件衣服就上路了。
这条路原就是赫赫有名的茶马古道，现在叫滇藏公路，那种险还真是让我一路揪心，三江并流的奇特地貌就在此段，翻完白马雪山，不远就看见神圣的梅里雪山了。每个人都被这神山惊呆了，我和默默是初来，更觉肃然起敬，一起下车看山。
梅里雪山藏民唤作卡瓦格博，汉人又叫太子雪山，相传是文成公主进藏时，路上私生的一个孩子化作的神山，这是地球上唯一未被人类征服的山。日本登山队已经在此留下了数具尸体，关于它的传说则更是令人咋舌，而我们竟然有幸看见了它十三峰的真面——云屏一扇扇渐次打开，我不能用语言来糟践那种奇美——当地人相信，无缘之人是难以遇见这种福报的，它常年皆在云雾之中。
看来这样的起步是有福的，我们这群中年浪子在神山前都变得严肃了。
二
德钦县城就在梅里雪山下的夹皮沟里，远远望去只有一条街，进城看还是一条，倾斜40度左右，很陡，长不过公里，两头分了几个岔而已。我们被安排住进彩虹大酒店，范稳是本省的名人，他写的长篇[水乳大地]正是以这里为背景的，所以和这里朝野皆熟。
首先来张罗酒食的是当地的藏族诗人扎西尼玛，一个黝黑的康巴汉子，来陪的宣传部长是位女士，也是藏族，却只三十出头的样子。主菜是土鸡炖野蘑，再配以青稞酒，很容易就把我们麻翻了，更别说扎西的藏族歌曲，在黄昏的高原显得那么单纯和高野。
饭罢作别部长，我提议哥几个去转转街，爬不动坡只好往下走。街头有个小桥，横跨在雪山下来的一道涧上，哗哗的急流惹得人就有了尿意。夜色初降，大家便站在桥上泄酒，一时竟有孩童时代的快感。
温老大是北京的名流，是80年代实验话剧和行为艺术的发起人，他所策划的包扎长城的大型行为艺术，在当年曾经轰动海内。他二十几年来频繁进藏区，与僧俗皆结下了许多胜缘，所拍的[天葬]纪录片，在海外获得过许多奖项。这厮也是个老顽童，骑马摔坏过腿，现在走路便显得路不平。
赵野是80年代四川的诗人，第三代诗歌的中坚和命名者，现在是北京著名的钻石老五。他原来在迪庆有投资，做过些善事，这里的官员对他则较熟悉。
默默是上海诗人，撒娇派的领军人物，著名诗歌活动家。他在上海有个书房，藏有近十万册书和几张床——据说床上睡过中国诗坛的大半个江山及其情人，我便叫那里为万人坑。
就这么一伙人，开始了香格里拉圣地之旅，似乎有点滑稽。
三
德钦面积不小，但人口只有八万，县城就住了八千，海拔三千多米．稀稀拉拉的村落沿澜沧江两岸散开，山高江深，确属苦寒之地．往西北走，就是西藏的盐井和芒康，道路更加不堪．
去茨中的路只要下雨，泥石流就会断路，我们只好在县里多呆一天．好在默默接到个女生电话，是上海来的驴友，要往西藏去，已经到了德钦．我们皆大欢喜，急忙说喊来同吃同住吧．虽然狼多肉少，到底聊胜于无．一会儿，果然来了个清秀的女孩，默默介绍说叫小白鱼，是他一哥们的前女友．我们说没关系，在路上，现女友也不怕．大家就笑．女孩是小学英语教师，老背包客，见得多，经得起玩笑．大家说还是改叫财鱼吧，她说怕太阳，我们又坏笑－－想起太阳的文言称谓．
驴友或者背包客，是今天社会的一个时尚，指那些单身上路的旅游人．他们一般通过网络或各地的青年旅馆联系同路人，一起不分男女同行同住，以便分担费用和旅途的寂寞，当然也有安全考虑．财鱼能跟我们走一程，彼此皆高兴，几个老头又多了许多谈兴．
下午到飞来寺去对着梅里雪山喝茶，突然就看见了日本登山队的群墓．当年他们登山时，当地人极力反对－－这是他们的神山，他们不想任何人去亵渎．那是一个绝对不会雪崩的季节，结果大雪还是掩埋了这些自以为是的勇士．奇怪的是他们的尸体却在几十里外的冰川被找到．
现在当地人还在秘密传说，是卡瓦格博神发怒抖了一下肩膀．反正至今没有人类登上过此山，即使它只有五千多米，远远低于珠峰．州里准备立法，再不许任何人攀登．许多无神论官员到了这里，往往也学会了尊重此地的民俗．
四
太阳在雪山的反影渐渐消逝，温老大和范稳带着几个男女赶过来喝酒。除开扎西外，还有本县图书馆的馆长伦布，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马建中及他的女博士助手。大家边饮边聊，不知怎么就扯到马骅身上了。
马骅是天津人，复旦大学毕业，也是个诗人，曾经主办过诗生活网站。2003年厌倦了城市生活，忽然就来这里当了志愿者。他执教的小学就在梅里雪山下明远冰川边，刚好是扎西的故乡。他没有报酬，但给这个村小带去了许多新的东西，他和扎西及伦布等人一起组织了卡瓦格博文化社。2004年他进城为孩子们买粉笔，搭便车回校时，车翻进了澜沧江，藏民们自发地沿江寻找，江边上插满了经幡，孩子们哭红了眼睛，他却连尸体也交付了急流。
在德钦，几乎无人不知道马骅，全国的媒体在他死后忽然热闹起来，最后他被滑稽地追认为党员，只有他的朋友知道他是个自由主义者，纷纷在网上撰文抗议——一个生前从未申请的人，死后却要横遭唐突。
默默原与他很熟，扎西和伦布是他在这里留下的诗与爱的种子，我从这两个藏族兄弟身上，则看见了他那一脉书香还在经久相传。我找到了一封他最后的书信，在此转贴——
7月10日下午五点多，所有科目的考试都结束了，我和学生搭车回村。
车子在澜沧江边的山腰上迂回前进，土石路上不时看到滑坡的痕迹。江风猎猎吹着，连续阴雨了一个月的天气突然好起来。落日在雪山的方向恍恍惚惚，神山卡瓦格博依然躲在云里。挤做一团的二十多个学生们开始在车里唱着歪歪扭扭的歌。薄薄的日光时断时续地在车里一闪即过，开车的中年男人满脸胡楂儿，心不在焉地握着方向盘。学生们把会唱的歌基本全唱了一遍，我在锐利的歌声里浑身打颤。
有一个瞬间我觉得自己要死了。这样的场景多年以前我在梦里经历过，但在梦里和梦外我当时都还是一个小学生。《圣经》中的先知以利亚曾在山上用手遮住脸，不敢去直面上帝的荣光。在那个时刻，我突然想起了遮住自己面孔的以利亚，我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样的幸福。
两天后，我们在学校里为四年级的学生开了简单的毕业典礼。我跟他们说了些他们可能无法理解的动感情的傻话。学生们都哭了，我却奇怪地保持了平静。
雨季仍在继续，难得看到一两眼太阳。而一旦出了太阳，就是一阵暴热。我要离开村子一段时间，到周围的地方去转一下，冲淡一下我多少有些可笑和矫情的感伤与自我感动。
不久前，我为村里和学校写了一份资金申请，托人递到州财政局，让他们拨些钱为学校建一个简易的篮球场作为学生的活动场所。前几天，申请被批了下来，顺利的话，暑假期间可能就会动工了。这个消息很让我高兴。
不管怎么样，我到这里已经整整一个学期了，生活在经历了一个巨型转弯之后，震荡和晕眩都还没完全平复下来。短暂的出去走走也许会有好处。
祝各位每天进步！
五
马建中是个儒雅的藏族知识分子，我奇怪他为何叫这个名字，他说上小学时，他们那个霸道的汉族老师喊不清楚藏名，就直接给每个孩子命了个意识形态很浓的汉名，入了学籍，只好用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何这里许多藏民都用的是汉名，这是一个时代的伤痕啊。
他就生长在迪庆．他说小时候就一心想考出这大山，他认为凡是能到北京去的就肯定是伟人。后来他考进了北京，觉得很失望，就想再走远些，又到美国读博，读完了还是发现没意思。后来他联系了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又受命回到了故乡。他终于重逢卡瓦格博神山时，跪倒尘埃，放声大哭起来。
该协会的总负责人是美国现任财政部长，曾经许多次以民间身份来考察本地，和他在一起吃每餐三五元的饭食。他说本来是大自然在保护我们人类，我们岂敢妄谈保护自然。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给每个神山修传－－把老百姓世代相传的对自然的敬畏传下去。这样一种文化深入民心了，还需要你去圈地设网保护吗？
他的教育本不嗜酒，也许见到几个还能勉强理解他的人，便不免多了兴致。那夜他与我推杯换盏，又不断地高唱藏族歌曲，最后被扎西扶了回去。
他的妻子在昆明，他本可以在都市像许多海龟那样，做买办或者政府高参，混一个富贵荣华。他却回来了，在这样一个寂寞小城，默默地完成着自己良心的使命。我常想，有勇气不衣锦也还乡的人，是真正的高士。相形之下，我见出自己的小来。
六
夜里回到小城，大家谈兴犹浓，不忍散去，遂决定再到酒吧继续喝。
酒吧是藏式的，是伦布的妹妹开的，一个戴着眼镜的藏族姑娘—我很少看到。恰好那天是伦布的生日，大家买来蛋糕又开始狂欢。伦布和扎西都是那种很腼腆的男人，我们这一伙则迹近土匪。但酒是一种燃料，对各个民族的男人皆有殊效。
我非常喜欢藏族歌舞，更欣赏他们随时想唱就唱的那种自然。扎西和伦布起舞开唱，然后又把歌词翻译给我们—
我喜欢白色上面再加一点白
就像晶莹的雪山走过一只岩羊
我喜欢绿色上面再加一点绿
仿佛翡翠的松林落下一只鹦鹉
我对藏族民歌的歌词情有独钟，是因为他们总有一些奇怪的想象和修辞，比如：当雄鹰飞过的时候/雪山已不再是从前的模样/因为他那翅膀的阴影/曾经抚过了石头之上。这种民歌和我们内地相比，明显具有许多现代诗歌的味道。
我们的歌声吸引来了一对藏族父子，他们衣衫褴褛、满面风尘，抱着弦子来要求为我们弹唱。他们来自遥远的后藏的日喀则，一路行吟卖唱只为要来转一转卡瓦格博神山。现在他们的心愿已了，要唱出回家的路费。他们的歌声更为苍凉嘶哑，那个小男孩的嗓子发出某种奇怪的弹音，令我心酸不已。在藏地，你随时可以邂逅这样的朝圣者，他们用一生的积蓄，用漫长的时间，去千里万里地完成一桩你难以理解的心愿。面对这样的大地苍生，你无法不俯首低眉。
七
我们五个男人，分住三间房，其中必有一间多出一张床，正好可以安置财鱼。但问题是谁去当这个驴友，谁敢冒这个风险—要么独占春色，要么备受熬煎—这实在是个赌局。因为这不是可以事先和鱼商量好的问题。
钱钟书先生描写过"甲板上的爱情"—从一个码头开始，到下一个码头结束—这或者是今天许多背包客的暗怀动机，但我们又与此不太相同，这是个天外来客，而且我们哥们之间又太熟悉。既难以高尚到让贤，又不会卑鄙到抢先，还不会平庸到互相比着坐一晚上，那该如何是好?鱼已经拿着钥匙牌先走了，大家看着剩下的钥匙发笑。
酒不能再喝了，明天还要赶路。大家开始讲黄段子营造气氛。范稳说一个大车司机独自开车从德钦到香格里拉赶夜路—这是一条孤独危险的路—果然他就遇见一个藏族汉子拿枪横在路上。他只好下车给买路钱，可人家不要。他问要啥，人说把你那东西掏出来，他只好掏出，人说打个手铳，他只好打出来。然后说可以走了吧。人说再来一次，没办法只好又来一次。人问爽吗，爽。再来一次，他说哥，实在不行了，你把我杀了吧。那劫匪吹一声口哨，从林中出来一个绝色美女，匪对司机说—你，把她带到香格里拉去，她是我妹妹。拜托。
大家大笑，好主意，可谁愿来扮演那个可怜的司机呢?
八
迪庆自治州仅辖三县——香格里拉，德钦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茨中是个村子，属于德钦的雁门乡。去路完全沿着澜沧江走，柏油路面但不宽，但弯多路险，几乎像在云中盘旋。稍有闪失，就会滚进悬崖下的急流。
我是开山路的老手，也曾经开过川藏北线，但仍被眼前的路吓得不敢往边上看。关键是江水滔滔，都是雪山下来的冰水，下去则是万劫不复。每年都有特大车祸，且都在其中十多公里的一段发生，一死几十人。按藏俗，每死一个，就在江边插一面白旗，有一阵子，那段路白幡飘摇，让所有的过客皆心惊胆寒。县领导也怕了，请来八方活佛念经做法，最后又在那段路修了13座白塔镇邪，这样一直到现在才没再出车祸。
许多事情就是这样不可解，我欣赏这样的官员—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冒犯无神论的原则，尊重民俗，为苍生做点功德无量的善事。
茨中教堂的委托管理者吴贡底老人就坐在我们车上。他来县里办事，刚好可以带我们回村。他是个地道的农民，文革前在县里读过初中。因为信教，也因为出身富农，年轻时吃过许多苦头。90年代，政府落实部分宗教政策，拨款维修了教堂，由于昆明教区派不出神甫，就委托他负责管理。无论政教两方，皆无任何经济补助。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当然也自愿为主服务。
他有一女两男，长女就翻车死在这条路上，留下一个被医生打针打傻了的儿子由他这个外公抚养。长子叫约翰，次子叫彼德，当然都是教名，用的圣徒的大号。他家两栋二层木楼围着个小院，四面皆种着各种果树。院子下是牲口棚，喂着猪牛。在当地，这就算中等人家，有一份自足而体面的生活。
楼上有客房，因为近几年来参观教堂的游人多了，他家还兼作客栈，在留言簿上被称做红玫瑰。名字由来是他家自酿的红葡萄酒非常好，且一直栽种的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带来的红玫瑰品种。屋顶上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有专门的盥洗室，只是厕所和所有的农家一样，难以下派。
九
从吴家到教堂约两公里，整个村子也就沿江散居着，不到100户人家。村中有藏，纳西，傈僳，白，回，汉等多个民族，以藏为主。共同通用的是藏语。信天主教的占九十多户，信藏传佛教的有几户，东巴教由于信众少，在文革中被基本打压，现在难以恢复。有一两家分别信天主和佛教，却也互不相涉，可以和谐共处。
虽然没有神甫，村里至今仍保持每周日到教堂做礼拜的习惯。凡是重大的教节，则更要举行隆重的集会。没有神职人员，村民则自己推举年老且还仍能使用藏语讲经布道的乡亲，自行组织，经年不废。吴老汉对此忧心忡忡，会讲的老人日见稀少，他们又没能力再将这些经书翻成藏语，用汉语讲本当地人又听不懂，这一线教脉他不知如何才能世代相传。
他对我说——托主的福，他家年年果粮丰收，他还成了州政协代表，去过一次北京参观。他希望教区能早日派来神甫，但现在，他只能用汉语来记录那些老人的藏语经文。他拿给我看那些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汉字藏音玫瑰经，我竟然如对天书。我为老人的可怜努力深深感动，我想假使罗马教皇知道在遥远的东方佛地，还有这样一个藏族农民，在执著地传播他们仅知的那点福音，他是应该为他封圣徒的。
教堂是村民相对集中的一个地方，旁边还有一个香港富婆捐赠的小学，孩子们在其中歌唱。教堂完整地保留着它的法式建筑风格，进门是四层高的钟楼，然后是可容百人的殿堂及讲坛。彩绘玻璃窗和顶棚都基本完整，耶稣和圣母等塑像仍然各归其位。每个地方都干干净净，可以看出老人的深心爱护。庭院里还空着许多房子，院墙都是大理石，在100年前这样一个闭塞的小村，我难以想象那些法国传教士曾经怎样的困难才完成这样一个不朽的建构。
教堂前和右边是几亩地的葡萄园，那些来自法兰西的种子至今依旧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实。园子中还有几棵大树，浓荫覆盖着两所小坟——都有石碑，一有名，一无名，但他们都来自法国。
十
我在那神甫墓前仔细辨析着那些斑驳歪斜的铭文，显然这是后来补刻的．村民只知道其中一位叫伍许东［汉名］，卒于１９２１年，来自法兰西．另一位据说逝于４０年代，烽火乱世，连名字也不曾留下．他们的故土则肯定早已遗忘了他们的一度存在，不知罗马教廷的陈年档案中，是否还有他们灰暗的记录．
伍许东应该就是最早来到茨中的那位神甫，但他不是最早走进这片河谷地带的使徒．早在１８６４年左右，这里就由天主教康定教区派来了首批传教士，并在旁边的巴东和茨姑两村设立教堂．我今天已无法想象，那些使徒是怎样在这片藏秘的古老土地上落地生根的．因为即使眼前，藏民对佛教的虔诚崇信都是深入骨髓的，几个形貌古怪语言简陋的洋人，何以敢在此地来吸纳信徒．
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个所谓文明世界的基本冲突，依旧还是宗教的冲突．连同一教里的不同派系，彼此也打得一塌糊涂，更不要说横跨欧亚大陆的两种完全无关的宗教．当年的罗马教廷在最初了解到西藏这块神秘大地及其秘宗信仰后，是决心要再次东征，将自己的一神论推广普及到他们眼中的蛮荒之地的．他们从各国招募自愿者［神职人员］，送到打箭炉［康定］培训，学习汉语和藏语及礼俗，然后从川滇两路出发，一站站地设堂传教，向拉萨合围．
虽然他们不再采取当年十字军的野蛮血腥方式，虽然佛教又天生具备忍辱包容之心，但毕竟从种族，文化，习俗，语言到宗教都相差太大，最初的矛盾必然在所难免．于是，到汉地开始闹义和团要灭洋扶清时，这里也莫能外，也开始烧教堂驱洋人了－－－史称＂维西教案＂和＂阿墩子教案＂［德钦古名］．
这是１９０５年的往事．后来的情形和汉地无异，清政府派兵弹压，云南出让采矿和开办铁路权，赔款重修教堂．于是，伍许东被派到了这片满目创痍的澜沧江河谷，他要在那些还在渗血的心灵上，重建他的天堂．他放弃了原先的旧址，看中了茨中这片上帝的小土地，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筚路蓝缕．
十一
2000年10月，罗马教廷为在中国前后死去的200多传教士封圣——这只是众多死者的一部分。他们有的死于老病，有的死于教案，还有的被新政****。我国政府对此提出严重抗议，指责那些人多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先锋和走卒。
这，正是我们迄今仍然坚持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由于多年定于一尊的教育模式，这种观点已经深入广大人心，成为我们所谓的爱国主义标尺之一。谁想在此问题上做翻案文章，那肯定是徒背朝野骂名。
那么，西教[此处仅指天主教和基督教]究竟是从何时又是如何进来的呢?为什么它让国人误解甚至衔恨至今?我们不妨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段中西宗教交通史——
零星的资料认为汉朝即有耶稣的门徒来到华夏，而信史则公认在唐朝贞观年间，那时叫"大秦景教"。大秦即罗马也。之后一直未断希望前来布道的散客，到了明朝，利马窦，汤若望等教士，终于渐渐摸清中国人的脾性，通过向皇帝行贿小礼品，带着一点科技，天文和医学知识，开始敲开了宫廷的大门。传教得以合法进行，大臣徐光启等也曾受洗，传教士才开始批量进入。
到清朝康熙帝，因为偶像和祖宗崇拜问题，儒生们觉得西教会破坏中国的人伦传统，开始和传教士吵架并向皇帝告状。康熙帝难辨是非，干脆禁止外人来华传教。一直到道光年间，教士们都只能悄悄在澳门活动，偶尔到广州私下传播一下。
鸦片战争本与这些罗马使者无甚鸟干系，但其结果却是在清廷割地赔款的前提下，还必须允许各国传教士自由传教——这就难免把西教一下子栓上了耻辱柱 ——他们是和鸦片及坚船利炮一起被强行推进来的。更有个别教士因为精通英汉语言[那时这样的主儿不太好找]，被拉去做了不平等条约的书案，这就似乎更难辞其咎了。
可是有几人知道，绝大多数传教士都是反对英国的对华鸦片贸易的。正是他们在民间看见这一毒品对生民的祸害，才屡屡发表报告，向英国议会及国际社会揭发和抗议，最后导致英国决定在1908年终止鸦片贸易
十二
当然，吴贡底老人并不清楚这些前朝往事。他只知道他的曾祖父来自西藏昌都，那时，这里的神甫从土司手里买得大片土地，无偿邀请那些失地游民在此安居耕种，只要求他们为教堂提供一些服务。他们病了，还可以从神甫手上获得灵药，遇到灾年，还能吃到施粥。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洋人也是善人，尽管也有喇嘛说他们是魔鬼。
穷人只相信肚子的感觉。慢慢地他们开始接受神甫的说教了，也不再到寺庙里烧香了，直至最后接受洗礼。而这个村子也由起初的九户人，渐渐团聚到几十户。至于村里还有人信佛或者信东巴，神甫也不格外排斥。而民国时期，连最高领袖都是教徒，自然也没有人再驱赶这些洋人。一切仿佛都在这个山谷里和谐起来，一如那些法兰西的葡萄，不择土地，同样在此酿出酒浆。
但无论耶稣还是佛陀，都不能保证人间没有乱世。50年代初，这里最后一个会说藏语的洋和尚接到了驱逐令，他必须像他世纪初的前辈们那样，匆匆撤离这块他已经倾注无限感情的土地。淳朴的村民不谙世道的颜色，牵马相送，茫茫雪山上留下的乱离的蹄痕，很快又被新一场深雪覆盖。
之后，这里再也没有了神父。吴老汉把我带到不许人轻易踏进的圣坛上的告解室，他指给我看那些100年前来自远方的铜烛台，石膏的圣母像以及覆满时间尘灰的旧约圣经。他告诉我——这些圣物都是文革时，老百姓暗中藏下来的，他现在又一点一点收回来。他带我上钟楼，说以前的钟被对面的石棉矿拖去当上下班的命令去了，他前年去要，敲得只剩碗口大一块废铁，还向他开价要1000元才给。
他从山西又买回了一口钟，尽管没有神甫了，他还是想让这洪亮的钟声在山谷里重新发出回响，让无主的心灵也找到共振的旋律。
十三
熟悉滇藏生活的范稳告诉我，在这一带，还有好几个教堂，包含高黎贡山那边。他多年来一直关注这个题材，此次也带着帐篷等野战配置，计划再次徒步考察几天，吴老汉的大儿将为他牵马护航。如今的作家还能这样吃苦深入艽野的已然不多，他只比我小几月，而我已经被都市弄成废人了，面对如此雪山唯余敬畏矣。
退出教堂时看见门槛上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藏族老人，正在旁若无人地享受峡谷中的残阳。范稳对我说，这就是最后一个神甫的私人厨师，据说会做一手地道的法式西餐。神甫撤离时，非常想带他离开这个苦难将至的河谷，但他不知何故竟然拒绝了。以后他参与了藏军叛乱，再以后他重新回到了故土。不仅再无缘品尝西餐，甚至连女人也终身未品。在动乱年代结束后，他成了这个教堂的看护人。我到门边他那间蜗居看了一眼，我实在不愿用语言来描述。范感慨地说，可惜他一句汉语都不会，不知有多少故事永远烂在了他的孤独回忆里。
回吴家的路上，经过一条雪山上奔泻下来的山涧。涛声若怒，银练成匹，一头扎进澜沧江后很快就混作浊流了。古人谓出山不如在山清，于人于水，皆同此理。我和赵范二兄乐此清流，忍不住下到涧边，掬波而饮，其清冽不觉已寒彻心头。然后大家又濯足沧浪，一洗四十几年的劳尘，在斜阳下翻晒着内心的倦怠。
吴家的炊烟已经在山谷中袅袅升起。忙碌着厨务的是二儿媳妇——一个很漂亮的藏族女孩。她在淘洗时偶与我们目光相遇，只是淡淡一笑，复又腼腆地低眉而去。对这种清纯，油滑的我辈也是不敢略加一句戏词的。吴家长子尚未婚，家里的苦活累活则多由其负担，次子则像个乡村时尚小哥，多享了父母的几分偏宠。
十四
澜沧江是我所见过的急流之最，它从西藏昌都狂奔而来，一路向南，一直到印度支拉才变成美丽平缓的湄公河。此刻，它就在吴家边上咆哮，我们坐在黄昏的庭院里，依旧还能隐隐听到那起伏的涛声。
晚宴是那位美丽藏妹一手操办的，满桌的山珍土菜，仅供客人享受。他们一家则在厨房用餐，我们把吴老汉拉来一起喝酒。先是品尝他们的私酿——玫瑰红葡萄酒，果然别具一格。其长子又拿来一点窖藏了六年的珍品，自然更显浓淳。要买，他们却只肯卖一斤，说还要留给以后的客人。看来生意并不重要，他们要那份听每批来客夸奖的喜悦和自豪。
大家喝得兴起，吴老又自告奋勇地拿出他的毒蜂青稞酒，也是自家秘制，说是可治疗风湿。酒中泡了半瓶牛角蜂，许多人皆平生未见，嚷着要倒出来看看。我是深知此物厉害的，吴老却带头生吃起来。温老大等也跟着大嚼，吴老婆婆在一边着急，要老头子教大家掐去毒针后再吃。果然一会儿默默就喊舌头发麻了。
大家谈兴正高，吴老酒性大发，又去房里拖出他的独家春酒，谓能壮阳。大家看着财鱼坏笑，戏说昨天熬过了，今天喝了这个，怕是要犯错误了。一伙人仿佛久旱逢雨，抢着干杯，竟如饮鸩止渴一般。然后纷纷对财鱼毛遂自荐说——今夜你就点杀吧，像皇帝那样翻牌也行。尤其昨夜当了司机的那哥们，恨不得借酒复仇。
赵野先倒了，一听有独门暗器到，又从床上弹起来，似乎要死马当着活马医，上来就和吴老连干三杯。可怜吴老在茨中一世称雄，竟被自家的药酒当场麻翻，被大伙扛了回去。次晨起床，只见老头右脸红肿带伤，说是夜里从床上滚倒尘埃所致。
吴家全睡了，我们还在庭中待月。财鱼熬不住，先自上楼，剩下几个药性渐发的哥哥在院中说黄段子解毒，谁也不好意思先去就寝。
这夜刚好又停电，整个山谷仿佛无人一般。到了午夜，才见月亮爬上东岸的山颠——那山实在是太高了。想想我们哥几个，皆是望五之人，大半辈子皆在谑浪风尘，不能说当年未曾别有怀抱。可怜俗世沉浮，现在竟到了求田问舍的心境。用古人的话说——不知今夕何夕，又奈此良宵何。
赵野后来有诗叹曰——
停电了，对面的山寨
起初还有隐隐烛光
酒再过三寻，澜沧江
仿佛奔流在天上
月亮升上东山，一个
年轻时才有的白夜
几个老男人讲完了
一生的佚事和笑话
关于政治，关于性
我们永恒的激情
墓园里的法国教士
一定已被吵醒
百年前，他们就闯进
这片时间消失的高原
带着天主的福音
和卢瓦河谷的葡萄
主人已先我们醉了
一个隐忍、谦卑的信徒
罗马的大人们，可否能
听到他梦中的祈祷
十五
茨中的黄昏，我一边翻看着吴家的留言本，一边和老人闲话。我想知道在这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小村，人们究竟能否和谐共处，古老教义所要传播的爱，是否真正抵达了这些草民的心灵。他告诉我——自从80年代恢复宗教自由以来，他们村连撒酒疯的都没一个。更有趣的是，各家都会有丧仪，天主教家庭按天主教规矩办，佛教徒也会来参与，但他们会坐楼上，然后各念各的经，反之亦然。
看着头顶的一线青天，听着身边永恒呜咽的逝水，我确确乎不知道究竟是哪位神祗在主宰着这片河谷，是谁使人民在此穷山恶水间安居乐业。我已活过大半生，认识各种宗教甚至"邪教"信徒，我却未能真正找到心灵的归宿。在有神和无神论之间，我倾向有神。但在一神论和泛神论之间，我却倾向泛神——恰好多数宗教都是只许相信自己的神。我之所以在个人情感上偏向于佛教，只是因为只有达赖喇嘛这样的教宗，敢于在全世界宣称——我尊重世界各种宗教和他们的信徒。
有一回饭局，座中有赵林[武汉大学宗教和神学博导]，符芝瑛[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前主编，星云法师弟子]还有一位基督徒是符的朋友。大家吃着忽然谈起信仰来——大约是我故意挑的头。自然各家各说各的，但最后我还是比较服赵林的说法。他说他是个自然神论者，他相信万物皆由神造，他莫能名之而已。比如你在火星上要是捡到一块手表，你一定会认为这是神造，但你捡到一块石头，你却觉得不是神造——但事实上，一个石头的分子结构，却可能远比一块手表复杂。
我不知道一个国家非要把无神论定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由，我只知道在有神论的国度，科学照样发达。而在这样一个乡村，因为有神——无论这尊神来自印度或是法国——人们因信仰而安宁和谐，而有所敬畏。没有谁强迫他们每周日翻山越岭来教堂礼拜[好多户住周边山上]，他们却远比拿工资学文件的那些人自觉认真且虔诚。
我和吴老聊天时，他的老伴从山上扫松针背回大篓，他的媳妇在洗土豆，他的长子在挤牛奶——我第一次看见给黄牛挤奶。他的次子在为我们摘李子。从雪山飘过来的云又飘到山后，从雪山下来的水又流向山外。我们在这里来而复去，我们在人世间来而复去。我们都这样过着日复一日，我们的幸福何曾大于他们的幸福 ——他们在他们的主的庇佑下，欢乐而自足。
十六
人生大约有许多地方，原只配去一回。就这一回，往往还需要各种因缘凑合。古人说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这其中，本是另有如许身世怅惘的。仿佛生命，何等精彩华章，最后亦将化作这山河大地的一抹微尘。即这山河大地，也终必在某天复原为宇宙中的几粒灰沙。佛陀论世，一切不过劫数，他是相信末劫的。
遥想当日和易中天先生[原武大教授]闲话，他说——所有的树木都将雕塑成灰。20年过去，我回思这句话时，又深了一层领悟。我们在人世间播种浇水施肥，将幼苗培成大树，塑作雕梁，但一切何能逃过最后的火焰。
范稳留在茨中，继续他的田野调查。在德钦，财鱼马上就找来了一个武汉的男驴友。马建中请告别宴，我们嫉妒地对那哥们感叹——哎，狼叼肉，最后喂了狗。一路就拜托了。大家又怪笑。我怕这几天玩笑过分，给鱼敬酒说——垮掉的一代有句名言:我们不是我们污脏的外表，我们每个人内心都盛开着一朵圣洁的向日葵。她笑答曰——阿拉晓得，阿拉18岁就跟那些诗人混，什么没见过——嗨，敢情有诗人这杯酒垫底，这世界还有什么酒可以惧怕的。我是瞎操心了。
回迪庆开夜车，却看见一匹狼在马路中间咬死一头羊，正在进餐。见我们车到，它不慌不忙地让开。我说下去把羊捡上来吧。那本地司机笑道——你还敢去和饿狼抢食啊。大家复笑。司机说，原来牧民有枪，现在政府怕暴动，把枪都收了，狼就到处横行，经常公然去抢牧民的牛羊。老百姓叫苦也没办法。想当年秦始皇聚天下之兵器，熔铸几个铜人，究竟还是二世而亡。也许在各人心中保存一座神山，远比没收几支刀枪有效。
十七
香格里拉县即过去的中甸，是迪庆自治州府所在地。在茶马古道时代，这是个往来客商必要一歇倦足的重镇，名唤建塘镇，划属本地的藏族土司独克宗辖制。这里确乃在高原极少见到的平原，四围皆高山，中间一大片草甸。镇中有龟山，古城则傍山而建。城边半山上，还有已经颓废了的泥筑寨墙。
所谓古城，即基本完整地保留了100年前的藏式民居和老街。新城在旁边，机关和干部当然也就在旁边。几年前，古城都近乎一座空城。因都是泥墙木构，百年风雨已使它破败难居，房主们都搬到新城去了。
后来，在此地做自愿者的一些老外，看中了这些老屋，用极低的价钱就租下来，外面完全不动，只在里面做些现代装修，住进就格外舒服了。于是，许多游客也徘徊不去，开始在此赁屋而居并做起小买卖来。州府的官员悟出了其中的商机，决定保护古城，这样很快这里就像回到了茶马时代，一下子热闹起来。
现在，古城的老屋多已租出，房客既有联合国官员，也有台港归侨，更多的则是来自各地的波波族们。这些藏式院落确实好，都是巨木建构再夹以土墙御寒，房顶是木块做瓦。院子里往往还有果树草地，价钱则便宜得惊人。
古城的中心谓之四方街，有个大院坝，每天黄昏，当地的百姓就在这里跳锅庄舞，音乐声中，看那些老人完全非表演的自娱自乐，舞步复杂漂亮，真是我每个薄暮的享受。许多游客也会跟着学，人群围出好几个圈——中间的空地，则永远是留给一个疯子老头在那里独舞。这样的画面往往让我沉醉，各族混杂，翩跹共舞，唯一的语言——完全不需要翻译的音乐——在此刻穿过所有的心灵。
小城人很少，到了夜晚，就只有各个酒吧不同肤色的一些游客在闲坐，石板小街上还会有些牦牛来散步。一般来说，往镇外走10分钟，就到了乡下。夜里很静，偶有藏獒的吠声。无云的时候，天空则很低，星星大得像个卵形。
十八
在香格里拉，你真不知道哪片云会下雨。多数时候，总是阳光晃眼，但几乎每天都会突然飘来一阵急雨，有时还有板栗大的冰雹，打得木瓦乱响。但一转眼，又是满眼晴光。任何时候，只要在阴凉地，都要穿件外套。夜里盖着很厚的被子，依然感觉到寒气袭人。
一个古朴的小镇，完全像武侠小说中的某个背景地，埋藏着许多隐名高手。看着一个破败的墙垣，进去一问，原来却住的是卡特夫人——联合国派驻的官员。随便一个朋友邀你去喝下午茶，座中都可能遇见一批来历不菲的人物。看着像个村妞，一交换名片，原来竟是保护国际的中国首席代表。
芳姐来自台湾，在上海开着很大的设计公司，她在这里买了两个院子，一间自住，一间做了工作室。她几乎调查了这里每栋房子的历史和变迁，还带来了一批海外朋友各买一栋，按她的话说——自己组建了一个社区。
活佛会请你去喝藏秘红葡萄酒，吃尼泊尔餐。年轻喇嘛可能下山来和女游客品咖啡打扑克。除开路上，我几乎没见过警察扰民，当然，也没见到过小姐拉客 ——据说，凡是驴友多的地方，大家都自给自足了，断了人家的生意。有天，我们一伙烂人在自己的客栈——上游生活——开诗歌朗诵会，州长也跑来喝酒致辞。政协主席是前土司的后人，过来交换著作，我先以为就像我们内地那些爱文艺的宣传部长的东东，结果打开一看，把我们哥几个狂人全部镇服。我实在喜欢这些藏人，海阔天空，却一点也不装逼。
藏学所老所长是个掉队的红军的儿子，是国内藏学研究的权威之一。他会藏族的打情卦——一座的人背着他拿个自己的小物品，比如耳环手表之类，然后一一交给他，他用手握一会儿，就会用藏语唱首歌，再翻译给大家听，歌词的意思就会暗示出物主的爱情命运，所有的人都会在内心服气。
贺龙的红军曾经从我的故乡湘鄂西出发，经过这里小驻，开了个中甸会议，然后才打到陕北。我看了下地图，不得不感叹——他们真能走，日马比现在这些背包客强多了。要我从这里再走回故乡，发几个女驴友陪起，估计老子也奈不活。
十九
香格里拉是英语文学为遥远东方贡献的一个名字，但也是洛克博士的游记为我们打开的一片净土。我无须去考证她的本来隶属，但她就在滇西北，这点无可置疑。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香格里拉，按广告词所说－－一个梦开始的地方。
她究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呢？
许多年前，这里的原住民大约主要是藏族和纳西族，部分彝族，傈僳族，白族和独龙族则散居在山间水畔。后来普米人从北方随军南征有功，竟也在此留下，完整地保存和繁衍出一个民族。这里的回族人也很多，他们则多是左屠夫平西时辗转逃难而来的哲合忍耶派回民－－按张承志的说法－－这是最难忘记仇恨的一支人。但他们却在这块土地上，终于埋下斧头，化剑为犁，成为其他民族的睦邻兄弟。
100多年前，上帝也派使徒来眷顾这块土地，并且也在这些宽厚慈悲且木讷的牧民农人中，传下了他们的福音。虽然时值今日，这里仍旧过着一种古朴而简单的生活，挤奶，打茶，饮酒和歌舞，依然是快乐的源泉。但多数过客，都会油然而生一种临别踟蹰的怅然。甚至许多人，宁把他乡当故乡，视此为终老埋骨的梦乡。
我们在为这里找一个主题词，我们找到了一个词－－和谐－－虽然此词有可能被人张冠李戴，有可能被人欺世盗名，但在这个充满冲突和暗算的世界，这里，还基本当得起我们对此词的正确理解。
我不知道我对这里的潦草描述，是否真正抵达了每个人心中的香格里拉。我不知道我的短暂驻足，是否能够做到倦鸟歇翅落地生根。我们客栈的大门正对着白鸡山，山腰是墓园，山顶是白鸡寺。某日，我和赵野爬上了黄昏的墓地，我们坐在碑碣间突然谈起了死亡。我忽然想起【西藏生死书】所要完成的普世劝慰，不过是一种死亡教育。死亡，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厄运，它是与生俱来的宿命。所谓生活生命，不过是死亡的一种过程。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一点一点死去。昨天枕上的落发，今日胃里的溃疡，都是我们刚刚死去的局部。但悲哀的是，我们却总要拿这仅余的残肢，去祈求博取永恒和不朽。
我们在暮云璧合时下山，我们听到了黄昏的歌声，看见了华灯初现般的星空。仿佛正是这些永远的风景，带我们走到了香格里拉。
Tags: 散文, 西藏, 野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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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砉然断裂的弦丝。却又恍若巨石在喉，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在黑暗中撕心裂肺，似乎只须默默一念，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尘世这一点点虚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秋水生凉，寒气渐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像我投江失踪的母亲，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1995年我回到山中的家时，只有母亲还在空空的房里收拾着断线碎布。那时父亲刚刚离去半年，他在楼顶奇迹般地种植的一棵花椒树，正盛开着无数只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悬望。”
“一个68岁的老人，在经历了她坎坷备尽的生涯后，毅然地走向了深秋的长江。那时水冷如刀，朝阳似血，真难以想象我柔肠寸断的老母，是怎样一步几回头地走向那亘古奔流的大河的，她最后的回眸可曾老泪纵横，可曾还在为她穷愁潦倒的儿女忧心如焚。她把她的神圣母爱撒满那生生不息的浩荡之水，然后再将自己的苍老骨肉委为鱼食，这需要怎样一种勇毅和慈悲啊。她艰难的一跃轰然划破默默秋江，那惨烈的涟漪却至今荡漾在我的心头。”
——《江上的母亲》，印象中头一回，润着眼眶阅读。
“他像一个纯粹凭直觉而熟稔行路的盲人，总能巧妙地避开坑洼一样躲闪着那段凹陷的岁月。以致于让人误会他几乎像陨石一样来到这个星球，他的身后是一片巨大的虚空；他来时的路飘渺无迹，只是仅供凝思而永远难以洞彻的沉沉星云。”
“今天一个县的公务员大抵上万，军警宪特齐备，尚且往往滋事告急；在100年前，一个县官加几个胥吏，又是如何来实施政务而确报平安的呢？——朝廷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实际依赖的是士绅阶层和家族长老的自觉维持。传统的礼法家训和乡规民约在代代乡绅的传承下，形成中国人的底线伦理和生活秩序。无论政统和血统在遥远的帝都如何改变，深山老林中的人民依旧坚守着自己的道统。他们默默耕耘，派丁纳粮，安贫乐道，息讼少争。不到民不聊生之时，一般是不会揭竿而起的。”
“历朝历代的入登大宝者，多很在意对士绅阶层的培育和保护；即使满人入关，也不敢完全消除江南的缙绅门第。因为统治者知道，这个广袤的国家和众多的草民，不能仅凭枪杆子去管理；在他们鞭长莫及的艽野，需要无数德高望重的人去维护礼法。对他们的迫害，就是对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道统的丢弃。而一个丧失道统的民族，就会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甚或堕落而为众多的杀人机器。”
“一个乡绅的诞生并非仅凭财富的积累，他需要对乡村建设有所捐奉，比如修桥补路，悯老恤幼；他还要参与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只有这样，他才开始体面而尊荣，才会让周边人群信服。”
“由于祖父的声望，大伯被民国县府推上了保长之席——约等于今天的村委会主任——这几乎是几年之后这个国家最普遍的断头台。保甲制度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其推行初衷在于家家联保，互为人质，用以平寇和防止通贼。在维护乡村治安和代行国家职责方面，他们确曾发挥作用。在石板村那样人烟稀少的偏远山寨，一个保长究竟有何功过，我在今天已实在难以评说了。估计太过无趣无益，大伯才会想要把这鸟位传给他毕业回来的小弟。万幸的是我父亲可能读书长了见识，他坚决不干并要求祖父继续供他到州府恩施去深造。祖父也许在隐隐的传闻中开始预感到乱世浩劫的临近，他再次资助他最钟爱的幺儿踏上了异乡求学之路——正是这一步，让我父亲逃向生天……”
“在那个现在还不通客车的山寨，郑氏祖宅如辉煌的落日，停留在1948年前的温暖里。”
“祖父似乎在丈量他祖祖辈辈一寸一分积攒下的这点土地，迷朦朝雾中，他像一个失算的弈者面对一盘亘古未解的残局。烟岚弥漫在他六十多岁的老眼里，他看见了大群死亡的浮雕像一部露天的族谱，记载着他日渐淡忘的艰险岁月。一些墓阶上还存放着积年的清供—-粗糙的包谷、敞气的酒以及风干的苹果。他此刻怎么也不会相信他竟会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儿女已无能为他烛酒拜祭。”
“祖母在她的幺儿外出的当年，终于油尽灯枯。她的早逝使她备享尊荣，那场丧礼办得风光体面，成为那些山中后人至今还能铭心的最后一抹残红之忆。古人说：寿则多辱。祖母幸好没有熬到1951年，否则她将如何面对那在劫难逃的灭门之祸。”
“……林彪的四野开进了州城。那时的***所到之处，马上成立革命干部大学，用延安和东北那套成熟的洗脑方法，赶紧为地方培养管理干部。走投无路的父亲需要一份口粮，马上成为了首批学员。很快就学会了斗地主分浮财和杀人玩枪的技术，于是便分往利川开始伟大的“清匪反霸”运动。那时的老家肯定不通邮路，他对革命也肯定还抱有许多幼稚的想法，他也许还侥幸地认为他的家庭刚刚脱贫，应该不在镇压之列。于是他充满激情的投身到伟大的洪流中去，在剿匪的战斗中双枪横行，杀人越货屡建功劳。很快入党，很快成为最年轻的区委书记……49年和50年，父亲与祖父是否有过联系，是否彼此知道对方的消息，这是父亲一生的秘密，我现在已经永远无从得知了。父亲用沉默维护着他的尊严，也一定用隐忍埋藏着他的耻辱。我相信我这一代人的父辈，多是少言寡语之人。他们用一生的压抑来努力遗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精神崩溃。”
“在没有王的时代，土地是公共的，你所在的氏族或部落开拓到哪里，你就拥有那一方大地。而王的产生，从来就非民选，谁将暴力发挥到极致，谁就是王，谁就拥有天下的土地。”
“土地问题是一个农耕民族致命的焦点。历代的皇权更替也多与此相关——均贫富，耕者有其田，这是多少人造反的口号，但从来没看见哪个起义的领袖真正与民同苦，皇朝换了血统，法统却依然袭旧，受苦的还是底层百姓。”
“按说地主的田产分就分呗，大变革时代，个人承担一定的损失也无话可说。大家都是国民，总应给条活路，不应拿了别人的东西，还要羞辱并夺人性命。当时老苏区很多干部也都这么想，在抗战时，许多地主都和八路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许多共党高干都是地主子女。但不这么做，贫雇农就有顾虑，毕竟拿人钱财内心不安。毛发现这个问题后，作了严重批评，并允许基层过火，说以后再纠偏都行。于是大规模的土改开始了，家庭出身地主的干部靠边，无业游民发动起来，人性中的恶全部调动出来，各种人间惨剧纷纷登场。”
“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杀人就像是一串逗乐的插科打诨；用迅翁的话说，屠伯的残忍很容易化为大家轻松的一笑。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是歼敌八百万或手起钢刀下的喀嚓一声，有谁肯去分享那些具体枭首者的疼痛。”
“枪杆子里出政权——这真是爱读《资治通鉴》的人悟透了的硬道理。但历代的鼎革，天下底定后仍要诛杀前朝的普通吏员者，实不多见。满人入主北京后，还知道征召起用晚明的遗老，对那些拒不奉诏的不合作主义者，也基本容其自生自灭而不赶尽杀绝。一个国家的血腥气太重，终非好事——这当是所谓人主皆知的事。
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先靠的还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但民国真正取代清室时，采用的却是善待优抚之法，而非如苏俄十月革命后对沙皇一家妇孺俱屠。这才叫共和精神，没有这种宽容，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统一国家的大旗。两军相对，血流漂杵，一旦南军言败，不仅不诛降将，不罪附逆，连资助叛军的奴隶主也不予追究责罚。这种民族精神和气度，才能奠定真正的民主制度。”
——《地主之殇》，宏文，不小心多转了。读之过半，寒从天降，双目呆滞，心如死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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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大抵还能自由言说的时代，发生过若干大大小小的论战。除了广被宣传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还有科学与人生观、鲁迅与梁实秋等等，以及本文涉及的主角，京派与海派。
不同于如今京穗两地报业的互掐（单掐？已非论战，最多是既得利益者对权力的辩护和对谎言的粉饰），彼时的论战颇有趣味。一方面大家云集，总能轻松抓出几十个足以青史留名的人物；另一方面也正因大家云集，基本上能较真诚的谈论问题本身。“真诚”二字，恰应了那句“物以稀为贵”。
京派与海派之争具体起源于谁或有争议，不过真正让论战火热起来的要算沈从文1934年1月10日发表于《大公报》的文章，《论“海派”》。沈先生说“海派”这个词儿“承袭着一个带点儿历史性的恶意”，与“礼拜六派”不可分割，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的产物。接下来诸如“投机取巧”、“见风转舵”、“冒充风雅”、“浅薄可笑”、“栽害友人”、“偷掠他人作品”等罪状一顶顶戴在“海派”头上。
上海作家真如此不堪？沈从文是位平和淡泊的先生，自然不会居心叵测或逞一时意气。“海派”在当时文坛与其说是个地域概念，不如说是作风划分，蝇营狗苟的作家到处都有，只是有许多都集中在上海罢了。所以沈先生在文章中也特意撇清，“矛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大多数正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杂志编篡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外），他们即或在上海生长，且毫无一个机会能够有一天日子同上海离开，他们也仍然不会被人误认为海派的。”
沈先生自以为撇清了关系，但一石激起千层浪，京海之争大幕初开。热闹嘈杂以至于沈先生不得不于2月21日再刊文于《大公报》，曰《关于“海派”》以做解释。“我所说的‘名士才情’，是《儒林外史》上那一类斗方名士的才情，我所说的‘商业竞卖’，是上海地方推销×××一类不正当商业的竞卖……两种势力相结合，这些人才俨然能够活下去，且势力日益扩张。这种人的一部分若从官方拿点钱吃吃喝喝，造点谣言，与为自己宣传宣传，或掠取旁人文章，作为自己作品，生活还感觉过于寂寞，便去同有势力者相勾结，作出如现在上海一隅的情形。或假借维持社会秩序的名义，检查到一切杂志与副刊，迫害到一切正当独立创作作者的生活，或想方设法压迫正当商人，作成把书店刊物封闭接收的趋势……我以为应当明白，这种人对于妨碍这个民族文化的进展上，已作过了多少讨厌的事情，且还有些人，又正作些什么样讨厌的事情，方不至误用我们的同情。”
沈先生又点出论战中许多讨论的不真诚，“许多文章的写成，都差不多仿佛正当这些作家苦于无题目可写，因此从我所拈取的题目上有兴有感。就中或有装成看不明白本文的，故意说些趣话打诨，目的却只是捞点稿费的。或有虽然已看清楚了本文意思所在，却只挑眼儿摘一两句名话而有兴有感……作着所谓‘只在那幽默一下’的表示。”
吾辈愚钝，看不出沈先生前面所指何人，不过‘只在那幽默一下’或许是指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实乃文坛活跃分子，各个论战总要插上一足。何况其人住上海，自然不能沉默。在《申报》连发了两篇短评，《“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先生文字刁钻诡谲无人出其右，被骂者自是仿佛祖辈造的孽障附身，被赞者也难免打个激灵细细掂量——生怕内里蕴藏了更深的骂。
《“京派”与“海派”》开篇便是“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上……”不知正在外地的沈先生可曾打了个喷嚏。鲁迅下笔迅猛，“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
寥寥数语，便将京派钉在案板上横切竖刮，切刮后尚嫌不够，又撒上把盐，说京派引以为傲的五四运动今日只剩些“历史上的光辉”，“当时的战士‘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隐’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
不过鲁迅善戴高帽，却未必戴对了地方。沈先生既不谄权，亦不媚俗，虽人在北京却无法划入鲁迅定义的“京派”，这一枪便是打歪了地方。兴许鲁迅先生也未尝想就事论事，借题发挥尔，因此在《北人与南人》一文中还把北人鄙视南人也扯了出来，沈从文湖南人士，总不能自己鄙视了自己。文章自是毒辣，却与论战有些跑题。
下一篇，将说说其余人等。
本文节选自沈从文先生1933年10月18日发表于《大公报》的评论文章《文学者的态度》，后收录于文汇出版，马逢洋主编的《上海，记忆与想象》。一则文章较长，二则上下各部分而述之更贴合今日境况，特分为两篇转载（皆为节选），此为二。
另：文章非复制于网，为本人一字一句打出，其中若觉有别字，为民国文风也，非打错。
——博主
弄文学的同“名士风度”发生关系，当在魏晋之间，去时较远似乎还无所闻。魏晋以后，能文之士，除开奏议赋颂，原来就在向帝王讨好或指陈政治得失有所主张，把文章看得较严重外，其他写作态度，便莫不带一种玩票白相的神气。或作官不大如意，才执笔雕饰文字，有所抒写，或良辰佳节，凑兴帮闲，才作所谓吮毫铺素的事业。晋人写的小说多预备作文章时称引典故之用，或为茶余酒后闲谈之用，如现存《博物》，《述异》，《世说》，《笑林》之类。唐人作小说认真了一些，然而每个篇章便莫不依然为游戏心情所控制。直到如今，文学的地位虽同时下风气不同，稍稍高升一些，然而从一般人看来，就并不怎样看得起它。照多数作家自己看来，也还只算一种副业，一切别的事业似乎皆可以使人一本正经的作下去，一提到写作，则不过是随性而发的一种工作而已。倘若少数作者，在他那份工作上，认真严肃到发痴，忘怀了一切，来完成他那篇小说那些短诗那幕戏剧，第一个肯定他为傻子的，一定也就是他同道中最相熟最相近的人。
过去观念与时代习气皆使从事文学者如票友与白相人。文学的票友与白相人虽那么多，这些人对于作品的珍视，却又常常出人意料以外，这些人某一时节卷起白衫衬袖，到厨房里去炒就一碟嫩鸡子，完事以后得意的神气，在他们自己看来总那么使他们感到自满与矜持。关于烹调本是大司务作的专门职业，先生们偶尔一作，带着孩子们心情觉得十分愉快，并不怎么出奇。至于研究文学的，研究了多年以后，同时再来写点自己的，也居然常常对于自己的作品作出“我居然也写了那么一篇东西”的神气，就未免太天真了。就是这一类人，若在作品中发生过了类乎“把菜收回重新另作”的情形时，由于羞恼所出的各种事情，有时才真正古怪得出人意外！
只因为文学者皆因历史相沿习惯与时下流行习气所影响而造成的文人脾气，始终只能在玩票白相精神下打发日子，他的工作兴味的热忱，既不能从工作本身得到，必须从另外一个人方面取得赞赏和鼓励。他工作好坏的标准，便由人而定，不归自己。他又像过分看重自己作品，又像完全不能对于自己作品价值有何认识。结果就成了这种情形，他若想成功，他的作品必永远受一般还在身边的庸俗鉴赏者尺度所限制，作品绝不会有如何出奇炫目的光辉。他若不欲在这群人面前成功，又不甘在这群人面前失败，他便只好搁笔，从此不再写什么作品了。倘若他还是一种自以为很有天才而又怀了骄气的人呢，则既不能从一般鉴赏者方面满足他那点成功的期望，就只能从少数带着糊涂的阿谀赞美中，消磨他的每个日子。倘若他又是另一种聪明不足潮跳有余的人呢，小小挫折必委屈到他的头上，因这委屈既无法从作品中得到卓然自见的机会，他必常常想方设法不使自己长受委屈；或者自己写出很好的批评，揄扬吹嘘，或别出奇计，力图出名，或对于权威所在，小作指摘，大加颂扬。总而言之，则这种人登龙有术……
……现在玩票白相的文学家，实占作家中的最多数，这类作家露面的原因，不属于“要成功”，就属于“自以为成功”或“设计成功”，想从这三类作家希望什么纪念碑的作品，真是一种如何愚妄的期待！一面是一群玩票白相文学作家支持着所谓文坛的场面，一面却是一群教授，各抱着不现实愿望，教俄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还缺少托尔斯他，教英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无莎士比亚，教德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不能来个歌德……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作家诚实的去做。作家的态度，若皆能够同我家大司务态度一样，一切规规矩矩，凡属他应明白的社会上的事情，都把它弄明白，同时那一个问题因为空间而发生的两地价值相差处，得失互异处，他也看得极其清楚，此外“道德”，“社会思想”，“政治倾向”，“恋爱观念”，凡属于这一类名词，在各个阶级，各种时间，各种环境里，它的伸缩性，也必须了解而且承认它。着手写作时，又同我家中那大司务一样，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份继续工作下去。必须要有这种精神，就是带他到伟大里去的精神！
……他明白得极多，故不拘束自己，却敢到各种生活里去认识生活……
他应觉得他事业的尊严，故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快乐，不因一般毁誉得失而限定他的左右与进退……
他做人表面上处处依然还像一个平常人，极其诚实，不造谣说谎，知道羞耻，很能自重，且明白文学不是赌博，不适宜随便下注投机取巧，也明白文学不是补药，不适宜单靠宣传从事渔利……
……一个作家稍稍能够知道一些事情，提起笔把它写出，却常常自以为稀奇。既以为稀奇，便常常夸大狂放，不只想与一般平常人不同，并且还与一般作家不同……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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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沈从文先生1933年10月18日发表于《大公报》的评论文章《文学者的态度》，后收录于文汇出版，马逢洋主编的《上海，记忆与想象》。一则文章较长，二则上下各部分而述之更贴合今日境况，特分为两篇转载（皆为节选），此为一。
另：文章非复制于网，为本人一字一句打出，其中若觉有别字，为民国文风也，非打错。
——博主
我家中的大司务老景是这样一个人：平时最关心的是他那份家业，厨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盏，与上街用的自行车，都亲手料理得十分干净。他对于肉价、米价、煤球价，东城西城相差的数目，他全记得清清楚楚。凡关于他那一行，问他一样他至少能说出三样。他还会写几个字，记账时必写得整齐成行美丽悦目，他认的字够念点浅近书籍，故作事以外他就读点有趣味的唱本故事。朋友见他那么健康和气，负责作人，皆极其称赞他。有一天朋友××问他：
“老景，你为什么凡是都在行到这样子？真古怪！”
他回答得很妙，他说：
“××先生，我不古怪！做先生的应当明白写在书本上的一切，做厨子的也就应当明白搁在厨房里的一切。××先生您自己不觉得奇怪，反把我当成一个怪人！”
“你写字写得那么好，简直写得比我还好。”
“我买油盐柴米，得记下个单儿，不会写字可不配做厨子！字原来就是应用的东西，我写字也不过能够应用罢了。”
“但你还会看书。”
朋友××以为这样一来，厨子可不会否认他自己的特长了。谁知老景却说：
“××先生，这如同您炒鸡子一样，玩玩的，不值得说！”
……
别人都称呼我家中这个大司务，以为是个“怪人”，我可不能同意这种称呼。这个大司务明白他份上应明白的事情，尽过他职务上应尽的责任，作事不取巧，不偷懒，作过了事情，不沾沾自喜，不自画自赞，因为小小疏忽把事作错了时，也不带着怀才不遇委屈牢骚的神气。他每天晚把菜按照秩序排上桌子去，一个卷筒鱼，一个芥蓝菜，一个四季豆，告诉他：“大司务，你今天这菜做得好”，他不过笑笑而已。间或一样菜味道弄差了，或无人下箸，或要他把菜收回重新另炒，他仍然还只是笑笑。说好他不觉得可骄，说坏他不恼羞成怒，他其所以能够如此，就只因为他对于工作尽他那份职业的尊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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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锵锵三人行》有一期许子东说要读些经典小说，巴尔扎克、屠格涅夫、海明威之类，不用多，30部就够了。
30部真的够么？现在就让我以自身经验来考证一下。
很久很久以前，我就认识到自己一个严重的问题，文学修养不足。思辨力如果无法用洗练的文字表现出来，又有什么价值呢？问题的根源也很简单，以前看书虽多，但垃圾书居多，牛逼的读得太少，文学类尤其少。基本上除非你写成郭敬明，否则我是感觉不出你垃圾，除非写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否则我也感觉不出你牛逼。文字之不优首先在于审美之不达。
但即便自认读书少，总觉得30部小说并不算多。今儿就露回怯，数一数自己到底读了哪些牛逼小说。结果如何我也不知道，若是一不小心到了30部，那么只能归咎于天赋不足了，若不够，就补补课吧。
牛逼之界定：不包括中国近现当代，也不包括《废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的垃圾，否则太容易凑数了。但考虑到不能过分崇洋媚外，中国的只把四大名著算上（话说金瓶梅……）。小日本的也不算。老外的短篇集算一本吧。
1、三国演义
2、水浒传
3、西游记（真他妈羞愧，唯独没看红楼）
4、罪与罚（似乎是我看过感受最牛逼的了）
5、老人与海
6、一九八四（有些牵强，似乎没什么文笔可言）
7、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朽》《笑忘录》就不算了吧……）
8、乱世佳人（怎么就牛逼了呢？）
9、情人
10、在路上（同6）
11、简·爱（同8）
12、傲慢与偏见
13、百年孤独
14、巴黎圣母院（几乎没印象了……）
15、洛丽塔（纯属凑数）
16、麦田里的守望者（继续凑数）
17、鲁宾逊漂流记（差点打成嫖妓……）
插一句，其实哪他妈记得住读了啥。在豆瓣翻页寻找记忆。连着几页没能拿得出手的书名，恨不得写《飘》
18、博尔赫斯部分作品
19、卡夫卡部分作品
18+19大于5小于10
20、呼啸山庄（都是远古记忆啊）
21、莫泊桑集
22、唐吉珂德
23、莎士比亚若干，至少6部吧
24、双城记
其实到这已经超过30了……
25、茶花女
26、了不起的盖茨比（我就凑数了，咋地？）
27、偶也你·葛朗台
28、高尔基三部曲（一下就3部了）
29、少年维特之烦恼
30、复活
31、雾都孤儿
32、约翰·克里斯多夫
好了，游戏结束，一如所料不止30部，而且肯定可以继续数下去。说读过多少书是没有意义的，文章是检验水平的唯一工具（我这烂笔头……）。读30部显然也是不够的，远远不够的。当然，这与天赋有关，不过怎么说我也在水平以上吧。不能啥都拿莫扎特举例，否则那些混音乐学院多年连个像样奏鸣曲都拿不出来的教授都可以去死了。
其实最好的读书方法现在想来的确是贵乎精而不贵乎多。甚至只读30部经典也许都要比读30部经典外加70部垃圾来的好。人应该从识字起就读名著，不认字让家长带着读，念出声的读。我向来不认为有所谓儿童文学这种东西——童话还是有的——只有好的文字和坏的文字。一开始就只接触好的文字是极为必要的，套用弹钢琴的逻辑是打基础，否则手型坏了再改就事倍功半，同样品味坏了想改也是难上加难。可惜有这样条件的家庭着实不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今写字的很多，却连一个大师都没有的缘故吧。
更何况，要读的书实在太多，经典都读不完，何必浪费时间在垃圾上呢？
现在想来，读完莎士比亚没感觉，比不读更悲哀。
我说我呢。
Tags: 名著, 日志, 隽语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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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逛至土摩托博客，看到这么一段文字
“梁文道写过一篇《理性与感性》，批评了皮诺切特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辉格马上写了篇质疑文章，指出梁文道犯下的5个错误。”
两篇文章都给了链接。
有趣的是，都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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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凯撤，拿破仑做为贵宾，参加红场阅兵。
“我要是有苏联的坦克，我将是战无不胜的！”亚历山大说。
“我要是有苏联的飞机，我将征服全世界！”凯撒说。
“我要是有真理报，世界现在也不会知道滑铁卢！”拿破仑说。
在集体农庄，党的会议上将研究两个问题：建造木棚和建设共产主义。
但是，在没有木板的情况下，决定直接研究第二个问题。
斯大林做报告说：”共产主义已经出现在苏联的地平线上了……”
老工人不知道什么是地平线，回家后问儿子，儿子说：”地平线就是能看到却永远走不到的一条线。”
勃烈日涅夫同志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将在乡下的老母亲接到了莫斯科。老太太来了以后，勃列日涅夫得意洋洋地向老妈展示了一番自己的豪华别墅，高级汽车，名贵家具等等，展示完了后，勃列日涅夫问老太太这一切如何。老太太说：”儿子啊，这一切都很好，但是，共产党来了你怎么办？”
工人说：我们已经是共产主义了。
有人问：为什么？
工人说：我们实现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
什么？那人又问。
工人说：你没见吗？我们的领导各取所需，工人各尽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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